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郭嵩燾的不同境遇

左宗棠與郭嵩燾都是出生于湖南湘陰的晚清名臣，但兩人后來的境遇卻大相徑庭。

光緒十一年（1885），左宗棠在福州黃華館行轅欽差任上去世，朝廷接到喪折后立即詔諭天下，追贈太傅，謚號文襄，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并建專祠于湖南及立功諸省。

六年后的光緒十七年（1891）郭嵩燾去世，李鴻章上奏朝廷請宣付國史館為郭嵩燾立傳并請賜謚號，但都遭拒絕。朝廷上諭再次強調：“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p>

左宗棠與郭嵩燾命運的反差其實就在于前者成就了赫赫事功，無可爭議;而后者言論卻“頗滋物議”，郭嵩燾的思想價值不是蕓蕓眾生都能領悟的。

綜觀左宗棠與郭嵩燾的人生軌跡，左宗棠早歲蹉跎，四十歲才開始發跡，之后卻飛黃騰達，封侯拜相，成就了非凡事功。而郭嵩燾盡管不到三十歲就已中進士，然而一生仕途坎坷，毀譽參半，到晚年還落得個“漢奸”的罵名。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偉大事功的成就需要把握時代賦予的機遇，左宗棠之成就正是時代的風云際會，正如郭嵩燾挽左宗棠的聯語中所云：“世需才，才亦需世”，左宗棠無愧于那個時代。

“立言”，也即為那個時代提出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更需要大智慧、大勇氣。郭嵩燾既為洋務派，承認洋人有高明之處，諸多新政措施出自其倡議，頑固守舊之輩自然對其誹謗有加，處處作梗。同時郭嵩燾的洋務見識又遠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諸人之上，認為西洋技藝強盛之根本在政教、人心和風俗 ，出使之后甚至提出“君民兼主國政”的思想，實為維新派之先聲，這些言論自然為洋務派中他人所不容。特別是郭嵩燾反對輕言戰事的外交思想更為世人所非議，直到他去世近百年后，仍有人批之為投降派、“漢奸”。

“弱國無外交”，其實正是弱國才更需要外交，郭嵩燾認為國家落后才更需要保持穩定的外部環境，學習西方，富國強兵，因此反對用戰爭來解決爭端。正因為郭嵩燾的識見遠高于流俗，所以才有多方的群起而攻之，正如嚴復在挽郭嵩燾的聯語中所云：“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諑，離憂豈僅屈靈均”，這是時代的悲哀，是“立言”的智者與勇者的悲哀。（王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