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白人政府在非洲人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1948～1978）

劉蘭

摘 要：20世紀40年代面對越來越多非洲人進入城市，為實現種族隔離發展的目標，國民黨政府推出相關種族隔離措施試圖扭轉非洲人城市化趨勢。然而，客觀的非洲人城市化進程與白人政府種族隔離的主觀設計目標背道而馳。家園制度的實施事實上成為剩余非洲人口進入城市的推動力，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在為非洲人提供更多技術崗位的同時，該戰略與種族隔離的教育制度之間的矛盾導致非洲人在城市陷入結構性失業。

關鍵詞：白人政府；種族隔離；非洲人；城市化

作者簡介：劉 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 100006）

20世紀以來南非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人口比例不斷增加，1936年到1951年間是非洲人城市化的高峰時期，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口增長10.1%{1}。為實現種族隔離的目標，二戰后白人政府強化了一系列種族隔離措施試圖阻止非洲人城市化進程，然而，城市中的非洲人口比例總體上仍以每年7%的速度增長{2}，從1951年的27.2%增加到1970年的33.1%{3}。與此同時，城市中的部分非洲人卻陷入結構性失業，到1978年城市中的非洲人失業率達到12.4%{4}。

由此可見，客觀的非洲人城市化進程與白人政府種族隔離的主觀設計目標背道而馳。那么，白人政府推行的種族隔離措施為什么沒能阻止非洲人進入城市？白人政府的種族隔離措施對非洲人城市化進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國外學者從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環境學、營養學和人類學等多學科角度，對1980年以后的南非非洲人城市化問題進行了詳盡的分析。關于1980年以前南非非洲人城市化問題研究，學者們主要關注非洲人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倫恩·布盧姆（Len Bloom）認為南非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基本模式同其他國家很相似，根源在于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之間存在的二元結構{5}。G.E. 斯滕特（G.E.Stent）{6}和戴維·威爾士（David Welsh）{7}也認為推動非洲人走向城市的主要原因是農村經濟的衰落和城市更多的經濟發展機會。詹姆斯 G.利伯恩和威爾伯特·穆爾則分別從城市化的推動力和吸引力出發，提出各自的觀點，詹姆斯 G.利伯恩（James G. Leyburn）把推動非洲人移民城市的首要原因歸于稅收{8}，威爾伯特·穆爾（Wilbert Moore）卻認為礦業和制造業的發展成為非洲人離開保留地進入城市的吸引力{9}。

國內學者在非洲人城市化問題上，在鄭家馨的《南非史》、艾周昌的《南非現代化》、孫紅旗的《土地問題與南非政治經濟》以及楊立華的《南非政治經濟的發展》的著作中均有涉及，但未見有學者從白人政府干預的角度來研究非洲人城市化問題。對城市化的概念不同學科都試圖作出相應的解釋。人口學所指的城市化是指農村人口向城市遷徙、最終導致城市人口不斷增加的一個過程，主要是觀察城市（鎮）人口數量的增加變化情況，城市（鎮）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的提高等，并分析產生這種變化的經濟、社會原因后果。經濟學家通常從經濟與城市（鎮）的關系出發，強調城市化是從鄉村經濟向城市經濟的轉化，更為強調在不同地區中的經濟結構相互轉化過程，也就是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轉化過程。本文在分析南非非洲人城市化問題時，主要借用了人口學和經濟學關于城市化的概念，探尋白人政府的干預在非洲人城市化進程中發揮的作用。

一、白人政府干預非洲人城市化的背景

19世紀末以來，隨著南非勞動密集型礦業和農業對非洲人勞動力需求的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非洲人開始進入城市，1911年非洲人在城市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為13%，二戰結束時這一比例上升到24.3%，超過了居住在城市的白人人口，僅1936年到1946年間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口增長60%{10}。實際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居住在約翰內斯堡的一些非洲人已購買了私有產權住房。二戰期間，進口產品的減少以及盟國對南非商品的需求增加拉動了制造業的增長，1936年至1946年制造業年均產量增加5.1%，與產值增長相對應的是勞動力需求增加，加上戰爭期間許多白人工人參軍離開工作崗位，1933年至1947年非洲人年均就業增長8.6%{11}。同時，1916年至1948年制造業中人均資本增加15%{12}，已經有5.8%和34.2%的非洲人進入技術和半技術工種崗位{13}。值得注意的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非洲女性進入一個新的就業領域——家政服務，1932年至1938年間在約翰內斯堡從事家政業的非洲女性從5 000人增加到22 765人{14}，到1946年城市非洲人中女性比例占到三分之一{15}。單身女性出生或移民到城市不僅吸引男性移民到城市，而且帶來了城市中第二代非洲人的出生。

