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選擇——基于風險與收益的權衡

鄭振雄

（福建江夏學院經濟貿易學院，福建福州，350108）

伴隨著經濟服務化趨勢，制造企業服務化越來越受到企業界和理論界的關注。實際上，歐美制造企業產品“捆綁”服務的經營歷史，可以追溯到150年前。[1]20世紀50年代末Xerox公司以及1990年代IBM公司成功實施服務戰略，至今仍被不少文獻反復提及。[2-3]不過歐美學術界的理論總結明顯要滯后于實踐，直到1988年Vandermerwe才正式明確提出“服務化”的概念：嚴格意義上的制造企業，在產品中“整合”服務，成為一種有效的競爭戰略。[4]此后1990年代，不斷有學者呼吁處于市場飽和階段的歐美制造企業向價值鏈下游進軍，以獲得更多的盈利機會。[5]20世紀之后，制造企業服務化相關研究更是大量涌現。Oliva & Kallenberg提出制造企業服務化演進軌跡。[6]如圖1所示，制造企業處于位置0，表示該企業采取純制造戰略；當制造企業沿箭頭方向移動，意味著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當然，制造企業可以執行不同的服務化路徑，比如位置1、2所代表的不同路徑，或者位置3所表示的制造企業采取純服務化戰略。借助這張圖，可以將已有文獻劃分為3類。第一，歸納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制造企業可以處于演進軌跡上的不同位置，比如位置1、2、3，當然還可以有更多種可能。[7]第二，識別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的風險及探討如何進行組織轉型：制造企業從位置0向位置1、2或3移動，面臨諸多挑戰，如何進行組織變革，以成功實施服務化戰略。[8-10]第三，探究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其績效及潛在收益如何：實證研究制造企業從位置0沿箭頭方向移動，所收獲得的各種收益。[11]

圖1 制造企業服務化演進軌跡

相比之下，國內制造企業開始服務經營比較晚，比如：1990年代中后期的海爾集團、新世紀之后的陜鼓集團及華為公司。[12]與制造企業較晚開展服務化實踐相似，國內關于制造業服務化的文獻同樣比較晚出現，最早一篇見于1999年。[13]進入新世紀之后，國內一些學者陸陸續續以不同形式探討制造企業服務化經營，比如，服務型制造、制造業的服務增強、制造服務化等。[14-16]不過已有國內文獻，正如Baines指出的：至今為止，仍比較缺乏能夠對企業開展服務化經營實現有效指導的研究。[17]第一，相關學者在綜述及構建多學科分析框架之后，缺乏從管理角度進一步探討國內制造企業服務化采取何種路徑、遭遇何種風險、獲得多少回報的研究。第二，少量的實證研究，數據又略顯陳舊。[18-19]第三，已有文獻沒有具體考察做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特定的經濟環境對制造企業服務化的影響。正是由于以上種種不足，構成本文的立意所在：在中國特有發展環境下，探索國內制造企業如何成功實施服務化經營，即可信地回答“在什么樣的環境下，采用何種路徑，制造企業服務化能夠取得優越的績效”。[20]

本文將在系統評述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構建國內制造企業服務化的理論分析框架。有鑒于此，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首先，在全面評述制造企業服務化的路徑、風險及收益的相關文獻基礎上，指出已有研究的空白點；其次，構建基于風險與收益的權衡的服務化路徑選擇數理模型，形成一個完整的國內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選擇的理論分析框架；最后部分是結論與討論。

一、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

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與執行服務化路徑，分別屬于戰略與行為層面。所謂服務化戰略，相當于“制造企業要不要服務化”；而服務化路徑，則相當于“制造企業怎么服務化”。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從而可以區別于純制造企業，即圖1中位置0與位置1、2、3的區別；而制造企業執行特定服務化路徑，則可以區分服務化的制造企業，即圖1中位置1、2、3之間的區別。已有的管理文獻一致建議制造企業采取服務化戰略。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通常會執行特定的服務化路徑（或者說服務化模式、服務開發戰略），見表1。目前國外研究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的相關文獻還是比較豐富的。制造企業通過考察自身具備的能力條件，選擇不同服務化模式，從而找到新的增長機會。[17][21]進一步，制造企業采取不同服務開發戰略將面對不同的動力與阻力，從而引致不同的經營風險。[8][22]最后，制造企業執行不同服務化路徑，所收獲的財務績效也不同。[23]相比之下，國內研究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的文獻尚處于起步階段。簡兆權、伍卓深通過分析數個實施服務化戰略的國內外制造企業的成功實踐，總結出了4種服務化路徑。[24]安筱鵬同樣基于國內外案例分析，提出了4種不同的服務化模式。[25]

