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新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 守望國外教育信息研究（下）

黃仕琦

五、學習蘇聯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機械地照搬容易吃虧

本人比較關注教育領域，注意到我國在學習蘇聯的過程中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紤]到文教界從領導到基層學校中的任職人員對此知之甚少，因此我有必要讓讀者知道這一段歷史。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的教育改革和發展進程中很重要的一段經歷就是學習蘇聯。盡管在這個過程中存在一些不好的方面，但我們取得的成績是主流。1955年后，我可以直接閱讀到俄文出版物，那時是中蘇友好時代，蘇聯政府教育部門給我國教育部贈閱了一些書刊。我們機關也訂閱了蘇聯的高等教育部的機關刊物《高等教育通報》《公報》，國內也能夠看得到蘇聯大學教授與行政干部寫的文章，因此我對蘇聯的了解相對比較多。我也曾力圖利用美、英、日、德等國的書刊了解蘇聯的歷史和現狀。

我第一次去美國是在1984年11月，當時做的一件事就是通過研究蘇聯的美國專家來更好地了解蘇聯。在今天，我們仍然有必要更深入地從歷史角度了解西方觀察家對蘇聯的認識。訪美期間，我拜訪了麻省理工學院洛倫·格拉漢姆教授，他送了我好幾本書。他對蘇聯的情況了解得很清楚，在蘇聯待了很多年?，F在，華東師范大學的沈志華教授是研究蘇聯的著名學者，他主編了《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多達34卷。俄羅斯政府解密比較徹底，比如當時的中蘇關系、中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關系，很多歷史都能從蘇聯檔案里了解得很清楚，沈志華據此寫了一本《蘇聯專家在中國》。據該書記載，1949-1953年，中國聘請蘇聯教育專家共187人。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是兩所學習蘇聯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的重點學校。1950-1953年，中國人民大學共聘請蘇聯專家98人，哈爾濱工業大學聘請蘇聯專家67人。

學習蘇聯是值得我們了解和思考的一段歷史，我也與一些蘇聯專家打過交道。當時，學習蘇聯是國策，中央政府各個部門都邀請了蘇聯專家，教育部也不例外。我剛到教育部工作的時候，只有一位蘇聯專家，叫福明，他為人很平和。我初到教育部就碰到開辦?？茖W校的事情，面臨著如何制訂合理的教學計劃的難題。福明向教育部領導提出可借鑒蘇聯中等專業學校辦兩年半制特別班的經驗，而非簡單地將傳統四年制高校課程予以壓縮，這件事我參與了全過程。為此，黃松齡（1898-1972年）副部長在哈爾濱工業大學開了一次專門會議。

有的蘇聯專家由于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提出的意見就不夠實事求是。例如，福明之后繼任的首席專家列別捷夫（在蘇聯高等教育部擔任過司長）把蘇聯的教師工作量制度介紹給我國，希望用教師工作量制度來控制教師編制。這不能說沒有道理，但當時中國高等教育處于高速擴張階段，研究生培養制度還沒形成，新教師培養也跟不上，讓大學畢業生、助教上臺講課，以工作量為指標對其進行考核是比較困難的。

我自己向西方介紹我們學習蘇聯專業劃分過細的經驗教訓時，也舉了例子，如內燃機專業被分成好多種——汽車內燃機、拖拉機內燃機、坦克內燃機。這就是荒唐的，因為內燃機的大類別就是汽油機和柴油機，共性很大，工作原理都一樣。

