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向哪里集聚？

夏怡然　蘇錦紅　黃偉

摘 要： （中）摘要 通過分析2000年和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中287個地級市的流動人口數據，發現十年間中國流動人口的城市分布格局出現新變化。進一步從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人口規模等方面分析流入地的城市特征，結果發現：2000年，投資和第二產業產值占比較高的城市吸納流動人口具有顯著優勢；流動人口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而增加，增加的速度存在收斂趨勢。然而在2010年，投資占比較高的城市吸納流動人口不再具有顯著優勢甚至呈現劣勢；第三產業產值占比較高的城市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更強；流動人口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依然存在增加趨勢，且增加的速度不再隨人口規模的增加而減慢。

關鍵詞： （中）關鍵詞 流動人口；流入地；城市特征

中圖分類號： （中）中圖分類號 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5）03-0013-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3.002

Abstract： （英）摘要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Chinas 28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using the data from 2000 and 2010 population census data.The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new changes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from 2000 to 2010.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ity population size of the destination cities.The paper finds that investment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in attracti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00， however this kind of attracting effect disappeared and even becam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in 2010.The tertiary industry has became the main force for cities to attract floating population.The number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as increasi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city population size， but the increasing speed with city population size was descending in 2000 and not descending in 2010.

Keywords： （英）關鍵詞 floating population； destination cities；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評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流動人口的規模急劇增長，從1982年的657萬增加到2010年的2.21億，占總人口比例從0.65%增加到16.53%[1]。規模如此龐大的流動人口“都去哪兒了？”根據歷年人口普查數據統計，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呈現明顯的集中趨勢，越來越向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集中，越來越集中流向少數省份和少數城市[1-3]。人口向大城市的大量集聚，給城市的交通、環境、公共服務與城市管理都帶來巨大的挑戰，為了緩解大城市的擁擠壓力，當前的主要政策是限制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同時，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通過增加投資，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期望達到發展經濟留住本地勞動力或吸引外來勞動力的結果，從而部分緩解人口向東部地區過度集聚的趨勢。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變流動人口的地理分布，取決于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選擇和流入地的特征。

關于流動人口的流入地特征，已有研究發現，經濟規模對遷出地的人口有推排作用，對遷入地的人口存在吸納作用[4]；遷移者預期收益越高、與流出地距離越近、非農產業（第二和第三產業）越發達的省份，對流動人口的拉力越強[5]；固定資產投資額越高和人口密度越大的省份越容易成為人口遷入地[6]；外向型經濟不僅能吸收本地勞動力，減弱其遷出傾向，對外省勞動力也會形成明顯的拉力[7]。綜上所述，流動人口集聚的地區往往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投資型經濟和外向型經濟占重要地位、非農產業發達和人口規模較大的地區，基于這些特征制定的相關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但是，這些研究都是基于2005年之前的人口與經濟數據的分析，近十年來流動人口的流入地特征是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流動人口政策是否也需要隨之調整？因此，有必要利用新近的數據對流動人口的流入地特征進行研究。已有研究的不足還在于基本停留在省級層面的流動人口數據。由于省內不同城市的流動人口數量和經濟社會發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省級層面的加總數量將減少變量值的變異程度，增加參數估計的誤差，降低參數估計的有效性，從而無法很好地揭示流動人口的流入地特征及其規律。此外，當前中國城鎮化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城市層面去研究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格局及流入地的特征，對政府制定符合流動人口自主選擇和市場經濟規律的城市發展戰略和規劃合理的城市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擬利用2000年和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中287個地級市的數據，考察21世紀以來中國流動人口的城市分布及其變化趨勢，結合2000年和2010年城市相關經濟數據建立回歸模型，研究流動人口更傾向于流入的城市在地理空間、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人口規模等方面具有哪些特征，并通過比較2000年與2010年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城市特征的差異與變化來解釋近十年來中國流動人口的城市分布出現的新趨勢，以期為制定更有效的人口流動政策提供參考依據。

二、 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城市分布

本文的流動人口數量是根據2000年和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中的城市級數據計算。該資料中關于遷入人口分了三類：第一類“本縣（市）/本市市區”；第二類“本省其他縣（市）、市區”；第三類“外省”。本文重點考察的是城市級層面的流動人口，即登記戶口不在本城市而在本城市居住或工作的常住人口，因此，本文計算的城市流動人口將去掉第一類“本縣（市）/本市市區”的遷入人口，只計算第二類和第三類遷入人口的總和。實際上，第二類“本省其他縣（市）、市區”遷入人口中還包含了部分城市內部不同縣區之間的流動人口，但因資料所限無法剔除，所以本文估計的城市流動人口與真實的城市外來人口相比，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值得一提的是，段成榮等[1-2]計算的城市級流動人口除了包括跨省流動人口，亦包括了省內跨縣流動人口和縣內流動人口[8]。本文計算的城市包括全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其中包括拉薩市。