表1 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

國外關于服務化路徑的文獻，根植于歐美成熟市場經濟體的實踐；而有限的國內探討服務化路徑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總結國外企業的成功經驗。特別地，中國做為發展中國家，整體經濟環境與歐美國家不同。那么有理由預期，基于中國特定的經濟環境演化出的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不同于歐美國家。第一，政策因素。Neely采用OSIRIS數據庫，分析世界各國2007年、2009年、2011年企業服務化趨勢，發現最大的變化來自中國，2011年19.33%的中國企業宣稱提供服務，而2007年該比重尚低于2%，其中部分原因來自于中國政府的干預。[26]第二，產業因素。Wise &Baumgartner指出美國相關產業進入成熟期，以安裝為基礎的服務市場容量遠大于新產品。[5]而Gebauer指出瑞士41%的企業已進軍中國市場，其余的企業當中有62%計劃進入中國市場，顯示中國大部分產業仍為達到成熟階段。[27]Fang的實證研究表明，產業所屬生命周期位置的不同對企業服務化表現會產生不同影響。[28]第三，文化因素。Gebauer考察了中國文化對在華瑞士企業服務經營收入的影響，發現中國文化當中特有的“關系”、“人情”、“面子”等因素制約了在華瑞士企業服務收入的增長；由于服務收入利潤率更高，造成在華瑞士企業的整體利潤率低于在歐瑞士企業。[27]第四，低勞動力成本?！罢戏债a品”是歐美國家可采用的顯著、長效、便捷地抵御低成本經濟體的手段。[17]由于服務產品的提供屬于相對勞動密集型，而中國相對來說，屬于低勞動力成本國家，那么國內企業就有可能采用發揮低廉勞動成本優勢、提供更多服務以彌補產品質量的競爭手段。[18]第五，低端制造能力。中國雖號稱“世界工廠”，但是勞動資本密集型企業居多，產品處于產業鏈低端。[29]而已有研究表明，企業處于供應鏈低端位置有可能抑制客戶導向型服務的提供。[30]

綜合以上幾方面因素，可以肯定中國整體經濟環境顯著區別于歐美經濟體。但是已有探討國內制造企業服務化的文獻，卻忽略了這些獨特因素。因此，從中國特有的經濟環境出發，立足國內制造企業經營實踐，歸納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是已有文獻的空白點。正如Gebauer的綜述中指出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由于自身的特質，不應僅僅成為檢驗已有理論的實驗田，而應成為構建制造服務化理論的沃土。[20]

二、制造企業服務化風險

與前文述及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與路徑，分別屬于戰略與行為層面相同，服務化風險同樣可以劃分為戰略風險與行為風險。戰略風險就是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引致比純制造戰略企業更多的風險，而行為風險就是執行特定服務化路徑引致的特定風險。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逐漸成為一個全球趨勢。[31]不過，已有一些研究表明存在“服務化悖論”現象，即隨著制造企業服務領域投資不斷增加，服務產品不斷增加，其預期的回報卻沒有增加[32-33]。第一種情形，服務化經營直接失敗。比如英特爾公司耗資150百萬美元，建立數據中心為企業托管網站，三年后，英特爾關閉該業務，重新聚焦其核心微處理器業務；波音附屬財務公司，停止向其他行業提供金融服務業務。[21]第二種情形，服務化進程還可能出現“倒退”。比如受外部外部環境影響（技術變遷、政策變更），導致制造企業服務化程度不增反減。[2]綜合以上“服務化悖論”現象及不同企業服務化失敗的案例，表明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充斥著各種風險。針對服務化戰略風險，不同理論流派，給出了相應的解釋。第一，資源基礎理論：資源都是稀缺有限的。[34-35]制造企業進入服務領域，分散了其戰略焦點,一旦提供與其核心產品無關的服務，有可能降低其績效。[28]第二，組織生態學。適應于社會環境的企業必須具備“可信賴”與“可問責”特征；但這類企業存在結構“慣性”，從而不容易轉型成功。[36]第三，路徑依賴。企業決策空間是有限的，未來的戰略選擇，只能漸進地改變以往的戰略選擇，即路徑依賴導致高聲譽的制造企業難以實施服務化戰略,甚至同一公司還可能并存有兩個不同服務化程度子公司。[37-38]

來自于Neely收集的破產企業樣本的研究表明：制造企業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引致不同的破產風險。[39]因此，制造企業執行不同的服務化路徑，可能遭遇不同的風險。與服務化戰略風險受到較多關注不同，已有研究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風險的文獻相對比較少，見表2。Sawhney從相關企業案例中提煉出4條服務化路徑，進一步指出服務化過程面臨的能力風險、市場風險及財務風險；不過，作者并未逐一分析服務化路徑的特定風險。[21]Nordin更進一步，逐一分析企業執行“定制化”、“捆綁”及“服務擴展”3種不同服務化路徑，所遭遇的運營風險、戰略風險及財務風險。[8]不過，已有探索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與特定風險之間關系的文獻，仍是比較有限的；國內研究更是鮮有見之?？紤]到不同劃分方法，可以產生多種服務化路徑，比如表1所示。更進一步，考慮到特定經濟環境，也可以演化出特定的服務化路徑，比如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差異。那么，執行服務化特定路徑的特定風險，就可能有多種組合。但是目前有限的研究，顯然不能涵蓋各種特定路徑引致的特定風險。因此，國外在探討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與風險關系的文獻，還有待豐富；而考慮到前文所述中國特有的經濟環境，蘊涵著演化出特定服務化路徑的可能，那么國內制造企業執行特定服務化路徑所面臨的特定風險，更是已有文獻一個不可忽視的空白點。

