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農戶糧作經營行為的影響因素

顧莉麗　陳楠

摘要：運用Logistic模型對吉林省10個商品糧基地縣的632個農戶糧作經營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吉林省農戶糧作經營行為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種糧收入占總收入比例、糧食價格、糧農對糧食補貼政策的滿意度、糧農年齡、農村交通條件與糧農糧作經營行為呈正相關關系，農資價格和糧農受教育程度與糧農糧作經營行為呈負相關關系。在此基礎上，從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嚴格控制農資價格，培育家庭農場，種糧大戶，改善農村的交通運輸條件等方面提出了提高吉林省農戶從事糧作經營意愿的對策。

關鍵詞：吉林??；農戶；糧作經營行為；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 F327；F326.1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5）10-0589-04

吉林省是我國著名的商品糧生產大省，是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基地[1]。2012年，吉林省糧食產量達3343萬 t，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5.67%；人均糧食占有量達1.216 t，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78倍。改革開放以來，吉林省為國家提供了1/10的商品糧，最高年份為國家儲存了1/2的專儲糧，為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貢獻[2]。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戶非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斷提高，吉林省農戶非糧化趨勢日趨明顯，雖然比較嚴重的棄耕拋荒現象至今尚未發生，但是掠奪性經營的隱性棄耕問題已經出現。農戶行為理論及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20世紀70年代以來得到快速發展，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國外農戶理論研究從農戶模型研究開始，農戶模型是將農戶的生產、消費、勞動力供給等決策有機聯系到一起的微觀經濟模型，它用于描述農戶內部各種關系，是國際上對欠發達國家農村經濟微觀層面進行研究的主要模型。農戶模型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俄國恰亞諾夫的小農模型，20世紀60年代以后發展迅速。隨著農戶行為理論研究的深入，國外許多學者把農戶模型廣泛應用于分析農戶行為在社會、經濟、市場、政策等因素變化下的不同反應，其應用范圍不斷由微觀層次向宏觀層次拓展，最典型的是貝克爾經典模型、Barnum等的農場戶模型等。史清華等對農戶家庭的糧作經營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農戶在糧作經營上呈現萎縮趨勢，同時對全國固定跟蹤觀察農戶的糧作經營行為進行分析，發現2003 年夏秋之際我國糧價上漲風波是正常的價格反映，對于緩解當時農戶糧作經營要素利用效率的持續惡化有一定的積極作用[3-4]。張建杰對惠農政策背景下糧食主產區農戶糧食經營行為進行了研究，認為現行糧食政策對農戶糧作經營行為的激勵效應有限[5]。姜天龍以玉米種植戶為研究對象，從玉米生產性勞動投入行為、資金投入行為、技術選擇及需求行為等方面對吉林省農戶糧作經營行為進行了研究[6]。張建杰等動態分析了農地規模調適下不同類型農戶的營糧行為及效率，認為需要從規?；?、集約化、組織化等方面優化農戶營糧行為并提升其效率[7]。高曉紅研究了二元結構轉換與體制轉型中的農戶糧食種植行為，結果表明，糧食產量服從并服務于家庭收入最大化目標的安排[8]。陳風波等以江漢平原水稻種植為例，研究了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與種植模式變遷的關系，揭示了非農活動增加是導致雙季稻改單季稻的主要原因[9]。陸建康等研究了實施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支持與保護政策對農戶的影響，認為政策實施最終會影響種糧成本及相關收益，進而導致農戶種糧行為發生變化[10]。陶建平等運用Probit模型分析糧食直補政策對農戶參與非農勞動的影響[11]。徐玉婷等研究表明，家庭特征、家庭資源稟賦是影響消費型農戶農地投入的主要因素[12]。曾福生等指出，提高單位面積種糧收益和擴大種糧收益占農戶家庭總收入的比例是促使農戶繼續選擇種糧的最根本途徑[13]。周強等對山東省安丘市農戶的種糧行為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統計分析[14]。