根據本文統計，2000年全國287個地級市的本省流動人口和外省遷入人口總數分別是7443萬和4022萬，2010年分別達到16471萬和8328萬，流動人口的總規模從2000年的11465萬增加到2010年的24799萬，十年間增長了1.21倍。圖1展現了2000年和2010年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流動人口空間分布，右圖與左圖相比，大部分城市的顏色加深，說明全國大部分城市的流動人口數量在這十年間增加了，流動人口規模超過100萬的城市從2000年的12個增加到2010年的41個。從流動人口空間分布的格局來看，流動人口向東部沿海地區、少數省份和少數城市集聚的趨勢并沒有轉變。如表1所示，2000年和2010年東部地區流動人口所占比例保持在64%以上，其中比例最高的省份依然是廣東省、浙江省、江蘇省和上海市。從表2和表3可見，流動人口占比排名前50位的城市其流動人口占比總和保持在70%左右，排名前5位的城市其流動人口占比的總和保持在1/4左右。

從圖1和表1、表2、表3中我們可以發現，2000-2010年這十年間流動人口流向的城市也發生了變化，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大直轄市的流動人口吸納能力快速上升。從表2中可以看出，四個直轄市的流動人口規模成倍數增長，分別增長了2.4、1.3、3.9和2.2倍。同時，這四個城市的流動人口占比在全國的排名也相應大幅度提升，2000-2010年，上海和北京的流動人口占比排名分別從第3、5位躍居至第1、2位，天津從第21位上升到第8位，重慶從第17位上升到第12位。

第二，東南沿海地區城市的流動人口占比及其排序出現下降。例如，深圳市的流動人口占比從2000年的7.85%下降到2010年的5.02%，排名從第1位下降到第3位，東莞市的流動人口占比從6.61%下降到3.87%，排序從第2位下降到第4位，2000年流動人口排名前十的還有佛山市、溫州市、泉州市，其流動人口占比排名分別從第6、7、8位下降到第9、10、15位。王桂新等研究省際人口遷移時也發現，長三角都市圈已取代珠三角都市圈成為省際人口遷入的主要地區[3]。

第三，西部地區城市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有所上升。特別是幾個省會城市，流動人口規模增長較快，流動人口占比的排名上升也較多。例如，成都、西安、重慶的流動人口規模分別增加了2.7、2.1和2.2倍，成都市的流動人口占比排名從第9位上升到第7位，重慶市從第17位上升到第12位，西安市從第34位上升到第20位。段成榮等的研究也同樣發現中西部地區的流動人口吸納比例上升[1]。

第四，流動人口的城市分布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一定程度的分散化趨勢。計算287個城市流動人口分布的赫芬達爾指數赫芬達爾指數的計算公式：HHI=∑（Xi/X）2，其中Xi為i 城市流動人口數量，X為所有城市流動人口數量總和，赫芬達爾指數越大，表示流動人口空間分布的集中程度越高。，得出2000年為2.27，2010年下降為1.96，計算流動人口空間分布的集中指數流動人口空間分布的集中指數的計算公式：C=∑|Fi-Pi|/2，其中Fi 為 i 城市流動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的比重，Pi 為i 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國常住總人口的比重。C值的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 1。在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和常住人口的空間分布格局完全一致時，C 值等于0；在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和常住人口的空間分布格局完全不一致時，C值等于1。C值越接近于0， 表明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分布越接近于常住人口的分布格局，相對地越分散；C值越大，表明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偏離于常住人口的空間分布格局，相對地越集中。集中指數借鑒了段成榮和楊舸[2]的計算方法，不同的是在他們的計算公式中Pi指i城市的戶籍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本文在計算公式中用常住人口代替戶籍人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根據流入人口與流出人口占總人口的多少不同，城市可區分為流出型城市、流入型城市和雙向流動城市，戶籍人口中一般包括了流出人口，由于不同城市戶籍人口中存在不同比重的流出人口，用常住人口衡量城市的人口總量可能比戶籍人口更為適合。，得出2000年為45.65，2010年下降到43.70，可見，流動人口城市空間分布的集中程度出現小幅度的下降。但是，從表2中又分明看到流動人口更多集中到排名前50位的城市，排名前50位城市的流動人口占比總和從2000年的69.84%上升到2010年的72.74%。這兩種趨勢是否存在矛盾？答案是兩者并不矛盾。我們可以在表3中看到，排名前5位城市的流動人口占比總和從2000年到2010年下降了近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其他位次的城市流動人口占比總和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因此，這十年間的流動人口在全國地理空間上的分布總體上向50個城市更加集聚了，但是在這50個城市內部的分布卻相對分散了。根據段成榮和楊舸的分析[2]，與2000年相比，2005年流動人口空間分布的集中程度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向東部地區和少數城市集中的趨勢加劇，2005年排名前5位的城市以及前50位其他各個段位的流動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的比重較2000年都有所提高。由此可以認為，在2000年和2010年兩次普查數據中流動人口排名前50的城市出現的分散趨勢，主要發生在2005-2010年這5年之間。由于2000-2005年流動人口的集聚程度進一步加強，也就是說2000-2010年這十年間流動人口分布經歷了集聚加強轉為集聚減弱的過程，因此，2005年之后流動人口分布集聚減弱的程度可能比我們看到的2000-2010年之間集聚減弱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三、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城市特征及其變化趨勢

