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茂林憲法思想述評

劉永++馮子軒

摘要：劉茂林教授做為憲法社會學派的開創者，突破了憲法的經典概念——國家根本法的邏輯局限性、歷史局限性和文化局限性，充分發掘憲法做為組織善好社會生活元規范的制度倫理作用，立足轉型中國社會土壤，對夯實法治社會的民眾土壤，促進法治中國的型構有著重要而深遠的貢獻。

關鍵詞：憲法經典概念；制度倫理；法治社會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475（2015）11-0068-02

憲法的經典概念——“國家根本法”，是西方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對于推翻封建制度型構西方資產階級社會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其產生于近代西方社會生活的基礎上，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真理。

時下憲法學研究中，以西方中心主義指導下的憲法學研究范式，或多或少的存在著僵化適用西方經驗的問題，甚至影響了憲法學中國化的正常發展。憲法學中國化實質上是憲法學根本問題中國化，即憲法的終極關懷——“人的生存和發展”在我國社會的具體實現，如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的指引下，尤其是憲法社會學方法，來剖析憲法的終極關懷在我國社會的呈現，需要提出立足于我國現實國情之上又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憲法觀念，從根本上促進憲法的終極價值關懷與我國社會特殊的憲法需求相耦合。劉茂林教授敏銳的認識到這一點，提出了對經典憲法概念的超越，并對經典憲法概念的局限進行梳理。

一、經典憲法概念的局限

經典憲法概念源自近現代西方憲法所產生的特定社會環境，以西方特定的價值觀為指導，力求構建一種以分權制衡為核心機制的模式化的憲法體制，以期求得良法之治前提之下的社會生活之和諧。觀其本身于幫助構建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憲法秩序原有積極而深遠的作用，簡單地將源自西方社會生活實情的憲法秩序來生搬硬套為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復雜的社會環境構建一種所謂的民眾、自由、進步的憲法體制則又是不適合的。

所以，一旦運用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研究方法去審視所謂的經典憲法概念就會發現其適用于西方近現代特殊的社會環境而并不具有普適適用的可能，其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來。

（一）邏輯局限性

所謂經典憲法概念的邏輯局限性是其對近現代憲法現象抽象不徹底而產生的，僅僅停留在憲法實現手段的抽象而忽略了對憲法終極關懷的正當性需求的抽象，生硬的割裂了憲法概念的基礎性價值與具體內容的辯證統一關系；完全忽視了近現代憲法產生和作用的特殊環境，想當然的（甚至懷有意識形態鼓吹之目的）將其普適化，使憲法的邏輯起點陷入混沌不明的狀態。

憲法經典概念的邏輯局限性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

其一，無法解決缺乏正當性而引起的邏輯與歷史相脫離的局限，顛倒了憲法的終極價值關懷與實現手段的主仆關系，造成了憲法概念的界定只能停留在形式主義層面的尷尬；

其二，無法解決邏輯起點混沌不明甚至有可能產生兩個相互對立的邏輯起點的困境，進而無法為明晰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對立統一的關系提供理論解決方案；

其三，不利于明確憲法主體的概念和外延，妨礙了對社會組織侵害個人權利行為的救濟。

（二）文化局限性

經典憲法概念文化局限性的位階之所以緊隨邏輯局限性之后，就在于通過此種立法技術中立化處理后得到的所謂民主的憲法體制已經成為了正當性的代名詞，是否具有此種形式意義上的憲法體制成為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存在憲法的標準，而且更值得反思的是雖然在嚴謹的西方憲法學者的眼中并不認同這一觀點。

具體來說，經典憲法概念的文化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內容：

其一，偏頗的價值觀。有學者將其界定為特有的價值觀，即經典的憲法定義及其憲法理論以其特有的價值觀、模式化的憲法體制和嚴格的憲法主義形式，不認同甚至拒斥憲法的這種新的文化內涵，使其不可避免的具有文化局限性。

其二，僵化的憲法體制。在此種偏頗的價值觀的主導下，經典憲法概念所構建的憲法體制是以《人權宣言》第十六條為藍本，構建出的一種以分權制衡為核心要素的憲法體制。具體到某一特定的國家而言只要此種憲法體制能夠適應該國的實際國情，此種憲法體制就無所謂僵化可言；但很可惜的是經典憲法概念認為只有符合此種模式的憲法體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體制，此種憲法體制因將特殊性直指為普適性而僵化。

其三，偏執的成文公法主義憲法觀。就憲法的分類而言，不成文憲法國家無法僵硬的歸入此類憲法。

（三）歷史局限性

根據學界通說，可以將經典憲法概念的歷史局限性用三個關鍵詞——資本主義、國家、法來進行界定，即憲法只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產物；而憲法又只適用于國家——公民社會，解決的是公民權利保障與國家權力配置的問題；最后憲法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只能是法律規范。就歐盟或法蘭西共同體的憲法實踐而言，明顯落后于社會現實。