越來越多非洲人進入城市引發了白人社會的擔憂。1946年白人政府成立了湯姆林森（The Tomlinson）委員會專門調查非洲人城市化問題，該委員會在其最終提交的報告中指出：每年有85 000班圖人進入“白人”地區{16}，而且“越來越多離開保留地的班圖人長期定居在了白人地區”{17}。對此，委員會認為“南非目前的趨勢無疑會導致兩個種族（白人與非洲人）更多的融合”{18}。這種融合最終會導致政治權力轉移到班圖人手中{19}。因此，該委員會提出，白人想把南非政治權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唯一解決途徑是讓班圖人實現獨立{20}，從殖民地建立之初，南非就在種族之間推行地域隔離，政府在1913年的《土地法》和1936年的《土著人管理和土地法》中明確規定把41 262 000英畝土地最終劃歸班圖人{21}，這些措施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班圖人的民族家園。在湯姆林森報告的基礎上斯揣敦（Strijdom）政府在發表的白皮書中指出：“政府反對種族融合以及可能的中間道路，種族隔離政策正在逐步得到貫徹執行?！眥22}在一次與企業家的講話中，斯揣敦明確指出南非白人要想保持白人種族和西方文明在南非社會中的控制地位，最關鍵的舉措是在導致白人滅亡的種族融合與保證白人壟斷南非政治經濟優勢地位的種族隔離制度之間做出正確選擇{23}。

二、白人政府干預非洲人城市化的種族隔離措施

為阻止種族之間出現融合，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白人政府明確表示，非洲人的城市化趨勢必須加以控制，非洲人勞動力是南非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只能作為流動勞工暫時居住在城市，不能獲得與白人平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為此，國民黨政府強化一系列種族隔離措施來力圖阻止非洲人的城市化進程。

從20世紀50年代末起，為實現建立“種族隔離”白人國家的最終目標，白人政府逐步把保留地制度演進到家園制度。非洲人家園制度與保留地制度的不同之處在于，從法律上講以前歷屆白人政府承認非洲人和白人同屬于一個政治實體——南非。1951年國民黨在其頒布的關于“黑人家園”的第一個法律文件《班圖權力法》和1959年頒布的《促進班圖自治法》中否認南非是一個統一國家，把南非分割成白人南非和若干個“非洲人民族國家”，旨在最終把非洲人家園從南非“分離”出去，實現所謂非洲人“獨立”，建立非洲人國家。依據白人政府的計劃，非洲人家園“獨立”以后，非洲人的一切權利都只能在非洲人獨立國家里享有，在“白人南非”地區不得享有任何政治權利，等到所有10個非洲人家園都成為獨立國家之后，白人在占全部國土87%的“白人南非”范圍內成為人口占多數的種族，白人由此可實現建立“白人南非”國家的計劃。為此，白人政府強制推行種族隔離的非洲人口再安置政策，大批非洲人被迫離開城鎮，多數人被遷到各個非洲人家園。

與此同時，為保證家園制度的實施，白人政府以班圖教育代替教會教育，在非洲人中傳播“獨立發展”的價值觀，1948年馬蘭（Malan）政府上臺后，任命艾澤倫（Eiselen）委員會專門考察非洲人教育。艾澤倫委員會認為教會學校培養了在南非要求實行非殖民化和多數民主的非洲人精英，建議關閉教會學校，以班圖教育代替教會學校，傳播“獨立發展”的價值觀。1953年當時任土著事務部長的維沃爾德闡述了白人政府對非洲人教育的原則：其一，非洲人教育區別于歐洲人教育；其二，教育為人們提供生活的機會，對非洲人而言，就是在鄉村生活或當移民勞工；其三，教育必須向非洲人灌輸如下的思想：他們不能與白人享受平等權利，他們的發展只能限于他們自己的范圍之內。依據這一原則，1953年南非政府通過了《班圖教育法》，第二年生效，該法規定在教育體制中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把各省的非洲人教育置于土著人事務部之下，沒有經過該部批準，不得建立任何學校?！栋鄨D教育法》同時規定，非洲人學校的教學必須符合“班圖教育”的原則，限期關閉以往教會興辦的學校，新辦的非洲人學校須設在土著人保留地，不得設在城市地區。除政府撥出固定數目的非洲人教育經費以外，超支的款額均由非洲人自己負擔。