中國流動人口的城市分布在2000-2010年之間出現的上述變化，與這十年間人口流動模式以及城市經濟地理的變化密切相關，基于已有文獻的研究，下面將建立回歸模型，從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人口規模等方面研究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城市特征以及十年間的變化，以期為流動人口的城市分布出現的新趨勢提供合理的解釋。

1.數據與變量

被解釋變量是城市的流動人口規模，單位為“萬人”，解釋變量包括城市的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重、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常住人口數量。

（1）人均GDP由GDP除以相同年份的常住人口計算得到，單位為“元/人”，用來衡量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一般認為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對勞動力需求也越大，可提供的勞動工資也較高，流動人口越傾向流入該城市。

（2）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重用來衡量城市的經濟結構。其中外商直接投資額用當年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調整為人民幣標價的投資額，這兩個比重越高說明該城市的經濟發展越依賴于投資而非消費和凈出口。一般認為物質資本投資增加會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企業的勞動力需求，而外商直接投資由于其勞動生產率更高和其技術溢出效應，對投資地的就業拉動效應更大，因此，認為經濟結構更偏向于投資的城市吸引流動人口數量越大。

（3）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產值之比用來表示產業結構，城市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和建筑業一直以來扮演著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角色，因此，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較高的城市在吸引流動人口方面處于劣勢地位。

（4）人口規模由城市的常住人口數量表示，單位為“萬人”。已有研究發現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有利于發揮生產和消費的規模效應，有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9-11]，也有利于勞動者就業概率的提高[12]和勞動收入的增加[13]。從此角度出發，人口規模越大的城市其吸引的流動人口數量也越大。城市規模變大除了帶來好處外，也可能帶來擁擠、污染、犯罪等城市病，城市病對流動人口存在排斥力。因此，城市人口規模與流動人口數量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城市人口規模的“規模效應”和“擁擠效應”的綜合作用，城市人口規模綜合作用的正負取決于兩種效應的大小對抗結果。

文中城市的流動人口、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等數據均來自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分縣資料，城市的其他經濟數據來自對應年份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選取的均為全市范圍的數據。由于一些變量值的缺失，最后進入回歸模型的城市數量2000年為262個，2010年為271個，缺失的城市基本上是流動人口規模、常住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較小的城市，因而，對分析流動人口流入地的城市特征及其變化不會產生系統性影響。表4報告了2000年和2010年城市特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2.實證結果

表5報告了2000年和2010年的城市流動人口數量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通過多重共線性檢驗，發現2000年和2010年的兩組變量并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計算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外商直接投資比重、產業結構、人口規模和人口規模平方的VIF值（方差膨脹因子），2000年六個變量的VIF值分別是1.72、1.12、1.25、1.60、4.05、3.80，2010年六個變量的VIF值分別是1.41、1.27、1.34、1.07、5.17、4.97。。同時為了避免存在異方差問題而影響OLS估計結果的有效性，我們在表中除了報告同方差假設下的t檢驗結果，還報告了異方差穩健的標準誤差和異方差穩健t檢驗結果，兩類t檢驗的結果基本一致。從回歸結果中可以發現2000-2010年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城市具有如下特征和變化。

（1）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流動人口數量存在正向影響，但影響程度在減弱。在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勞動力總是流向經濟發展水平高且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方。在表5中，控制了其他因素，人均GDP對城市吸納流動人口的作用顯著為正。2000-2010年西部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成為其吸引更多流動人口的一個重要原因。以重慶、成都和西安為例，2000年這三個城市的人均GDP在287個城市中分別排位178、45、74位，到2010年分別提高到126、38、67位。這與段成榮等[1]的分析相一致，他們認為近年來隨著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等措施力度的不斷加大，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發展明顯加速，對人口和勞動力的吸引力不斷增強，是形成流動人口流向分布出現一定程度分散化的原因。但值得一提的是，比較2000年和2010年人均GDP吸引流動人口的作用程度，發現人均GDP的作用正在減弱，即經濟發展水平對吸納外來勞動力的作用在減弱。

