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的新聞思想與實踐分析

楊一帆

湖北省出版物審讀中心，湖北武漢 430077

1 儲安平的新聞生涯

根據謝泳在《儲安平與〈觀察〉》一書中的介紹，儲安平是江蘇宜興人，1909年出生于宜興望族。由于少年失怙恃，他自幼就養成了自強不息、勤儉吃苦的獨立自主品格，而這些特質也深深地烙印在他往后的為人處世、工作作風當中。

1928年，儲安平進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學習。1933—1945年，儲安平先后在《中央日報》、《力報》、《中國晨報》以及《客觀》周刊擔任編輯主筆。1946年的9月1日，被謝泳稱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抓住了在中國最后的一次發展時機”的《觀察》在上海創刊了，儲安平在這一時期不僅擔任該期刊社長和主編，還任復旦大學教授?！啊队^察》是一個很不錯的‘知識分子論壇’，是一份自由色彩濃厚的成功刊物，儲安平則是一位優秀的輿論主持者”。費孝通對其大加贊賞。1949年11月1日，《觀察》復刊了，取名《新觀察》，只是它鋒芒不再，讀者也甚為少之。不能容忍回到寫“官樣文章”命運的儲安平選擇了辭職，而且淡出輿論界多年。1957年，儲安平再度出山，主持民主黨派的《光明日報》，同年6月由于其“黨天下”發言而受統戰部的批判；11月他和章伯鈞（當時《光明日報》社長）同時被免職；儲安平擔任《光明日報》總編僅僅70 余天。

至此，儲安平的文人辦報生涯徹底結束。

2 自由主義的新聞思想與實踐

2.1 《客觀》時期的政論

1945年抗戰勝利不久出現了中國新聞史上罕有的輿論黃金期，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滿懷希望，期盼中國可以朝民主自由方向發展，因此紛紛通過創辦期刊闡述自己對國內政事的見解。在這種大背景下，儲安平借由張稚琴的一臂之力創辦了周刊《客觀》。

在《客觀》時期，儲安平較為成熟的辦刊理念體現在其對共產黨發展的理性分析和客觀評價，與同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相比較而言，儲安平在政治上顯得更為成熟老練。在此期間，儲安平已經表現出強烈的自由主義傾向，他客觀中立地評價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也對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的先進與不足進行分析，并且為實現中國的民主自由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盡管這種情況在當時的中國顯得多少有些時機不對，然而儲安平仍然十分固執地將此類觀點植入了《觀察》，并且將之發揚光大。

2.2 《觀察》時期的新聞思想與實踐

2.2.1 經濟獨立以保證言論客觀

由于受到之前主編《文學時代》《客觀》等刊物的影響，儲安平深感要使《觀察》真正成為一個自由發言的“論壇”，就必須保持獨立的經濟地位。他的主要措施有兩方面：一方面拒絕接受官方的資金，另一方面通過采取各式各樣的經營方法，維持收支平衡。

作為一份民辦雜志，《觀察》靠集股創立，儲安平特別注意不接受來自官方或政治團體的資金，甚至在最初的征集股金時也嚴格執行。此外，《觀察》每出滿24 期，儲安平都會寫一篇詳細的總結報告，“極其客觀、嚴肅認真地……報告刊物的經營狀況、發行情況以及編者所遇到的一切苦衷和想法”，同時將其刊載在《觀察》上，讓每一位讀者都能看到。此外，儲安平還采取多樣化的經營措施，包括提高發行量、爭取訂戶等，來保證收支平衡。

2.2.2 “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辦刊宗旨

儲安平通過《觀察》的發刊詞《我們的志趣和態度》，堅定而又明確地提出了辦刊的“四個基本原則”：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將之作為《觀察》乃至整個中國自由知識分子都應遵循堅信的“基本原則”。

通過《觀察》的語言觀點來看，儲安平毫不諱言表露對政治的興趣。在《觀察》發刊詞中，儲安平便明確了《觀察》的辦刊目的定位，“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另一方面“希望對于一般青年的進步和品性的修養能夠有所貢獻”。儲安平指的并不是要改變青年的信仰，而是希望他們有一個理性的頭腦和一顆追求民主進步的心。

2.2.3 強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陣營

憑借此前豐富的辦報經驗，儲安平深知強大的作者陣營是一份刊物成功的前提條件，因此他并沒有把《觀察》辦成代表個人意見的論壇，而是集思廣益，建筑一座集合大家之作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堡壘。

在創刊號封面的最下端特地辟出“撰稿人”專欄，將該刊78 位撰稿者的名字羅列其中，同時還在首頁的最頂端刊登“本期撰稿人”的姓名以及供職單位。這些撰稿人中不乏大師級人物，如馮友蘭、王蕓生、費孝通、傅斯年、胡適、季羨林、錢鐘書、潘光旦、等等在當時和以后都頗具影響力的精英。這些知識分子的精英們常以《觀察》為主要陣地進行了“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的討論。

3 “文人辦報”的尾聲

“文人辦報”是“文人論證”的具體實踐。在本文中，“文人論政”主要指的是報人以新聞職業的方式從事時事評論，通過報刊輿論實現對國家社會的積極扶助框導的責任，而“文人辦報”則指的是與“政治家辦報”“私人辦報”相區別的、以國家和公眾利益為是非標準的辦報活動。

中國文人自古便有“文人論證”的傳統，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情愫，而“文人辦報”便自然也帶上了理想主義的色彩。從王韜的《循環日報》、梁啟超的《時務報》、邵飄萍的《京報》到張季鸞主筆《大公報》時期充分彰顯自由主義的新聞輿論精神，“文人論政”傳統的復興并進入了成熟發展時期。但由于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社會特殊性和新聞統制相沖突，“文人論政”并沒有繼續發展的土壤，尤其是在國共對抗的《觀察》時期，以儲安平為代表的、處于政治邊緣地位的知識分子希望以“文人論政”的形式實現“民主建國”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儲安平所表現出來的自由主義其實是某種形式的理想主義，然而他的這種美好愿景和宏大理想僅僅只存在勸說之中，對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中國，這些是不難以實現的。1948年，《觀察》被國民黨查封，實際上已經標志著近代“人文論政”的絕響。而后來儲安平回到《光明日報》的短暫任職，則又是為這個愿想的破滅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罷了。

[1]謝泳.儲安平與《觀察》[M].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

[2]張新穎.儲安平文集[M].東方出版中心，1998.

[3]劉業偉.民主報人儲安平研究[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08（2）.

[4]蔣含平.從<觀察>看儲安平的自由主義新聞理念與新聞實踐[J].現代傳播，2007（1）.

[5]林莉.儲安平的“文人辦報”實踐[J].新聞愛好者，2011，10.

[6]戈廣安，王龍珺.從<觀察>管窺儲安平的辦刊思想[J].新聞愛好者，2011，10.

[7]黃私.追蹤儲安平的心路歷程[J].新聞大學，2000.

[8]惠楠楠.《觀察》等報刊在中國新聞史上的意義[J].青年記者，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