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考論

摘要：清人毛鳳枝金石學著作《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是關于陜西金石的研究性著作，足以代表清代末年陜西金石研究的最高水平。毛鳳枝自幼隨父宦游，15歲起受父收集金石碑拓影響，亦雅好其事。其后他長期往陜研究，著述頗豐?！洞嬉菘肌芬浴督鹗途帯窞檠芯科瘘c，對毛氏所收關中歷代金石，包括瓦當、墓志等進行編錄，考其存逸，并對其他書中未收、舛錯、歧義處以及作者、時代等詳加考辨。該書上限周，下限唐，十年始成。該書現存版本三種，一是藏于臺灣中研院的寫樣待刻本；二是光緒二十七年顧氏江西刻本；三是藏于上海圖書館的民國十年抄本。

關鍵詞：毛鳳枝；金石學；版本；史料價值

中圖分類號：G2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目前金石學，尤其是清代金石學已日益成為顯學，而長安作為周秦漢唐故都，碑碣金石之富，甲于海內，一直是金石研究的重點地域。清人的相關著作中，陜西金石占有較大比重，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有近一半的篇幅著錄秦地金石，朱彝尊《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編》等書也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內容為陜西金石。又有眾多專以秦地金石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如朱楓《雍州金石記》、畢沅《關中金石記》等。清末毛鳳枝的《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以下簡稱《存逸考》）也是一部專論陜西碑石的金石學著作。該書所收，一是毛氏所見前人相關著述中所有有關關中的金石文字遺存，二是毛氏所見而未為他書所載的關中金石文字，已最大限度地將清末學者所能見到的關中金石文獻載入，并做了相當深入的辨析考證，足以代表清代末年陜西金石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對其進行全面研究，是一個有重要學術意義的課題。然而此書卻很少受到學界關注，本文擬對其成書、史料價值、版本等問題做一考論，使學界了解此書價值所在，充分利用此書，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

陜西地區的金石搜討、收藏、鑒賞、研究的風氣自宋以后始終盛行，即便在明代金石學研究整體呈衰頹之勢的背景下，陜西自萬歷之后卻出現一種金石研究的新氣象，重視著錄資料的準確性與可靠性，形成親身訪碑的風氣，延續至于清初，對顧炎武等人復興金石學在方法論上產生了很大影響。①整個清代金石學，自顧炎武發其端，之后再經錢大昕、王昶、畢沅、阮元、孫星衍等著名學者的倡導，到乾嘉以后，已蔚為大觀，這期間陜西地區的金石學家和金石著述也在在多有。這種濃厚的金石研究學術氛圍，對于毛鳳枝的金石搜集、研究、整理以及有關金石諸書的撰作有很大的助力。

毛鳳枝（1836-1895），字子林，號蟫叟，揚州甘泉（今江蘇揚州）人。少時隨父毛瀚宦游京師、荊梁、河洛等地，后其父任陜西候補知府、西安清軍同知，遂同來陜。能文好學，在當時西安官宦子弟中，被譽為無紈绔習氣，博學能文的“四公子”之一。太平天國之變后，曾為清軍文職幕僚，往來今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咸豐十年（1860），以父病辭任，歸西安侍養，之后長期客居西安，以受聘于官宦人家為塾師、充任陜西地方高官幕僚為生，尤以任西安知府幕賓時間最長。對地方財賦軍政、利弊興革頗有參畫，為當道倚重。晚年著書為樂，尤喜搜集碑帖，考訂金石。光緒乙未（1895）卒于西安，享年六十歲?？塘鱾鞯闹饕越鹗悶橹?，有《存逸考》十二卷、《古志石華補編》二卷、《金石萃編補遺》二卷，此外尚有《寓志于物齋詩文集》三卷、《陜西南山谷口考》一卷。據《續陜西通志稿》，未刊刻的著作尚有多種，多已散佚。②其生平事跡主要見于其侄毛昌杰所撰《續陜西通志稿·毛鳳枝傳》，另《存逸考》等書序跋亦載有零星資料。