（2）外商直接投資對城市吸引流動人口的優勢作用正在消失，固定資產投資對城市吸引流動人口的作用由優勢轉變為劣勢。從表5中2000年城市流動人口與固定資產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可以發現，兩者占GDP比重越大的城市吸納的流動人口越多表5的2000年回歸模型中外商直接投資比重對城市總流動人口和省外流動人口影響作用的異方差穩健t檢驗雖然不顯著，但是t值分別達到1.26和1.33。，這體現了投資對城市創造就業和吸納外來勞動力的重要作用。然而，在2010年的回歸模型中，控制其他變量之后，外商直接投資對吸納流動人口的作用變得不顯著了，而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的系數變為負，也就是說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較高的城市在吸納流動人口方面不僅失去了優勢還表現出劣勢。這與陸銘等的發現一致，其研究表明，固定資本投資對提高城市的勞動力就業概率的作用為負，即與經濟增長更依賴于其他GDP構成的城市相比，經濟增長更依賴于國內投資的城市創造就業的能力更低[12]。投資驅動曾經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但是近年來投資效率開始下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需要經濟結構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從外向型為主向內需主導轉型，流動人口流入地城市特征的轉變也正應和了這種需要。同時，還存在另一種解釋，地方政府出于稅收考慮，給予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更多的激勵，造成資本過度深化，投資占GDP比重過高的城市往往就業創造能力不足[14]，不利于吸納外來勞動力。

（3）第三產業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顯著提高，第二產業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相對下降。改革開放以來，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和建筑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一直扮演吸納流動人口的主力軍，直到2000年這種趨勢依然保持。從表5中可以看到，產業結構影響城市流動人口數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相對第三產業，城市的第二產業吸納流動人口的作用更大一些。到了2010年，這種關系發生了轉變，產業結構的回歸系數變為正數，且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上具有統計意義，這說明到2010年第三產業產值相對比重越高的城市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越強。城市流動人口數量與產業結構間關系的變化，為東南沿海地區的流動人口比重和排序有所下降提供了解釋。改革開放之后，東南沿海地區依賴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發展起來，成為流動人口最先聚集的地方，但隨著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有所下降，面臨轉型升級。與此同時，近些年上海、北京、天津、重慶四大直轄市在高技能類的制造業和金融、貿易、房地產等高技能類服務業方面的發展較快。正如莫雷蒂（Moretti）利用1980-2000年美國人口普查數據的估計，制造業部門每增加一個就業機會，會為不可貿易部門帶來1.59個就業機會，不可貿易部門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高技能類制造業就業增加的乘數效應更為顯著[15]。金融、貿易、房地產等高技能服務業的不斷發展，吸收了大量高技能的勞動力進入第三產業實現就業，同時，城市高技能勞動力對餐飲、保姆等服務具有更高消費需求，為低技能勞動力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因此，第三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在整體上提高了城市的就業概率和流動人口的吸納能力。從我國三次產業就業人數和增加值的歷史數據來看，第三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逐年提高，我國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在1995年就超過第二產業就業人數，2011年又超過第一產業就業人數，2013年第三產業的產值超過第二產業產值，成為三次產業中吸納就業人數最多和產業增加值最高的產業1995年我國三次產業的就業人數比例分別是52.2%、230%、24.8%，2011年我國三次產業的就業人數比例分別為34.8%、29.5%、35.7%，2013年三次產業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10.0%、43.9%、46.1%。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www.stats.gov.cn。 在當前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大轉變的背景下，以低技能勞動力為主的流動人口的就業結構也正在發生變化，從以第二產業為主轉向以第三產業為主，因此相較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達的城市在吸納流動人口方面更具優勢。