1956年10月下旬，我國向蘇聯派出了一個代表團，誰任團長我已忘記，黃辛白同志是副團長，團隊中有工科院校的一些校長、黨委書記。他們回來之后寫了一個書面報告，在教育系統內散發。黃辛白同志回來之后做了補充說明，值得重視的一點是當時蘇聯的部門辦學有重要的歷史原因，即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啟動之前，就發現原有高等教育系統無法滿足激增的人才需求，不得不采用由各部門各自辦學的體制，在這種背景下，壓縮學制且劃分專業過細就是不可避免的選擇，這也與僵化的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有關。后來，蘇聯專業劃分過細的情況逐漸有所調整，例如1955年就對土建類學科進行調整。我是學土木專業的，對土木建筑方面了解多一點，蘇聯那時候的相關專業叫公用與民用建筑結構和公用與民用建筑施工，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結構和施工就分成兩個專業。按原來的指導思想，結構專業就是理論的東西學得好一些，數學、力學等理論的科目扎實一些；施工專業就是在工地上指揮技術員和工人建成建筑物。我們向蘇聯學習的時候，蘇聯分開的我們也分開，蘇聯合并了的專業我們也緊跟著合并。專業劃分過細使學生負擔過重，教師也苦不堪言，畢業生學非所用的比例相當高。那時候，教師學俄文也有很大的困難。速成俄文學習課程幾乎是當時所有教師都要參加的。在普通教育方面，學習蘇聯有兩個過失值得一提。第一個是率先學習蘇聯的我國東北地區曾經把蘇聯10年制學校教材翻譯過來并不加任何更動便加以采用，此舉遭到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1906-1996年）的批評，這是因為我國“6-3-3學制”的實施過程中，高中要學解析幾何和大代數，學習蘇聯后降低了難度，而且生物課程由于兩國地理氣候條件相差很大，采用蘇聯教材就不太合適。第二個是外國語教育廢除英語，只教俄語。

值得一提的是統一教學計劃，我們學蘇聯后，照搬其全套的教學計劃，以為蘇聯全國通用。隔了幾年我們才清楚，蘇聯并不是所有學校都用，還有幾個精英學校是五年半制，如列寧格勒工學院、莫斯科國立鮑曼工學院、莫洛托夫動力學院等，我們卻盲目實行統一教學計劃。蘇聯一般高等學校實行五年制（中小學先是十年制，后來延長為十一年制），對于蘇聯高等學校的教學計劃每周安排課時過多、專業劃分過細、學生負擔過重等弊端，時常有人在蘇聯官方的教育刊物《高等教育通報》著文提及。我們把本已負擔過重的五年制教學計劃再壓縮為四年完成，這種“壓縮餅干”必然難以消化。我們的高等教育規模也在擴張，教師培養跟不上，精通俄文的人數量又有限，于是請了一些蘇聯專家來講課，我們的教師照貓畫虎，學點俄文，現學現賣。學蘇聯的初期，學生學業負擔過重，也影響了學生身心健康。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專業劃分過細問題，我們也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經過很多年的努力才漸漸解決掉?？梢?，任何一項重要改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實現的。

蘇聯教育對中國也有好的影響，比如說工科教育就得大于失。蘇聯的工科專業學生學業結業時要有畢業設計，理科要有畢業論文（解放前，中國的大學也要求學生在四年級做論文，但工科多流于形式，理論聯系實際很差）。工科搞畢業設計不是蘇聯的發明，其更多是受德國模式的影響。工科教育當然不能只是紙上談兵，必須要求學生在學期間有幾次生產實習。清華大學原校長蔣南翔主持工作的時候，提倡真刀真槍地進行畢業設計，問題從實際中來，設計方案要有參考價值。這種模式對促進工科教育的理論聯系實際，教育與工業部門的合作，都是積極的推動因素。清華大學土木系和水利系畢業班學生在大躍進年代曾經承擔了設計密云水庫攔水壩的艱巨任務，而且完成得就很好。

六、借鑒他國經驗：從國情出發，擇善而從

對于其他國家的經驗，我們擇善而從就可以少吃虧。我覺得很多現實問題有待于教育行政部門和學者們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因地制宜。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地區差異和城鄉差距如此之大，都按相同的標準是不對的。

日本人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對教育和科學非常重視。日本在明治維新初期就派了一批人去美國、歐洲，了解各個國家有什么長處，以便回國提出建議。日本義務教育剛開始的時候定的標準也不高。1886年的《小學校令》規定4年初?。ǚQ尋常小學）為義務教育，高小也為4年。1900年頒布的《改正小學校令》仍規定實施4年義務教育。1907年才把義務教育延長為6年，1920年入學率達到了99%。日本在相對比較貧窮的時候，就決定用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辦法來盡量縮小經濟狀況不同學區基礎設施的差距，貧窮地區的學校也不是很差。日本的公辦中小學的硬件設施比較好，沒有造成不同地區、學區之間的基礎教育水平差異太大。日本的教育法明確規定，城市和鄉村的學校執行相同的教師工資標準。