毛鳳枝的父親毛瀚就有收藏金石的興趣，《存逸考》后序說：

先大夫宦京師，官國子監助教，有石鼓之拓；出刺巴州，有南龕諸碑之拓。及改官來秦，于汧得《心經》、《述圣記》，于隴得《楊淡經幢》、《吳岳祠堂記》，于鄜得《寶室寺鐘銘》，于華得扶風《夫子廟堂碑》、《李元諒楙功昭德頌》。力所能致者，命工拓之；力所不能致者，或乞之友人，或購于帖肆。銖積寸累，溢案盈箱。鳳枝趨庭之暇，得聞緒論，年甫十五，即喜搜羅墨刻，無論精粗美惡，每見必購，每購必藏。時人皆笑為迂，而樂之不厭也?！w區區篤好，至今四十年矣。[1]

毛鳳枝深受其父影響，十五歲時就留意于此，終其一生，對搜集整理金石興趣不減。在陜居住多年，他日常相與來往的在陜學者，如孫三錫、張曾、李勤伯等，都有金石癖，這些學者又多為西安的書畫金石社“青門萍社”的主要成員，③交流探討碑石資料是其交流的重要內容。其中成員之一蜀人李嘉績，在光緒初任官陜西，毛鳳枝曾入其幕府，常為其校訂所得碑拓，李嘉績編《汧陽述古編·金石篇》，所作考證大多為毛鳳枝所撰?；蛟S受毛鳳枝影響，民國時期陜西著名學者、其侄毛昌杰于金石學亦頗有造詣；其門生顧家相之子顧燮光為毛鳳枝刊刻遺著數種，亦金石名家，著有《夢碧簃石言》等多種金石學著作。

《存逸考》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之下產生的。對于此書的撰作緣起，毛鳳枝認為金石易散，惟有著述可傳之久遠，因此從保留金石負載的文化意義看，這一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他在《存逸考·后序》中說：

金石文字無聚而不散之理，如歐趙諸公，以及都氏元敬穆、趙氏子函崡、顧氏亭林炎武、郭氏允伯宗昌、錢氏竹汀大昕、孫氏淵如星衍、朱氏近漪楓、畢氏秋帆沅、黃氏虎癡本驥，收藏極為富有，今其篋中拓本不知歸于何所，獨所著金石諸書，至今炳炳在人耳目。然則藏弆雖多，固不若著書之可久也。鳳枝竊托斯旨，集為是編，以為秦中掌故，且以識家學淵源其來有自云。[1]

《存逸考》即以他序言里提到的這些前賢的金石著作，以及沒有提到但是卻是《存逸考》著作基礎的王昶《金石萃編》等這些書為研究起點，對他所收藏的關中歷代金石，包括瓦當、碑碣、墓志、塔銘、經幢、造像等進行編錄，考其存逸，并對《金石萃編》《古志石華》等書未收、舛誤、文字有異的地方，特別是對其中有關作者、時代和相關重要知識點的碑石文字，詳加考辨。這也是《存逸考》中最富學術性，對后世學者最有價值之處。此書著錄上限，作者雖云斷自秦始，實則亦收傳為周代的瓦當，下限則至于唐，共一千三百余種。四易其稿，“創始于光緒乙亥（1875）夏，告成于光緒己丑（1889）秋”，[1]可謂是十年辛苦不尋常。

