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全人類的“神經系統”

劉禹彤

2001年，第一次來到中國的凱文·艾什頓拿著一張公共交通卡游歷上海的大街小巷。這張公交卡上嵌入了中國第一枚自主知識產權的非接觸式IC卡芯片，也是當時世界上門類最齊全的“一卡通”。

“那時的中國在物聯網技術方面已經非常發達了?！?凱文·艾什頓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在1999年研究射頻識別技術時闡明了物聯網的基本含義： 將所有物品通過射頻識別等信息傳感設備與互聯網連接起來，實現智能化識別和管理。這之后，他逐漸以 “物聯網之父”的身份闖進公眾視野。

在過去的14年里，凱文·艾什頓6次到訪中國。作為聯合創始人之一，他于1999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創立了Auto-ID實驗室，3年后，在他的幫助下，上海復旦大學也成立了Auto-ID實驗室，重點研究物聯網的核心技術——自動射頻識別技術。很多早期的物聯網的研究成果誕生在那里。

9月16日，在北京舉辦的主題為“互聯網+開放·連接”的“騰訊智慧峰會”上，凱文·艾什頓在演講中談到，他欣賞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對于物聯網的闡述——物聯網是地球的智慧。會后，他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智能手機改變世界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對于物聯網的表述有很多，你可否用一個句子來定義如今的物聯網？

凱文·艾什頓：物聯網就是計算機在互聯網上獨立收集和分享其所想獲得的信息?，F在我們談論物聯網，都基于這個認識之上。

凱文·艾什頓。圖/受訪者提供

中國新聞周刊：在剛剛的演講中你提到，物聯網時代開始于在2001年、2002年期間，而在2000年至2004年期間，中國超過了韓國、德國和美國，成為了非常重要的高科技出口國，你是如何得出這個論斷的？

凱文·艾什頓：我的論斷是基于世界銀行對各國高科技產品出口情況的統計數據。有意思的是，15年前，我們說美國引領世界高科技的發展，可能是真實的情況。但現在，蘋果手機（凱文·艾什頓拿起自己的手機），不僅在中國制造，坦白來說，是在中國創造的。這個設備里面幾乎沒有什么技術是在美國設計或是開發的。蘋果手機的主要設計或開發都在中國，或是韓國及其他地方。

我的蘋果手機有大約10個網絡傳感器，而且有趣的是，我們稱之為手機的這個設備已不僅僅只能打電話。你想一想你花在手機上的所有時間，實際上花在跟別人通話的時間也許只占到5%。在其余95%的時間里，智能手機成了我們進行通信的網絡平臺，這些功用主要的推動力來自中國。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4月，你在韓國一個演講中提出“物聯網正在把互聯網變成一個‘神經系統。所以當我們討論物聯網時，我們討論的是為人類、地球服務的‘神經系統”?？煞裼矛F在科技發展的最新成果來證明這種觀點呢？

凱文·艾什頓：現在全世界有數十億部智能手機，遍布各地，包括非洲和中國農村，已經無所不在。它們都在收集數據，其中一種數據是大氣壓力。你現在可以在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序中打開地圖，查到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城市的天氣狀況。所以如果你把傳感器的網絡看成一個“神經系統”，那么每部智能手機都是連接這個系統的傳感器。隨著智能手機在整個地球上的激增，你很快就清楚了我們是如何擴展這個世界的“神經系統”。

中國新聞周刊：如果我們把這個“神經系統”的范圍縮小到中國的話，如何描述它目前在中國的運行和發展？

凱文·艾什頓：在上世紀90年代，你如何知道自己的位置呢？也許你有一份紙質地圖，也許你看街邊路標，也許你向當地人詢問，但你沒有自動的方式知曉自己身在何方。不過，今天我們擁有GPS（全球定位系統）。它是如何改變了中國呢？

二十多年前，也許100個中國人中有3個人有車。而今天，差不多10個人里3個人都會有車。這種變化又帶來了交通狀況的惡化，還有停車難等問題。但現在我們有了GPS，它使我們共享實時信息。我剛知道中國有個出租車應用程序叫“滴滴”，它就如同美國的Uber。這是一種新的使用汽車的方式，而這種服務也是通過完全啟用網絡位置傳感實現的。如果沒有GPS，你就無法打開該應用程序，更別說叫到出租車。

如果2100年北京的人口有1億

中國新聞周刊：2002年，你在上海復旦創建了Auto-ID中心，該中心致力于研究物聯網的核心技術之一 ——RFID（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當時中國的物聯網的發展狀況如何？