在日本的教育統計里，有一個數據是出勤率（attendance rate），規定每個學年的上課天數必須超過200天?？梢?，不光是學年初的入學率（enrollment rate），日本人對出勤率也很重視，而我們的教育統計只有入學率。義務教育的英文名稱是“compulsory education”，“compulsory”直譯過來的意思是“強迫”。也就是說，學齡兒童的家長必須讓他們的子女上學，否則就是違法行為。提供義務教育階段教育的學校，多以公辦為主，政府有義務為這些公辦學校提供財政支持。對學齡兒童不去上學等問題，日本人也是認真對待的，而當時中國的農村地區和流動兒童聚集地區還難以做到。發達國家中，美國也沒完全做到。在美國，有很多人雖然完成了中學教育，仍然有不少人僅能看得懂淺顯的內容，但是看不明白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規則條例，這種群體叫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cy）。至今，美國仍然有大量的功能性文盲，歐洲在這方面的情況要好得多。

教育部原副部長張文松（1919-2011年）曾經責成我把明治維新初期的教育狀況整理出一份材料。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細節已淡忘，但在整理過程中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日本在國力還不是很強的時候就很重視基礎教育，對在街頭流浪的學齡兒童，警察是要過問的。1983年，我到日本參加學術會議后順訪各級學校，發現日本的小學很重視體育，很多學校有游泳池，操場也比較大。

每個國家在發展教育時都要考慮到自己的情況。新西蘭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島國，據我所知，那里仍然存在一些規模很小的學校。在一些父母文化程度比較高的家庭，一些孩子靠網絡、電視等遠程教育的方式接受基礎教育。

七、教育問題是永恒的問題，

教育改革不能孤立起來考慮

教育的發展和改革可以說是永恒的話題，只要人類存在，它就存在。我想對這些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在學前教育階段，我覺得要堅持以公辦學校為主，對民辦學校給予適當資助，以便使貧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入園。等到將來國家的財力更充裕，能夠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時候，我傾向于向學前教育階段延伸義務教育。

在義務教育階段，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重點學校（示范學校）和非重點學校在教育資源上的巨大差異會造成教育不公平?，F任教育部長袁貴仁同志在剛到教育部擔任副部長時就曾呼吁大家關注這個問題。過去，我們曾批評西方的雙軌制教育，而中國的重點學校（key school）制度也是造成“擇校熱”的一個非常重要原因。一直以來，我們把重點學?；蚴痉秾W校當作對外宣傳的窗口，唯恐重點學校還不夠好。少數學校有游泳池、天文館，但不可能每個學校都有這些，國家的財力承受不起。我第一次去美國就在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演講，介紹了當時中國各級教育狀況。我當時就表示，不贊成中國在義務教育階段搞學校建設兩極分化，不贊成重點學校，因為這會造成教育不公平。第二個問題是學校規模不宜太大。中學不能規模太大，小學更不應該太大，學生就近入學，安全才有保障。中學校長應該盡可能認識所有的教師，教師人數太多，校長就不可能跟所有教師有密切的交流，更談不到跟學生有密切的交流。目前，全國還有一些超級中學。早已聞名的湖北黃岡中學和近幾年崛起的河北衡水中學都已成為旨在向全國重點學校輸送畢業生的超級學校，在校生數以萬計。令我更為驚訝的是安徽六安的毛坦廠中學。該校以從全國各地招收復讀生聞名，據說不少學生復讀1年可以提高100多分，從而吸引了很多復讀生和他們的家長，成為地方的重要經濟支柱。第三個是擇校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2014年2月，北京市宣布對中考進行改革，在這方面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在農村的小學標準化建設方面，從東部經濟較好的地區逐漸過渡到西部，如果地方財力做不到，可以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由各省統籌。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們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比較快，教授、博士生導師很多，但是否都能勝任值得懷疑。早期，德國和法國對教授的要求很高，教師很難當上教授。德國還有無薪講師（Privatedozent，也可譯為編外講師），無薪講師沒有國家編制，沒有正式工資，靠講課費過日子。勤于治學的無薪講師曾經是合格教授的重要來源。這種制度現在已經衰退了，但也表明這幾個國家對教授各方面的要求還是很高的。德國大學生原來也真正是在“游學”，大學本科就可以轉學，讀博士學位時幾乎毫無例外地要轉到其他大學?，F在，這些都弱化了。這些都是曾經使19世紀的德國成為學術中心的重要因素。19世紀的德國大學學術傳統的樹立要歸功于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他不僅是語言學家、哲學家、外交家，還是一名出色的教育改革家。他在1809年擔任普魯士王國的教育部長，是柏林洪堡大學的創建者。他在大學教育方面力主教學與科研相統一，教師享有教學自由，學生享有學習自由。洪堡對初等教育改革的影響主要是在提高教師培訓和認證的標準方面。同時，他對高級中學（Gymnasium）的改革也有貢獻。雖然他當教育部長的時間很短，但影響很大。19世紀后半葉，去德國留學的美國人很多。1876年建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是全面引進德國模式的一所大學。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化的步伐有的快，有的慢，采取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在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以后，洪堡的理念還管用不管用，是有很多爭議的。我個人認為，他的理念對辦好研究型大學還是很重要的。當然，時過境遷，不論在德國本土或是其他的西方國家，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產業升級轉型愈發重要。當今，“互聯網+”已進入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創業”也成為流行詞語。在這一背景下，教育領域的改革必須及時跟上。大學教育所設學科日趨專門化，社會經濟發展對法律、醫學之外的工商企業管理等專門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大學教育必須適應這種變化，滿足相關的需求。當然，不能因為有這些變化就否定洪堡的大學理念中最根本的指導思想，即研究與教學的統一。這個問題牽扯到科研體制問題，各個國家都有大學之外的研究機構。以美國為例，其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于1958年，與蘇聯在1957年成功發射人造衛星事件有關。NASA擁有直屬的研究機構，也有委托大學代管的機構，如“噴氣推進實驗室”就由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代管。其第一任主任是國際公認的航空航天領域的大師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1963年），而他的高足、我國導彈研發和航空航天事業先驅錢學森則是第二任主任。根據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數據，美國國防部與有關大學簽訂合同，由大學負責運營的國家實驗室（FFRDCs）有19個之多。而美國生物醫學研究的主要支柱國立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雖然擁有10多個生物醫學領域相對獨立的研究所，但其大部分經費是用來資助大學和醫學院的科研工作的。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驗是值得中國借鑒的。

