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中國的辛德勒”拉貝

蘇芙

德國人約翰·拉貝曾任西門子洋行代理人，在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前夕一手組建起“南京國際安全區”，挽救了25萬中國百姓的生命，并在其日記中記錄下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令人發指的暴行，留下了珍貴的史料。這一人道主義壯舉詮釋了普世主義價值觀的真諦，成為后世的楷模。

民間“外交部長”

當1937年底侵華日軍逼近南京時，拉貝先生時任德國西門子公司的駐華商務代表，他打發家人離開南京，獨自一人留在了危在旦夕的南京城。當時，公司總部不斷催促他隨國民政府西遷，原因很簡單：只有與政府保持密切聯系才能確保公司的在華利益。從1913年起就在南京任職的拉貝先生自然深諳其道，但他認為：“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東道主國家遭到了嚴重困難之時，富人們逃跑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里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面臨著被集體屠殺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人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

面對節節敗退的中國軍隊、倉皇逃離的政府官員、大批不知該逃往何處的南京窮苦百姓，尤其是殺人不眨眼的日本軍隊，拉貝先生必須應對的困難和危險是后人難以想見的。

拉貝先生明白，想要救助大批難民，盡可能減少戰爭給平民造成的傷害，不能單憑一己之力，必須建立一個得力的救援機構。1937年11月，日軍攻破南京防線前夕，“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宣告成立，劃定占地約4平方公里的非軍事化的安全區，目的是在最危急的時刻使未撤離的難民有一個躲避的處所。委員會公推拉貝先生為主席。為了更好地履行這一職責，他不得不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各方展開周旋，成為民間的“外交部長”。

上任伊始，他的第一項使命就是請求日本政府承認“南京安全區”。他聯系美國駐華使館的高斯先生和法國駐上海的雅坎諾神父，懇請他們出面呼吁日本政府承認“南京安全區”。同時，他甘冒“損害德日友好關系”的風險，于11月25日致電德國駐上?？傤I事克里伯爾和德國國社黨駐上海分部拉曼，請他們將他的電報轉呈希特勒：“國社黨南京地區小組組長、本市國際委員會主席請求元首閣下勸說日本政府同意為平民建立一個中立區，否則即將爆發的南京爭奪戰會危及20多萬人的生命?！?/p>

在焦急等待幾天后，拉貝先生終于得到了高斯和雅坎諾轉來的日本官方答復：“日本政府已獲悉你們建立安全區的申請，卻不得不遺憾地對此予以否決。若中國軍隊對平民及（或）其財產處理失當，日本政府方面對此不能承擔任何責任。但是，只要與日方必要的軍事措施不相沖突，日本政府將努力尊重此區域?！彪m然解讀出日本政府在答復中留下的伏筆，但拉貝先生還是善良地認為“從總體上看還是有利的”。

就在日本侵略者血洗南京前夕，國民政府悉數西遷;國民黨中央機關隨之撤離;南京衛戍區的唐生智司令也接到了后撤的命令;絕大多數有錢人早已攜兒帶女躲到大后方去了。在這種前所未有的無政府時期，拉貝先生挺身而出，承擔起了“留守市長”以及“后勤供應部長”的職責。他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四處奔波疾呼，為難民乞求善款、糧食、藥品及其它基本生活必需品。

自認“留守市長”籌措物資

即便沒有日軍的狂轟濫炸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要維持二十幾萬難民的安全和生存也絕非易事。拉貝先生必須解決經費、糧食和燃料供應、運輸工具、難民的棲身之處、水電供應、最低限度的醫療保障乃至垃圾處理等一系列問題。自認“留守市長”兼“后勤供應部長”遠比充當“外交部長”要困難得多。拿籌措難民區運作資金來說，他四處奔走，啟動了各方面的關系，終于得到了蔣介石撥給的10萬元。然而答應撥款絕不等于拿到撥款。他翹首以盼的資金最終只有四萬元得到兌現。難怪拉貝先生在其日記中寫道：“許諾和守信根本就是兩碼事?！?/p>

對難民的生存而言，燃料、糧食都是難民的生命線。拉貝先生為籌措這些生存必需品絞盡腦汁，多方求援。然而，因為缺少運輸工具，難民區的燃煤儲備嚴重不足，到1938年1月初甚至不得不向“南京自治委員會”，即通常所的“維持會”要燃煤。戰爭本已造成供給短缺，加之無政府的亂象更是導致物資供應難上加難：一次，他們設法購買到斷電時所需的照明煤油和蠟燭，斷水時備用的大型貯水箱以及兩頓食鹽。然而在運輸途中，盡管卡車上掛著德國國旗，歷經千辛萬苦購買到的食鹽還是被兵痞搶走，不知所終。

由于難民區缺醫少藥，拉貝先生曾接連向香港、上海和武漢等地的紅十字會發電求援。不知是他們自顧不暇，還是因為南京太過危險，結果拉貝先生的求助如石沉大海。

拉貝先生就是這樣日夜不停地給有望提供幫助的個人和機構致信、發電，為難民們的生存奔波著，呼號著，沒有時間回到近在上海的夫人身邊，直到1938年2月18日被西門子總部召回國，拉貝先生才卸下了肩上的重擔，于2月23日登上英國“蜜蜂”號炮艦離開了多災多難的南京。