二、做為制度倫理核心的憲法觀念

要構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憲法學就必須促進憲法的觀念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耦合，即將憲法學的終極價值關懷與我國特定的社會環境相統一，認識到我國當代特定的社會生活實情才是中國憲法學的活水源頭，這也決定了我國人民生存和發展所能達到的實際可能，并始終站在保障我國人民生存和發展實際需求的立場上去解決我國現實的社會問題。所以，研究中國憲法學首先應當考察我國社會生活的特殊性，方能消解當代中國社會中憲法實踐與憲法精神的緊張關系。有鑒于此，劉茂林教授認為憲法應能做為型構政治共同體制度倫理——“善好社會”的元規范及其所形成的秩序，這就是中國憲法學理論上著名的憲法秩序理論，奠定了憲法學中國化的基石。

憲法秩序應由其所服務的憲法主體、描繪憲法整體運行狀態的憲法結構、實現其終極關懷的憲法信仰這三個組成要素構成，具體而言表現如下：

（一）憲法主體

所謂憲法主體，是通說所認為的憲法關系的主體，是一個復合的概念，包括人、社團和共同體在內的憲法所作用之主體，從憲法的終極關懷來看只有人才是憲法的根本目的和出發點，而社團和共同體都是為了實現人共同福祉——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工具。以古希臘城邦演進的歷史為例，從氏族到部落在到部落聯盟的共同體發展過程都是為了更好實現這一目的而進行的調整。即使最終民族國家消亡之后，作為憲法主體的社團或共同體仍然與人相伴隨始終，而作為實現大同社會的工具，就正在發生的歷史來說，歐盟的出現已經或多或少的體現了此種趨勢（盡管可能這種趨勢因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不成熟而出現反復乃至倒退的情況）。同時，所謂共同體是社會共同體，而非傳統的國家與個人二元對立的政治共同體。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將憲法主體分為人、社團和國家機構。

（二）憲法結構

所謂憲法結構，是就憲法整體運行狀態來說的?；仡櫱笆鰬椃üδ艿恼w性，不難發現要考察憲法的實質，應當將憲法視為一個自在自為的整體存在物來予以體察，才不致深陷政治法的泥淖。

因此，就整體意義上看憲法，學界通常認為是就憲法結構來談憲法，也就是結構主義鼻祖皮亞杰和相關憲法結構的權威定義所談到的，就結構主義或系統論的視角來看，本書所論的憲法結構是指，憲法不是作為一個孤立封閉的概念而存在，而是一個自足的系統；同時，憲法還是作為終極規范或核心而組成的更大系統的組成要素或子系統，而與其它社會生活調整規范所型構的社會生活，也就是其是社會生活的子系統或組成要素。

正源于此，將憲法視為自身自足的結構稱之為憲法的內部結構；而將憲法視為更大系統的子系統或組成要素，則被稱之為憲法的外部結構。

（三）憲法信仰

所謂憲法信仰是就憲法秩序如何成為生活在共同體中的人內心所服從的正義之社會生活秩序而言。

憲法要成為型構社會善好生活的終極規范，就必須超越憲法權威而上升為憲法信仰，因為權威的建立從根本上是為了型構正義的社會秩序，此種正義就是黑格爾所洞見的道德意志，不是制度權威所強迫或灌輸之物，而源自憲法精神對憲法的能動作用，即特定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價值準則源自對憲法主體特定時代要求的響應，并反作用于社會成員的社會交往行為之中，成為社會成員的生活習慣，這就是禪宗所謂之法燈明和陽明先生所論之明心見性，秩序只有成為信仰，才能求得社會生活的善好。

三、憲法秩序

回顧關于憲法秩序三大組成要素可以認為，憲法秩序是以生活在共同體中的人的共同福祉為終極關懷的，社會生活的整體秩序。憲法主體解決的是憲法秩序所服務之對象——生活在共同體中的人的作用；憲法結構闡明的是憲法秩序的整體性；憲法信仰宣告的是以滿足憲法終極關懷特殊化為目標，即其是由建構在特定時代人民的憲法要求的基礎之上的，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價值準則所上升而來。

憲法秩序是一種社會秩序。所謂社會秩序是指與自然秩序相對的一種通過制度構建所形成的制度秩序。憲法秩序作為社會秩序具有相對穩定性，隨著社會生活的改變而調整甚至改變，在不同的社會中變現為禮規范、法規范、誡規范所型構的禮秩序、法秩序或誡秩序。學界對社會秩序的社會歷史性盡管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其認為歷經所謂的習俗秩序、道德秩序、制度秩序和法律秩序這四個發展階段，仍然沒有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誤導，習俗、道德、制度或權威都是憲法結構本身的內容，而所謂道德并不是與法律相區別的概念，從實質意義上來講，其是控制人恣意行為的占主導地位價值準則，只有將組織特定社會的終極規范等同于法規范，以及將憲法所產生的時代限定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革命時期，才會有此偏頗之論。

因此，劉茂林教授將憲法洞見為，“憲法乃是人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有意識的組織政治共同體的規則，以及由該規則所構建的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