中國在解放后的教育發展情況需要深入研究，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更坦誠地面對缺點和錯誤，從中吸取教訓。

教育事業的發展需要國家財政的保證。2014年，政府兌現了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4%的目標。對教育的重視不應該掛在嘴上，這需要政策的具體落實。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寫進教育規劃綱要的很多目標還都是美好的愿景，需要扎扎實實地采取有效措施才能實現。

八、加深對科研的理解

是推動科研發展的基礎

最近，我又看了有關前蘇聯的出版物，順便講講蘇聯科研機構發展的歷史。中國和前蘇聯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國家在建國初期都是窮困的，做不到給大學充裕的經費，這個問題不但在前蘇聯建國初期沒有得到解決，以后很長時期內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前蘇聯科研體制的特點是科學院占據龍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這一體制是沙俄時代的遺產。1697年，彼得一世（亦稱彼得大帝）派約250人的“彼得大使團”赴西歐各國考察，期間他拜訪了法國、英格蘭、普魯士的科學院，并決定在俄國建立類似機構。經過20多年的醞釀，圣彼得堡科學院（俄羅斯科學院的前身）于1724年成立，兼具科研、教學兩種功能。在科學院發展初期，來自德國、法國、瑞士等國的學者居于主導地位。在該院任職的客卿眾多，我只舉兩位人們耳熟能詳的大科學家為例。一位是被稱為18世紀數學大師的歐拉（Leonhard Euler）。他于1727年到圣彼得堡科學院任職，1741年到柏林科學院，1766年又回到圣彼得堡科學院，直到去世。另一位是丹尼爾·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他出自人才輩出的伯努利家族。他在學術界成名后，于1725-1732年間應聘到圣彼得堡科學院講學，涉足醫學、力學、物理等領域，并對振動和旋轉物體的性質進行了研究。與科學院成立較早相對照，在羅莫索夫建議下成立的莫斯科大學建校時間為1755年，遲于科學院3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盡管蘇聯高等教育部和各大學不斷呼吁，但高等教育的發展仍然很慢。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還是保證了重點高等學校的高科研水平，像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大學、莫斯科國立鮑曼工學院等。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作為建國初期的科學政策的見證人，我有機會作為科技干部列席參加科學院和教育部的黨組聯席會，并且參加過兩次。教育部希望科學院和大學能夠更好地合作，但有的問題不是雙方口頭談談就能解決的，需要資金支持，沒有科研經費的話就很難辦。最初期參加雙方的黨組聯席會時，我就意識到這種矛盾不易解決。20世紀50年代，教育部和科學院在很多問題上有分歧，教育部覺得科學院獲得的科研經費撥款太高了。后來，聶榮臻（1899-1992年）就說，“科學院是火車頭”“高等學校是一個方面軍”。聶老總定下了科學院的“火車頭”地位，高等學校就安心做一個“方面軍”，但經費問題并沒有很好地得到解決。由于矛盾相當尖銳，武衡在其著作中曾稱之為“二黃一張之爭”（“二黃”指黃松齡和黃敬，“一張”指張稼夫）。我清楚地記得黃松齡曾邀請黃敬到教育部做過一次演講，黃敬借助英國著名作家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綱》一書中的論述，強調了大學既是培養高級人才的中心，也是科學研究的中心這樣一種理念。后來，聶榮臻同志責成范長江同志（1909-1970年）提出解決方案。我和沈友益同志參加了有關工作，編印了幾期調研簡報上報給有關部門領導。范長江后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作了一個“反右傾，鼓干勁，把高等學?？蒲懈闵先ァ睉拔恼率降膱蟾?，未能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案。

