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婚姻暴力受害因素的有效對稱研究

陳璇+夏一巍

摘要：立足農村家庭結構與中國特有的新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以湖南某縣級市的實證調查為依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最小二乘回歸分析和bootstrapping法，探究婚姻暴力受害因素對不同性別的解釋力度。結果顯示：農村女性受暴總體高于男性，家庭規模的擴大與家庭關系滿意度的提升降低男性家暴的受害，社會支持網規模的擴大增加了兩性遭受家暴的風險，“新農?！迸c“新農合”制度成為降低女性家暴受害的保護性因素，家庭功能衰弱導致家暴的情況沒有出現，農村男性與女性家暴受害因素呈有限對稱。

關鍵詞：婚姻暴力;家庭結構;社會支持網;農村社會保障;有限對稱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6）01-0119-07

2014年11月25日至12月25日期間我國一項家暴調查顯示，超54%的人經歷過家暴，其中遭遇毆打的人數超過37%[1]， 最高人民法院《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審理指南》曾指出：我國家庭暴力發生率在29.7%到35.7%之間，其中90%以上的受害人是女性[2]。在對美國8 145個家庭進行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在過去的一年里，每八位丈夫中就有一位對妻子實施了暴力行為”[3]，家庭暴力遠比人們想象得更為普遍。

學者Archer通過對82項家暴研究的元分析（metaanalysis）發現夫妻間暴力施暴人與受害人存在“性別對稱性”（gender symmetry）[4]。本文將以家庭結構為視角，立足結構功能理論，通過分析湖南某縣級市的實證數據，探索中國農村家庭暴力發生的相關因素，繼而深入研究我國農村家庭暴力受害因素的性別對稱性。

一、理論依據與研究假設

（一） 概念闡述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實施的身體、精神等方面的侵害，2014年1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見稿）》首次明確了家庭暴力的范圍。作為家庭暴力的一種，婚姻暴力是指發生在已婚夫妻之間的暴力行為，既包括丈夫對妻子的暴力行為，也包括妻子對丈夫的暴力行為[3]。本研究之婚姻暴力行為特指合法夫妻間的身體暴力、精神暴力與性暴力行為。

（二） 研究理論與研究假設

家庭結構是指家庭中成員的構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狀態，以及由這種狀態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聯系模式。家庭結構包括兩個基本方面：（1）家庭人口要素。家庭由多少人組成，家庭規模大小。（2）家庭模式要素。家庭成員之間怎樣相互聯系，以及因聯系方式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家庭模式[5]。 依據結構派家庭治療創建者SalvadorMinuchin的理論，家庭成員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形成相對穩定的互動模式;它包括一套隱形的控制家庭互動的規則，反映的是家庭成員彼此互動的方式;當家庭成員在家庭中的行為多次重復的時候，家庭互動就會形成一定的模式[6]。家庭暴力亦是穩定家庭結構中夫妻間互動的一種模式。同時，一個人的社會網絡（包括親屬與非親屬網絡）規模越大，越可能在社會行動中占居優勢地位[7]，支持性資源會由潛在的象征性資源（如威懾作用）轉化為實際干預。而隨著社會變遷，我國農村家庭呈現家庭規模持續縮小，家庭結構逐步核心化，多重家庭模式并存的狀況[8]。親屬關系依附的轉變能否起到影響核心家庭在情感和經濟上的作用？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a：如果家庭規模越大，家暴發生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b：如果家庭恩格爾系數越低，家暴發生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c：如果個人對家庭關系滿意度越高，其成為家暴受害人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d：如果個人對居住條件滿意度越高，其成為家暴受害人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e：如果個人的社會支持網規模越大，其成為家暴受害人的可能性越小。

結構功能理論將社會系統的功能分為四種：適應、目標達成、整合、潛在模式維系，它們可以保持社會系統的穩定[9]。在20世紀早期，很多社會學家擔憂家庭會失去功能，1929年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 Fielding Ogburn研究了美國社會的趨勢，發現經濟、生育、保護、授予地位、教育和宗教等家庭基本功能已經有其他組織代替[10]。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社會保障機制的完善，傳統家庭的教育、保護、贍養能日益被外在的學校、警察和療養院所取代，家庭的社會功能逐漸被剝離，被剝奪了功能的組織是否還能使其成員產生心理認同成為一大問題，家庭演變成一個脆弱的組織，家庭暴力及其消極后果正是家庭功能衰弱的表現[11]。綜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a：如果個人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滿意度越高，其成為家暴受害人的可能性越大;

假設2b：如果個人對農村醫療保障滿意度越高，其成為家暴受害人的可能性越大;

