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

吳曉曉++蘇朝暉

摘要：基于30個省市自治區大中型工業企業數據，運用面板數據門檻模型對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之間的關系展開研究。從雙重門檻模型的實證結果可知，隨著政府資助強度的提高，企業研發投入強度的系數由正到負，兩者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實證結果建議，政府需要逐步減少對企業的干預，鼓勵企業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進一步推動市場化進程。

關鍵詞：政府資助；企業研發投入；門檻模型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XX.XX

中圖分類號：F204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

引言

研發是科技活動中最具有創造性的行為，是創新的直接載體，早期學者的研究大都表明研發促進了創新 [1]。研發對于企業技術創新、地區自主創新能力乃至國家競爭力和經濟增長都至關重要 [2-6]。但是研發活動具有外部性，由于存在知識外溢等情況使得研發企業難以獨享研發成果，從而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積極性。因此，如果僅僅依靠企業自身研發投入就會出現市場失靈的狀況，這時就需要利用“有形的手”適時干預市場，以彌補市場的缺陷和促進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

政府干預市場的方式之一就是資助企業的研發活動。而學術界關于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存在較大爭議，主流的兩種觀點是：“促進說”和“抑制論”。支持“促進說”的學者主要基于凱恩斯主義和技術創新理論，認為政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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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2-03

基金項目：國家軟科學研究計劃重大項目（2013GXS2D027）；福建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2014R0064）

作者簡介：吳曉曉（1989-），女，江蘇無錫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創新管理；蘇朝暉（1967-），男，福建泉州人，教授，研究方向為市場經濟和創新管理。

助能夠促進企業的研發投入，也就是出現“擠入效應”；而主張“抑制論”的學者主要從信息不對稱和委托代理等理論出發，研究表明政府資助對企業的研發投入會產生抑制作用，即出現此消彼長的“擠出效應”。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不少學者研究發現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存在復雜的非線性關系。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尚未形成明確的定論，值得學術界深入探討，進一步為政府在企業研發投入方面扮演更好的角色以及協調市場的創新資源提供理論依據。

1 文獻回顧

國內外關于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影響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以下三類：第一類研究基本支持單一的促進或者抑制效應。Katrin et al.（2008）運用參數和半參數兩階段選擇模型對德國制造業3744個創新企業進行研究，發現政府研發資助對資助企業的影響大體上是正向的[7]。Xulia Gonz?alez et al.（2008）利用1990～1999年西班牙制造企業的非平衡面板數據，采用偏差修正匹配估計評估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效應，研究表明公共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完全不存在擠出效應，在缺乏資助的情況下，小企業和低技術企業可能不開展研發活動[8]。第二類研究開始注重分類，主要從區域、行業性質、企業規模、企業所有制等方面展開研究，得到的研究結論更為豐富。Desiderio et al.（2014）利用1995～2005年西班牙制造企業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表明政府資助對大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小，對中小企業產生較為顯著的擠出效應[9]?？梢?，第二類研究是對第一類研究的豐富和完善，但分類研究具有一定的主觀性，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可能不僅僅是簡單的線性關系。第三類研究開始進一步探討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之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目前這一類研究成果較少[10]。許治（2012）通過仿真研究發現政府R&D資助與企業R&D之間投入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呈現“倒U型”曲線[11]。

通過對國內外文獻的分析，現有研究主要有以下特點：第一，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的線性關系方面，而忽視了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可能出現的情景調節變量，政府資助程度本身也是兩者關系的一個調節因素；第二，隨著研究的深入，分類研究主要基于企業特性展開研究，但缺乏基于外部因素展開的相關研究；第三，對于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非線性關系的研究非常少，而這方面的研究又恰好能夠為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更為復雜的關系提供一個嶄新的研究視角。因此本文結合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剔除西藏），運用Hansen[12]在1999年發展起來的面板數據門檻模型對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之間的關系展開研究，深入探討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之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相較于前人的研究，本文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1）在數據上，本文選取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剔除西藏）1999～2012年的面板數據，從宏觀角度研究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有助于分析中國區域間的差異。（2）在研究內容上，針對我國各地方發展的差異性，研究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3）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運用面板數據門檻模型，該模型利用門檻變量來決定不同的分界點，能夠有效避免研究者一般使用的主觀判斷分界點法所造成的偏差。