二

金石著錄的體例，自乾嘉以后已形成一定規范，如《金石萃編》的體例是題目下注明碑刻、器物的尺寸和所在，錄文之后附有他書著錄的題跋，最后為作者的考釋或按語?！豆胖臼A》亦是志文后附按語?！洞嬉菘肌敷w例大略若此，不同之處在于分府縣立目，各府縣下按照時代先后著錄所收金石，每種著錄其書體、書者、年代、存逸、藏地或收藏者，碑志全文見于他書者略而不引，未見他書者全文備錄，已為己之另外兩部金石著作《金石萃編補遺》《古志石華補編》所收者則略引，遇有文章出色者亦備錄全文，之后對碑志文字所涉各方面知識進行考證。需要說明的是，毛鳳枝所云“關中”雖與清代行政區劃中陜西省內的關中概念一致，但還是酌收了少量今甘肅、青海和新疆境內較著名的碑刻，可視為對關中金石的補充或者附錄。

作者慮碑石顯晦無常，久而無征，因此重點在于著錄存逸，“俾存者可知其方隅，逸者仍留其姓氏?！澗幩d墓志，能實指其處，即云現在某所，否則以葬地為憑”。[1]著錄金石存逸在此書之前已有先例，如清道、咸間吳式芬的一系列金石著作，著錄了清中期以前金石文獻的存逸、所在等。對于關中金石存逸，《雍州金石記》《關中金石記》都有簡略記錄。毛鳳枝在這方面提供了更為豐富的信息，特別是關于瓦當的存逸，之前未有著錄，毛鳳枝首發其例。因此對于學者調查尋訪有關關中金石的下落，了解金石流傳過程，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此書雖名為“存逸考”，實則受其他金石著作影響，碑刻所涉音韻、文字、史事等，作者都有詳細考證，多有精辟之處。誠如顧燮光所評：“要之椎輪大輅，不廢先河?！盵2]160

如卷十所收《諸葛武侯新廟碑》，是碑現存漢中勉縣武侯祠，石雖完好，然經后人改鑿甚多，金石諸書多有著錄。此碑第一行云：“貞元三祀，時承盛秋，□□府王左仆射馮翊嚴□”，修廟之人“嚴□”，名已磨泐，后人有補刻此碑者臆補為“武”。嚴武為唐代名臣，位高權重，且因與杜甫關系密切而享有很高知名度。清初以來所修地方志多承此說，清康熙六年重修之《陜西通志》“諸葛武侯廟”條即載此碑為嚴武所修。畢沅《關中金石記》否定嚴武之說，定為舒王謨，沒有說明何據。稍后王昶《金石萃編》卷一百三著錄此碑，對“修廟者為嚴武”之說進行了辯駁，認為兩《唐書》未載嚴武有“左仆射”之職，且嚴武卒于永泰元年，不應貞元三年仍在世，此碑非嚴武所修無疑；同時又對畢沅之說作了辯駁，認為舒王亦未嘗有左仆射之官，且與“馮翊嚴□”亦無關聯。王昶之辯極是，但是修廟之人為誰仍不能考訂。毛鳳枝則根據其任官時間在貞元三年、官銜有左仆射、馮翊這三條關鍵材料，考兩《唐書·嚴震傳》嚴震貞元三年為興元節度使，封為馮翊郡王，勉縣正在其治下，與此處職銜若合符節，可證修廟之人為嚴震無疑。今人陳顯遠《勉縣武侯祠廟“唐碑”初考》根據史書相關記載，亦考為嚴震，但其顯然并沒有看到毛氏此書，做了重復勞動。[5]

又如卷五所收《路詮墓志》，志主之姓適在缺處，全文載毛氏《古志石華補編》，志主題銜為“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泰州諸軍事、泰州刺史、上柱國、宣城（以下缺）”，志文中又有“宣城縣開國公”字樣；又志主“祖彩，魏奉朝請、禮部侍郎，周使持節（缺）恒、懷、夏四州刺史，陽平郡開國公。神機朗察，遐邇挹其清潤（缺）。父兗，隋大興縣令、內史舍人、兵部侍郎、左武衛將軍、長秋令、太府卿、金紫光祿大夫、閿鄉縣開國良公”。毛氏因志文中有“昔漢啟玄圖，伏波功參”數字，以漢伏波將軍路博德事證之，補志主姓為路。又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路氏有“文升，字文升，平、愛、秦三州刺史，宣城縣公”，其“祖彩，后周夏州刺史；父兗，隋兵部侍郎，閿鄉公?！盵5]3408與此志志主及其父祖名字、官銜適相一致，因此斷為一人。由此亦可補《新唐書》之缺?！度莆难a遺》第七輯亦收此志，補志主姓為馬，未說明理由。[7]262當同樣以“伏波功參”句，因漢另有一伏波將軍馬援，因此定為馬姓，然未有其他證據支持，仍當以毛氏所考為是。

