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翼詩論的唯新傾向及與性靈派的離合

李秋霞　蔣寅

摘 要：學界一向將創新精神視為趙翼詩學的核心內容和獨特價值，并當然地被放在性靈派的理論框架中加以闡釋，而并未追問其理論出發點。從趙翼對才名的焦慮和對文學價值的悲觀態度入手，說明趙翼詩論的唯新傾向出于超越前人的渴望，其背后的動力乃是“影響的焦慮”。趙翼論詩雖同樣以自抒性靈為要旨，卻只不過視為創新的手段，而不像袁枚那樣以之為目的。隨著年至耄耋，老境寂寥，他對詩歌的觀念有所變化，逐漸由求“新”轉向求“工”，甚至放棄了與前人爭新的意識。這無意中呼應了詩壇正涌動的自我表現極端化、絕對化的思潮，成為嘉、道詩學中絕對自我表現觀念的先聲。

關鍵詞：趙翼；詩論；唯新；性靈派

作者簡介：李秋霞，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江蘇 南京 210097）

蔣 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732）

趙翼歷來是乾隆朝詩論家中較受關注的一位，因為他的史學甚至比他的詩歌創作更出名，就不要說詩論了。有關趙翼詩學的研究，其創新精神一直為學界所注目，朱東潤先生稱“此種精神，實為吾國文學史中所僅見”{1}；張健在《清代詩學研究》中也著重論述了趙翼的創新理論，認為它“最突出的特點是把創新價值作為一種獨立的審美價值來對待，而且把創新作為最重要的審美價值標準”{2}。后來的研究者，如王建生討論了實際批評，而未涉及其詩學主張{3}。而周明儀將趙翼論詩主張概括為詩本性情，不拘格調；以才運學，才學并濟；詩貴創新，忌榮古虐今{4}。近年不斷有學者對趙翼的詩論展開多向度的研究，趙翼與同時代批評家的異同也受到關注{5}，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我們對趙翼詩學的認識。不過，我也注意到，學界對趙翼詩學的主導傾向及與袁枚性靈詩學的關系，看法還比較籠統和寬泛，未能揭示趙翼與袁枚詩學的真正差異所在，同時也未注意到趙翼平生論詩觀念的轉變，這都為本文的探討留下了進一步展開的余地。

一、唯新的焦慮

趙翼（1727～1814），字云崧，號甌北，江蘇武進人。初官軍機中書，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進士，三十七年（1772）由貴州兵備道辭歸，講學著書，享耄壽而終。趙翼因幼賦異稟，對才名的渴望尤為急切，曾有詩云：“少年意氣慕千秋，擬作人間第一流?！眥6}然而青春年少的抱負，歷經宦海沉浮，只留下“從軍無奇功，作吏無奇績。始知天下事，不能任其責”的落寞感覺，最終在理想的幻滅中萌生恬退之思：“不能立勛業，及早奉身退。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眥7}像袁枚一樣早早地退歸林下后，趙翼所有的人生期求都轉向文章學術。同時詩中也經常流露出一種不甘和無奈：“士有名世才，出手爆雷電。遠夷爭購詩，達官求識面。必待史策傳，其傳已有限”，“千人萬人中，有我七尺身。千年萬年中，有我數十春。白首自照鏡，塌然暗傷神”{8}。到晚年，趙翼所有的生活樂趣和希望，更全然寄托于文學。相比乾隆中初歸田時撰著的《陔余叢考》和嘉慶元年（1796）編成的《廿二史札記》，嘉慶六年（1801）七十五歲所撰《唐宋以來十家詩話》，顯然是他晚年傾注心力的大著作，絕不同于《隨園詩話》那種浮光掠影、道聽途說的信筆閑談，而此時他對詩歌的觀念也與早年有所不同。

