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日本經濟界的中國觀

孟凡禮

(曲阜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寧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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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日本經濟界的中國觀

孟凡禮

(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寧273165)

摘要：中日兩國關系能否友好發展的重點，在于雙方民眾對于彼此的“觀感”。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美蘇冷戰、舊金山和會的召開以及美日單獨媾和等事件的影響，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遇到了巨大障礙，兩國聯系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的“民間”交流。在這一中日敵對、無邦交的特殊時期，日本經濟界人士眼中的中國是怎樣的？這對于當時雙方經貿關系的展開，乃至后來雙方這種關系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經濟界；中國觀；訪華代表團；中日關系

一、緣起：日本經濟界的中國觀

作為一對近鄰，中日雙方關系的發展和變遷與雙方對于彼此的認知息息相關。在中日交往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在不同時期日本人中國觀的階段性特征非常明顯：近代之前的“慕華”，甲午戰后的“辱華”、“排華”，新中國成立至中日復交時期“從敵視走向正視[1]”，再到冷戰后時期以“威脅”、“挑戰”為主要特征的對華觀的重新調整、形成，日本人的中國觀隨時間的變遷不斷變化。

關于日本人的“中國觀”的概念界定，北京大學嚴紹璗教授認為，所謂日本人的“中國觀”，即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中，日本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對中國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意識，包括觀察中國的隱含于內的心理形態、對中國實際事件的內在的判定、對中國付諸某種行動的沖動動機[2]。這種“中國觀”具有明顯的階段性、流行性等特征。當前學界所關注的大都是所謂對華觀的“主流”，比如近世以前以“仰慕中華、效仿中華、追趕中華”所構成的“日本對華觀的主線”[3]，近世以后在日本國內表現出以“辱華”為主要特征的對華觀等，這固然有利于我們把握不同時期日本對華觀的概況，但卻忽視了由于社會階層、經濟利益等的不同所帶來的對華認識上的差異。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認識的實質乃是主體按照自己的特殊活動方式能動地反映客體、改造客體以滿足自己需要的過程，認識的形成具有其主觀性的一面。面對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日本國內各階層反應不一。日本政界更多是從階級基礎、意識形態等角度，為更好維護美日同盟這一目的出發，去評價看待新中國的。時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8月給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的信中就直言道：“鄰國(指中國)實現共產化，日本也岌岌可?！?，日本“政治上必須阻止現今席卷亞洲大陸的共產主義潮流”[4]。岸信介也曾指出：“亞洲處于混亂狀態，從自由主義各國來說，如果受到共產主義的侵略，這將是個嚴重的問題”，并且認為“共產主義對日本的滲透，來自中國的比來自蘇聯的更可怕”[5]。新中國成立初期，日本對華觀的形成是在日本政權對華敵視這一特殊背景之下形成的。日本對于中國的報道也一味迎合統治當局的需要。例如，在新中國成立時，當時的日本正處于美軍的占領之下，報紙和廣播不僅不正確報導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反而拼命地散布許多謠言，說什么“用人民的審判進行大屠殺”、什么“血腥的清洗”、“共產共妻”等，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污蔑得簡直像妖魔鬼怪[6]。在中國抗美援朝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候，日本宣傳媒體對新中國的報道是：“在中國國內，許多人因國民黨特務嫌疑而遭逮捕槍殺，人心動搖，很多人想聽‘美國之音’的廣播(十一月十六日《朝日新聞》頭版頭條橫貫六欄)”，“估計有十二三萬日本人被中國扣留，處于痛苦之中，特別是婦女兒童被迫過著悲慘的生活(十一月十九日《朝日新聞》第三版頭條橫貫四欄)”[6]14，等等。日本人民在當時獲得中國的認知，大都依靠類似的報刊文章，這些被某些帶著“有色”眼鏡刻意加工、篩選過的信息，是不能還原一個真實中國的。

然而，良好的認知是雙方關系發展的基礎。日本對華認識如何，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日本確立何種對華關系的前提。在這一時期，日本經濟界人士(主要包括企業界、產業界和財界人士以及日本相關經濟團體等)為雙方經貿往來的開展，做出了積極努力。

對于日本經濟界各團體及個人，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較早實現訪華的日本人，他們眼中的新中國是如何的？對于這個問題，當今學界并沒有更多關注(1)。

