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中發現的有趣的東西方不同文明模式

在 考古學語義中，“文明”即國家，文明的誕生就是國家的誕生，正如恩格斯所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在考古學上，一般把金屬工具、文字和城市的出現視為國家或文明出現的典型標志。人類迄今走過長達數百萬年的歷程，文明的出現所占不過5000多年，可以說文明或國家是人類文化發展到很高階段的產物。

根據經典理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國家的誕生需要超越“石器“階段的新型生產力作為基礎，這就是使用青銅工具時代的到來；文字的出現也代表著一種知識性生產力的誕生；而城市作為新型生產力的集聚中心和文明治理中心，往往會作為國家的都城而出現。5000 多年前誕生于尼羅河地區的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4500 年前誕生于印度河谷的哈拉帕文明以及4000 年前出現于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文明等，幾乎都有青銅冶鑄業及青銅工具、文字和堪稱發達的城市中心。環地中海的幾個古老原生文明之誕生，青銅、文字等新生產力發揮了為文明奠基的作用。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東亞，距今5000～4500 年間，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出現了最早的文明，蘇秉琦先生稱之為“古國時代”，嚴文明先生稱之為“龍山時代”，還有學者采用《史記》的說法，稱之為“五帝時代”、“萬邦時代”等等?？脊艑W揭示出的中國早期“文明”的突出標志包括不同規?；虻燃壍某堑某霈F，以及祭壇、貴族墓地和貴族階層占有的表示“禮”制的精美玉器，精致陶器等；文字或已經誕生，在山東、浙江、江蘇、山西等“龍山時代”的遺址中，發現了極少量刻、寫在陶器上的文字，當然它們還遠遠不是一種普遍的書寫工具；青銅生產工具則幾乎無一發現，而且即使到了夏、商王朝時期——可稱之“方國時代”，青銅鑄造的對象也不是生產工具，而是多用于構建國家權力符號系統的青銅禮器，其主要生產工具主要還是石器。這是一種讓人深思的“文明模式”，或可稱之為“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文明模式，即先行建立先進的生產關系——以國家為標志的文明形態——通過國家制度進行社會力量的動員和組織，以推動新生產力的發生和發展。這樣的一種文明模式，在此后的中國文明進程中一再展現出其鮮明的特色。如西周“王國時代”，新的以“鐵器”為代表的新生產力尚未誕生，但更先進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會已經建立，通過這種制度，在廣大地域內實現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統一。新的社會組織形態極大推動了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周王統治下的各諸侯國幾乎都實現了經濟上的飛躍，最終創造出春秋時代“百家爭鳴”的文化奇觀，實現了中國“原典時代”的非凡創造，同時也孕育出了新的生產力階段——戰國開始的“鐵器時代”?？脊艑嵶C材料告訴我們，以先進的生產關系構建起“文明”共同體，進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甚至是東亞古代文明的重要模式。從全球視野下觀察，考古學揭示的不同的文明模式、不同文明的動力系統和要素構成，為我們探討人類文明多樣性提供了獨特的認知資料。

當然，更為深層的問題就是：上述兩種不同的文明模式為什么會出現？又各自有著什么樣的文明理念？它們在發展進程中面對的挑戰存在什么差異性？它們各自又存在什么樣的運動規律和運動結果？這些都是給考古等領域學者提出的更加有意思的話題。如果從總體特征上而言，環地中海諸古代文明更重工具、物質、戰爭和“神”；而中國古代文明更重制度、精神、協和與“人”。美國學者斯波德告訴我們：蘇美爾城邦國家成就非凡，但是它們的成績往往是以戰爭為代價，“戰爭特別具有毀滅性，因為國王和戰士都相信，自己在為神而戰”。而在東亞，不是說沒有古國之間的爭戰，否則不會發現這么多龍山時代的防御城市，但是比之環地中海區域，中國早期古國文明更重不同文明間的“協和”共處，以德服人?！妒酚洝の宓郾炯o》記述文明初起時，“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黃帝能“修德振兵”，促使“諸侯咸來賓從”局面的出現;堯帝時，繼承黃帝之策，使“百姓昭明，合和萬國”；至帝舜，修五禮五玉，使“百姓親和”，“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大禹執政時，于涂山會天下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九州之內“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其職”。至夏、商及西周的“王國”時期，雖然征戰乃存，但和合、協同的理念始終占主流，最終乃至形成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明的核心理念。

當然，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文明，不同的文明模式各有優點和不足，它們的關系應該是求同存異，取長補短，彼此尊重，和平發展?？梢哉f，通過考古學揭示的人類原生文明的不同模式，能夠讓我們更多地去思考人類不同文明的經驗和教訓，以更好地面對今天與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