另外，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為減緩并阻止非洲人的城市化進程，白人政府鼓勵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力圖減少資本主義經濟對非洲人勞動力的需求。1967年南非通過的《人力資源計劃與施行法》給予企業投資補貼以及對機器和設備減稅等優惠政策，通過降低資本成本，白人政府鼓勵以資本替代勞動力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相對于勞動力的成本比20世紀60年代下降了一半{24}。其中，1946年至1970年間南非制造業中資本構成發生巨大變化，總成本中的資本構成比例相對于勞動力構成成倍增加{25}。

三、白人政府的干預對非洲人城市化的影響

那么，白人政府采取的這一系列種族隔離措施是否減緩了非洲人城市化進程？

從表1可以看出，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期間，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人口比例呈繼續上升趨勢，從1951年的27.2%增加到1970年的33.1%，城市中的非洲人口比例總體上仍以每年7%的速度增長{26}。到1970年，有5百萬以上的非洲人留在城市{27}，這一數目相當于1/3的非洲人，是1946年人數的3倍，非洲人人數比白人多出50%{28}。

也就是說，白人政府推行阻止非洲人城市化的措施沒有產生預期效果，非洲人城市化進程繼續進行。那么，白人政府推行的種族隔離措施為什么沒能阻止非洲人進入城市？

1. 家園制度推動剩余非洲人口轉移到城市

南非家園經濟的最大特征是土地面積極其狹小，這一局面的出現是白人政府干預的結果。從19世紀后半葉開始白人殖民者先后對科薩人、蘇托人、佩迪人和祖魯人等采取軍事行動，以武力掠奪非洲人土地，并通過立法確保白人擁有南非絕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權。1909年的《南非法》確認了白人對南非非洲人土地所有權掠奪的現實，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嚴格劃定了南非白人與非洲人土地所有權的地域范圍，當時劃分出的保留地面積為898萬公頃，占南非國土總面積7.3%，剝奪了非洲人對南非絕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權。1936年南非通過《土著管理和土地法》禁止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占有或購買土地，雖然新增加約1 800萬英畝的土地“讓與”非洲人，但保留地面積只占南非總面積11.7%{29}。1959年的《促進班圖自治法》再一次對南非的土地分配作出規定：571 014名白人農場主擁有71%的南非土地，12.4%的土地屬于保留地3 387 384名非洲人所有{30}。于是，南非土地分配出現嚴重的種族不平等現象，家園地區非洲人人均占有土地12.696英畝土地，而白人農場主人均占有土地面積則多達423.2英畝{31}。雖然白人政府也意識到家園面積過于狹小，并試圖通過購買擴大其面積，但由于遭到白人農場主的強烈反對，到1970年家園面積仍然只占南非總面積的13.3%{32}。在南非家園狹小的土地面積基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非洲人人口卻在不斷增加，從1936年到1970年家園的非洲人人口分別為：1936年2 962 396人，1946年3 267 185人，1951年3 307 234人，1970年7 138 197人，從這一組數字可以看出，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家園人口從2 962 396增加到7 138 197，人口增長近3倍{33}。其中，從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非洲人口增長呈相對穩定增長狀態，然而，從1951年到1970年家園人口呈劇增之勢，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白人政府推行種族隔離的家園制度，強制把城鎮中大量的非洲人驅趕到家園。從1960年到1983年間有350萬非洲人被迫遷移{34}，其中有1 702 400非洲人從城鎮遷移出來，大部分非洲人被遷徙到家園，僅1960～1970年間家園人口增長97 700 036{35}人。