在一定意義上說，認識建構利益，利益驅動行為，日本對華認知與其對華行為選擇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新中國成立后，為推動中日雙方關系的發展，日本經濟界人士做出了積極努力，推動了20世紀50年代三次貿易協議的簽訂與執行、20世紀60年代“LT貿易”的持續發展等，日中貿易額在這期間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紤]到當時日本國內、國際的客觀環境，日本經濟界做出的諸多努力顯得更加難能可貴。在這一特殊時期，日本相關經濟界人士，或是由于戰前旅華的經歷，或是為獲得經濟利益而沖破阻隔實現訪華，通過他們對戰前中國的印象，或是實地到訪中國的見聞，向日本國內傳遞了一個更加客觀、真實的中國。

二、案例：經濟界不同階層的中國觀

認識的形成有其主觀性，不同身份、不同階層以及不同的經歷等，都能夠帶來認識上的差異?！敖洕纭边@一特殊身份使得這一群體更多的是從“經濟利益”、“經濟價值”這一角度來考量中國的，當然，由于個人經歷、社會地位等的差別，他們在對華認知上也會產生一些不同。

(一)傳統知華派的中國觀

關于日本經濟界中“知華派”的界定，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熟悉程度和是否擁有長期在華生活經歷為依據，根據這一標準進行篩選，最終確定以岡崎嘉平太和內山完造為代表。

岡崎嘉平太1897年4月16日生于日本岡山縣古備郡大和村,1922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歷任日偽上?！叭A興商業銀行”董事、“大東亞省”參贊、日本駐汪偽政府大使館參贊等職。雖然岡崎也曾對自己的這段經歷感到內疚[7]，但這些戰前在華生活的經歷卻為其后來對華觀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岡崎在中學時代便開始與中國留學生接觸，并留下了深切的好感[8]，加之擁有戰前在華活動的經歷，使得岡崎對中國有很深的了解，并培養了其對于中國的親近感。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對日本戰俘及僑民的“以德報怨”令他非常感動，這對于岡崎對華認知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貒?，岡崎先后擔任池貝鐵工、全日空等公司的總經理。岡崎非常熱心中日之間經貿往來及友好事業的發展，20世紀60年代中日之間著名的“LT貿易”便是其提議并最終促成的。

雖然作為一個實業家，岡崎并沒有單純從追求經濟利益、獲得經濟價值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從其留下來的言論及著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岡崎對華的認識與判斷具有很強的前瞻性，這也大抵是建立在其戰前在華活動的經歷以及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熟知基礎之上的。關于岡崎在這一時期的中國觀，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共產主義的中蘇差別論。對于共產黨中國的建立，曾在一段時期使岡崎失去了發展中日關系的信心，對于共產主義以及共產黨中國，岡崎是非常陌生的，他認為“也許不能同共產黨的中國友好”。但在1951年通過與來訪的新華社干部的交談中，使其感覺到“中國共產主義同蘇聯的是不同的”，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是中國式的，不是照搬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是經過改造的、適合中國的歷史和民族性的中國式的共產主義[9]。

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建立在岡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熟悉和判斷基礎之上的。岡崎認為，道教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對個體自由的追逐已成為中國人的一大特質：

……就中國民間的信仰來說，中國很多群眾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如果到西部去，雖然也有伊斯蘭教，但大多數是道教。

……正如老子所說：‘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谝话闳罕娭信囵B了一種本能，即：只限自己的朋友來往，只維持自己的和平與自由。它意味著一種滿足于儉樸的生活的思想。

可以說，道教思想已扎根于大眾之中。由于這種緣故，對追求自己得到自由的人會服從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我感到懷疑。我開始進行各種各樣的學習，打算研究大眾的這種精神要素怎樣才能發揮作用的問題[9]156。

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使得岡崎得出了“與眾不同”的對華觀，這也構成了其持續推動中日友好關系發展的基礎。

第二，堅定的中日關系友好論者。岡崎是一個堅定的中日友好論者，這種對中日友好的執著，既來自于他對中日友好關系對日本重要性的認知，也得自于在華生活期間對中國普通人的觀感。

對于中日之間的戰爭，岡崎曾用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的“七步詩”的典故，來教育他的兒子，從中我們也可以很好地看出他對于那場戰爭的認知：

“……目前，豆子是中國人。日本人在干著豆茸的那樣的事?！?/p>

“我們應為受欺侮的中國人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這里不是日本，而是人家的土地。如果中國人來到日本，也像日本人那樣逞威風，會覺得怎么樣呢?”[9]3