趙翼雖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并稱，但他與袁、蔣兩人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首先以學者立身處世，自青年時代就對學術抱有很大的志向?！懂T北集》開篇之作《古詩二十首》其三論經學曾說：“俗儒識拘墟，硁硁守故紙?；蜓怨胖品?，攻者輒蜂起。豈知窮變通，圣人固云爾。是古而非今，一步不可履?！眥9}詩成于乾隆十一年（1746），作者年方二十，而一股突破故常、走自己道路的創變之志已勃然于胸中。在《補鄒衍》其一中，他又寫道：“人情每厭故，數見輒不鮮。天亦似好新，寒暑輒互遷。春來桃李艷，冬來冰霜兼。其實總陳跡，如文襲舊篇。惟其四時嬗，一候一改觀。遂使人耳目，常換景色妍?！眥10}這雖是借鄒衍談天的題目，講自然運化之理，但人情厭舊、天意好新之旨豈不正是王漁洋論詩所說的“物情厭故，筆意喜生”么？{11}寒暑互遷如文襲舊篇、無非陳跡的說法，流露出對文學生命的一種終極的悲觀態度：沒有常新的美景，沒有永恒的價值，只有變化本身是不變的，物候因這變化給人帶來新的景象。循此理反觀文學，也同樣是惟有變化才能給人以新鮮感。這雖說不上是什么深刻過人的見解，但已決定了青年趙翼的道路，他未來的史學和詩學都將朝著這唯新主義的方向前進。

然而，作為生于唐宋之后、面臨古典文學末世情境的清代才人，更經受舉業對才華、精力的磨耗，要想超越古人，談何容易！他早年的寫作洋溢著不拘一格的豪邁之情，“乃知卓犖人，胸次固不羈。吟詠出興會，萬物供驅馳”{12}。入仕后輾轉中外，簿書鞅掌，筆墨應酬，明知“詩非苦心作不成，佳處又非苦心造”，“偶于無意為詩處，得一兩句自然好”，但現實卻是“如何一管秋兎毫，立課分程日起草，腕脫抄胥不停筆，口授堂吏各成稿。此是供役官文書，就中賞心固自少”{13}。這不能不讓深諳“言情篇什貴雋永，豈比宿逋可催討”的詩人，三省自己寫作的命運。乾隆五十七年（1792），一組題目很長的七律《有以明人詩文集二百余種來售余所知者乃不及十之二三深自愧聞見之陋而文人仰屋著書不數百年終歸湮沒古今來如此者何限既悼昔人亦行自嘆也感成四律》道盡物傷其類的悲慨：“不知曾費幾敲推，無限精靈付劫灰。傳不傳真皆有命，想非想豈盡無才？”{14}又有《連日翻閱前人詩戲作效子才體》云：

古來好詩本有數，可奈前人都占去。想他怕我生同時，先出世來搶佳句。并驅已落第二層，突過難尋更高處。恨不劫灰悉燒卻，讓我獨以一家著。有人掩口笑我旁，世間美好無盡藏。古人寧遂無余地，代有作者任取將。{15}

詼諧的語言終究難以掩飾“影響的焦慮”和創新的渴求，如果說“恨不劫灰悉燒卻”代表著焦慮的自我，那么“代有作者任取將”就是對創新充滿期待的自我。這正是趙翼創作人格的兩面，前者是現實的自我，后者是理想的自我。65歲的趙翼猶然雄心勃勃，饒有與古人爭長之志；但到耄耋之年，“歸田已歷三十年，著書未滿二百卷”，便不得不正視那個現實的自我了?！逗艚乘⒂∷娢膽蜃鳌酚墒亲赃拥溃骸昂薏唤枳纨埢?，燒盡好詩獨剩我；恨不借黃虎刀，殺盡才士讓我豪。笑問此心赧不赧，要顯我長幸人短。果能置身萬仞岡，何山敢與爭低昂？乃欲臨深作高蹇，固知所挾本淺淺?！眥16}究竟有無創新的能力和成功，是躊躇滿志還是茫然失落？只怕他自己也不清楚。