（4）流動人口數量隨城市人口規模擴大而增加，流動人口增長速度隨城市人口規模的增長速度變化的關系由遞減轉為遞增。從表6可以看出，中國的城市在長大，2000-2010年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城市多了8個，常住人口超過150萬的城市也在增加。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流動人口的數量也在增長，其中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表現出強勁的流動人口吸納能力。同時發現，城市人口規模越大，流動人口的增長幅度也越大，1000萬以上人口大城市的流動人口規模增長出現“極躍”，幾乎是500萬-1000萬人口規模城市的7倍。這預示著城市人口規模與流動人口數量之間存在著非線性關系，因此在回歸模型中，我們加入了城市人口規模的平方，以捕捉這種非線性關系。表5的回歸結果證實了非線性關系的存在，但是2000年和2010年卻表現出兩種不同類型的非線性關系。2000年人口規模一次項為正，二次項為負，拐點為2731萬人口，樣本中只有重慶一個城市的常住人口位于拐點的左方，意味著2000年絕大多數城市流動人口數量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而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而減小，2000年城市流動人口數量隨著人口規模的增加存在逐漸收斂的趨勢，當城市人口規模超過2731萬之后，城市人口規模再增加對流動人口將產生排斥力。然而，2010年城市流動人口與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人口規模一次項和二次項都為正2010年的人口規模平方項的異方差穩健t檢驗不顯著，但2010年城市流動人口數量隨城市人口規模的增長不存在收斂趨勢的結論依然不會被推翻。，表明城市流動人口數量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而增加，增加的速率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還在不斷增大。換句話說，在規模效應和擁擠效應的對抗中，規模效應不僅處于絕對優勢，而且隨著城市人口規模表現出遞增的特點。這恰好解釋了為什么2010年上海和北京躍居為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的城市，天津和重慶的流動人口數量和排名也急速上升。在此，人口集聚和城市的規模經濟表現出強烈的相互加強關系。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長，城市人口規模的增長主要依賴外來人口流入的機械增長，一直以來政府對特大城市的人口機械增長都采取控制措施，但是即便如此，從2010年回歸模型展現的流動人口數量與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來看，目前看不到特大城市人口增長的邊界。

由于數據所限，本文統計的城市流動人口中包含了部分城市內部的跨縣流動人口。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人口規?？赡芘c城市內部跨縣流動人口數量存在較大的相關性，如果這類相關性很強，可能會減弱我們觀察得到的城市特征對其吸引外來流動人口的效應。由此，我們用城市中來自外省的流動人口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考察外省流動人口的流入地省市特征及其變化，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以及人口規模與城市外省流動人口數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及十年間的變化，與用城市總的流動人口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到的結果基本一致，表明流入地在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人口規模等方面的特征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四、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通過研究2000年和2010年流動人口的城市分布，發現21世紀以來流動人口向東部地區和少數城市集聚的趨勢沒有改變，但是流動人口的城市空間分布格局在2000-2010年之間發生了一些新變化。這些新的變化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大直轄市的流動人口吸納能力快速上升；深圳、東莞、佛山、溫州、泉州等東南沿海城市的流動人口比重及其排序有所下降；成都、重慶、西安等西部城市的流動人口數量和比重有大幅度增加；流動人口向前50個城市集聚的趨勢加劇，但是在前50個城市內部卻出現了分散化的趨勢。

本文進一步建立回歸模型分析了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城市特征以及其在2000-2010年之間的變化，結果發現：經濟發展水平高始終是吸引流動人口的重要因素，但是經濟發展水平的作用開始減弱。流動人口的流向隨著經濟結構的轉變發生變化，2000年固定資產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占GDP較高的城市更容易吸引流動人口，而到2010年依賴投資發展經濟的城市在吸納流動人口方面不再存在優勢，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占比較高的城市更不利于吸納流動人口。城市的產業結構對流動人口流向選擇的作用也發生了變化： 2000年流動人口更多流向了第二產業相對第三產業比重更高的城市，而2010年流動人口更多流向了第三產業相對第二產業比重更高的城市；也就說，第三產業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已經被不斷發揮出來，第二產業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在相對下降。另外，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趨勢進一步加強：2000年城市流動人口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而增加，增加的速度隨人口規模的增加而減慢，城市規模存在收斂的趨勢，然而到2010年，城市的流動人口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依然存在增加的特點，但增加的速度不再隨人口規模的增加而減慢。

基于本文對中國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城市特征以及近十年來的變化趨勢的發現，有必要重新審視目前執行的城市規模和人口流動相關政策的效果。用行政手段限制人口自由流動的方法，恐怕并不能阻擋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步伐，結果可能既不利于大城市發揮集聚效應，也不利于人們平等地享受大城市的發展機會，導致效率和公平兼失的后果。另外，政府希望通過增加投資和承接發達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來留住本地人口或吸引外來勞動人口的措施，在投資的就業效應和第二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都下降的趨勢下恐怕未必能達到很好的效果。制定城市發展戰略應順應市場經濟力量形成的人口空間分布和城市體系格局，政策制定者應正視大城市人口仍然將繼續流入的現實，通過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不是控制公共服務的需求來緩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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