這種“本是同根生”的中日關系的認同感，在促使其在新中國成立后大力主張發展中日關系，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對于中日關系，岡崎的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無論如何都要確保中日之間的友好。對此，他曾有這么一段論述：

“我從年輕時,一貫認為無論發生什么情況,日本與中國必須要友好,這無非是因為我認為日中兩國必須和平、友好。離開了這個基準,即使自己認為是好事,也會搞壞的?！以谄呤陜?始終不變,我想就是因為我有這一判斷的基礎?！?/p>

“總而言之,不要去考慮日中關系應怎么辦才好。而應當具有這種決心,不論發生什么事情,也一定要友好或和平,并且應當具有這種修養或鍛煉,使自己無論在何種情況,都不會離開這個決心。這樣自然而然會打開前進的道路,我是根據自己的經驗,說這番話的?！盵10]

岡崎對于中日友好，持一種非常堅決的態度，不為外界因素所動，執著地堅持與推動中日友好的發展。他的這種執著，并不是盲目、狂熱的“教條主義”式的崇拜，而是基于其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同中國人的接觸所帶來的感知。

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期，岡崎曾長期生活在中國，在華實際的工作和生活加深了他對中國人的了解：中國人都很忠厚，作為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也得到了中國人很多關照，所以沒有理由去欺侮中國人[8]153。也正是基于對中國人“忠厚”的認知，所以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當中國人無錢買米申請貸款的時候，作為日本華興商業銀行董事的岡崎，作出了“不要什么擔?！钡臎Q定[8]165。

同岡崎嘉平太一樣，內山完造也是一位積極推動中日友好往來的日本經濟界人士。對于內山完造，岡崎認為其“是真正喜歡中國的人，是生活在中國人中的日本人”[8]152。

內山完造1885年生于日本岡山縣，1913年以日本一家眼藥鋪的海外推銷員來中國，自此定居上海。1917年創辦內山書店，在此期間結識魯迅先生并成為親密朋友，1946年內山書店被南京國民政府作為“敵產”接管，內山也于次年12月被南京當局以“親共分子”為由驅逐出境?；氐饺毡竞?，內山先生一直致力于推動中日關系的發展，35年在中國實際生活的經歷加上新中國成立后的造訪，內山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知華派。1948年2月，內山開始了他“中國漫談全國巡回講演”，向日本人民介紹中國情況；1949年10月新中國的成立更使內山心潮澎湃，由他組織并發起成立了“日中友好協會”并擔任理事長。

在其身份定位上，內山更大意義上是一個文化界人士。但自其回國后，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更大程度上從事著與中日經貿往來相關的事業：任吳山貿易商社社長，并任日中貿易促進會理事，還曾多次向日本經濟界人士做講演，介紹新中國的情況，為他們認識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所以，本文也將內山完造作為一個經濟界人士來定位。

內山是一個踐行者，認為了解中國并不能依靠“文章文化”，而必須要從實際體驗的“生活文化”中才能獲得。內山認為，“日本的大部分支那研究家(無分左派與右派)，所研究者不過是文章文化而已”,故內山“摒絕從來支那研究的書籍不讀，離開了文獻的先入為主的思想，擬先將中國人的生活本身加以觀察”[11]。通過自身的生活體驗，內山得出了與當時許多日本人不同的中國觀。

作為一個曾經在中國生活多年的人士，內山對于中國有著更加深刻的理解。新中國成立后，對于這亞洲第一個人民國家，她是什么性質、又將如何成長和發展？日本各界對這一問題有著各種不同的猜測和判斷。在新中國成立還不到一年的時候，內山做了以下的估計：

“在評論人民共和國政治的時候，認為她是蘇聯或鐵托式的，這種決定式的見解充斥了我國的輿論界。難道說，稱之為共產主義政治的只能是蘇聯式或鐵托式的嗎？共產主義是一種理想，并不是說所有的國家都采取一種方式。政治就是現實。中國是一個具有四千多年悠久歷史的多民族國家，中國采取的政治方式絕不會完全照搬蘇聯式或者鐵托式?！?/p>

“過去，中國人被認為是頑固的利己主義者，現在相互扶助的風氣正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艺J為，在中國可能會看到史無前例的政治形式?！盵12]