目前，我國大多數研究成果以除吉林省外的其他省份農戶為研究對象，缺乏結合吉林省省情對吉林省農戶糧作經營行為選擇的系統分析。本研究以吉林省種糧農戶為研究對象，以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為落腳點，基于種糧農戶資源稟賦，從微觀角度探究種糧農戶經濟資源配置行為選擇機理的根源，尋求優化吉林省種糧農戶糧作經營行為的路徑，旨在為提高吉林省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保證商品糧有效供給、促進農戶增收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的樣本數據來自2014年6—9月對吉林省農戶實地調查獲得的問卷資料。本次調查采用隨機抽樣方法，選取農安縣、榆樹縣、德惠縣、梨樹縣、伊通縣、公主嶺市、雙遼縣、前郭縣、長嶺縣、扶余縣等10個商品糧基地縣（市），每個縣隨機抽取3個鄉，每個鄉隨機抽取22個農戶進行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660份，回收問卷648份，其中有效問卷632份，問卷有效率達95.76%。

1.2 模型選擇

糧農是否愿意從事糧作經營分為2種情況：一是愿意從事，二是不愿意從事。因變量是二分類變量，因此本研究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lnPi1-Pi=β0+∑m0βiXi 。

式中：Pi為糧農愿意從事糧作經營的概率；β0為常數項；m為自變量個數；βi為自變量系數，表示自變量Xi每變化1個單位，農民愿意或不愿意從事糧作經營發生比的自然對數值改變量。

1.3 變量選擇

本研究提出如下基本假設：（1）農戶的糧作經營行為是基于自然、經濟、社會及自身條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進行的投資選擇活動；（2）農戶的糧作經營行為受一系列內部、外部因素的影響，但其影響程度、影響方向不同。在對已有研究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筆者選取7組共11個指標作為自變量，包括糧農的基本特征、種糧規模、農資價格和糧食價格等（表1）。

“+/-”表示影響方向不確定。1.3.1 糧農基本特征 糧農年齡越大，生產經營行為越保守，從事糧作經營的可能性越大。糧農受教育程度對其糧作經營行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一方面，糧農文化水平越高，收益比較高的非糧產業對其吸引力越大，糧農從事糧食以外產業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糧農文化水平越高，其掌握糧食生產新技術的能力越強，越趨向于種糧。endprint

1.3.2 糧農種糧規模 就吉林省目前的糧食生產規模而言，糧食種植規模越大，越容易實現規模經濟，糧農種糧意愿越強。

1.3.3 農資價格和糧食價格 農資價格越高，糧食生產成本越高，糧農糧作經營意愿越低；糧食價格越高，對糧農越有利，其從事糧食生產經營的意愿越強。

1.3.4 糧農收入狀況及預期 種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越高，糧農從事糧食生產的意愿越強烈。糧農對種糧的預期收入越高，其從事糧作經營的意愿越強烈。

1.3.5 政策及風險 糧食補貼政策力度越大，糧農收入越高，種糧動機越強烈。自然災害對糧農糧作經營行為具有消極影響，自然災害越頻繁，農民承受的損失越大，越不愿意種糧；反之，如果風調雨順，種糧的預期風險小，農民越愿意種糧。

1.3.6 農村的交通條件 農村的交通條件越好，越有利于糧農從事糧作經營。

1.3.7 糧食銷售方式 在糧食銷售方式主要為自銷的情況下，如果糧價不穩定，糧農很難確定何時的糧價最高，難以在最佳時機出售糧食，存在價格風險。如果糧食銷售方式為訂單銷售，則糧食銷售有保障，價格風險得到了規避，糧農種糧積極性也會相應提高。

2 結果與分析

2.1 樣本描述性統計

2.1.1 農戶從事糧食生產的意愿 對632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結果顯示，477戶農戶“愿意從事糧作經營”，占75.47%；155戶農戶“不愿意從事糧作經營”，占24.53%。說明絕大多數農戶愿意從事糧食生產經營。