由于此志稱路詮為陽平清水人，毛鳳枝遂以為路氏郡望，并以之糾正他書之記載。如韓愈有《路應神道碑》，云路應為平陽人。毛鳳枝引《舊唐書·路隨傳》云路隨“陽平郡人”，《路嚴傳》云路巖“陽平冠氏人”，認為韓愈的“平陽”之說乃“陽平”之誤，應從志以“陽平”為正。實際上唐人所謂“某地人”的說法很模糊，或指郡望，或指鄉貫，或指本籍。毛氏既考志主為路氏，《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路氏自漢博德始居“平陽”，則平陽當為路氏郡望，路氏后人或移居陽平，陽平為其鄉貫或本籍亦未可知，韓愈所說未可遽斷為錯。

毛鳳枝在考證碑刻同時往往又說開去，附錄多有其他考證，如卷二附錄《尚書八座考》，對“尚書八座”到底指哪些官職、從秦到唐的演變都做了詳細討論，認為唐時“八座”指左右仆射與六曹尚書，非如有的觀點所認為的指各部侍郎。又如卷三《金滿縣考》、《沙州考》、《和林考》，詳考這些地名具體所在，名稱演變過程，給后人提示了一條清晰的線索。卷四《〈周禮〉“廞”字考》，列述《周禮》中出現的“廞”字，鄭眾、鄭玄等的解釋，結合《說文解字》，梳理出來 “廞”字具有三種不同含義：陳設、欣喜、淤塞?？甲C功力深厚，貢獻頗多。另此書末附《石刻書法源流考》一文，對于指示古今書法南北派別，眼光獨到，評騭允切，至為詳盡，且有對各種金石文字的真偽考證，可視為一部中國唐前書法碑刻簡史。

但此書也存在很多疏漏之處，顧燮光說：“當時山河修阻，交通阻滯，而征引諸書未廣，且斷自唐代，亦嫌稍隘”，并且計劃“暇時擬廣輯群書，為之補正”，因種種原因未能完成。[2]156又顧燮光友人黨晴梵亦云：“暇日亦嘗披覽，疏漏實多?！盵4]44岑仲勉《金石證史》中針對此書有數十條辯誤。[8]

這些疏漏涉及音韻、文字、史事考證等多個方面，如上述關于路氏族郡望的判斷，是因對唐人籍貫表達情況不了解所致。其他還有斷句錯誤，如卷六所收《常丑奴墓志》，志文敘其歷官云“遷天官府治中士。司會治本，文昌樞密?！泵P枝在志文后考證云：“遷天官府治中士司會。案……《北周書·宇文護傳》有膳部下大夫，天官府治中士司會，亦其屬也?！卑粗疚闹小八緯辈慌c“中士”相連，而應斷屬下句?！短屏洹肪砹氨炔坷芍幸蝗?，從五品上”條注云：“魏氏置，歷晉、宋、齊、后魏、北齊，皆有郎中。后周天官府有計部中大夫，蓋其任也?！盵6]194司會本為《周禮》天官之屬官名，職掌財務經濟，后亦用為動詞，指掌管財務。據《唐六典》，比部（計部）所掌為財務諸事，故“司會治本”，即對所掌事務之說明。且“司會治本，文昌樞密”這種對舉的寫法，也是時人行文的風氣。