如果說內山關于中國政治形式的論斷，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認識的基礎之上、是對“舊”的概括和總結的話，那么，在時隔9年之后，內山再次踏上中國國土所看到的景象，則凸現了與“傳統”中國所不同的“新”景象：

“聽說中國在進行增產運動的同時，也在嚴格開展節約運動，今天北京車站的冷清場面，正是節約運動的反應。我知道了這是有計劃的反浪費運動后，想起日本過節時的奢侈場景，我不由得渾身冒冷汗?！盵12]186

“從廣州乘車到北京的六十五個小時里，在鐵路沿線上我沒有看見一個象從前那樣披著麻袋片的乞丐或貧民。我感到新中國已經接近于政治穩定的階段?！盵12]193

“在街上散步的婦女不擦粉，不涂口紅。她們全然不施脂粉，這使代表團一行不可思議?！盵12]195

……

通過對比新中國之于“舊”中國的種種變遷，以及對于新中國的國民在這短短幾年之間在精神風貌上的變化，內山完造用了“一朝山河變”來感嘆、來贊美新中國的這種變遷。

(二)日本各訪華經濟代表團的中國觀感

20世紀50年代初，在中日雙方努力下簽訂了貿易協議，為促進協議的實施，日本經濟界各界人士紛紛組團，實現了他們戰后以來的第一次訪華。他們的訪華目的以及自身的身份定位，決定了他們在看待當時的中國主要是以是否具有經濟價值、中國未來的市場前景等角度展開的。通過分析當時的各種文字資料，我們將日本經濟界各團體代表的中國觀，簡單總結如下：

第一，對中國市場價值的肯定。中日兩國作為兩個毗鄰的經濟體，在經濟上存在著很強的互補與依存性。

中日兩國之間的貿易古已有之，但真正發展到頂峰的還在進入到20世紀以后：自中日與日俄兩次戰爭后，日本對華貿易突飛猛進，1913年日本對華進出口貿易均居中國對外貿易第二位，而至1918年日本已占中國輸入貿易的41%，出口貿易的33%，位次均居第一，特別是中國對日出口：在1918年至1932年間日本一直占有很大份額，位居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位[13]。在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中日貿易受到很大影響，但在日本采取控制淪陷區市場和以淪陷區物資換取外匯資金兩項政策后，中日之間貿易額又迅速擴張起來，在1938年以后日本重新占據中國進口貿易的首位(1938年占中國進口貿易的23.5%，1939年23.3%，1940年22.8%)[13]37-42；在出口方面，日本也一直位居中國出口貿易的前列，占有重要份額。

南方印務的產能在報業印刷廠中確是數一數二的，其共有76個印刷塔，設備配置齊全，具備長短版印刷能力，印刷速度集中在15萬/小時、7萬/小時、4萬/小時三個檔，現印刷刊物可達150余種，其中承印的《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的印刷質量，名列全國前茅，《南方日報》連續多年被中國報協評為“精品級”報紙。

戰前，像煤、鐵礦砂、鹽和大豆這樣的重要原料，日本大部分都是從中國購買。但到戰爭結束后，日本大都是依靠美國來供應這類物資。根據當時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的調查，中國產品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都比美國的便宜得多[14]。從中國方面看，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建設，也迫切需要日本生產的機器設備、工業制成品等。對于這種互補與依存，郭沫若在日本寶冢劇場的一次演講，也進行了比較中肯的詮釋：“前天，我們參觀了八幡制鐵所。參觀制鐵所后，我們深深地感到：貴國一年生產約6000噸鋼。但是缺少鐵礦石和煤。貴國能大量生產的東西，正是我們非常需要的；貴國缺少的，正是我們能夠大量生產的。如果我們兩國站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行經濟交流，那么毫無疑義，將會大大地促進兩國人民的幸福?！盵15]

中日之間這種經貿上的互補加上地理位置的毗鄰，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緊張國際國內環境下日本經濟界訪華的動力，也提供了他們觀察新中國的基本視角。

日本工商界訪華代表團在20世紀50年代共實現了兩次訪華，分別是在1955年9月和1956年5月，田島正雄和伊藤今朝市分別為這兩次訪華代表團的團長，作為日本工商界的代表，他們的中國觀或許能夠代表當時日本工商界人士大部分人的觀點。

田島正雄在到達香港時，對報界發表談話說：

“中國是一個擁有六億人口的偉大國家，我們知道新中國已有了巨大的進展，人民購買力已經提高，我們對中國這個大市場的期望很大?！盵16]