當然，憑趙翼的才學稟賦，是足以與前人爭勝的。友人序趙翼詩集，無不對其才華贊嘆不已。王鳴盛稱“耘菘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于天者高，又佐以學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略言之不見其促，繁言之不見其碎，淺言之不見其輕浮，深言之不見其郁悶”{17}。袁枚則說“耘菘之于詩，目之所寓，即書矣。心之所之，即錄矣。筆舌之所到，即奮矣”{18}，顯然引為性靈同調。但平心而論，趙翼詩比袁、蔣兩家路子要窄，惟以議論犀利見長，好辯駁{19}。袁枚甚至視此為揚長避短，以掩飾不長于古文的弱點：“古文家多論古以抒己見，甌北乃移其法于韻語，便覺斬新開辟，此正其狡獪處。然立論精確，自是不磨?！眥20}這種種不同的看法最終造成趙翼評價的戲劇性變化：生前才名震耀一世，身后卻頗招貶議。就連推崇“甌北才氣直在隨園之上”的崇拜者，也不能不承認其詩歌寫作存在明顯的缺陷：“貪多務得，結少含蓄，一憾也；鳴謙太過，未能免俗，二憾也；好用俚語，格不謹嚴，三憾也?！眥21}朱庭珍更是惡其“詼諧戲謔，俚俗鄙惡”，直斥為“風雅之蠹，六義之罪魁”{22}。參觀正負兩方面的評價，大致可知趙翼詩歌的得失。但這不是我要討論的問題，我更關注的是趙翼詩學的理論傾向和得失。

二、與性靈詩論的離合

趙翼平生論詩宗旨，概見于《書懷》“力欲爭上游，性靈乃其要”一聯{23}，袁枚引他為同調是很自然的。比起蔣士銓來，他明顯與袁枚的詩學趣味更加接近，也更能互相欣賞和分庭抗禮（蔣士銓與袁枚晤對明顯落下風）。晚年兩人在揚州相見，趙翼有《子才過訪草堂見示近年游天臺雁蕩黃山匡廬羅浮諸詩流連竟夕喜賦》四章紀事，其三云：“我最愛君詩，君亦愛我句。他人豈不賞，不著痛癢處。惟此兩老翁，交融水投乳?！庇中稳輧扇苏撛姷妮^量是“徐夫人匕首，不待血如注。賞奇意也消，中病手無措”。其四歷數從前文人相輕之例，坦言“茫茫大宇宙，聽人各千秋。蓋棺論自定，睽睽有萬眸”，最后結以“君才馭飚輪，我力破浪舟。一代詩人內，要自兩蛟虬”{24}，大有天下英雄，使君與操的氣概。

盡管如此，兩人論詩仍有枘鑿不合之處。除了研究者指出的思想觀念的差異之外{25}，其詩歌趣味也有細微的不同。比如兩人都喜歡白居易、陸游，于本朝獨推查慎行為巨擘，但評價的著眼點卻不相一致。以查慎行而言，袁枚較欣賞其白描，說“查他山先生詩，以白描擅長，將詩比畫，其宋之李伯時乎！”{26}又稱他“是白描高手，一片性靈，痛洗阮亭敷衍之病”{27}；而趙翼卻認為“初白好議論，而專用白描，則宜短節促調，以遒緊見工，乃古詩動千百言，而無典故驅駕，便似單薄”{28}，又說“初白詩又嫌其白描太多，稍覺寒儉，一遇使典處，即清切深厚，詞意兼工”，顯見得兩人對查慎行白描功夫的評價頗有出入?？傮w看來，趙翼對前代詩歌的接受范圍更廣，錢鐘書先生稱“《甌北詩話》中論李、杜、昌黎、遺山、青丘諸家，皆能洞見異量之美”{29}，實能道著趙翼的長處和特點。此外，趙翼對待詩歌技法的態度也與袁枚不同。周春閱二十五年七易其稿成《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一書，自負“此事成絕學”，自信其說甚精。趙翼題詩稱“允作杜功臣，藝苑更繩尺?！兑艉灐贰俄嵏吠?，另樹一幟赤”{30}；可袁枚卻詆諆其說，周春在《耄余詩話》曾提及{31}。說到底，正像趙翼《偶閱小倉山房詩再題》所意識到的：“老我自知輸一著，只因不敢恃聰明?！眥32}他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包括詩學，都是有底線的。有底線即有顧忌，而袁枚沒有。他不及袁枚處在此，勝過袁枚處也在此。