返德后境況凄涼

拉貝先生并未因為回到祖國就忘記了南京人民的苦難。因此，一回到柏林，他不顧舟車勞頓和嬴弱的病體，用作報告、放紀錄片等形式揭露日軍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先后到柏林的西門子總部大樓電影院大廳作報告;前往德國外交部政策局報告發生在南京的駭人事件;趕赴德國遠東協會講述他在南京的親身經歷;應邀到西門子城作報告;被約到德國國防部講述他在南京的所見所聞。因為這時希特勒對外侵略的丑惡嘴臉還沒有暴露，拉貝先生和當年的許多德國人一樣，對希特勒還抱有幻想，天真地認為這些血淋淋的事實能夠促使希特勒當局出面勸阻日本。他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把他在南京親眼目睹的情況匯報寄給了希特勒。

幾天之后，他就被德國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逮捕了，他記錄日軍暴行的所有日記和美國圣公會牧師約翰·馬吉現場拍攝的日軍屠殺中國人的紀錄片也被一并沒收。雖然后來他又拿回自己的日記，但遺憾的是，紀錄片卻被永久沒收。拉貝先生從此被噤聲：禁止作報告，不許出版相關書籍。

事情到這里并沒有結束。因為他膽敢為中國人說話，開罪了總公司的大老板卡爾·弗里德里?！ゑT·西門子，他丟掉了駐華商務代表的職位，被派往阿富汗，降為一名辦事員。此后，他長期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生活拮據，晚景凄涼。

二戰結束后，拉貝先生卻面臨著更大的打擊：在“清肅納粹分子”運動中，曾經在南京大學醫院工作的美國人羅伯特·奧·威爾遜懷疑他是納粹分子，而且還是納粹黨內的“一條大魚”，這位美國醫生對拉貝先生的質疑來自南京時期的幾個細節：首先，日軍轟炸南京時，為了免遭日軍的空襲，拉貝先生請人在一塊長6米、寬3米的大帆布上畫了一個納粹黨徽，并將之高高架在“南京安全區”總部的院子里;其次，日軍占領南京后，拉貝先生為了驅趕沖闖難民營企圖燒殺奸淫的日本兵，特意戴上印有納粹黨徽的袖章。其三是拉貝先生曾上書希特勒，求后者出面阻止日本屠殺南京市民。這些都幾乎成了置拉貝于死地的“罪證”。

事實上，當時在南京的所有人，包括外國人，都認為在日本人眼里，納粹黨旗遠比美國的星條旗重要，因為日本與德國是新結的盟友。顯而易見，國社黨成員、德國公民這兩重特殊身份都是拉貝先生保護平民的有效策略與手段。最后，經過長時間調查，尤其是曾經在南京與拉貝共過事的美國證人阿爾弗雷德·霍普和阿爾貝特·阿爾姆布魯斯特二人的有力證詞，終于還了拉貝先生的清白，戰勝國駐德國占領區委員會主席楊克在“盟國肅清納粹法庭”復議后的判決書中承認拉貝先生不是納粹分子。

普世價值超越民族

拉貝先生的名譽雖然得以恢復，但生活卻依舊窘迫，否則他也不會把在街上撿到從蘇聯軍用卡車上掉下來的兩塊土豆還高興地記在日記里。就在這艱難的日子里，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和營養不良癥同時向他襲來。不過，南京人民并沒有忘記他，得知他的窘境后，南京人民自動捐款，并把所捐款項轉到一家瑞士銀行，以方便拉貝先生支取。1950年拉貝先生與世長辭后，家人因難以承擔租金停租墓地，將其墓碑暫存在車庫中。為了紀念拉貝先生，妥善安放他的墓碑，得知消息的中德駐德使館柏林辦事處把拉貝先生的墓碑運往南京，存放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內。

在“南京大屠殺”最為黑暗的時期，拉貝先生不畏強權，不懼炮火，做出了一個偉大的抉擇，拯救了25萬中國百姓的生命。雖然拉貝先生也曾因其國社黨成員身份備受質疑，但他所做的這一切，最終不僅得到了南京難民們的頂禮膜拜，被稱為“活菩薩”，也得到后世南京人、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的敬仰，這其中包括被他強烈抵制的日本人。

之所以能夠得到如此廣泛的認同，是因為拉貝先生沖破種族、地域、宗教、政見的藩籬，熱愛和平，拯救生命，捍衛尊嚴，體現出真正的核心普世價值觀。所謂菩薩心腸、所謂仁者愛人、所謂人道博愛都在這救人于危難與水火中得以彰顯。這也正契合了普世價值觀的精髓：道德規范超越任何一種文化體系的文化限制。 普世主義應該倡導的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性的尊重，而不應是某種特定政體或宗教所衍生出的價值觀，不應有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劃分。這一點，對于當今世界仍然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