伊藤今朝市是受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的委派，于1956年5月間實現訪華的。其成員包括日本商行和紡織業界代表約40人。

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建設，伊藤認為，通過他對于東北、華東各大城市的參觀訪問，他看到的是中國人民在辛勤勞動、團結一致地建設自己的國家。據此，他認為，按照這種精神狀態，不出幾年，中國的工業建設必將會有很大的成就。在如何看待中國發展上伊藤認為，中日兩國只隔一帶之水，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日本是有益的。中日貿易也因此會有很大的發展前途。對于美國的禁運以及歪曲中國的報道，伊藤表示了極大的憤慨：“我回去一定要把中國的實際情況告訴日本人民，組織人民來解除那些認為的障礙。我們還可以效法英、法等國，利用例外程序向中國輸出更多的貨物?！盵16]19

另外，其在華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關于中日之間的貿易，他認為：“對日本來說，中日貿易是非擴大不可的?！辈Α爸袊谶M行的經濟建設，特別是農村生產力的提高感到興趣”。在談到對于北京的印象時，他說：“它的人民對前途都抱有希望”。[17]

關于中國市場的地位，在1958年實現訪華的日本著名財界人士、“鋼鐵天皇”——稻山嘉寬那里也可以得到體現。

日本鋼鐵工業在戰后因依靠引進美國的資金、技術并取得原料供應而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伴隨著日本經濟整體的蕭條，特別是在1957年5月日本政府采取了金融緊縮政策后，日本鋼鐵也受到了嚴重沖擊。時任八幡制鐵所常務董事、日本鋼鐵聯盟業務懇談會會長的稻山嘉寬認為：“如果能向中國出口鋼材，或許可以得到一點轉機?！盵18]

最終在1958年2月26日同中方簽訂了鋼鐵領域的長期(1958年至1962年5月)易貨貿易協議。鋼鐵協議的簽訂，標志著20世紀50年代中日貿易發展開啟了新局面，引起各方的重視?！冻招侣劇穲蟮?，日本貿易界聞訊興高采烈，鋼鐵界頗有“起死回生”之感[19]。中國市場對于日本的意義可見一斑。

第二，對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新判定。

上文已經提到由于日本國內媒體的不實宣傳，加上當時美蘇冷戰的國際環境，社會主義中國在日本普通人的印象都是被過度“妖魔化”的，在1958年以稻山嘉寬為代表的日本鋼鐵業代表團訪華途中就可以找到印證：

“我們從香港九龍跨越界橋時心里七上八下的，甚至大有一種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感覺?！囌鞠喈斷须s混亂，車廂內卻靜得怕人，好象只要開口說話便會大禍臨頭似的，令人十分不快?！盵18]46-47

感性認識是認識形成的重要基礎，感性認識的獲得又有感覺、直覺和表象三種形式。此時日本經濟界人士對新中國的造訪，為他們獲得一個與國內媒體宣傳不同的、更加真實的中國創造了重要條件。

日本工商界訪華代表團團長伊藤今朝市在訪華結束、即將離開廣州回國時，對記者闡述了他的訪華觀感：

“日本有相當一部分人士不了解社會主義制度，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獨裁制度?？墒俏覀儊碇袊豢?，并不是這樣。中國政府在利用一切機會廣泛地向人民解釋政府的政策和具體計劃，人民代表和到處都設置的意見箱征求著人民的意見，政府把這些意見集中起來，改進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生產活動?！盵20]

日本礦工會是應中方要求實現訪華的，團長加藤賴明在參觀訪問結束后，發表談話說：

“今天全日本的人民要求日中友好，希望了解新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參觀貴國的煤礦、工廠、學校、醫院以及其他設備，知道了貴國工人生活是安定的、和平產業在迅速的發展。為了提高貴國人民的福利和教養，文化設施正在大規模的建設著?！盵21]