趙翼論詩雖以自抒性靈為要旨，但并不像袁枚那樣以性靈為目的。性靈在他只不過是企求創新的手段，背后的動力是超越前人的渴望。所以，趙翼詩學最核心的觀念即是由影響的焦慮所激發的創新意識。門人李保泰深知這一點，序老師的詩集，著力闡發一個“新”字：“天地之運，積而不窮。風氣之新，推而日出。試以《三百篇》律漢魏，則漢魏異矣；又以漢魏、六朝律唐宋作者，則唐宋又異矣。日月終古。光景常新，新之一言，亦文章氣運之不得不然者也?！眥33}友人張舟跋《甌北詩鈔》，也盛贊“奇思壯采，驚心動魄，無一意不創，無一語不新，信古來未辟之詩境也！”{34}我們知道，“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歷來是中國文學的傳統觀念。但自從明代格調派的復古模擬之風盛行，求同于古人反倒更像是傳統習尚，而求異于古人成了詩學的新動向，其表征就是以葉燮為代表的主張自成一家的創作思潮。到清代中葉，“新”已在不同層面、不同意義上被反復強調。前輩詩人如衛既齊說：“體制惟舊，情性惟新?！眥35}后輩詩家如延君壽說：“詩無新意，讀之不能發人性靈?！眥36}但這些批評家似乎沒有意識到，任何創新都在使前人相形見舊之余，帶來新的影響焦慮，產生新的壓抑，從而激發新的改寫。這是一個永無結局的競爭。杜牧翻前人舊案作《題烏江亭》，到宋代又被王安石《烏江亭》再度翻案：“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趙翼卻慮及這一層，在他看來，翻案甚至不是什么值得肯定的求新手段，說：“詩家欲變故為新，只為詞華最忌陳。杜牧好翻前代案，豈如自出句驚人？”{37}但問題是，自出新句又能怎么樣？每一篇新作、每一次創新，都只是焦慮的暫時緩釋，表現空間的縮小更給后人帶來新的焦慮，而且隨著時代推延，這種焦慮到明清之際已越來越沉重，終于形成觀念化的表述。

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認為，失去寫作的優先權，給后來詩人的寫作帶來強烈的焦慮，他稱之為“影響的焦慮”。中國古代的批評家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胡應麟說“大概杜（甫）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遘衰難挽”{38}，其中“極盛難繼”正是“影響的焦慮”產生的根源。這與其說是杜甫的焦慮，還不如說是盛唐之后所有詩人的焦慮。毛奇齡《西河詩話》揭示中唐元、白詩風創變的動因，即說：“蓋其時丁開、寶全盛之后，貞元諸君皆怯于舊法，思降為通侻之習，而樂天創之，微之、夢得并起而效之，（中略）不過舍密就疏，舍方就圓，舍官樣而就家常?！眥39}“怯于舊法”正是面對前輩巨大遺產而不甘被其范圍的焦慮。趙翼對韓愈詩風的變革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辟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辟山開道，自成一家?！眥40}下及宋代，則像王安石說的，“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41}，以至于詩學宋調的蔣士銓也不得不感慨：“宋人生唐后，開辟真難為！”{42}對前人的同情中，又何嘗不飽含著同病相憐的自嘆呢！

從根本上說，趙翼認為自然本與人相待而交發其蘊，因此人的創造必日新無已。這就是《園中即事》所說的“天地有至文，花鳥與山水。當其生機妙，巧畫弗能擬。亦必有解人，乃不虛此美”。既然“化工日眼前，觸處無非是”{43}，那么詩文也必日新月異，像陸游的創作那樣“直罄造物無盡藏，不許天公稍自秘”{44}。但他由此不僅未激發起創造的自由和豪邁感，反而無奈地體認了藝術生命的短促及其悲劇性。因為“詩文無盡境，新者輒成舊”{45}，在自然的無盡藏和創造的無盡境面前，個別作品的“新”終究是短暫而有限的。這樣一種悲觀意識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那組著名的《論詩》中達到了頂峰：