我個人認為，我國已經形成的科研體制應當向提高大學地位、作用這個方向調整，這主要適用于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領域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大型企業應當成為新設備、新工藝的研發主體?！爱a、學、研”三方面應努力加強合作，盡量實現資源共享，擺脫本位主義的羈絆。在研究生的培養方面，大學應當起主導作用。我國的各類研究院有權培養研究生，但也應加強與相關大學的合作。

改革開放初期，我任教育部科技局副局長的時候，曾參加南京大學地質系組織的有關花崗巖的國際會議。那時候，中國做東道主并能夠將自己的科研成果展示給外國同行的國際會議還非常少。南京大學地質系的實力是比較強的，我在那兒開會并且和教授們座談，他們就提出沒有充裕的政府對科研的資金支持，是大學進行基礎研究的最大障礙。

當然，當今西方發達國家的研究型大學為獲取政府的科研經費資助，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學校支配經費的自主權，實施開支經費的問責制（accountability）。世界各國的大學為了獲取科研經費，為了新設或加強某些科系，不得不采用種種辦法創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教育知名教授伯頓·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2004年出版的《大學的持續變革》（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該書由英國高等教育研究會（SRHE）和開放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一書就是專門討論這一問題的。該書探討了歐洲、美洲乃至亞洲許多大學的案例。同理，我國的大學同樣面臨如何創收以保證學校的可持續的健康發展的難題，這方面的國際經驗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中國的科研經費的申請體制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像美國的同行評議制（peer review）就值得學習。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有一個很龐大的專家名單，如果有人申請科研課題，他們就從有關的學科隨機抽取若干專家，通過同行評議審查研究方案，得出是否可取的結論，并確定支持金額。

我國各工業部門大多設有中央一級的設計院和研究院，但對基層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活動重視不夠。這個體制的形成也是受蘇聯的影響，誤以為有中央一級的研究院就能夠有效地滿足基層眾多企業的研發和創新需求。過去，國有企業在經費配置上幾乎無自主權，盈利全部上交，管理部門再根據他們的判斷下撥次一年的經費。在西方國家，大型企業的研究與開發經費占其開支的比重很可觀。越是在創新方面要求高的企業，這個比重就越大。中小型企業無力進行自主研發，則可以按行業來建立為他們服務的研究機構。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已有30余年，科技創新也有可喜的成果，但是發展很不平衡。片面追求“短、平、快”，對技術創新的艱辛和實驗室的科研成果最后轉化為在國內外市場有競爭力的商品所需要付出的人力、財力、物力大都估計不足。有不少人曾幻想以市場換技術，實踐證明行不通。國外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不會對中國那么仁慈。

