洗牌中東

編譯：侯沫如今，試圖弄清世界各強權——美國、中國、俄羅斯和歐洲——是怎么看待并制定中東戰略的，具有前所未有的挑戰性。全球權力關系處在不斷變化之中，中東地區則陷入了動蕩，各個大國在這一艱難的轉型期也在不停地掙扎。那些常用來描述國際危機形勢的比喻——三維國際象棋、魔方——都不足以傳達出當前中東局面的復雜性。更恰當的比喻可能是走進正在斗毆的酒吧時帶來的震驚感：很難確定誰是始作俑者，誰與誰是一伙，為了什么事情而起爭執，誰倒戈了，誰在戰斗，誰在旁觀，你的利益何在，又該如何打破這一僵局。

亂世中東

當下，各強權在制定自己的中東策略時，面對的是與冷戰中和冷戰后都截然不同的戰略背景。在冷戰期間，該地區的直接競爭不像歐洲或東亞等地那樣激烈——歐洲是北約和華約兩大組織對抗的中心，東亞（朝鮮半島、越南）則是戰火燃燒之地。

但俄羅斯、中國、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還是以那個年代典型的思維方式看待中東，將其視為一場零和博弈。與納賽爾治下的埃及和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亞的關系、武器交易，以及阿以沖突都表現出了這樣的特征。

隨著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的解體，冷戰結束了。在新時期的國際體系中，各大國與中東地區的接觸變得更具流動性了。在后冷戰時期的最初幾年，俄羅斯和中國有心接觸中東，但無奈完全受困于內部的轉型過程：俄羅斯從計劃經濟轉型成了私有經濟；中國則在消化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并在政治上重建秩序。沒有了美蘇對抗的掣肘，歐洲開始專注于在中東重建傳統關系，深化歐盟內部的一體化，并為將前蘇聯衛星國納入歐盟做好準備。

與此同時，美國成為了僅存的繁榮的超級大國。此時，美國專注于鞏固其在冷戰后歐洲的地位，建設新的對俄關系，以及處理巴爾干地區的問題。至于中東地區，美國的主要顧慮是恐怖主義、石油的流入、巴以爭端，以及伊拉克的兩場戰爭。

隨著冷戰的結束，數十年來大國之間在中東的角逐第一次與全球爭斗無關。各大國重新開始從各自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待自己與中東的關系，主要通過與中東國家建立雙邊關系來實現自己的利益。

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對美國的信任減弱了，大國關系進入了新的階段。與此同時，俄羅斯變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占領格魯吉亞部分領土的行為就證明了這一點。此外，人們越來越覺得中國的“崛起”必然會挑戰美國的國際霸主地位。

也正是從2008年起，各大國重新回到了在政治上追求“勢力均衡”的時代。在這一背景下，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很少有問題可以在沒有美國介入的情況下得到解決。然而，美國可以獨自解決、不必面對他人挑戰的問題也越來越少了。

在大國進行調整的同時，三大現象改變了中東的特征以及外部勢力想要介入該地區時不得不考慮的條件。首先，伊拉克戰爭加劇了該地區各國家的兩極分化，并使得主要外部大國之間的關系陷入了動蕩。第二，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根基更深，并導致各大國就如何回應這一威脅產生了分歧。第三，阿拉伯之春不僅僅顛覆了許多國家內部的秩序，還改變了許多作為中東國家與大國之間中介者的人物和機構。

如今正是在這種復雜的戰略背景下，大國必須重新制定自己對中東的政策。因此，這些政策充滿了矛盾和波動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中國：深度介入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許多人借以了解中國的中東政策的公式是：能源安全=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中國的中東政策完全是關于石油與貿易的，很少介入地區政治。多年來，能源助推著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兩位數增長，這為數百萬人提供了就業崗位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反過來又鞏固了中共的執政地位。

上述公式依然是中國的中東政策的核心要素，但現在北京對于這三大要素都有所擔憂。和近年來中東的一切事物一樣，事情不再那么單純了。

能源安全依然是北京的持久關注。中東的動蕩和對美國在該地區作用的擔心更加加劇了北京的疑慮。北京擔心自己可能無法再依賴華盛頓在中東地區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的相當于“公共品”的安全保障了，因為美國正在削減國防預算，并考慮在未來數十年轉向能源自足，降低對中東石油供應的依賴。因此，北京不能完全依賴美國海軍，并擔心如果與華盛頓的關系惡化，美國可能封鎖中國的能源要道馬六甲海峽。從臺灣問題到中日爭端，許多問題都可能引發中美之間的爭議。

這種擔憂正是近年來中國加速推進海軍現代化、擴張至印度洋等地港口的原因之所在，中國海軍軍官將其稱為從海岸防御向深海防御的轉變。與這一轉變相伴發生的，是對蘇伊士運河和地中海等水域越來越重視，這一舉動無疑也是由對能源安全的擔憂引發的。為了向海上存在提供補充，中國正在建設鐵路和管道網絡，通過中亞將中東與中國連接起來。