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46}

惟其如此，“新”變得愈益需要追求，就像當今時尚更替的速度加快、周期縮短以后，人們不是放棄追逐時尚，而是制造更多的時尚。在袁枚顛覆所有文學經典的可模仿性之后，趙翼進一步對經典的永恒價值做了否定性的判決。仍是那組《論詩》，其二寫道：“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眥47}乍看一派前無古人、舍我其誰的豪邁氣概，細味之也夾雜一絲悲觀無奈的弦外之音。置身于生生不息的自然運化中，沒有人能夠永葆藝術生命常青，頂多只能引領一時的風騷。這聽起來頗有點時尚理論的味道，的確，趙翼詩學的核心理念便是唯新，而唯新正是時尚的本質屬性。我們在《甌北詩話》中看到的趙翼，是清楚地將“新”放在首要位置的。如卷五論蘇東坡，提到元好問《論詩絕句》“蘇門若有功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頗不以為然：“此言似是而實非也。新豈易言？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詩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為嫌，是必拾人牙后，人云亦云；否則抱柱守株，不敢踰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48}嚴格地說，以新為尚也算預設了藝術目標，與性靈派的宗旨已有距離。不過，這終究不是趙翼詩學的理論歸宿。享壽甚高且悠游林下多年的趙翼，晚年平心讀書治學，不僅論學意氣盡消，對詩歌的觀念也有較大變化。

乾隆四十一年（1776），趙翼年五十，辭歸里居已逾三載，有《雜題》九首。其九云：“有明李何輩，詩唐文必漢。中抹千余年，不許世人看。毋怪群起攻，加以妄庸訕。宋儒探六經，心源契一貫。亦掃千余年，注疏悉屏竄?！稌芬晒盼膫?，詩斥小序亂。理雖可默通，事豈可懸斷。竹垞西河生，所以又翻案。吾言則已贅，一編聊自玩?！眥49}詩中對明七子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和宋儒論學廢棄注疏、獨主心源的狹隘偏執作風，都作了批判，表明自己為文論學將立足于一個兼收博采、折中持平的立場。在趙翼講學揚州期間“得晨夕過從，從容談藝，與聞揚扢之旨”的門人李保泰，這樣概括老師為詩之旨：“先生綜括源流，默識神理，大指在自出新意，不斤斤于格調?！庇质銎湔撛娙栽唬骸熬渲杏幸?，句外有氣，句后有味?！眥50}這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趙翼65歲時的事，既主自出新意，又意、氣、味并重，顯出兼容綜合的傾向。錢鐘書先生說“甌北晚年論詩，矜卓都盡”，“溫然見道，慕古法先，非如隨園、藏園、船山輩之予知自雄，老而更狂也”{51}，也注意到趙翼晚年詩學的變化。那么這變化是怎么發生的呢？

趙翼晚年朋輩凋零，詩中彌漫著濃重的寂寞感覺。七十四歲所作《遣寂》云：“少陵在成都，結交到朱老；東坡在海南，符秀才亦好。由來索居者，藉以慰枯槁。余性本落落，晚更少將迎。同輩已死盡，末契期后生。后生有才者，方自高其聲。仰而不能俯，誰肯就老成？以茲絕裾屐，默作孤掌鳴。惜哉得佳句，無人共欣對。欲起古人看，古人已無在；欲俟后人賞，我又不及待。終朝塊獨處，嗒焉一長嘅?！眥52}晚境體會到這種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寂寞，不禁使平生爭名之心盡熄。翌年夏日所作《批閱唐宋詩感賦》云：“歷朝詩帙重披尋，掩卷蒼茫感不禁。千古真如飛鳥過，四時何限候蟲吟。子云著述玄仍白，逸少胸懷后視今。贏得老夫長斂手，?？湎F如金?！眥53}此時的趙翼，閱歷千古猶如一瞬，歷史上所有的作家、著述都如過眼浮云，而詩史生生不息，各色詩人如鳥鳴春、蟲吟秋一般應時而起，各寫其詩。什么是經典？什么是成功？甚至“新”都失去了往日的光澤?！霸娂覐铰范奸_盡，只有求工稍動人?！眥54}詩的問題只剩下好不好，別的全都不重要了。于是他對詩的藝術追求同袁枚一樣，最終也歸結于一個“工”字。嘉慶九年（1804）78歲所作《論詩》云：