蘇聯在研究與開發上投入的人力遠比美國大，但其成果卻相對低得多。在不需要昂貴實驗設備的學科領域，如數學和理論物理，蘇聯擁有不少世界一流學者。但是，在需要昂貴的和先進技術設備的學科和技術領域，蘇聯只有軍工、航天部門尚可與美國抗衡。蘇聯在1957年10月4日成功發射人造衛星，深深地刺痛了美國政府和軍方，以及科學、教育界人士，奮起直追。在教育方面，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防教育法》即是明證。美國科學、教育界為提高中學的科學教育水平，組織一批學者撰寫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的新教材。教育部情報資料室也采購了當時美國大部分新教材。在生物學領域，美國有三種教材，分別以進化論、生態學、遺傳學為主線。由于美國公立學校師資水平偏低，多數教師不能勝任這些新教材的教學，而收費高昂的私立中學則可以聘任合格的教師?？梢?，相對于教材質量，師資水平的重要性更高。近年，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的評比中，雖然上海的成績很突出，但就國與國之間進行比較而言，北歐的芬蘭領先，其主要得益于芬蘭中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高，薪酬也高。前蘇聯師資水平較高，學生成績總體上優于美國，但貧困、落后地區的學校就很難說了。在高等教育階段，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數量遠多于前蘇聯，優秀教師和他們培養的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和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年輕學者在創新能力上表現突出。像斯坦福大學所在的硅谷、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所在的128號公路等地區，大學科研工作與科研成果轉化為技術領先的新產品和新工藝的成效舉世公認。美蘇冷戰時期，我參加了1956年開始制訂《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的工作。在我擔任教育部駐西苑大旅社聯絡員期間，就聽到蘇聯科學院的潘諾夫院士曾向我方部分工作人員講了為加快培養國防尖端技術人才，蘇聯政府接受以卡皮察院士（1894-1984年）為首的一批頂尖科學家的建議，在莫斯科遠郊區成立了兩所特種學?！囵B核能技術人才的工程物理學院，培養導彈、航天人才的物理技術學院。潘諾夫身兼二職，既是蘇聯科學技術情報所副所長，又是物理技術學院副院長。他概括了這兩所學校的五個特點。第一，招生著眼于網羅全國的尖子，全年進行，不受高考制度的限制。第二，學?；A課由高水平的教授講授。第三，提倡學生盡早參加科學研究工作。第四，畢業論文的題目屬于科技前沿，在與相關系科有密切聯系的研究所中進行，水平高的畢業論文接近副博士論文水平。第五，學習成績欠佳的學生要被淘汰，但仍可以轉入檔次相當高的大學繼續學習。前蘇聯在新西伯利亞市的科學城建立的新西伯利亞大學的辦學方式與這兩所特種學校頗為相近。這兩所學校仍然存在，而且在世界物理學領域方面享有盛譽。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現改稱國家核科技研究大學，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的2014年物理學科領域?？茖W院排名中位居第74位；莫斯科物理技術學院名稱不變，在物理學科領域?？茖W院排名中位居第63位。

蘇聯這種辦學模式對我國由中國科學院興辦的中國科技大學有直接的影響（該校設在北京時，各院系與中科院在京相關研究所合作比較便利，學校遷到合肥后就比較困難了，好在在京設有研究生部）。1957年10月至1958年1月，中國科學院主要領導人參加的中國科學技術代表團訪問了蘇聯。代表團參觀了新建的蘇聯科學院新西伯利亞分院與幾乎同時建立的新西伯利亞大學。代表團回國后，中科院黨組于1958年5月向聶榮臻和中宣部呈交了欲創辦中國科技大學的請示報告，得到了周恩來與聶榮臻等同志的贊許。當年6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批準創辦中國科技大學。

此外，在教育發展過程中，中國的社會組織或非政府組織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民間組織應該對這些問題開展獨立調查，提出意見，才能成為真正強有力的社會推動力。每年召開的兩會，代表們在這方面的發聲是相當強烈的，人才、科學、教育等方面的綱要都不是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實現這些綱要需要各方面資源的保障。

現階段，盡管我國GDP總量已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國工業成就很大一部分仍然是依靠低廉的勞動成本、過度的資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和犧牲壞境的巨大代價之下取得的，利潤的很大部分仍然屬于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這種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是必然的。制訂真正符合科學發展觀（可持續發展應該是第一要義）的工業發展與調整政策就必須下大力氣，如應該隨著國力的提升和人們認識的提高更加重視基礎研究。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出現一流科研成果和一流學術精英。

編輯 郭偉 校對 許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