在狹小的土地面積上人口的不斷增加會產生怎樣的結果？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在其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轉移的二元經濟理論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傳統部門主要從事自給自足的農業，由于土地面積固定，在不增加資本投入的情況下，當勞動力的投入超過一定的水平后，繼續增加勞動力投入對產出將沒有影響，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為0或接近于0，總產出實際上沒有太大的變化。由于家庭農場的勞動力相對于土地過多，勞動力處于過剩狀態。這點在南非保留地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非洲人保留傳統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中，非洲農民普遍只有土地使用權而無所有權。傳統非洲農作制度因襲輪種燎荒，既一塊地在耕種了幾年后，便讓其自然荒廢以恢復地力，農民們遷到另一塊新地開荒播種。這種耕種制度在有大量土地可供支配的條件下，不失為一種維持農業再生產的有效方法。然而，當非洲人被擠壓進面積狹小的保留地時{36}，輪種燎荒名存實亡。加上保留地農業缺乏資本投入無法改進生產方式，保留地的土壤退化和水土流失現象日趨嚴重，農業無法實現糧食自給，不得不進口食品來滿足當地需要，到1959年，納塔爾地區人口有957 000，需要149 292 000磅玉米來滿足日常需要，而這一地區的產量不到78 416 000磅{37}。事實上，早在1918年至1955年間保留地生產的糧食已經不能滿足其一半人口的需求{38}。隨著眾多人口被強制遷徙到家園，家園的農業經濟進一步衰落。到1970年可耕地面積占南非16%的家園地區，人口占南非總人口32.7%，國民生產總值卻只占南非全國總產值2.4%，其中，農業產值占全國總產值7.5%{39}，家園生產的糧食只能養活1/4的人口{40}。

面對家園經濟困境，白人政府相繼推出1956年的“邊界工業”計劃、1960年的“工業分散化”計劃以及1970年的“增長點”計劃，允許和鼓勵白人資本家包括外國資本家作為某一公司的代理人在非洲人家園投資，并為投資者提供低息貸款、稅貼、假日和交通補貼費等優惠政策，但收效甚微。到1975年底邊界工業為非洲人提供大約110 827個就業崗位{41}，然而，這一時期家園的勞動力總人口為7 003 540人{42}，顯然家園的勞動力供給遠遠超過了勞動力需求，家園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表現為人口的高失業率。1970年家園從事農業和陷入失業的非洲人有25%～30%{43}，到1975年在特蘭斯凱的拜扎那地區失業率達到28%，最高的失業率出現在夸祖魯的萊姆海爾地區，1978年這里的失業率竟然高達41.7%{44}。

于是，家園大量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謀生。事實上，早在1936年一半的成年男子離開保留地成為流動勞工{45}。到1970年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口有5百萬以上，這一人數是1946年的3倍，占到非洲人總人口的1/3{46}。70年代特蘭斯凱地區72萬人中男性勞動力占半數，其中86%的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47}，來自家園以外的收入是家園收入的2.5倍{48}。

由此可見，種族隔離的家園制度事實上成為非洲人進入城市的推動力。

2. 產業結構轉型戰略為非洲人提供更多技術工種崗位

這些來自家園的非洲人剩余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又處于怎樣的地位？

從1971到1977年南非資本主義經濟部門中非洲人技術工人人數雇傭比例增長76%，非洲人半技術工人雇傭比例增長104%{49}。也就是說，在南非政府鼓勵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期間，非洲人獲得了更多技術工種崗位。這一現象的出現與南非經濟中的一個現象密切相關，即南非白人人口在勞動力市場中供不應求。

從表2可以看出，從20世紀初到70年代白人總人口數雖然呈不斷上升之勢，從1910年1 257 000人增加到1970年3 864 000人，但是白人在南非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卻不斷下降，從1910年的20.7%下降到1970年的17.2%。

事實上，自19世紀末礦業革命以來，南非白人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決定其無法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勞動力市場供求之間的缺口一直由非洲人來補充。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白人勞動力人口年均增長2%，而經濟年均增長超過5%{50}，南非勞動力市場隨之出現了這樣的局面：一方面，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白人工人提供更多工資待遇、條件優越的技術和管理部門崗位，白人中專業技術人員和政府公務員所占比例從1946年的45%上升到1960年60%，而半技術和非技術藍領白人工人在白人中所占比例從1946年29%下降到1960年的17%{51}。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進入管理崗位的白人人數從170 000增加到341 000，而進入監督職位的白人從34 000人增加到128 000{52}。另一方面，更多工資待遇較差、條件不好的技術和半技術崗位空余出來，留給非洲人填補。1969年南非工業界聯合商會對1 100 000個工人的調查顯示，技工人數為485 000人，半技術工人人數為323 000人，其中52%的技工和89%的半技術工人是非洲人{53}。

白人政府鼓勵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原本是為減少對非洲人勞動力的需求，結果卻為非洲人提供了更多的技術和半技術工種崗位。