假設2c：如果個人對社會公共服務滿意度越高，其成為家暴受害人的可能性越大。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國外家暴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學者們從不同層面探尋家暴的成因，涉及社會學習理論、暴力循環理論、特質論、資源論、社會交換理論等視角并加以論證[1216]。尤其是以女性主義理論為主導的家暴研究得到諸多西方學者的青睞。其研究術語多采用“親密伴侶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包括情侶間、性伴侶等主體，這與中國法律保護合法婚姻主體有較大差異，“夫妻間暴力”（spousal violence）則是中國家暴問題關注的焦點。

而中國學者的研究也多以社會經濟地位、受教育程度、家庭決策權、童年經歷、個人酗酒行為、社會資本為切入點[1721]。調查顯示丈夫受暴率并不低[22]。細致深入地描述男性受暴的詳情，比較暴力的性別分布，并從方法技術上精益求精顯得尤為必要[23]。近些年國外研究試圖討論男性受害和女性受害是否存在性別對稱性，而關于男性被害因素的研究依然相對較少[24]。2013年學者馬春華通過分析“2010年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的全國性數據，發現夫妻間暴力在中國呈現“性別對稱性”，并在女性主義理論和社會學的資源論框架下分析了男性受虐和女性受虐的影響因素，同時指出女性主義理論和資源理論在妻子受虐方面有相當解釋力度，但是在丈夫受虐方面解釋力度有限[25]。

因此，尋找更為適合男性被害研究的理論視角，客觀驗證男性被害和女性被害遵循相同模式的結論，深度分析婚姻暴力受害及其影響因素的性別間差異顯得尤為重要。本研究將以家庭結構為視角，對我國農村家暴受害因素的研究做出新的探索和嘗試。

三、樣本概況與變量設計

（一）樣本概況

2015年1月在湖南省某縣級市進行了入戶式問卷調查，依據經濟發展水平運用多階分層抽樣方法從該（縣級）市27個鄉鎮（街道）抽取5個，并以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等要素從每個鄉鎮（街道）抽取200個適宜樣本（年齡在20～60歲之間并已婚的居民或村民），回收有效問卷755份，有效回收率為75.5%。樣本顯示：男性335人，占44.4%;女性420人，占55.6%;平均年齡為39.18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16年;平均結婚年限為16.37年。

（二） 變量設計

1.因變量。本研究借鑒目前國際慣用的測量婚姻暴力行為的量具——沖突行為量表修訂版（the 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ST2）[26]，采取“經常、有時、很少、從不”4個選項，對過去一年發生的婚姻暴力頻次程度進行測量。本文針對婚姻暴力的24類行為共3個維度開展研究，包括11類身體暴力行為（physical violence）：摔東西，推抓撞，摑掌，踢咬或拳頭打，連續拳打腳踢，綁住手腳打，用棍子、磚頭、火鉗、衣架、衣叉、掃帚、鍋鏟、扳手，用刀子等利器威脅或刺傷，煙頭燙、皮帶抽、針刺、開水燙、火燙等，勒脖子、壓頭入水、枕頭悶等，推下樓、灌毒藥、潑硫酸、潑汽油等;12類精神暴力行為（psychological violence）：到處說你壞話、老說你不好、羞辱詛咒、摔東西、威脅要殺你、虐待孩子、用動作和眼神讓你心生恐懼、限制你與異性交往、限制你與同性聚會、限制你與家里人接觸、指責你不忠、跟蹤你去向;1類性暴力行為（sexual violence）：強迫發生性行為。

2.自變量。（1）家庭規模。（2）家庭恩格爾系數。即以每月家庭食品支出總額占家庭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計算。（3）家庭關系滿意度與居住條件滿意度。由“非常不滿意”（1分）到“非常滿意”（4分）排序。（4）社會支持網規模。社會網絡規模通常有兩種測量方法：一種以成員數為計算依據，一個社會網的成員越多，則網絡規模越大;一種以關系為測量標準，用社會網成員間的具體關系來表示網絡的大小[27]。本研究采納后一種測算方式，借鑒Vander Poel社會支持量表[28]，測量構成個人社會支持網的各種關系的數量，包括：重大決定、矛盾調解、情緒疏導、資金借貸、家務農作、陪伴6個支持網，及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12類求助對象。（5）農村社會保障。依據我國現行農村社會保障政策，本研究對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與度與滿意度進行測量，并以1～4分賦值于“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6）社會公共服務滿意度。社會公共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滿足公民的社會發展活動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務。本研究針對該定義與分類對居民（村民）的社會治安、公共交通、基礎教育滿意度與政府管理四項滿意度進行測量，1～4分表示“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