引文不嚴謹，如卷五《皇甫景元等造千佛像碑并碑側》，毛氏引《咸寧縣志》一段文字，考碑之所在與來歷，云出馬氏《陜西通志》。實則所引文字俱節自清嘉慶《咸寧縣志》卷十二《祠祀志》“圓通寺”條，并非出自馬理等修（嘉靖）《陜西通志》。

《存逸考》引書雖廣，然難免疏漏，有些甚至令人扼腕嘆息。如卷七收《李楷洛碑》。李楷洛是平定安史之亂，有唐室中興再造之稱的功臣李光弼之父，新、舊《唐書》附傳于李光弼，事跡記載甚為簡略。此神道碑為楊炎所撰。楊炎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財政經濟制度創建方面的貢獻，在德宗朝任宰相時，創行兩稅法，是中國稅制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楊炎在當時文名隆盛，代宗大歷時官吏部郎中、知制誥，掌詔敕的撰寫，文筆頗受朝野人士贊許，與同享盛名的常袞合稱“常楊”。所撰《李楷洛碑》堪稱是他的代表作，“詞甚工，文士莫不稱頌之”，[10]3419甚至唐德宗“嘗得炎所為《李楷洛碑》，置于壁，日諷玩之?！盵6]4722毛鳳枝將此碑文全文備錄，但毛氏所見碑銘磨泐過甚，所錄缺字過多，很多地方難以讀通，銘文部分尤甚，所錄什二而已。而銘文恰是古人逞其文彩斐然之處，故所闕尤令人嘆息。

然查閱宋徐鉉所編《唐文粹》，此碑文恰收其中，且相當完整。與毛氏所錄字數基本相同，文字差異甚小，不同處多屬碑字辨識不同所致，可以確定為二者同源。用《唐文粹》之文，恰可補足毛氏錄文所缺。又，毛氏斷言碑文是《文苑英華》版刻文字的刪節，因為他注意到《文苑英華》亦收此文，曰碑文計九百余字，而版文一千五百余字，字數較碑文多出六百，且文字差異較大，因此認為是“上石時重加刪節”。實際情況則并非如此。以銘文而言，一百六十字，毛氏僅錄出四分之一?！短莆拇狻匪浐汀段脑酚⑷A》相較，二者用韻不同，字句不同者亦超太半，故此當視碑文為勒石時，或因原文過長而作者另行撰作，毛氏刪節之說并不可信。一位墓主之神道碑而兩作，且各有千秋，楊炎之文筆縱橫，可謂名不虛傳。清嘉慶年間編《全唐文》，楊炎兩篇《神道碑》均被收入，亦可見編者將其視為兩篇不同作品。由此可見，毛鳳枝并未閱過《唐文粹》，亦未翻檢《全唐文》。

三

《存逸考》的刊刻，費盡周折。毛鳳枝生前曾受門生顧家相資助，準備刊刻而未果?！洞嬉菘肌窌箢櫦蚁喟衔脑敿毭枋隽诉@一過程：

既官萍鄉之三年，得先生札，稱手著《金石存逸考》成書，家相亟郵致百金，慫恿付梓。尋又得先生書，謂遭家難，前寄資已耗去，未及開雕。家相復言江右刻工值廉，乞以定本見畀，當獨任其事。顧先生不欲重累家相，又其時別有允佽寫刻之費者，遂未許家相所請。

顧家相光緒丁亥（1887）調任江西萍鄉，毛鳳枝是書成于光緒己丑（1889），正是顧家相在萍鄉之第三年。雖有顧家相的資助，但是還未刻成，毛鳳枝不幸于光緒乙未（1895）去世。兩年后，顧家相遣人專程前往西安，終于拿到《存逸考》稿本，并予以刊刻。