表2 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與風險

三、制造企業服務化收益

與前述戰略與行為兩個層面的劃分相同，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收益用以比較服務化與純制造戰略；而執行特定服務化路徑的收益，則可以區分不同服務化路徑。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可以擠出競爭對手、提高產品差異度、鎖定客戶。此外，相關數據表明歐美成熟經濟體，以安裝為基礎的服務市場容量遠大于新產品，意味著制造企業進入服務領域，具有巨大的回報潛力。[5]除此之外，服務業務還具有高利潤率，以及收益在經濟景氣循環中比較穩定等特點。[32]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已有的一些定性研究發現“服務化悖論”現象，以及已有不少案例研究表明執行服務化戰略存在諸多風險。因此，關于制造企業服務化的績效，需要更多的經驗證據加以印證。相關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實證探索。見表3，包括：企業存續概率、生產率、利潤率、營業收入增長、公司市場價值等。

已有文獻從比較服務化與純制造戰略績效開始，逐步深入到探究不同服務化路徑收益的差異。首先比較服務化制造企業與純制造企業績效。[39-40]進而探討服務化投資、收入比重達到一個特定門檻之后，制造企業的服務化績效；逐步深入到服務化廣度、深度對制造企業績效的影響。[41]最后，探討制造企業服務化特定路徑的績效。[23]不過，已有實證研究并未指向同一結論，即服務化對制造企業績效的影響不定。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服務化對制造企業績效呈現正向作用，比如：較小公司規模成熟產業、特定的服務投資與收入比重門檻、特定的服務化路徑等等。[11][23][28][41]

表3 制造企業服務化績效

不過，關于制造企業服務化收益，尚有以下幾點需要進一步探討。第一，由于實證結論不一，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績效還需從更大范圍的國別、產業、數據規模等角度進一步深入研究。[20]第二，已有探討服務化路徑如何影響制造企業收益的研究還是比較有限；因此探索制造企業執行特定服務化路徑收益的文獻，需要進一步豐富。第三，中國特定經濟環境下，特定的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與收益之間的關系，仍是一個研究的空白點。[18-19]

四、基于風險與收益權衡的服務化路徑選擇

本文系統評述了國內外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風險及收益的相關文獻?？傮w而言，有關戰略層面文獻較為豐富，而行為層面的研究還有待加強。已有管理文獻比較一致地支持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眾多理論流派也較好地解釋了服務化戰略風險，實證研究也比較關注服務化戰略績效。不過，已有研究存在幾點不足：中國特定經濟環境演化出的特定服務化路徑研究還屬于空白；有關制造企業執行特定服務化路徑所遭遇的風險、所收獲的回報的研究仍比較缺乏?；诖?，本文進一步探索“面對風險-收益，制造企業如何選擇服務化路徑”。企業任一經營行為都是風險與收益并存的，企業戰略決策既不會因為風險而放棄潛在收益的機會，也不會因為收益而罔顧特定風險的存在。因此，本文將構建基于風險-收益權衡的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選擇數理模型。

Baird &Thomas構建了一個企業戰略風險概念性框架：企業戰略風險承擔為環境、產業、組織、決策者及問題風險的總和，并指出企業處理風險的過程包含識別、估計與評價三階段。[42]本文在此框架基礎上加以拓展，用以分析企業執行特定服務化路徑的風險與收益。假定制造企業的服務化路徑有i種，Si∈S,i=1,2,...；企業執行第i種服務化路徑，存在n種風險，Vi∈V, n=1,2,...；企業對第n種風險的厭惡系數為βn，且有；企業執行第i種服務化路徑，第n種風險其實現概率為P( Vni)。則企業第i種服務化路徑，預期風險總和為：

以此類推，企業執行第i種服務化路徑，存在m種收益，Rmi∈R, m=1,2,...；企業對第m種收益的偏好系數為αm，且有；企業執行第i種服務化路徑，第m種收益其實現概率為P( Rmi)。

i則企業第種服務化路徑，期望收益總和為：

（一）可行的服務化路徑

如果制造企業開展服務化經營，首先其戰略績效必須要優于純制造戰略。從而制造企業以執行純制造戰略的保留收益水平、風險承擔上限，做為任一服務化路徑 Si的風險-收益(Ri,Vi)比較基準。那么，制造企業采用與(Ri,Vi)進行對比，來衡量服務化路徑 Si的可行性。如果制造企業執行服務化路徑 Si滿足Ri＞、Vi＜，那么 Si為可行路徑。

