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后70年：軌跡與走向》

楊伯江

《日本戰后70年：軌跡與走向》

日本戰后70年編委會/編

2015年12月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70年間，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946年“鐵幕演說”到1991年蘇聯解體，持續40多年的冷戰終告結束，但并沒有帶給人們最初期盼的寧靜與祥和，由兩極變為“單極”的世界繼而陷入“無極”、失序之中。

戰敗投降70周年之際的日本較之當初更是判若云泥。從奉“吉田路線”為圭臬，集中精力于恢復和發展經濟，超越聯邦德國成為西方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到上世紀70年代開始躋身七國集團參與國際事務，再到80年代提出“國際國家”、“政治大國”發展目標，日本在自我認知上完成了從戰敗國家向“西方經濟優等生”、國際體系重要參與者的蛻變，同時與戰后秩序、周邊國家的關系遠未理順。冷戰結束之初，日本對未來世界以及日本在其中位置的預測頗為樂觀，在日美同盟陷入“漂流”造成壓力、國際政治權力誘惑的雙重驅動下，日本開始將對冷戰時期既已萌生的“正常國家”化目標的追求付諸實施。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始，主客觀環境與條件的變化，迫使日本不得不面對現實，重歸借殼日美同盟謀求自我發展的軌道。1992年，中國經濟恢復高速增長，同期日本股市、樓市雙雙暴跌，經濟增長由此進入下滑通道。與此同時，日本社會政治進入轉型重構期，呈現“年年選首相、歲歲出新人”的政壇奇觀。日本對“正常國家”化的追求受到國內因素的羈絆，但步伐沒有就此停歇，而追求目標的路徑選擇有所調整。除借殼日美同盟外，還在戰后傳統的“經濟外交”之外尋求出路，這也成為此后一直延續且日漸顯性化的總體趨向。從21世紀初小泉純一郎內閣借助美反恐通過“有事法制”，到2015年安倍晉三內閣強推“新安保法”，日本亟欲通過政策松綁釋放政治能量，導致安全防務政策出現本質性蛻變。

中國與日本地緣相近，歷史淵源悠久，惟其如此，彼此關系厚密而復雜。在今天的東亞乃至亞太，中國崛起、日本轉型、美國“轉移”頻密互動，成為影響地區形勢走向的主要自變量。中日關系步入博弈與合作并行發展、同步深化的“新常態”，同時面對戰略磨合、利益調整、心理調適等幾方面的任務與壓力。

作為研究戰后日本的專職責任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在李薇所長的精心設計與傾力推動下，從規劃2015年度科研工作階段開始，即把《日本戰后70年：軌跡與走向》的撰寫與出版列為創新工程重點項目。進入2015年，日本研究所舉辦了七場專題系列學術研討會。其中六場按學科領域設計，邀請20至30位中國、日本知名專家，與本所研究人員一道，分別從日本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安全及日美同盟各個角度集中深入探討。8月16日，作為前六場會議的集大成，日本研究所成功舉辦了有中日兩國80余名知名專家出席的《戰后日本70年：軌跡與走向》國際研討會。進而，從與會中國專家的幾十篇學術論文中嚴格遴選，構成《日本戰后70年：軌跡與走向》的主干部分。

經過嚴格遴選而進入本書的30余篇論文依序從日本的國家戰略、自我認知、經濟社會、外交安全、對華關系等展開論述，不僅從歷史縱坐標、“70周年”這一深闊視域系統梳理了日本戰后發展軌跡，而且從時代橫坐標、對當前日本政治外交及中日關系進行了橫切面式的全景透析。作者隊伍來自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日本研究重鎮，代表了當今中國日本學界的高端水平，特別是集中了60后、70后及80后相對年輕的優秀人才，其構思、觀點、行文多有破舊創新之處。

《日本戰后70年：軌跡與走向》的編撰與出版，既是為厘清戰后70年來日本發展變化的脈絡，從中發掘出決定、影響其發展變化的規律與要素，更是為分析當前、預測未來提供史實與理論的依據。洞察當今、預判未來，僅憑歷史的經驗無疑是不夠的，在新的時代背景與內外環境條件下，傳統的規律、要素往往會出現變異、變形。但是，對這些規律、要素的把握無疑又是最基本必需的。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更愿意將這本《日本戰后70年：軌跡與走向》看作是未來不斷深化中國學術界日本研究的一個新起點。 （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