今歲之夏，遣伻赴秦，間關三千里，往返數閱月，一昨言歸，出豐山畣書，乃赍是編藁本偕來。數年之愿，幸而獲償，不禁狂喜，而又涕泣隨之，悲吾先生之已不及見也?！蚁嘤诮鹗畬W，曾未究心，不能為一辭之贊，爰命兒輩就藁本寫定尺寸行列，悉依《南山谷口考》之式，付諸手民，并述其緣起如此?！饩w廿有三年倉龍丁酉長至前十日，門下士會稽顧家相拜手謹跋。

目前所見《存逸考》的版本主要有兩種。一藏臺灣中研院，標為“清光緒間作者手定底稿本，宋體工書”，原本無緣見到，然已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之可以判定實為寫樣待刻本。④可以看出刊刻工作毛鳳枝生前已經做了一些準備，當光緒己丑年書成之后，寫樣準備上木。前有總目，標為十二卷，毛鳳枝序、例言、引用金石書目，正文僅八卷，有毛鳳枝批注。書未刻成，原因有多種，內容尚需完善也應是其中之一。就這八卷而言，和后來的刻本前八卷相比，仍缺少部分內容，如卷一西安府無“補遺”部分，并脫北周《平東將軍右銀青光祿造像題字》條大半文字；卷八脫《莒公唐儉碑》《尊勝陀羅尼經咒石鼓》《雍州同官縣武定村造阿彌陀四面像銘》等條。從作者在此本上的大量手批字句可見，他對此本是不滿意的，雖已寫成樣例，然并不準備以此付諸棗梨。

毛鳳枝在寫樣本中的批注主要有四種情況：一是文字措辭的修改、格式的調整，如“現在”改“見在”，“《春秋左氏傳》隱公元年傳”，改為“《春秋隱元年》左氏傳”等。又如卷一《嶧山刻石》條對“陀”字的訓釋，原文作：

碑云：“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标愊闳弦囔督鹗菸匿洝吩疲骸啊蛹拔宓壑蛹础??！苯癜?，石刻本“陀”字本作“阜”旁，不能改作“他”字，且“他及五帝”，其文不詞。案古字從“它”從“也”之字可以互通，此“陀”字當作“阤”解?！职浮墩f文》“阤”字從“也”，秦碑從“它”。

批注修改為：

碑云‘陀及五帝”，案“陀”或作“阤”，“ ”、“ ”二篆相似，故古書從“它”、從“也”之字每每互易。本作“迤”，有連延義。

凡此種修改，關乎到準確理解訓識文義，因此不能說完全沒有意義。二是調整順序。如卷一《王智明造白玉石像記》條，批注曰“補”，當是移入“補遺”。三是內容修正。如卷一《周驃騎將軍云陽縣開國男鞏賓墓志銘》，原文作“全文見《隋唐石刻拾遺》”，改為“全文見《古志石華》”。四是補入新的內容。如卷一《嶧山刻石》條，文末補入“今世以傳有《永樂大典》本、鄒縣本、江寧本、日本重摹本，皆字畫小”數字；卷二《東陵圣母帖》文末補入：“翁覃溪曰：石屬□‘大和四年裴柳同登楷題四行，即唐雁塔題名殘刻之尚僅存者，宋時借用其前半空石刻懷素草書耳”數字；卷四《太常寺奉禮郎李繼墓版文》上，批注添加“《李術墓志》，李翱撰，元和九年正月十九日。查原文補入?！?/p>

毛鳳枝自言此書歷十余年方才完成，前后修訂數次。寫樣本的批注修改正可以反映出作者不斷搜羅金石、不斷完善文字的真實過程，亦可識其著書為學之歷程。

另一種版本為光緒二十七年顧氏江西刻本，封面書名篆書，題簽者為“豫寧葛成春”，豫寧乃江西武寧舊稱，葛成春即此書顧家相《跋》所云“同校字者……武寧葛明經成春”。扉頁記云“光緒辛丑夏會稽顧氏刻于江西萍鄉縣署”，辛丑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正文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前有毛鳳枝序、例言，十二卷，后二卷為目錄，后有毛氏后序，附錄《石刻書法源流考》，末有顧家相跋文。