新中國的“新氣象”以及人民群眾“嶄新的精神狀態”深深打動了他，加藤賴明立志要將其在中國的見聞，回去原原本本地傳達給日本的工人階級，使他們了解真正的、完整的中國。

第三，對中日友好的希冀。

中日友好與中日兩國人民的福祉及亞洲的和平息息相關，日本經濟界中諸多有識之士也是從中日友好這一高度，來認識中國、評價中國的。

木村一三(Kimuralchizo，1917-2006)，曾任日本日中經濟貿易中心理事長、國際石油公司經理、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關西本部專務理事和理事長等職。木村從1952年初期開始，為加強中日友好關系，為初期中日經濟交流的實現，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1957年中日貿易談判受挫時，木村一三一方面向貿易和經濟界介紹日中貿易會談的真相，指出談判受挫的原因來自岸內閣的對華態度；另一方面，他于1957年11月6日動員貿易界關西運營委員會，向正在北京與中國談判的日本代表團聯系，要求他們負起責任，立即使談判達成協議[7]306。這對于中日經貿關系的發展，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另外，為實現中日邦交關系的正?；?，從1969年到1972年這段時間，木村一三先生一直活躍在第一線上，他的歷史作用受到了較高的評價。

1958年，由于“長崎國旗事件”的發生，中日關系再度跌倒谷底。面對國內詆毀中國、對中日關系發展持消極態度的觀點，木村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指出：

“中國對加強和日本的友好關系，是極為重視的，想通過擴大貿易，為加強日中兩國間的友好關系做貢獻。對此，需要更加正確地認識?！盵22]

木村認為，當前中日關系發展的關鍵，在于雙方經貿關系的正常展開。然而，對于中國市場乃至在中日貿易中雙方的地位，在日本國內都存在一些不實的看法。木村指出，當前的中國市場已經開始國際化了，日中貿易只占中國對外貿易的2% 左右(75%是與蘇聯、東歐進行有計劃的長期交易)[22]147-149，因此，中日經貿關系的斷裂，“受傷”不是中國而是日本。

為中日鋼鐵貿易的展開而率團訪華的稻山嘉寬，在與中方談判過程中，也表達了對于中日友好的愿望：

“我們并不是只考慮做生意的，并不只希望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來向中國推銷鋼材的。我們認為中國如能將從我國進口的鋼鐵用于國家建設的話，將是件好事。談判若不遵守互惠的原則是不行的，讓我們兩個隔海相望、咫尺之隔的國家在合作中平分利益吧?！盵18]47

另外，日本工商界訪華代表團團長田島正雄在1955年訪華期間與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也表達了其積極推動中日關系發展的態度：

“我不是政治家，沒有資格談論政治，不過我學過歷史，對歷史饒有興趣。中日兩國有長遠的歷史關系，所以今天這種不自然的狀態是不會長久繼續下去的。我作為一個實業家，也愿意看到中日兩國早日恢復國交。我們并非坐視而不努力，我們是想從經濟交流方面著手，逐步地導向恢復國交的?！?3)

能夠推動中日關系的發展進步，是這一時期大部分日本經濟界人士的愿望。確實，通過他們的努力，中日關系的發展在這一時期達到了一個小的高峰。

三、影響：推動中日交流的加深及雙方關系的發展

國家之間關系的發展與進步，其基礎在于雙方聯系與交流的加深。這一時期中日雙方圍繞經濟貿易而展開的各種活動，為雙方關系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首先，從雙方經貿關系的發展本身來看，雙方之間的經貿往來歷經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成績。

日本“巴商事”株式會長櫻井英雄于1952年11月28日同中國進出口公司簽訂了一份38萬英鎊的進出口貿易合同(因日本當局的阻撓而未能履約)，拉開了新中國后中日雙方經濟貿易的序幕；鈴木一雄通過開辟易貨貿易，即日本先向中國出口海帶，中國再向日本出口同等金額的豆餅，而將中日之間的第一次貿易坐實。中日之間的貿易在緊張的國際環境及嚴格的國內限制背景之下就此展開。雙方之間的貿易在此后持續發展，詳見圖1。

圖1　日本對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額(單位：百萬日元)(2)

在這一時期，中日貿易雖然總量不多但卻保持了較強的增長勢頭，考慮到當時兩國關系發展的實際，對日本經濟界人士的努力及所取得的成果，是應當肯定的。

其次，推動了雙方貿易范圍的進一步擴大。新中國成立初期，中日之間經貿往來主要是以所謂“協議貿易”的形式展開的，在這一時期共簽訂了四次貿易協議。雙方根據協議規定，將所要貿易物資劃分為甲乙丙三類，實行同類物資內的交易。由于當時巴黎統籌委員的限制，甲類中的商品基本屬于“不可貿易”的類別。在歷次貿易協議中，中日雙方都在調整三個類別中商品的分類，并將其所占比重加以調整，詳見表1。