中國的經濟模式所面臨的壓力使得確保能源供應成為了中國領導層的當務之急。中國在越來越繁榮的同時，工資也日益提升，這使得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下降。經濟增長已經下降到7%左右，同時占據多達35%經濟活動的國有企業也是沉重的負擔。因此，中國的新領導層發動了激烈的反腐運動，用更加商業而非政治的模式來進行經濟決策?？紤]到這些行為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保障能源安全就變得更為重要了。

這種緊迫感尚未促使北京爭取成為中東地區諸多爭議的主要參與者，但中國也并沒有像過去那樣置身事外。中國在黎巴嫩貢獻了維和力量，其海軍訪問了海灣地區，并正在尋求與土耳其和埃及等地區大國建立更密切的關系。

同時，中東地區的極端主義者鼓動不安的新疆人民，這也一定令中國感到了擔憂。在阿富汗等地，已經有維族人加入了極端分子的行列。他們與土耳其在種族上比較親近，而土耳其常常對中國的民族政策有所批評，這就令中國改善與該國的關系變得更加關鍵了。

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核心原則就是反對政權更迭——至少是西方強國引發的政權更迭——擔心他們對中國懷有同樣的目的。因此，阿拉伯之春及其在各國的后果令北京感到不安。這一劇變不僅打斷了此前精心培育起來的與被推翻政權的商業關系，也使得北京被更深地卷入了該地區的政治之中。北京的反政權更迭政策意味著，其對聯合國關于利比亞決議投棄權票的結果讓中國感到了挫敗感，因為這使得對利比亞的干預超出了人道主義救助行動之外，最終引發了政權更迭。北京將否決對敘利亞的類似決議。

中國歷史上的被包圍感更加劇了北京對政權更迭的恐懼。華盛頓戰略重心轉向亞洲的“再平衡”政策和在中東的新一輪行動更加深了北京的憂慮。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未來中國在中東會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姿態，關注的不再只是商業關系，而是越來越看重政治與軍事關系。

歐美：以退為進

歐洲和美國對中東的介入程度比其他大國都要更加深入。美國置身于中東是因為它被認為負有全球責任、對以色列安全的承諾，以及能源需求。歐洲受多種因素推動，一些因素是與美國相同的，另一些則是獨特的：地理上的靠近、殖民歷史、能源依賴，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中東都曾是戰場）。

以任何標準來看，對于歐洲和美國的介入而言，如今都是獨特的時代。一方面，歐洲和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趨同的。對于希望看到該地區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向什么方向發展，他們也有著大體相同的看法：民主范式，更加平等的社會，開放的市場經濟。在這方面，它們與其他大國明顯不同。

然而，盡管美國和歐洲有著共同的愿景，但它們手中握有的籌碼之少卻是前所未有的，這是由許多因素導致的。首先，中東轉型國家的興趣主要在于經濟和軍事援助，但如今美國和歐洲仍在掙扎著實現斷斷續續且緩慢的經濟復蘇，并不能給這些國家提供太多幫助。其次，該地區目前動蕩不安的狀態使得介入變得更加困難了：該地區的政治尚未形成任何可預見的模式，為局外人提供足夠可靠的參考。第三，目前中東地區的暴力程度是史無前例的，這阻礙了任何連貫的、一致的政策制訂和執行。最后，雖然很難測量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勢力，華盛頓也一直在努力作出艱難的選擇，但似乎美國已經喪失了許多影響力。

俄羅斯：穩扎穩打

在普京時代，俄羅斯的中東政策具有三大目標：

鞏固俄羅斯在“近鄰”地區——如烏克蘭等前蘇聯鄰國——的勢力范圍。

收緊國內的政治和經濟控制。

恢復俄羅斯在關鍵地區的影響力；在中東，莫斯科希望打擊恐怖主義威脅，擁有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并認為自己是在與美國及其合作伙伴展開競爭。

莫斯科在中東的利益并非一定是與華盛頓的利益相左的。俄羅斯與美國同樣感受到了來自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威脅。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普京向來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反對者。在1994年和1999年兩次車臣戰爭期間，許多來自中東和南亞的圣戰者遷移到了俄羅斯。此外，來自中東的資金還助長了在韃靼斯坦和中亞等地新生的伊斯蘭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將監視中東地區的伊斯蘭運動，并設法施以打擊。

總之，在這個動蕩的時期，大國對中東的政策只有很少的幾個趨同之處。它們都希望打擊恐怖主義，它們都不樂于見到伊朗發展核武器。但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是存在爭議的，尤其是在西方大國和其他大國之間。中國和俄羅斯將阻止任何涉及分裂或政權更迭的方案。

中東地區現在是實踐新的“勢力均衡”政治的主要實驗室，而這很有可能是未來幾十年的主要特征。這正是新一輪“大博弈”第一回合的上演之地。無論大國已經準備好與否，比賽已經開始了。

本欄目責任編輯： 李巖（liyan_juergen@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