3. 非洲人陷入結構性失業

必須指出的是，進入城市的非洲人并沒有被現代經濟部門完全吸收，1978年南非統計部門的數字顯示，城市中的非洲人失業率達到12.4%{54}。與此同時，南非勞動力市場卻又出現技術勞動力嚴重缺乏的局面，1969年至1971年間的一份政府報告中指出，各個行業均出現技術勞動力的短缺：建筑業和服裝業缺13%，鋼鐵業缺8%，汽車業缺11%，家具業缺12%{55}。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技術勞動力缺乏的情況日益嚴峻，1981年的政府委員會的報告指出，為了保持南非經濟每年4.5%的增長率，每年必須培訓23 000技術工人和9 500技術人員，而當時能夠提供的只有10 000技術工人和2 000技術人員{56}。也就是說，這一時期南非勞動力市場出現結構性失業，既一方面城鎮中非洲人勞動力供給過剩，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中技術勞動力供給嚴重不足。這一局面的出現實際上是產業結構轉型戰略與種族隔離教育制度之間矛盾的產物。隨著種族隔離教育制度的實施，白人政府用在非洲人身上的教育經費不斷減少，1953年白人政府用在每個非洲人小孩身上的教育經費只有每個白人小孩的14%，到1968年這一經費比例下降到6%{57}。另外，南非白人政府對不同種族實行不同的教育收費標準。南非對7歲到16歲的白人少年兒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而非洲人兒童卻長期沒有享受到義務教育，上學需要交納昂貴的學費。一般一個非洲人兒童前四年每年交納學費17.25蘭特（24.15美元），第五年以后，每年交納28蘭特（39.20美元），而非洲人的平均工資只有40.75蘭特（57.05美元），{58}因負擔不起學費，許多非洲兒童被迫輟學。于是，種族隔離的教育制度造成南非非洲人教育程度普遍十分低下。到1970年城市地區非洲人的文盲率為34.8%，而在家園更高達63.4%，城市地區有78.6%的非洲人小學未畢業，家園則有93.4%的非洲人小學未畢業。相比之下，這一時期南非只有2.8%的白人小學未畢業，白人的文盲率也僅為1.1%{59}。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南非有組織的技術培訓也僅限于白人、一些有色人和亞洲人。在1976年進行的技術工人證書考試中，2 500多萬非洲人中只有207人通過了考試，而在1977年進行的同類考試中總人口只有400多萬的白人通過考試的白人就有1萬多人{60}。根據南非政府的規定，只有獲得此證書的人才能在工商業和政府部門中從事技術工種，進入白領階層。

由此可見，由于種族隔離的教育制度造成非洲人普遍缺乏相應的教育和技術培訓，無法滿足資本密集型企業對技術勞動力的需求，非洲人在城市陷入結構性失業。

綜上所見，20世紀50年代末白人政府不僅不把大量剩余人口從落后農業中轉移出來，反而把城鎮中的大量人口擠壓進家園，結果導致大量剩余勞動力人口涌向城市。同時，南非勞動力市場需求超過白人勞動力供給的事實決定了南非工業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吸收非洲人勞動力的過程。白人政府鼓勵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原本是為減少對非洲人勞動力的需求，結果卻為非洲人提供了更多技術和半技術工種崗位。家園非洲人勞動力的供過于求與現代經濟中白人勞動力的供不應求的勞動力市場決定了非洲人勞動力從家園遷移到城市成為一種必然趨勢，白人政府推行的家園制度和產業結構轉型戰略沒能夠改變南非勞動力市場的這一基本結構，因而也就無法阻止非洲人進入城市。與此同時，白人政府推行的種族隔離教育制度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之間出現矛盾，造成缺乏技能的非洲人在城市陷入結構性失業。

注 釋：

①Robert Ross，Anne Kelk Mager，Bill Nasson：“the Cambridge history in South Africa”，vol.2，1885-1994，Cambridge，2011，pp.649.

②{26}Adrian Guelke：“Rethink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Apartheid”，Palgrave Mcmillan，2005，pp.87，pp.87.

③Robert Ross，Anne Kelk Mager，Bill Nasson，op.cit，pp.49.

④羅伯特M. 普賴斯＼卡爾·羅斯伯格：《種族隔離體制》（Robert M. Price and Carl G. Rosberg，The Apartheid Regime），加利福尼亞，1980，第170頁。

⑤Len Bloom：“Some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in South Africa”，Phylon，Vol.25，No.4（4th Qtr.，1964），pp.347-361，http：//www.jstor.org/stable/274104.

⑥G E Stent：“Migrancy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Vol.18，No.3（Jul.，1948），pp.162-183. http：//www.jstor.org/stable/3180527.