2.1.2 糧農的基本特征 對632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結果顯示，35歲及以下的糧農共有52名，占8.23%；36～45歲的糧農共有232名，占36.71%；46～55歲的糧農共有285名，占45.09%；56歲及以上的糧農共有63名，占997%?？梢?，46～55歲的糧農是種田主力軍。就受教育程度來看，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糧農共有265名，占4193%；初中文化程度的糧農共有278名，占43.9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糧農共有89名，占14.08%?？梢?，目前糧農受教育程度較低。

2.1.3 糧農生產經營規模 在種糧規模方面，糧食播種面積在1～2 hm2之間占比最高，達42.25%；2 hm2以上占比最低，僅占8.07%。

2.1.4 農資價格、糧食價格 農資價格分為“合理”“比較合理”“較不合理”“不合理”4個類別，認為農資價格較不合理的農戶占比最高，達57.28%；認為農資價格合理的農戶占比最低，達8.70%；認為農資價格“比較合理”“不合理”的占比相差不大，分別為16.30%、17.72%。糧食價格也分為 “非常滿意”“比較滿意”“較不滿意”“不滿意”4類，其中，對糧食價格“比較滿意”的農戶占75.00%；“非常滿意”“較不滿意”“不滿意”占比分別為7.28%、3.64%、14.08%。

2.1.5 收入狀況及預期 對632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結果顯示，2013年種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低于25%的有73戶，占11.55%；種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為25%～50%的有130戶，占20.57%；種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為51%～75%的有119戶，占18.83%；種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達75%以上的有310戶，占49.05%。說明目前吉林省大部分農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種糧。就種糧收入預期而言，69戶農戶對種糧收入預期低，占10.92%；342戶農戶對種糧收入預期中等，占54.11%；221戶農戶對種糧收入預期高，占34.97%，可見大多數農戶對種糧持樂觀態度。

2.1.6 政策及風險 選取糧農對糧食補貼政策的滿意度、自然災害發生頻率2個指標分別代表政策、風險。將糧農對糧食補貼政策的滿意度分為“非常滿意”“比較滿意”“較不滿意”“不滿意”4類，其中選擇“比較滿意”的農戶占71.36%，選擇“非常滿意”的農戶占12.66%，選擇“較不滿意”的農戶占12.34%，選擇“不滿意”的農戶占3.64%。本調查區域均發生過自然災害，認為自然災害頻發的農戶占比達69.62%。

2.1.7 調查區域特征 采用農村交通條件反映糧農所在區域特征，將農村交通條件劃分為“非常好”“比較好”“一般”“不好”4類，其中50%的農戶認為農村交通條件不好，其他3類比例大致相當，選擇“非常好”的農戶占12.03%，選擇“比較好”的農戶占17.72%，選擇“一般”的農戶占20.25%。

2.1.8 糧食銷售方式 被調查的所有農戶中，92.88%采用自主銷售方式，僅有7.12%進行訂單銷售。

2.2 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運用SPSS 16.0統計分析軟件，采用向后篩選法處理數據[15]。極大似然估計值為341.611，Nagelkerke R2值為0.347，方程通過Hosmer-Lemeshow goodness-of-fit卡方檢驗，得到的P值為0.012，小于5%顯著水平，表明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較好，回歸結果可信。為了便于比較各個自變量作用的大小，計算方程中各個自變量的標準化回歸系數（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有7個因素影響農戶的糧作經營行為，其影響程度由大到小依次為：種糧收入占總收入比例、糧食價格、農資價格、糧農對糧食補貼政策的滿意度、糧農年齡、糧農受教育程度、農村交通條件。