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出東坡，意取象外神。羚羊眠掛角，天馬奔絕塵。其實論過高，后學未易遵。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古疏后漸密，不切者為陳。（中略）是知興會超，亦貴肌理親。吾試為轉語，案翻老斫輪。作詩必此詩，乃是真詩人。{55}

這里由蘇東坡詩論興感，涉及嚴羽“羚羊掛角”、王漁洋“佇興”、翁方綱“肌理”諸說，主旨落實于“切”。這正是袁枚推倒前人所有論說退守的底線，趙翼晚境竟然也歸結于此。其論詩尚新的出發點雖不近于袁枚，但始離終合，最后仍與袁枚的性靈詩學同歸一轍。

的確，直到生命的最后年頭，趙翼的詩歌觀念仍有微妙的變化。在他再三寫作的《論詩》中，他雖仍嗤斥“拾殘牙慧”，但更厭惡掉書袋（滿地撒錢難入貫）和用意刻苦（汲泉垂綆漫鉤深），而相信“祗應觸景生情處，或有空中天籟音”{56}。到下世的前一年，又有《稱詩》一首說：“稱詩何必苦爭新，無意為詩境乃真?！眥57}在發揮前詩崇尚自然的前提下，他似乎放棄了“爭新”的執念，《遣興》也有“老境詩篇不斗新”的自白{58}。盡管平生最后一首《論詩》，仍以爭新為前提否定了詩必漢唐的膠固{59}，但我們終究能夠感覺到他晚年唯新意念的動搖。這除了與萬念俱灰的垂老心態相關外，還應該與詩傳不傳全憑運氣的體認有關{60}。放棄爭新意味著放棄獨創性的追求，這在趙翼不過是晚境無聊之思，但無意中卻呼應了詩壇正涌動的自我表現極端化、絕對化的思潮，成為新潮流的先聲?？疾旒螒c以后詩學中的絕對自我表現論{51}，趙翼晚年對爭新的揚棄，應該視為其理論淵源的一個分支。

注 釋：

①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6頁。

②張?。骸肚宕妼W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777頁。相關研究還有張明曙《論趙翼的詩歌創新主張》，《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畢桂發《趙翼論詩的宏觀視野和創新精神》，《河南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等多篇論文。

③王建生：《趙甌北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

④周明儀：《趙甌北詩及其詩學研究》，臺北：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87-97頁。

⑤隴興龍、王潔：《從〈江北詩話〉和〈甌北詩話〉看洪亮吉和趙翼的詩學觀之相似性》，《教育交流》2008年第10期；李永賢、呂會玲《趙翼、袁枚詩學觀異同初探》，《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梁結玲《略論〈甌北詩話〉論詩的先進性與保守性》，《社會科學論壇》2009年第5期；吳兆路《趙翼詩學思想述論》，《中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1期。學位論文有李成玉《趙翼詩學思想研究》，安徽師范大學2011年碩士論文；王繼承《趙翼詩歌理論研究》，齊齊哈爾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李錚《趙翼性靈詩論探究》，寧夏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有關趙翼研究的概況，可參考呂會玲《趙翼研究綜述》，《現代語文》2009年第4期。

⑥⑧{14}{15}{16}{24}{28}{32}{37}{40}{46}{47}{52}{53}{54}{55}{56}{57}{58}趙翼：《七十自述》其三十，《甌北集》卷三十七，《趙翼全集》（第6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724頁，第572頁，第652頁，第654頁，第883頁，第551頁，第141頁，第1022頁，第1105頁，第1105頁，第510頁，第510頁，第836頁，第851頁，第952頁，第938頁，第1055頁，第1078頁，第1097頁。

⑦趙翼：《偶書》其二，《甌北集》卷二十三，《趙翼全集》（第5冊），第387頁。

⑨趙翼：《甌北集》卷一，《趙翼全集》（第5冊），第1頁。按：《甌北詩鈔》刪“是古而非今，一步不可履”二句。

⑩{12}{23}{43}{44}{45}{48}{49}趙翼：《甌北集》卷十一，《趙翼全集》（第5冊），第168頁，第3頁，第418頁，第388頁，第446頁，第413頁，第53頁，第396頁。