⑦David Welsh：“Urbanization in South Africa”，Edited by Ellen Hellmann and Henry Lever，Race Relation in South Africa 1929-1979，New York，1979，pp.132.

⑧James G Leyburn：“Urban Natives in South Afric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9，No.5（Oct.，1944），pp.495-502，http：//www.jstor.org/stable/2085316.

⑨Wilbert E Moore：“The Migration of Native Labours in South Africa”，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Vol.24，No.4（Oct，1946），p419. http：//www.jstor.org/stable/3348199.

⑩{36}{60}艾周昌等著：《南非現代化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19頁。

{11}Philip Bonner Peter Delius，Apartheids Genesis，1935-1962，Johannesburg，2001，pp.35.

{12}Feinstein C H：“An Economic History of South Africa：conquest，discrimination，and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25.

{13}Nancy L Clark：“Manufacturing Apartheid：state corporations in South Africa”，Yale，1994，pp.107.

{14}Philip Bonner Peter Delius，op.cit，pp.14.

{15}海因·馬雷：《南非：變革的局限性》，葛佶、屠爾康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16}L E Neame：“the History of Apartheid”，Lundon，1962，pp.123.

{17}Ibid，pp.119.

{18}Ibid，pp.124.

{19}Ibid，pp.119.

{20}Ibid，pp.120.

{21}Ibid，pp.118.

{22}Ibid，pp.125.

{23}Ibid，pp.138.

{24}Jeremy Seekings and Nicoli Nattrass，op.cit，pp.160.

{25}Merle Lipton，op.cit，pp.111.

{27}Feinstein，C. H.op.cit，pp.156.

{28}Ibid，pp.156.

{29}Leonard Thompson：“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Yale University，2001，pp.163.

{30}K.L.Roskam，op.cit，pp.64.

{31}Ibid，pp.65.

{32}Stephen R Lewis：“The Economics of Apartheid”，New York，1990，pp.43.

{33}Robert Ross，Anne Kelk Mager and Bill Nasson，op.cit，pp.650.

{34}Jens Meierhenrich：“the Legacies of Law”，Cambridge，2008，pp.118.

{35}Philip Bonner and Peter Delius，op.cit，pp.34.

{37}K.L.Roskam，op.cit，pp.65.

{38}Jeremy Seekings and Nicoli Nattrass，class，race and unequality in south africa，Yale University，2005，pp.54.

{39}Stephen R Lewis：“The Economics of Apartheid”，pp.43.

{40}鄭家馨：《南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06頁。

{41}Benbo：“Black development in South Africa”，Pretoria，1976，pp.92.

{42}Ibid，pp.36.

{43}Merle Lipton：“Capitalism and Apartheid”，Rowman，1985，pp.45.

{44}Jeremy Seekings and Nicoli Nattrass，op.cit，pp.176.

{45}Jones Staurt：“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1910-90”，Palgrave Macmillan，pp.148.

{46}Feinstein，C. H. op.cit，pp.156.

{47}楊立華等：《南非政治經濟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頁。

{48}Stephen R.Lewis，op.cit，pp.46.

{49}John D Brewer：“Can South African Survive？”New York，1989，pp.112.

{50}Jones Staurt，op.cit，p292.

{51}Jeremy Seekings and Nicoli Nattrass，op.cit，pp.65.

{52}Feinstein，C. H.，op.cit，pp.232.

{53}Ibid，pp.191.

{54}Robert M Price，Carl G Rosberg：“The Apartheid Regime”，California，1980，pp.170.

{55}Jeremy Seekings and Nicoli Nattrass，op.cit，p144.

{56}Anton David Lowenberg：“The Origins and Demise of South African Apartheid”，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p.194.

{57}Jeremy Seekings and Nicoli Nattrass，op.cit，p134.

{58}Bertil Oden：“The South African Tripod”，Uppsala，1994，pp.150.

{59}Feinstein，C H，op.cit，pp.161.

The Role of the White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on African Urbanization（1948-1978）

LIU Lan

Abstract：In 1940s，faced with the fact that more and more Africans migrated into cities，the National Party Government tried to reverse the urbanization tendency by taking apartheid measures. However，the actual proceeding of the urbanizing process in Africa ran counter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More Africans were attracted to cities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meland system. While more technical jobs were created for Africans by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es，the educational system based on apartheid policies resulted in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for the Africans.

Key words：the White Government；apartheid；African；urbanization

（責任編校：文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