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服務業大國的轉型與改革

遲福林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更是從中央到地方謀劃“十三五”的關鍵一年。在這個承上啟下的特定時期，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未來幾年，能不能有效地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取決于我們能不能準確地判斷和把握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笆濉睍r期，我國正處于走向服務業大國的歷史節點，把握增長、轉型與改革的主動權，關鍵是在推進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轉型升級上取得決定性成果。

2020年：由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的窗口期

2020年是我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的歷史節點。從國際經驗看，由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傳統工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是一個國家由工業化中后期走向工業化后期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趨勢，也是一個國家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必由之路。2015年至2020年正是我國由工業化中后期走向工業化后期的關鍵幾年，能否把握經濟轉型升級的大勢作出正確的選擇，不僅關系到短期內的穩增長，而且對實現中長期的公平可持續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

2014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48.2%，創歷史新高。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服務業開始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力。

一是工業轉型升級為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注入內在動力。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形成了一個歷史性交會點。我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適逢全球新技術革命的到來。我國能不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把握先機，主要取決于能否有效提升研發、設計、物流、銷售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為此，“十三五”時期要大幅提升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實現工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推動制造業的全球化、信息化、服務化。

二是人口城鎮化釋放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巨大空間。人口城鎮化是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主要載體。從國際經驗看，從工業化中后期走向工業化后期，城鎮化率至少要達到60%以上，但我國2013年城鎮化率只有53.73%。2015年至2020年這幾年，推進新型城鎮化取得重大突破，意味著將有眾多農業轉移人口進城，這將為生活性服務業釋放巨大的發展空間。

三是服務型消費全面快速增長為服務業發展提供巨大市場空間。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正處于快速升級的新階段，消費結構正處在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傳統消費向新型消費、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升級的重要時期。預計到2020年，城鎮居民服務消費支出占比可能提高到40%至45%，一些發達地區甚至可能達到50%至60%?！笆濉睍r期把握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重在加快消費驅動的經濟轉型，以消費引領創新、以創新引領供給，在扭轉投資與消費失衡格局的同時，為我國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轉型提供內生動力。

2020年：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

“十二五”時期，我國服務業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服務業實現較快增長。如果能夠把握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打破工業主導的體制機制，形成服務業主導的體制機制保障，我國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是有條件的，也是有可能的。

其一，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大幅提升。與發展水平相近的其他金磚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占比明顯偏低。我國要在2020年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格局，需要加快投資轉型，擴大服務消費需求供給能力，力爭“十三五”時期服務業占比年均提高1至1.2個百分點，服務業就業占比爭取達到50%左右。

其二，服務業保持兩位數增長。2001年至2013年，扣除價格因素后我國服務業年均實際增長在兩位數左右。這其中不少年份服務業增速高于工業增速。初步測算，如果“十三五”時期要使服務業占比大幅提升，就需要服務業增長年均在9%至10%左右。從現實情況看，“十三五”時期服務業保持兩位數增長是有條件、有可能的。

其三，服務業規模趨于再倍增。2008年至2013年，在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的背景下，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從13.1萬億元增長到26.2萬億元，實現了規模上的倍增。如果“十三五”時期在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的條件下，繼續保持這個速度，甚至略低一點，實現我國服務業規模再倍增不是沒有可能的。

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破題結構性改革

“十三五”時期基本實現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轉型，意味著我國經濟的全面轉型升級：它不僅是形成7%左右經濟增速的前提條件，而且也是形成質量效率型經濟發展方式的決定性因素；它不僅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大任務，而且也是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現實出路；它不僅是形成經濟新常態的主要標志，而且也是引領經濟新常態的戰略選擇。

需要指出的是，“十三五”時期實現服務業主導的轉型升級，面臨著多方面結構性矛盾的重大挑戰。出路是深化改革，啃下結構性改革這塊“硬骨頭”。

第一，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到了關節點。從實際看，經濟增長正在發生趨勢性的重大變化，服務業正在取代傳統工業成為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實現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轉型升級，面臨著多方面的結構性矛盾。比如，作為服務業主體的中小微企業融資仍比較難；現代服務業發展缺乏相應的專業技術人才，等等。就是說，服務業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是綜合性的、結構性的，不是單純哪一項改革單獨推進所能夠奏效的。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以結構性改革為重點推進結構性轉型，不僅對緩解短期經濟下行的壓力有重大作用，而且對“十三五”時期的經濟轉型升級有決定性影響。

第二，全面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服務業發展不缺國內需求、不缺資金，關鍵在于市場開放。適應從物質型消費走向服務型消費的大趨勢，要確立服務業市場開放的新思路，以盡快實現教育、醫療、健康、養老等服務業領域對社會資本全面放開。把破除行政壟斷作為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點，在加強服務業領域反壟斷的同時，盡快放開服務業領域的價格管制，以形成市場決定服務業領域資源配置的新格局。

第三，以“一帶一路”為總抓手推進服務貿易強國進程。適應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現實需求，把握全球服務貿易發展的新趨勢，“十三五”時期擴大對外開放重在加快服務業領域的市場開放，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盡快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新格局。2013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在全球服務貿易中的占比為6%，僅為貨物貿易占比的二分之一。從國際比較看，2013年全球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的比例達到20%，我國服務貿易在貿易進出口總額中的比例僅為11.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當前，以“一帶一路”為總抓手推進服務貿易強國進程，需要把握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抓住全球服務貿易快速增長的新機遇，擴大服務貿易比重；二是以生產性服務業“走出去”為重點帶動制造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初步形成中國制造業全球布局的新格局。這就需要把握服務業市場開放的主動權，推進國內自貿區“提質擴容”，以促進服務貿易為重點加快雙邊多邊自貿區建設，以加快推進服務外包為重點形成國內發展現代服務業的新平臺，到2020年，服務貿易有望繼續保持10%以上的增長速度，服務貿易總額有望達到1萬億美元以上。

第四，從多方面破題結構性改革。以破解制約服務業發展的結構性矛盾為導向深化宏觀體制改革，配套推進政策調整。比如，盡快啟動消費稅改革，有利于激勵地方政府成為創造市場環境的主體、公共服務主體；財稅體制改革在“放水養魚”上要有更大力度，為激發社會資本創新創業活力提供更加良好的制度預期；支持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服務的社區銀行、互聯網金融機構等民間金融創新發展、規范發展；從經濟轉型升級的角度看，調整教育結構迫在眉睫，要進一步放寬社會資本進入職業教育的門檻，提高技術應用型高校的比重；盡快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等等。

第五，以深化政府改革推動結構性改革的突破。結構性改革涉及政府理念的深刻變革，更涉及多方利益的調整。這就需要繼續加大政府改革的力度。比如，把全面推行負面清單管理作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重點；建議盡快把建立公益法人制度提上改革日程，形成政府購買服務與事業單位改革、公益性社會組織發展的聯動改革方案，形成多元供給的公共服務新體制。在政府購買服務上，需進一步解放思想，打破體制內外分別，誰提供的服務質量高、成本低就向誰購買，以形成事業單位與公益性社會組織的競爭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