表1　四次貿易協議中三類物資及其所占比重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調整最大的是乙類物資，這也是中日貿易可能性最大的一個領域(甲類物資全部在美國的“禁運”之列，雙方對丙類物資的需求不是特別強烈)。特別是在第二次貿易協議中，日方在乙類物資中增加了像“汽車及零件”、“各種化學纖維”等，這些都是當時中國經濟建設所急需的生產資料。為促使日本政府放寬對華貿易的限制，日本經濟界進行了諸多努力：

1952年8月11日，日本亞洲貿易促進工會協議會向美駐日大使遞交了強烈要求緩和對華貿易限制的請愿書；1953年3月17日，日本全國企業家在東京舉行“全國工商業家促進日中貿易大會”，通過宣言，要求吉田政府撤銷對日中貿易的限制；1954年11月9日，日本工商界訪華代表團回國后舉行報告會，38個經濟團體500人到場參加，大會通過決議要求政府解除禁運，設立通商代表部和支持日中貿易協議；1955年1月21日，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向眾參兩院議長、眾議院貿易振興調查特別委員長提交《緩和對共產黨國家出口限制請愿書》，要求迅速緩和對華限制；1956年9月18日，日本工商界主要團體之一——東京商工會議所發表聲明，要求政府放寬對華禁運、日中互派民間貿易代表；1958年8月22日，日本貿易界人士700多人舉行促進恢復日中貿易全國同業者大會，并舉行從大阪到東京的汽車游行，要求岸信介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促進日中邦交正?；腿罩匈Q易……

通過一系列諸如此類的要求與抗議，日本政府不得不考慮放寬對華出口限制的問題。據當時參議院的一項決議顯示，執行頑固親美反華路線的外務大臣岸信介，對放寬貿易限制，也持一種默許態度：

鑒于日本和中國雙方互辦商品展覽會取得的成果，本院迫切希望政府從速采取必要措施，放寬巴黎統籌委員和對華出口管制委員會的限制，設立民間通商代表機構、確立直接結算支付方式并隨后締結政府間的貿易協定等，以進一步促進中日貿易。

……

提案人岸信介等三人[23]

最后，促進了雙方聯系與交流的加深及好感度的提升。

20世紀50年代中日經貿活動的展開，不僅加強了雙方人員的往來，而且通過這些“零距離”的接觸與交流，使得雙方國民獲得了一個消除彼此隔閡的機會。特別是通過雙方互相在對方國家舉辦商品展覽會，在“重塑”對于彼此的觀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促進雙方貿易的進一步展開，1955年的10月18日至11月3日，11月30日至12月15日，分別在日本東京和大阪舉行了中國商品展覽會。前來參觀的人數合計達到了190萬人，影響遍及了整個日本。對這次展覽會的作用，有人將其總結為以下幾點：第一，通過展覽會，人們比以前更關心新中國了；第二，改變了對新中國的認識；第三，在現實生活中，對日中貿易更加關心了；第四，在社會輿論方面，促進了人們對中國的關心。特別是對新中國的再認識方面，這次展覽會，為日本人重新認識新中國提供了契機。那些對舊中國的狀況有所了解的人，通過展覽會上的陳列品，看到了新中國的巨大變化，感覺到獨立后的中國確實是在“日新月異地發展著”(4)。

另一方面，1956年10月、12月，日本商品展覽會在中國的北京、上海舉辦。中國民眾對于日本商品展覽會的召開及其在會場懸掛日本國旗的行為，雖然在初期有抵觸情緒，但通過多方做工作，特別是周恩來總理“中日兩國人民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沒有責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國人民友好的，況且現在情況變了，中國和日本都不是從前的中國和日本，應該在新的基礎上重新友好”[24]的說服教育，使得展覽會獲得了成功舉辦，前來參觀的人數達到290多萬人。對日本商品“耐用”、“實惠”的特性的感知，使得“日本鬼子”的惡劣形象在中國民眾的印象中也有所減弱，對日本人的好感度有所上升。

四、結語

20世紀90年代，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領域活躍著一支被稱為“建構主義”的新型研究取向，與現實主義或者自由主義注重實體性因素在國家權力中的作用不同，建構主義更強調社會建構在國家關系發展與權力關系中的作用。建構主義的一個核心觀點是認同構成利益和行為，強調社會意識與認同在國家關系發展中的作用。理論因其對現實較高的解釋性及預測性而被人們發展和利用，套用這一理論來觀察今天的中日關系，發現今天雙方關系發展的基礎與關鍵是雙方對于彼此的認知。