考慮到企業經營的動態特征，執行服務化戰略的初始階段，其戰略績效可能不并合意。那么引入貼現因子ρ、μ及時期t，制造企業T時期內執行服務化路徑 Si的收益、風險，如式（3）、（4）。如果 Si為可行路徑，那么必須滿足Ri＞、Vi＜。如果仍然有Vi＞、Ri＜，那么服務化路徑 Si不可行，制造企業應予以規避。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前述某些制造企業退出服務經營，或者“反向服務化”——服務化程度降低了。

（二）服務化路徑選擇

如果存在兩種可行服務化路徑 Si、 Sj（兩種以上的情形同理），即制造企業需要進行服務化路徑選擇，則可以比較(Ri,Vi)與(Rj,Vj)。制造企業進行服務化路徑選擇，可能面對4種不同的風險-收益情形，見表4。

表4 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的風險-收益對比

顯然，若是情形1，則制造企業選擇服務化路徑 Si；若是情形4，則制造企業選擇服務化路徑Sj；而制造企業面對情形2、3，則應權衡而定。情形2、3中 Si、 Sj呈對稱狀態，因此本文只討論情形2。那么，制造企業如何基于風險-收益的權衡進行服務化路徑選擇呢？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選擇不是風險-收益之間的簡單替代，比如：為了低風險而接受低收益，從而選擇 Si；為了高收益而接受高風險，從而選擇 Sj。服務化路徑風險與收益的權衡取決于制造企業自身的特定能力。

第一種可能情況，制造企業更善于實現盈利。服務化路徑是動態能力與運營能力協同演化的結果；即只有具備特定能力的制造企業才能識別出適應自身發展的服務化路徑。[7]制造企業執行服務化路徑過程中，通過不斷學習，糾正以往的錯誤，提高收益的概率，即P?( Rmi)＞P( Rmi )，從而執行服務化路徑 Si的期望收益變成式（5）。如果滿足R?i≥Rj，則服務化路徑 Si比 Sj更合意，即制造企業基于自身的能力權衡風險-收益，最終選擇低風險路徑iS。

第二種可能情況，制造企業更善于規避風險。成功執行服務化路徑，有賴于執行風險的評估與化解能力：制造企業具備有效地平衡“設計價格有競爭力的整合服務產品”與“維持內部既定的利潤目標”的能力。[43]制造企業執行服務化路徑過程中，通過不斷學習，糾正以往的錯誤，降低風險的概率，即( Vnj)＜P( Vnj)，從而執行服務化路徑 Sj的期望風險變成式（6）。如果滿足Vi≥，則服務化路徑Sj比Si更合意，即制造企業基于自身的能力權衡風險-收益，最終選擇高收益路徑Sj。

五、結論與討論

綜合以上文獻述評及模型構建，本文提出國內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選擇理論分析框架，見圖2。雖然管理文獻一致建議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但是由于政策、文化、勞動力成本、產業成熟度、產業鏈條位置等因素不同于歐美成熟經濟體，決定了中國特定的經濟環境可能演化出特定服務化路徑。進一步，資源基礎理論、組織生態學、路徑依賴等理論表明，制造企業實施服務化戰略蘊涵著各種風險，比如：資源 “稀釋效應”、組織轉型“慣性”、路徑依賴等；那么國內制造企業執行特定服務化路徑，就存在著遭遇特定風險的可能。當然，由于實施服務化戰略，帶來高產品差異度、擠出競爭對手及鎖定客戶等市場績效，那么制造企業執行特定服務化路徑，就有可能收獲可觀的收益。最后，由于制造企業自身具備的特定能力，比如：動態能力、運營能力及風險評估與化解能力，塑造了基于風險-收益權衡的服務化路徑選擇機制。

圖2 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選擇理論分析框架

綜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貢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系統評述了國內外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風險、收益的相關文獻。第二，指出中國特定的經濟環境演化出的特定服務化路徑，以及國內制造企業執行特定服務化路徑所遭遇的特定風險、所帶來的回報與潛在收益，這是已有研究的空白點。第三，基于風險-收益的權衡，構建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選擇的數理模型。第四，綜合文獻述評與模型構建，提出一個完整的國內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選擇的理論分析框架。當然，未來需要進一步實施以下兩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對國內制造企業進行深度案例研究，檢驗制造企業服務化路徑選擇理論分析框架內各個傳遞途徑。另一方面，進行數據采集，實證檢驗本文所提出的基于風險-收益權衡的服務化路徑選擇數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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