{11}俞兆晟：《漁洋詩話》序，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3頁。

{13}趙翼：《連日筆墨應酬書此一笑》，《甌北集》卷十，《趙翼全集》（第5冊），第157頁。

{17}{18}{20}{33}{34}{50}趙翼：《甌北詩鈔》卷首，《趙翼全集》（第4冊），第7頁，第5頁，第8頁，第16頁，第18頁，第16頁。

{19}祝德麟：《甌北詩鈔序》借客之口曰：“甌北之詩，好論駁?！薄囤w翼全集》（第4冊），第9頁。

{21}趙蓮城：《書甌北集后》卷上，《豹隱堂集》，光緒間杏花村舍刊本。

{22}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366-2367頁。

{25}有關這方面的比較，李永賢、呂會玲《趙翼、袁枚詩學觀異同初探》（《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李錚《趙翼性靈詩論探究》（寧夏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都有較細致的論述。

{26}袁枚：《隨園詩話》卷八，南京：鳳凰出版社，2000年，第194頁。

{27}袁枚：《答李少鶴》，《小倉山房尺牘》卷十，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冊第208頁。

{29}錢鐘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補訂本，第133頁。

{30}趙翼：《題周松靄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甌北集》卷三十九，《趙翼全集》（第6冊），第768頁。

{31}周春：《耄余詩話》卷二，國家圖書館藏葛繼常鈔本。

{35}衛既齊：《沈平遠詩稿序》，《廉立堂文集》卷四，《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6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8頁。

{36}延君壽：《老生常談》，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43頁。

{38}胡應麟：《詩藪》內篇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91頁。

{39}毛奇齡：《西河詩話》卷七，《西河合集》，乾隆間蕭山毛氏書留草堂刊本。

{41}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四引《陳輔之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90頁。

{42}蔣士銓：《辨詩》，《忠雅堂詩集》卷十三，清嘉慶間刊本。

{50}趙翼：《甌北詩鈔》卷首，《趙翼全集》（第4冊），第16頁。

{51}錢鐘書：《談藝錄》，第132頁。

{59}趙翼：《甌北集》卷五十三《論詩》：“詞客爭新角短長，迭開風氣遞登場。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漢唐？”《趙翼全集》（第6冊），第1104頁。

{60}趙翼：《甌北集》卷五十二《佳句》：“詩從觸處生，新者輒成故。多少不傳人，豈盡無佳句？”《趙翼全集》（第6冊），第1079頁。

{61}關于嘉、道之際詩壇的絕對自我表現論，可參看蔣寅《乾嘉之際詩歌自我表現觀念的極端化傾向——以張問陶的詩論為中心》，《復旦學報》2014年第1期。

The Innovation-Orientation in Zhao Yis Poetics and Its Separation

and Reunion with Xing Ling School

LI Qiu-xia，JIANG Yin

Abstract：Abstract：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was always be considered as the core content and special value of Zhao Yis poetics by the academic circle. As a result，his poetics was only being put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Xing Ling School and being explained along this line of thought. Its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was not being inquired yet.Starting from Zhao Yis anxiety for literary fame and Pess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iterary value，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e Innovation-orientation of Zhao Yis poetics was rooted in his eagerness for surmounting predecessors，and its driving force wa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lthough Zhao Yis poetics took Xing Ling as the keystone，he did not consider it as a aim like Yuan Mei. Instead， he saw it just as a tool. As he got older and lonelier，he changed his poetic concept. That is，he turned gradually to pursuing perfectness instead pursuing innovation. He even abandoned the idea of competing with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poets. Unconsciously，Zhao Yi echoed the poetry circle in which the trend of thought was surging that self-expression was being putting to extreme and absolute .His change became the first signs of the absolute self-expression concept in the poetics of Jiaqing-Daoguang period.

Key words：Zhao Yi；poetics；innovation-oriented；Xing Ling school

（責任編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