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默中重生
——《我兒子的故事》中的女性失語現象解讀

夏月霞

（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在沉默中重生
——《我兒子的故事》中的女性失語現象解讀

夏月霞

（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我兒子的故事》是南非作家戈迪默眾多作品之一，故事的女主人公艾拉是一位黑人女性，在性別和種族的雙重壓迫下長期沉默不語，后來和女兒一起選擇了革命的道路，實現了人格的轉變，重新構建了女性主體的新形象。

戈迪默；艾拉；貝比；沉默；失語

當代南非猶太族女作家納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1923-）曾經獲得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和眾多其它文學類獎項。戈迪默的作品多以南非社會的階級問題、家庭關系和黑白沖突為主題，從人道主義立場述說種族政治對人類關系的扭曲和重壓。

《我兒子的故事》寫于1990年，是戈迪默眾多作品之一，也是中國學術界評論最多的一部作品。該小說以一個黑人小男孩的眼光看南非的現實，講述了一個黑人家庭的悲歡離合。故事的女主人公艾拉是一位黑人女性，在性別和種族的雙重壓迫下長期沉默不語，她一方面忍受著南非社會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承受著丈夫背叛所帶來的巨大痛苦；后來在女兒的幫助下選擇了革命的道路，實現了人格的轉變，重新構建了女性主體的新形象。她的女兒貝比也不堪家庭的特殊氛圍和嚴酷的社會現實，企圖自殺；后又偷越國境參加了自由戰斗隊，為實現黑人的平等而斗爭。她們打破了種族和性別加在她們身上的雙重限制，重新詮釋自我，以一種新的形象展現在我們面前。本文擬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女性失語的社會根源，沉默的艾拉和貝比，重生后的艾拉和貝比。

一、女性失語的社會根源

自古以來，女性就處于父權主義的壓迫下。父權制是一個什么概念?就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他代表了男權的話語，這種權力形式從家庭到單位、機構，到整個社會，是一種獨斷集權的家長制結構。女性主義的先驅波伏娃指出：“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父權文化系統是女性受壓迫和歧視的社會前提，它把生理差異作為依據，在男女兩性的角色、氣質、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為的價值觀念，并從意識形態、宗教、經濟等方面對其精心地維護，使其合理化，內在化，從而實現對女性的長久統治。在這樣的理論統治下，男人不僅是經濟文化生活的主宰，也是女人的主宰。女人則是臣屬的，次要的，邊緣的。她們這個群體往往無力、順從、卑微，沒有任何有意義的事情可以言說。因此，在父權中心的社會里，女人是沒有任何話語權的。一方面，它是一個順從的標志；另一個方面，它是對由此導致的個人身份、地位的模糊性的一種反應。女性失去話語權后，變得不能表述自己，她們被迫接受男性對現實的觀念，使她們的沉默更為深邃。

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實際上就是西方中心主義和種族制度的最好寫照。西方中心主義者用一種帝國主義居高臨下的傲慢眼光拒絕非西方的人，因此可憐的黑人便被迫遠離白人生活的區域，并與所有貶義詞畫上了等號。在南非，白人卻對占全國總人口87%的黑人實行種族主義統治，其中最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星期六市場”。只有在星期六，黑人們才有權進城，用他們辛苦賺來的血汗錢購買一個星期所需的生活用品。而在星期六以外的日子里，那些黑壓壓的人群便會從城里消失，溫順地被逐回鎮外專供他們的棲身之處，“就像某種稱王稱霸的野獸劃定自己的捕獵與嘻樂范圍，不許別的野獸進來一樣，市政當局好像也用某種警告的氣味——某種不變的權威氣味劃出一個勢力范圍，禁止星期六的人民進入其中”。正如蕭伯納所形容的：“美國的白人貶黜黑人到擦皮鞋的地步；結果這些白人的論調是：黑人什么都做不好，只會擦皮鞋”

在南非，黑人收到如此的壓迫、排擠，黑人女性的地位就更為低下，他們處于種族主義制度和父權制度的“雙重”甚至還有夫權制度的“三重”壓迫之下，失去了自己的話語權，無法表達自己內心的真正愿望，默默的忍受生活所給予的一切?！段覂鹤拥墓适隆分械呐魅斯退呐畠贺惐染褪沁@樣的兩位女性。

二、沉默的艾拉和貝比

在父權制和種族隔離政策的長期壓迫下，女性失去了話語權，她們只能借助男性的話語系統來表述自己，或是在邊緣化的模糊狀態中發出暗啞的聲音，不得不壓抑“本我”，成為失語的“他者”。沒有話語權的人是毫無“自我”可言的，因為“父權對女性的內殖民實踐就是以剝奪女性的話語權否定了女性的獨立存在”