另據顧燮光自云此書：“己亥家君為刻于長沙，余與校讎之役”，[2]156“光緒末葉，燮光奉先君子命監刊于長沙”，[3]其友人黨晴梵亦說：“此書鼎梅（顧燮光字）之先君為刻于長沙，板存西安顧氏寓中。鼎梅久居上海，板為家人竊售于竹笆市瀛記書局。鼎梅今夏舊地重來，始贖還之，璧還珠歸，亦一幸事也?！盵4]44光緒己亥為光緒二十五年（1899），于辛丑僅先二年，揆諸情理如此短期不應有重刻之舉，顧氏所云長沙本與萍鄉本當是一刻。另從這些記載看來，此書刻成后確未再刻?？虝鴷r間、地點之歧異或為肇始于長沙而畢功于萍鄉所致，抑別有原由。

顧家相最終拿到、據以刊刻的稿本和寫樣本并不盡一致。毛氏在寫樣本上的批注，僅有很少一部分見于刻本，如上所述批注的第二、三種情況。另外兩種情況，文字的改動，不知是否因作者認為字句之爭，無礙大義，后來再作修訂時并未采用；補入的內容，特別是要補入的墓志，在作者晚年，這些技術性的工作可能主要依賴于子侄輩，這大概也是這些文字未能補入的原因。

除此之外，刻本和寫樣本在文字上亦稍有差別，如卷二《東陵圣母帖》條，寫樣本作“此帖字跡頗難識認……出此帖釋文以示余”，批注改“識認”作“辨識”，刻本作“此帖字跡難識……嘗為此帖釋文，出以示余”。因此顧氏所據既非寫樣本，亦非寫樣本毛氏所改，當是寫樣本之后，毛鳳枝還有一種最終的修訂稿本。

目前所見除了這兩種本子之外，另有一種撮錄不分卷的民國十年（1921）鈔本藏于上海圖書館，作者不明，僅撮錄碑志名稱及書體、年代等基本信息。⑤

綜上，《存逸考》的可貴是由其內在的價值所決定的，這是由作者對關中地區的金石碑刻收羅較為全面，集中反映了關中地區碑刻文化的深厚底蘊，雖然其中存在一些問題，仍不失為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金石學著作，只要細心地加以清理，就能克服其缺點，煥發其應有的光彩。

注釋：

①關于明末清初陜西金石研究對于顧炎武復興清代金石學的影響問題，筆者擬撰

專文討論。

②據毛昌杰所撰《續修陜西通志稿·毛鳳枝傳》，有《關中金石文字古佚考》二

卷、《關中金石文字古存考》一卷、《四部提綱》一卷、《季漢忠烈贊》一卷、

《滕王閣詩敘批注》一卷、《汲古閣兩漢書?？庇洝范?、《寓志于物齋隨筆》

三卷、《詩文續編》二卷，均未刊刻，均已散佚；又有《兩漢書地理志今釋》、

《通鑒地理今釋》兩書未竟。但據顧燮光《新編·跋》說，陜西學政柯逢時曾

繕錄毛金石全稿，后歸顧家。又其《夢碧簃石言》（王其祎校點、顧燮光著，

卷五《毛子林太夫子考訂金石著作》，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說《關中

金石文字古逸考》稿本尚存顧家。則毛氏金石著作或仍有存者。

③清光緒十四年（1888）由樊增祥在西安發起組織，主要成員有譚西屏、萬伯舒、

方黝石、彭洵、顧耳山、李嘉績、李勤伯等十余人。

④陜西師范大學賈二強教授定此為寫樣待刻本，甚是。在此謹致謝意。

⑤此本由好友上海大學石曉玲博士后代為查閱，在此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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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向菲，女，陜西臨潼人，西北大學博士后，西安文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

（責任編輯：李直）

基金項目：陜西省“十二五”古籍整理重大項目子項目（SG13001·史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