3.控制變量。本文依據現有相關研究，對其他可能對夫妻間暴力行為產生影響變量進行測量并加以控制。（1）社會人口學變量。年齡、年齡平方、受教育年限、結婚年限、身體健康狀況（很不健康、不太健康、一般、比較健康、很健康）。（2）配偶風險行為。本調查采用配偶“飲酒頻率”“打麻將賭錢頻率”“購買六合彩頻率”三項指標測量夫妻關系中配偶的風險性行為，并依據行為發生頻率：“從不、很少、有時、經?！边M行1～4分的賦值。（3）童年經歷：測量童年目睹家暴的經歷與童年遭受家暴的經歷（0=沒有，1=有）。

四、數據處理與分析

（一） 數據處理

研究將男性和女性樣本分開，以上述三種類型受暴經歷為因變量分別對其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因此本次研究共有6個模型。然而，簡單的最小二乘回歸并不能產生無偏的結果，因為本研究使用的適宜樣本而非嚴格的概率樣本，結果的誤差是難以避免，因此我們使用bootstrapping法對回歸模型的標準誤進行估計。雖然bootstrapping法并不能完全糾正適宜樣本帶來的誤差，但是能使結果得到改善[29]。此外，用簡單最小二乘模型回歸產生的模型殘差并不服從正態分布，這與最小二乘回歸的基本假設不符[30]，因而會產生錯誤的標準誤估計，最終導致參數檢驗偏誤。當樣本規模增大，雖然觀測值（因變量）不服從正態分布，但是殘差的分布是漸進正態的[31]，因此這也支持我們使用bootstrapping法進行再取樣分析。

本次研究主要使用STATA13.1作為主要的建模工具，回歸系數的標準誤估計使用bootstrapping法估計?？紤]到本次研究樣本已經達到300以上（將男女樣本分開后），200次再抽樣會產生大于6萬樣本，因此我們將bootstrapping法次數固定為200次。

另外，為避免變量太多增加研究的復雜性，需要將多個變量通過線性變換以選出較少個數重要變量，本次研究將針對自變量“社會支持網規?！迸c“社會公共服務滿意度”使用主成分分析，而后納入回歸模型。

（二） 數據分析

通過性別分組，本研究對三種家暴行為進行建模，共得到6個回歸模型（見表1）。模型Ⅰ～Ⅲ為男性樣本（N=335）的回歸分析結果，模型Ⅳ～Ⅵ為女性樣本（N=420）的回歸分析結果，并分別以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為因變量，數據解讀。

.農村男性家暴受害的影響因素。通過模型Ⅰ～Ⅲ的系數發現：年齡和年齡的平方項與男性身體暴力和性暴力受害之間呈負相關。為方便解釋年齡的效應，我們將男性年齡與不同類型的受暴經歷作lowess平滑曲線圖。結果如圖1所示，年齡和受暴基本呈二次關系（即印證了回歸系數中年齡二次項引入的正確性）?？梢?，對不同類型的受暴經歷而言，從20周歲開始，男性受暴呈上升趨勢，到約25周歲達到峰值，此后隨著年齡呈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對于男性身體暴力而言，在50歲達到最低值之后，又呈現上升的趨勢。換言之，對于男性身體暴力而言，年齡的三次項關系可能存在。為驗證年齡的三次項關系是否存在，研究引入年齡的三次項，但研究發現對于該項的T檢驗并不顯著。因此對于圖1中可能存在的三次項關系極有可能是樣本量過小導致，不應過度解讀。

關于自變量，研究的回歸結果表明：家庭規模越大，男性對家庭關系的滿意度越高，其遭受家暴的可能性越小，表明假設1a與1c得到支持;而較大的社會支持網規模與較高程度的精神暴力有關，因此男性受害人的研究未能支持假設1e;家庭恩格爾系數與居住條件滿意度對家暴而言并無顯著相關，1b與1d的假設在男性受害問題上并未得到印證。最后，本研究發現，男性受暴與新農合滿意度、新農保滿意度以及社會公共服務滿意度并無顯著相關關系。

針對控制變量，配偶飲酒和配偶打麻將賭錢、購買六合彩等博彩均與較高的家暴相關。個人“童年目睹家暴的經歷”與男性遭受身體暴力呈顯著相關，而“童年遭受家暴的經歷”并無統計學顯著。

2.農村女性家暴受害的影響因素。與男性類似，我們將年齡與不同類型的受暴經歷作lowess平滑曲線圖。結果如圖2所示，雖然回歸系數上發現女性的年齡及年齡平方項并不顯著，但是在圖2中我們發現類似的二次函數趨勢。與圖1不同的是，女性受暴的峰值在30～40歲之間。此外，身體健康狀況較低是女性遭受家暴的顯著風險因素;結婚年限、受教育年限與女性遭受性暴力呈顯著負相關;童年目睹家暴的經歷或配偶的博彩行為均會顯著增加女性各類家暴受害。

