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說義纂訂》編刊與整理述論

馬梅玉

《禮記說義纂訂》編刊與整理述論

馬梅玉

《禮記說義纂訂》24卷，明末楊梧著。楊梧（1583—1658），字鳳閣，號念劬，陜西涇陽人。關西楊氏自明代以來，家世學《禮》，屢中高科。楊梧本人在萬歷四十年（1612）以《禮記》魁鄉舉，后其從子楊昌齡又于弱冠之齡以明《禮》舉鄉薦第一，復登進士第。于是海內治《禮》學者率以為宗，楊氏《禮》學遂聲名大震。①楊梧生平參龔鼎孳《青州郡丞楊鳳閣先生傳》，見康熙十四年刊本《禮記說義纂訂》卷首。以下引及楊昌齡《刻〈禮記說義纂訂〉記略》、錢謙益等人序文，均見康熙本卷首，不一一標注。

楊梧《禮記說義纂訂》成書于順治十三年（1656），關于此書撰作之原因，楊昌齡《刻〈禮記說義纂訂〉記略》稱：“家世學《禮》，每對人曰：‘世道交喪，挽回之力唯禮為大?！衷唬骸套诱卟皇加凇肚Y》、《內則》，明經者不察于《喪記》、《祭義》，而欲感發天良，端本興治，其道無繇?！币虼藯钗唷伴]戶經年，著成此書，其苦心為人處，經學、制舉，取之咸宜”。足見其為往圣繼絕學之決心，以及此書游離于經學與制舉間的特質。

《禮記說義纂訂》撰成后，楊梧從子昌齡請錢謙益、龔鼎孳、楊廷鑒分別作序，錢謙益序稱：“先生之精詣深造，勃窣理窟，非僅資帖括、媒青紫已也?！卞X氏點明此書“資帖括、媒青紫”的實用價值，同時也認為此書“精詣深造”，有超出傳統經義講章之處。楊廷鑒序有慨于禮學“習者既伙，疏者亦日繁，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贊頌楊著“以獨出之見，折衷盈庭，譬之麗水之金，泛索之麗水弗得也，廣收其沙而汰之，而金者乃出”。龔鼎孳《青州郡丞楊鳳閣先生傳》則著眼于介紹楊梧之生平概況。

然而三序既成，楊昌齡卻“遭嫉者排擠，罣吏議”（龔鼎孳《青州郡丞楊鳳閣先生傳》），刊書之事暫時停滯，直至康熙十四年（1675）才被追還清白，而此時楊梧已憂憤而卒。昌齡遂“續刻此書，少抒遺恨”（楊昌齡《刻〈禮記說義纂訂〉記略》），又請徐乾學、汪琬、慕天顏等作序。徐乾學序稱此書“無分章過脈之拘，無析言破義之陋，灼然異于俗學”，徐氏精于禮學，有《讀禮通考》120卷，其評價大體公允。慕天顏序云：“戴《記》一經得漢宋諸儒而尊，得鳳閣先生而信?！眲t將楊梧于漢宋諸儒并舉，認為楊書平實可信。

《禮記說義纂訂》系“積五十年而成之者”（徐乾學《序》），“萃眾說而擷其精，衷百家而鉤其秘”（楊廷鑒《序》），其所引諸說或已亡佚，賴此書以存。其著作緣起，據其自序云：“科舉原以明經，吾懼《禮》之亡于科舉也，不揣固陋，擬著一書，上窮淵源，下光發揮?！笨梢?，在楊梧看來，《禮》學與制舉的關系并非勢同水火。同時他也意識到世俗的制義讀本常割裂經義，誤導初學，故撰《禮記說義纂訂》來闡明經義。不過他采用的著述體例與此前的應試讀本差別并不大，徐乾學《序》對這一點有所揭示：“觀其鉤微掇要，固科舉家所必資……今使巖谷韋帶之儒，禁人勿為帖括，人必笑其迂疏。楊公父子以明《禮》取高科，而著書有源本如此?！毙焓线M而發掘此書的現實意義，認為俗學之頑固已不能用學術直道救藥，而要靠身處于科舉而不為俗學者來曲線救治，從而贏得更多的讀者，重返經學的正道。徐氏所論正合楊梧著書的本意，也印證了此書確實做到了“經學、制舉，取之咸宜”，是一部具有特殊學術價值的經學讀本。

清初朱彝尊撰《經義考》，其卷146著錄“楊氏《禮記說義》”，云“未見”，僅據汪琬文集錄出《禮記說義纂訂序》一篇。蔣光煦《東湖叢記》卷2“續經義考”條載：“仁和沈椒園廉訪（廷芳）撰《續經義考》，未成書也，稿本散佚，曾見其副。其《楊氏（梧）禮記說義纂訂》二十四卷，所錄□□（按，缺字當指蒙叟錢謙益）序、徐健庵司寇（乾學）序及龔芝麓尚書（鼎孳）《傳略》?！辈⒁蛲⒎及凑Z云：“予獲是書于閩中，讀之而嘆其精當明備，四十九篇之條理秩然，中惟《中庸》、《大學》二篇，以朱子有章句，故不復釋，亦以見其有識。因為錄二序一傳，以存梗概。不錄汪序者，前考中已見也?！雹偈Y光煦：《東湖叢記》卷2，清光緒九年繆氏《云自在龕叢書》本。沈廷芳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除庶吉士，授編修，據其按語可見乾隆時部分學者對此書價值的認可。