種糧收入占總收入比例在5%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戶糧作經營行為。種糧收入占農戶總收入比例越高，糧農從事糧作經營的意愿越強烈；種糧收入占農戶總收入比例越低，糧農從事糧作經營的意愿越弱。糧農是理性的經濟人，糧農從事糧作經營是理性行為，種糧收入越高，對糧農從事糧作經營的驅動力越強。糧食價格在5%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戶糧作經營行為。糧農作為理性經濟人，必然希望農資價格最低，同時糧食價格最高，這樣可以獲取最大利潤。糧食收購價格或市場糧價越高，農戶從事糧作經營的積極性就越高；反之，積極性越低。農資價格在1%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農戶糧作經營行為。農資價格越高，農戶種糧所需成本越高，所賺取的利潤就越少，農民越不愿意從事糧食生產；相反，農資價格越低，農民糧作經營的意愿越強烈。農戶對糧食補貼政策的滿意度在5%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戶糧作經營行為。糧食補貼政策是近年來國家實施的一項主要惠農政策，糧食補貼政策越完善，農民從這些政策中獲益越多，農民從事糧作經營的積極性越高。糧農年齡在5%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戶糧作經營行為。說明年齡越小的糧農，從事糧作經營的意愿越弱，越可能從事其他經濟活動；糧農年齡越大，從事糧作經營的意愿越強，原因是年齡大的農民已經形成了種糧慣性，在傳統種植習慣的約束下，不愿再從事非糧產業。糧農受教育程度在10%水平上負向影響農戶糧作經營行為，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農民越不愿意從事糧作經營。與其他產業相比，糧食生產的比較收益低，文化程度高的農民接受新信息、新事物的能力強，因此糧食生產對文化程度高的農民缺乏吸引力。此外，目前我國糧食生產技術水平普遍較低，導致糧食生產對農民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農村交通條件在10%水平上正向影響農戶糧作經營行為，即農村交通越便利，對糧食的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越有利，越能調動農戶從事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反之，農村交通條件不便利，農民需要的生產資料運不進來，生產的糧食運不出去，會嚴重影響糧農的種糧積極性。種糧規模、收入預期、自然災害與糧食銷售方式等4個變量對農戶糧作經營行為影響不顯著，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從種糧規?？?，雖然吉林省人均耕地面積占有量比較大，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22倍，但與日本、歐美等國家相比，經營規模仍然較小，由于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轉制度和政府的配套支持，種糧大戶、家庭農場數量較少，導致種糧規模對糧作經營行為影響不顯著。種糧收入預期、自然災害二者沒有通過檢驗的可能原因在于大多數糧農認為未來從事糧食生產的收入不會發生太大波動；基于吉林省的自然資源稟賦，即使發生自然災害，農民也不會選擇放棄種糧。就糧食銷售方式而言，被調查地區的糧食銷售方式主要是自銷，訂單銷售所占比例很小。此外，無論是哪種銷售方式，對于農民來說，只要糧食能夠賣出好價錢，農民就愿意種糧，所以自主銷售和訂單銷售對于糧農的糧作經營意愿影響不大。endprint

3 結論

本研究表明，種糧收入、糧食價格、農資價格、國家政策、糧農年齡、糧農受教育程度、農村交通條件等7個因素是影響吉林省農戶糧作經營行為的主要因素。為充分調動吉林省糧農從事糧作經營的積極性，建議采取以下對策：第一，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加大對農戶種糧的補貼力度，提高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標準，在糧食補貼內容設計上，實施固定補貼、不固定補貼與糧食交售量掛鉤補貼相結合的模式，以此來調動糧農生產的積極性。第二，完善糧食價格市場形成機制。應根據糧食供求關系情況，充分發揮市場的定價作用，保持政策的有效性、持續性，完善糧食價格形成機制，逐步建立目標價格制度，保障糧農的種糧收益。第三，加強對農資價格的監測與調控，嚴厲打擊流通環節的囤積行為；同時，要為農資生產企業在稅收、運輸等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在化肥施用上，要以測土配方施肥為契機，指導農民合理施肥，提高化肥使用效率；在農藥施用上，嚴格遵守用藥程序，掌握用藥時機，避免浪費農藥；在農機使用上，鼓勵種糧大戶提供農機專業化服務等。建立健全農資淡季儲備制度，利用淡季農資價格較低的優勢，增加淡季儲備量，并建立政府儲備，有效平抑市場供應價格。第四，加大對農村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加強“村村通”工程建設，落實農村公路管理養護責任，改善農村交通運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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