然而，認識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既受自身文化的約束，又受雙方關系發展乃至國際環境的影響。日本對華觀感的形成就明顯受到以上幾個因素的影響。

進入近代以來，由于“中華帝國”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所帶來的自信心膨脹，使得日本更多是帶著一種鄙夷的態度來觀察中國這個鄰居的。日本的戰敗以及新中國的成立，為雙方重新建立對于彼此的認識，創造了一個絕好的條件。但是，由于美蘇冷戰以及美國對日單獨占領的現實，給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設置了重重障礙。但是，盡管有著國際反華勢力及國內保守政府的控制，在日本國內仍然有一股力量在試圖推動中日關系的發展，這是在考查這一段歷史時期雙方關系的發展中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當然，在這一時期日本經濟界的對華認識中，也不乏對新中國各種批判性的聲音。這其中既有“不了解”的因素，也有當時新中國盲目于意識形態之爭的“不當”之舉。對于“外人”的不了解，我們可以通過積極擴大宣傳、加強交流而得到改觀；而對于因自身內外政策的“不當”而招致的敵視與誤解，則需要通過加強決策的民主與科學性才能夠加以消除，這是更加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未來發展中日關系以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我們都應當引以為鑒。

今天中日關系的發展因為“島爭”再度走向“冰點”，雙方之間的經濟貿易及人員往來都大受影響，雙方國民對于彼此的好感度也降到了建交以來的新低，這不利于兩國的長久發展及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如何改變這一境況？新中國成立初期民間層次的交流對雙方關系發展的影響，或許能給我們一個不錯的借鑒。

注釋：

(1)關于日本經濟界(財界)對華認識的著述，主要有黃大慧《日本對華政策與國內政治——中日復交過程分析》(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在第六章“中日復交過程中的中日輿論”一章中，論述了大眾對復交前中日貿易的認識；翟新所著《松村謙三集團和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只對“松村謙三集團”各成員的對華觀進行了論述，其中包括經濟界以及政界人士，其論文《實業家岡崎嘉平太對中國的活動和認識》(《學術論壇》2008年第 11期)一文，對岡崎嘉平太的對華認識與活動進行了介紹；程永明《復交以來日本經濟界的對華認識》(《東北亞學刊》，2003年第1期)，主要對中日復交至新世紀以來日本經濟界對華認識進行了梳理；另外，還有以中日雙方的經貿往來為切入點來考察對華觀的，這主要有高淑娟的《從經貿關系看日本人的中國觀的變遷》(蔣立峰主編《中日兩國的相互認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其中也涉及到經濟界人士的對華觀，但不是作為重點，也沒有詳細展開。

(2)數據來源：根據日本關稅協會編《日本貿易月報》、《外國貿易概況》，1946-2003年整理匯編而成。

(3)《周恩來總理接見日本工商界訪華代表團團長田島正雄談話情況專報》，起止日期1955.10.14～1955.10.1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105-00210-06(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

(4) “大獲成功的中國展覽會”，載[日]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國際貿易》，第58號，1956年1月5日，轉引自李恩民著.中日民間經濟外交(1945-1972)[M]，人民出版社，199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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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本眾議院關于促進中日貿易的決議(1956.12.12)[C]//載田桓.戰后中日關系文獻集(1945-197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299.

[24]孫平化.中日友好隨想錄[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36.

編輯：黃航

The View of the Japanese Economic Circles

about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ENG Fanl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Jining Shandong273165,China)

Abstract：To improve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development,the emphasis lie on how they look each other.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cause of the Cold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gned contract on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and so on,set huge obstacles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their relations.And then,the contrac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cused on economic sphere in unofficial way.During this period,China and Japan antagonized each other and had not set normal relations,what about the Japanese economics circles view about Chinese?It’s of importance to expand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even the establishment of bilateral official relations.

Key words:economic circles; the view of Chinese; delegations to visit China; Sino-Japanese relations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16.02.012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6)02-0057-09

作者簡介：孟凡禮(1984-)，男，山東臨沂人，講師，主要研究日本政治與外交。

基金項目：曲阜師范大學社科基金項目(XSK201308)

收稿日期：2015-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