凱文·艾什頓：非常發達。當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在2001年。我拿到了一張帶有芯片的票，我用它乘公共汽車、地鐵，我估計在出租車上也可以使用它。它整合了各種功能—— 一個小小的智能芯片便可以使基礎設施為大眾交通服務。那時這種應用在世界上還不是太多。這也是一個中國領先世界物聯網的較早案例。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定義智慧城市？

凱文·艾什頓：“智慧”有點像是形容“有效”的委婉用詞，城市中的大問題是效率不高。舉個例子，在過去，站在一個街道的角落等出租車的行為不是非常有效的，而出租車司機開車四處尋找在街頭的乘客的行為也沒有效率。在這個例子中，缺少的是乘客的需要和出租車司機服務的連接部分。這也是由于缺乏信息而導致城市效率低下的一個例子?，F在，你增加了信息橋，也就是實時信息傳遞：“嗨，我需要一輛出租車我在這里”“噢，我有一輛出租車，我在這里，我現在去那接你”。這樣使“交易”變得效率很高，而現在的城市到處都是這樣的“交易”。所以，當我們談論智慧城市，就是更有效率的城市。

中國新聞周刊：“智慧城市”未來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改變？

凱文·艾什頓：比如說，GPS技術可以用于預測地震。在地震之前，GPS的信號會被輕微攪亂，帶來大約30或45秒的警告。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給你一個大致的答案——城市里將有更多的人，活得更長，更幸福，更健康。北京2100年的人口將是多少？假設有1億，你能想象到北京在人口翻幾番之后的樣子嗎？那時，我們的子孫會嘲笑我們現在駕駛汽車的方法，認為很滑稽，因為自動駕駛汽車會使智能城市變得更有效率——你的自動駕駛汽車會選擇更有效的路線，更有效地停車。這只是一個很小的例子。我們可以期待，但是細節很難預測，就像人們在自動駕駛汽車里會做什么？他們在工作嗎？他們在看書嗎？我不知道，我們必須等待。

中國新聞周刊：你認為中國建設智慧城市的優勢和劣勢是什么？

凱文·艾什頓：我知道中國在建設“智慧城市”方面有很多優勢，但我真的不知道會有什么劣勢。

第一個優勢是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方興未艾，潛力巨大。不像倫敦，因為它是最早的現代城市之一，如果你想在那建造地下設施會遇到很多問題，因為地下已經有污水管道或是地鐵等過去留下的基礎設施。

二是中國有政治意愿來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在很多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政府往往不愿意把財政投資在長期項目上。而中國管理經濟的偉大之處在于政府可以說，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我們要在十年后看見效益。盡管這要花一段時間，但我們知道它值得，所以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優勢。

第三個優勢是充滿活力的高科技市場經濟。在中國，有像騰訊那樣在高科技方面具世界領先水平的公司，然后政府又愿意在公共基礎設施上發力。

政府應是投資人而非管理者

中國新聞周刊：根據埃森哲2015年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到2030年，物聯網將為中國額外創造1.8萬億美元的累計GDP（國內生產總值），你如何評價這份報告？

凱文·艾什頓：我還沒看過這個報告。但我對這樣的大數據分析報告非常懷疑，因為這很難理解，而且對特定數量的預測是很難的。毫無疑問，物聯網帶來高效率，而中國是物聯網經濟的主人，所以極有可能中國經濟由于物聯網變得更加高效。這將需要多長時間？物聯網究竟能帶來多高的效率呢？我不知道，在2100年我們或許可以算出來，現在去量化它卻是非常困難的。

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上半年，中國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在你看來，政策制定者在中國未來物聯網的發展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凱文·艾什頓：在物聯網時代，不僅是中國政府，所有政府扮演的主要角色應該是投資人不是管理者。

政府應該善于成為高科技公司的早期客戶。比如，騰訊明確了他們打算發展的科技和它帶來的影響，但是他們需要第一批顧客，因為大多數人都不想買別人沒買過的東西。那樣做有風險。因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主動成為高科技的第一個消費者，以此刺激科技的發展和創新。然后，政府把購買來的科技用于建設城市和發展經濟。

以美國為例，為什么它能成為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高科技領導者？為什么它現在不是了？美國大部分領先的技術源于它的空間項目。在1960年代，美國決定在太空飛船上投入大量政府資金，比如登月項目。政府采購了一件當時沒人買的東西——硅片，這就開啟了美國的高科技經濟。

另一方面，政府應該減少管理、保持開放。如果你是北京市市長，你決定投資“智慧城市”技術。當第二年你需要更多的技術支持的時候，你無需非要從上一年提供服務的那家公司購買技術。你可以通過互聯網和物聯網了解這項技術的最新成果，繼續投資合適的企業和技術，而不是去支持行業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