3 實證檢驗與分析

3.1 門檻檢驗

在實證分析過程中，首先需要檢驗是否存在門檻以及門檻的個數。通過Bootstrap（自抽舉法）獲得F統計量和P值，具體見表3門檻效果自抽樣檢驗。從表3可以看出，雙重門檻的P值是0.033，因此，本文將基于雙重門檻模型展開分析。門檻的估計值以及相應的95%置信區間見表4，第一個門檻的估計值是0.031，第二個門檻的估計值是0.098。圖1和圖2的似然比函數圖能夠更為清晰的呈現門檻的估計值和置信區間。

3.2 不同區間的描述性分析

根據這兩個門檻值，我們可以把政府資助強度劃分為三個區間，資助強度較低（0≤GS≤0.031）、資助強度中等（0.031

3.3 模型的估計結果與分析

面板數據門檻模型的估計結果見表8。從三個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新產品銷售收入與企業研發投入顯著正相關，企業平均規模與企業研發投顯著負相關，企業平均利潤與企業研發投入負相關但不顯著。

本文的重點是在搜索出政府資助強度門檻的基礎上研究不同資助強度區間內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GS1、GS2、GS3分別表示較低、中等、較高資助強度區間的政府資助強度，其估計結果如下：在政府資助強度降低區間，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較低水平的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起到了顯著促進作用；在政府資助強度中等區間，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的關系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但兩者關系的系數為正；在政府資助強度較高區間，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負，這表明在較高資助強度區間內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產生擠出效應，可以說政府資助會相應替代了企業部分研發投入，出現“此消彼長”的情形。從雙重門檻模型的實證結果可以看出，隨著政府資助強度的提高，企業研發投入強度的系數由正到負，兩者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本文是實證結論與許治的觀點較為一致，政府資助與企業自身研發投入呈現倒“U”型關系。

根據實證結果分析，在資助強度較低區間，其中出現的樣本以東部地區樣本居多，東部地區發展起步較早且經濟較發達，市場化程度較高，企業資金實力相對較為雄厚，企業自主權較大，政府在企業研發活動中主要發揮了引導作用，所以政府稍有資助就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的創新行為，從而有利于發揮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體作用。但值得關注的是，資助強度較低區間的樣本占比較低，僅14.52%，可見我國大多數地區的樣本仍處于中等及較高資助水平區間。在資助強度中等區間，樣本以中東部地區為主，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不顯著。但在資助強度較高區間，西部地區樣本數較多，尤以黑龍江、陜西等地突出。雖然西部地區發展較為落后，部分地區以重工業為主，在產業轉型背景下面臨困境，更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但過多的扶持一方面可能會使企業產生依賴，另一方面可能會使政府加強對企業的干預程度。因而雖然政府給予了企業財務上的資助，但可能會限制企業開展研發活動時在其他方面的發展，也容易誘使企業為獲得資助而虛報研發項目、研發成果等，甚至出現挪用研發經費等現象?？偠灾?，從本文的實證結果來看，政府資助強度較高時，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產生了顯著負向效應，不利于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發揮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的主體作用。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考察了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運用Hansen發展的面板數據門檻模型以政府資助強度為門檻變量，探究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之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影響，實證結果表明隨著政府資助強度的提高，企業研發投入強度的系數由正到負，兩者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在不同強度區間內，呈現出區域特征：在資助強度較低區間，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在1%的置信水平下產生了顯著正向作用；在資助強度中等區間，政府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的關系不顯著；在資助強度較高區間，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在1%的置信水平下產生了顯著負向效應。

以上結論對于政府在企業開展研發活動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具有重要啟示：首先，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政府需要進一步實現從“管理企業”到“引導企業”的職能轉變，尤其在西部地區政府有必要減少對企業的干預，逐步打造“以企業研發投入”為主體的研發投入格局。其次，在最大限度給予企業自主權的條件下，需要加強政府對企業研發活動其他方面的監管，例如研發資金的監管、研發成果的評審等，以營造公平公正的創新氛圍。最后，政府需要進一步改善制度環境，例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盡可能解決企業創新的后顧之憂，以調動企業投入到創新活動的積極性，促使市場化機制的全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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