《我兒子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艾拉是一位美麗優雅的黑人女性，長期生活在父權制和種族隔離制度的社會中，她是沉默的，她很難去挑戰南非社會給予女性的地位和身份?；榍暗乃利惏察o，不喜歡也不善于表達自己的看法，因此索尼娶她為妻。在家里，他們向來都是職責分明。索尼不讓艾拉介入自己的政治活動，艾拉也自覺回避索尼的政治行動?；楹蟮陌闪艘幻麑Ｂ毜募彝D女，埋頭于家務和兒女。她的丈夫索尼卻是莎士比亞的崇拜者，對語言有莫大的信仰，入獄后他認為艾拉只會談家務事，沒有思想，因而開始蔑視妻子，開始墜入白人女子漢娜的情網。在得知丈夫的婚外情后，艾拉無能為力，還是只能用沉默來掩飾自己的傷心與失望，也不在兒女前有任何的表示。當兒子威爾試探性地問及父親出獄后有何變化時，她微笑著掩飾自己的感情，機智地作出回答。但是，艾拉的沉默忍讓并沒有保全自己的家庭。索尼甚至因為艾拉的沉默更加肆無忌憚，頻繁地以工作為借口與漢娜幽會。女兒不堪忍受，先是割腕自殺后又偷偷離境參加了游擊隊，艾拉還是無法對索尼提出抗議，把悲傷和不幸深埋在心里，繼續自己的生活。

艾拉的女兒貝比出生于這個家庭中，小時候頗受父母尤其是父親的寵愛，她接受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向往美好的生活，但這一切都無法改變她作為一個黑人女性的事實。知道父親出軌的事情后，她也只能是沉默。她無法對父親提出抗議，只能用一些過激的手段表達自己的看法，甚至不惜用自殺的方式阻止父親的婚外情。

在南非社會的多重枷鎖下，她們沒有自己的話語,沒有能力按照自己的體驗解釋這個世界，不能表達自己的體驗，實際上就是把經驗壓抑在無意識層次而無法言說，這就使她們長期處于沉默的狀態。

三、重生后的艾拉和貝比

沉默并不代表思想的停滯，很多情況下，沉默表達出的是一種超出語言所能表達的思想。在漫長的父權制下，女性的自我意識是沉睡的，被壓抑的和被忽視的。但波伏娃認為，女性處境改善的先決條件是女性作為人的主體意識的蘇醒。（胡忠青94）沉默的艾拉也逐漸覺醒了。

在小說的開始部分，艾拉就以她那種無法解讀的沉默引起我們的注意，她的沉默中有一種超出語言的洞察力，她認識到了現實社會和男性權威的不合理性，她認識到了自己處于社會邊緣的地位?；楹笠潦?，她就把自己的沉默轉變成一種反抗這雙重壓力并重塑自我的側略。為了和索尼在思想和認識上能夠統一，她開始上函授課程，并且去找了一份工作；當索尼被捕后，她又獨自一人承擔了家庭所有的責任，拒絕了救援組織的幫助。索尼出獄后有了情人漢娜，這時的艾拉為了家庭，為了孩子，還是沉默，把悲傷和失望都壓在心底，繼續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被壓迫的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覺醒了，覺醒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在出國看望女兒回來后，她的精神和外貌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她剪掉了自己的長發，摘掉了耳環，而這些都是女性的象征。她去掉了自己身上女性的象征，也就是解除了父權制度壓在女性身上的枷鎖，讓自己的地位有了一個明顯的提升。她不再受制于男性尤其是自己的丈夫索尼的支配；相反，她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在她的家庭里，她有了主導權和控制權。全新回歸的艾拉讓所有的人感到陌生，以至于她的兒子威爾說，“她再也沒有回來過。逃脫了。我的母親，她永遠地離去了?！?/p>

在社會上，隨著她革命者身份的公開，她以一個堅強的女革命主義戰士的形象呈現在我們眼前。為了保護兒子，她堅持不讓威爾出庭為自己作證。她有了自己獨立的思想和行動，最終離開丈夫和兒子遠走他鄉，成為一個獨立于丈夫和家庭之外的新女性形象。艾拉打破了種族和性別加諸于她身上的雙重限制。她重新詮釋自我，展示自我，不再把自己禁錮于給定區域。

艾拉的女兒貝比自殺未遂后，在一次參加為死難青年掃墓的活動中，她親眼目睹了殖民當局的血淋淋的屠殺，她出國參加了游擊隊。而且，她有了自己的愛情，有了志同道合的愛人，并且做了母親。這一切表明新生代的黑人不僅能破壞一個舊的制度，同時還重新視建設一個新的社會。

四、結語

在《我兒子的故事》中，艾拉和貝比的形象都是通過第一人稱“威爾”敘述的。通過他的敘述，我們了解到了這兩位女性失語的社會根源，也認識到要擺脫男權思想的束縛，女性只有發現自身的價值，具備成熟的自我意識和強烈的身份感，才能真正獲得尊嚴。

[1]納丁·戈迪默(南),莫雅平(譯).我兒子的故事[M].南京:譯林出版社, 1998.

[2]西蒙·波伏娃,桑竹影(譯).第二性——女人[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3]詹春娟.從邊緣化人物看女性的失語——小說《井》的女性主義解讀[J].西華大學學報,2008(02).

[4]胡忠青,蔡圣勤.“他者”形象的顛覆與女性主體的重構[J].作家,200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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