針對自變量。表征社會資本要素的社會支持網規模的擴大與家暴呈正相關關系;女性對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滿意度與各類家暴呈負向顯著相關，與假設2a、2b相反;而社會公共服務滿意度越高，女性家暴受害的可能性越大，表明研究支持了假設2c。

五、結果與討論

（一） 研究結果

1. 家暴受害的現狀。本次研究樣本中男性和女性的年齡基本相似，男性的受教育年限與身體狀況程度略高于女性，女性反映配偶有喝酒和博彩的比例略高于男性。男性和女性樣本的人口學特征和其他控制變量并沒有顯著差異。男女精神暴力受害均表現突出，其次是性暴力受害，身體暴力受害均值最低。三類家暴，女性受暴總體高于男性。

2. 男性與女性家暴受害因素呈有限對稱。國內外已有研究表明男性受虐和女性受虐遵循相同或相似模式[32，25]。比對模型Ⅰ～Ⅵ研究結果顯示：（1）就影響因素而言，僅對男性家暴受害人在統計上有顯著影響的是：“家庭規?！迸c“家庭關系”;僅對女性家暴受害人在統計上有顯著影響的是：代表農村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的“新農?！薄靶罗r合”與“社會公共服務”;（2）對兩性受害均產生影響的因素是社會支持網規模;而家庭恩格爾系數并未對農村家暴的產生造成影響。因此，基于家庭結構視角與結構功能理論，兩性間家暴被害的表現形式相似，但影響因素不完全相同，女性與男性家暴受害因素的對稱性是有限的，家庭結構中性別的作用并沒有女性主義理論主張者斷言的那么重要[33]。

（二） 研究探討

正如Bowen家庭系統模式強調個人的獨立性并指出家庭關系的巨大網絡塑造了家庭生活[34]。家庭規模、家庭關系、社會支持網均對家暴的發生造成影響，中國傳統的“面子觀”使人口數較多家庭的男性遭受家暴的風險降低，但當農村家庭中妻子具有強大的社會支持網，增加其“重大決定、矛盾調解、情緒疏導、資金借貸、家務農作、陪伴”的支持力度與支持規模時，其遭受家暴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這源自女性對“夫權”的挑戰，沖擊了原有家庭模式。

國家為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先后建立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重要制度。研究表明新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降低了農村女性家暴受害的幾率，換言之，新農保與新農合制度的推行成為了家暴產生的保護性因素，家庭功能衰弱產生家暴的情況沒有出現。而農村社會公共服務功能的提升，增加了女性家暴受害的可能性，這可能導致傳統家庭功能一定程度上被剝奪，女性的家庭貢獻變小。當然，在女性家暴受害多于男性的社會，夫妻暴力有可能是相互的，因此我們并不能排除這種情形是夫妻間雙向暴力的結果。

（三） 研究貢獻與局限

農村家暴受害因素的性別對稱性分析是本研究的探索性嘗試。打破傳統女性主義視角，立足農村家庭結構與中國特有的新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運用實證分析方法，探究各類因素對不同性別的解釋力度，分別對男性與女性樣本的相關變量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并運用bootstrapping法對回歸模型的標準誤進行估計，減少了結果誤差。此外，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本次研究涉及的關鍵變量提取其主要成分，從而減少了潛在的測量誤差。

當然，更為適宜家暴問題研究的視角有待新的探索，夫妻間暴力很大程度上存在雙向可能性，我們不能排除樣本中的男性和女性同時是施暴者和受害人?；谘芯總惱?，無法調查源自同一個家庭的夫妻樣本亦是本研究的一大局限，這都有待在今后研究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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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Symmetry of Factors for Spousal Violence Victimization：

Findings From 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Hunan Province

CHEN Xuan，XIA Yiw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Macao University， Macao 999078， China）

Abstract：This research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gender symmetry associated with the factor for spousal violence victimization on the strength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nas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a county in Hunan Provence， and the principle analytic model is ordinary least square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bootstrapping.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overall probability of spous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higher than man; family size and satisfaction to family relationship could reduce the odds of spousal violence victimization to male， and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scale lead to contradictory result to egodomestic victimization;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and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further decrease the hazard of female victimization， a consequence do not be triggered that spousal violence happened on account of the week family function. Then the finding declares a finite symmetry of the spousal violence victimization pattern to both genders.

Key words：spousal violence; family structur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social security in rural area; finite symm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