《禮記說義纂訂》于康熙十四年刊刻，后世罕見傳抄?！端膸烊珪偰刻嵋分洿藭?，提要以此書“不載《經》文，但如時文題目之式，標其首句，而下注曰幾節。大旨以陳澔《禮記集說》、胡廣《禮記大全》為藍本，不甚研求古義”②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95頁。，而列入存目。其實此書的體例在當時頗為常見，自南宋衛湜《禮記集說》流行以來，因其采摭群言最為賅博，故此后注《禮記》者多取用衛書之體例與內容，或出具姓名，或不標出處（如陳櫟《禮記集義詳解》等）。而楊著的不言所出、“不復考訂同異”（《四庫全書總目》）與其“經學、制舉，取之咸宜”（楊昌齡《刻〈禮記說義纂訂〉記略》）的著述宗旨有關。楊梧在書前凡例中說：“非敢剿說揚己，實欲刊落繁文，以便觀覽?！泵髌渥谥?，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純熟的考據眼光評價楊著，便略顯嚴苛了。

新時期學界對此書的認知尚籠罩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下，黃開國主編《經學辭典》、李正德等所纂《陜西著述志》等書也基本襲用提要的論斷，未能深入發掘此書的經學史價值。而嚴佐之《經學、制舉，取之咸宜：17世紀下葉的一種經學讀本—以清楊梧〈禮記說義纂訂〉為例》①參見鞏本棟等編《中國學術與中國思想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9—514頁。一文，通過對此書及其同時代相關著作的廣泛考察，認為楊梧所著《禮記說義纂訂》及與其體例相近的“經學讀本”在17世紀后期的清順治至康熙中期大量涌現，其社會文化意義非同一般。其兩棲于學術和應試之間的特點，與當時的經學、制度密切相關，對清代經學發展進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嚴文更從經學史的角度，發掘此書融合經學與制舉的雙重屬性，認為清初學問與功名分為兩途，因此“經學之書不宜場屋，制義之書不宜學問”。而楊梧身處清初經學的轉型時期，試圖將經學著作與世俗讀本合而為一，最終達到假科舉以明《禮經》的目的。嚴文視野開闊，觀點獨到，對楊著的價值挖掘得最為充分。由此可見，楊梧此書之價值除體現在學術本身外，還體現在其文化史意義上。此書雖非純粹的學術研究，亦絕非僅供應試的出版物，與通常意義上的經學專著和世俗讀本均不相同。

目前學界對此書版本的著錄、研究，重要者有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與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著錄此書版本也僅有康熙刻本及其影印本。緣于四庫館臣將此書列為“存目”，未能充分發掘和認識其價值，當下對于《禮記說義纂訂》一書，尚沒有相應的點校整理成果，這與此書的學術史、文化史價值不相匹配。且目前通行的《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本，將原書序文、傳略、凡例、目錄、參正?？毙帐媳M行刪去，這對全面了解此書的成書過程、撰作背景頗不便利，影印正文復有千余字的脫漏，內容亦不夠完備。因此，我們欲為學界提供一個最為完整而可信的《禮記說義纂訂》校訂本，力求形成一部符合新時期學術品格的古籍整理著作。其主要內容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1）前言：主要就《禮記說義纂訂》的版本、內容、價值等做詳細的考論，尤其對此書版本情況以及點校時所用底本的選擇做重點描述。

（2）?？保捍藭鴥H有清康熙十四年楊昌齡刻本，故以他校及本校為主，慎用理校。選取衛湜《禮記集說》、陳澔《禮記集說》、胡廣《禮記大全》、阮刻《禮記注疏》、孫希旦《禮記集解》、朱彬《禮記訓纂》等作為校本。其中所涉《禮記》本文雖不多，仍參取歷代石經、宋清諸儒研核《禮記》之著作，逐次考斠，抉摘舛訛。

（3）標點：采用現在通行的古籍標點體例對《禮記說義纂訂》進行標點。

（4）序跋：今日通行之《四庫存目叢書》本《禮記說義纂訂》（據國家圖書館藏康熙本影?。?，書前諸序（近一萬字）悉數刪落?？蓳覉D書館藏清康熙刊本之完本，依次補出卷首之楊廷鑒序（1656）、錢謙益序（1656）、龔鼎孳序（不著時日）、楊梧自序（1656）、汪琬序（1675）、徐乾學序（1675）、慕天顏序（1675）、解幾貞序（1675）、凡例八則、楊昌齡《刻禮記說義纂訂記略》（1675）、《禮記說義纂訂》目錄、參正?？毙帐系?，庶幾《禮記說義纂訂》之刊刻流傳可得而觀焉。

（5）評述：匯集清代以來目錄學著作對《禮記說義纂訂》的著錄（如《經義考》、《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四庫全書總目》等），以及前人文集、筆記中涉及《禮記說義纂訂》的版本、抄傳、價值評定等內容（如蔣光煦《東湖雜記》卷2之《續經義考》條等）。

（6）傳記：附錄有關楊梧生平、家世的相關資料，清代以來陜西、涇陽等方志中所涉楊梧及其家族文字皆予以輯錄，可為讀書知人之助。

禮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范疇之一，觸及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并因時代的變遷和解釋模式的不同而疊加構成了一個豐富的文化系統。近世以來，在西學強烈沖擊和內部新舊更替的雙重壓力下，傳統文化開始經歷解體、重構的艱難歷程，禮學的價值也受到強烈的質疑。近二十年來，禮學研究逐次復蘇，然而其重心基本上在先秦禮學，對明清禮學的研究仍然薄弱。有鑒于楊著的特殊學術與文化價值，即此書將經學與制舉熔為一爐，與一般性的學理著作不同，我們欲對《禮記說義纂訂》進行點校整理。為了熟悉禮學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意蘊，當下亟須關注、研讀古代的經學讀本，而楊著兼教科書與學術著作于一身，在通俗性和學術性上均有較高的價值。因此，對此書進行精心校證，對于當下閱讀此書以及經學史的研究，均當有所幫助。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