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田野與社會的山西區域社會史研究

郭永平

“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關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蓋語其東則太行為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為之襟帶。于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于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汾、澮縈流于右，漳、沁包絡于左，則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轉輸矣。且夫越臨晉，溯龍門，則涇、渭之間，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壺關、邯鄲、井陘而東，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勢，必有取于山西也?！?/p>

以上是清代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①顧祖禹：《山西方輿紀要序》，見《讀史方輿紀要》。對山西“山川形勝”的描述。②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今天山西省省界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的過程。關于“山西”這一地域概念的歷史演變過程，可參見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兼考遼金時期的山西路》，《晉陽學刊》1977年第2 期。山西東立千里太行巍峨屏障，西伏呂梁纏繞洶涌九曲黃河天塹，北臨內蒙古蒼茫塞外大漠，南踞汾河兩岸富饒原野沃土，歷來被認為是表里山河③據《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無害也?！?。這一方夾峙于黃河峽谷和太行叢山之間、呈桑葉形的古老的黃土地，不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如果從歷史、文化來講，山西在歷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①譚其驤：《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晉陽學刊》1981年第2 期。唐代太原位列“三京”②唐朝三京：西都（京兆府）、東都（河南府）、北都（太原府）。之一。明清時期，晉商還在黃土旱塬的農耕文明中創造了商業的奇跡。然而晚清以來，晉商敗落了，山西落伍了，山西何以失去曾經的重要地位？③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上編）》，九州出版社，2011年。行龍：《山西何以失去曾經的重要地位》，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這不僅與明清以來山西地區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出現的人口、資源、環境緊張有關，同時也與國際資本主義的入侵有關。眾所周知，黃土文明是“多元一體格局”④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載《費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147 頁?；A上的延續性文明，這就提醒我們對山西區域社會展開研究的時候要用“長時段”、“整體史”的視角，同時也要關注到這個區域的復雜族群關系，以及國家在場的影響。

1929年，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在位于法國東北部邊陲地區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鑒》雜志，標志著年鑒學派的創立。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他們提出要“擁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與個性”。雖然在創刊初期，他們還只有默默無聞的幾個人，也不過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葉扁舟，然而，在此后的幾十年間，這葉扁舟卻改變了世界史學的發展方向。而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年鑒派史學家顛覆了蘭克學派⑤蘭克學派產生于19 世紀，是指以德國歷史學家蘭克為代表的史學派別，亦稱歷史研究的科學學派。由于該學派倡導秉筆直書，通過史料批判如實地再現歷史，因而又成為實證主義史學流派的同義語。的狹隘歷史觀。蘭克學派將敘事的焦點集中在左右歷史學發展的重大事件、重大人物身上。本質上，這樣的史學就是一種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20 世紀60年代以來，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人們對科學、進步和現代性的信仰已經極大地動搖了，這種變化在歷史領域表現為研究的內容從政治精英轉移到普通民眾，從巨大的非個人結構轉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種現實，從宏觀歷史轉移到微觀歷史，從社會史轉移到文化史。⑥伊格爾斯著，何兆武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 頁。在史學領域，這樣的范式轉移除了與整個社會人文思潮的變化有關外，也與年鑒學派的大力提倡不無關系。年鑒學派主張整體史觀和長時段理論，重視精神史、心態史的研究，強調多學科方法的使用。①年鑒學派提出了關于三種歷史時段（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的設想，認為歷史學要注重對長時段的研究?？蓞⒁娰M爾南·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1958年，布羅代爾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題為《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全面闡述了他的長時段歷史觀。年鑒學派認為：“歷史不僅是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而且還是經濟史、人口史、技術史和習俗史；不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歷史，而且還是所有人的歷史?！笨蓞⒁娎崭叻?、諾拉、夏蒂埃、勒韋爾主編，姚蒙譯：《新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

年鑒學派在中國傳播過程中，已經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學者的歷史研究對象、方法和其他諸多理念的變化，也就是說它已經對中國史學范式或者模式的改變發生了影響。例如，在楊念群主編的《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②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入選的所有文章均是圍繞區域社會展開的研究。在三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中，區域社會史的研究已經成為了史學的重要研究范式。

而在山西這片區域，積累了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正是因為其歷史的久遠和封閉式且涇渭分明地域界線，為學界進行區域社會史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尤其是1992年，國內最早以社會史命名的研究機構—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成立，標志著山西區域社會史從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步入了成年階段。二十余年來，以山西為區域的社會史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研究理論與方法，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為社會史“華北模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走向田野與社會：區域社會史研究中的山西

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認為，史學應“優先與人類學對話”，應使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相互結合，并用“歷史人類學”這個名稱來概括它。③勒高夫等主編：《新史學》，第36、40 頁。而比爾吉埃爾則更為全面地討論了對歷史人類學的認識，他認為：“歷史人類學并不具有特殊的領域，它相當于一種研究方式，這就是始終將作為考察對象的演進和對這種演進的反應聯系起來，和由這種演進產生或改變的人類行為聯系起來”?！皻v史人類學是一種研究各種習慣的歷史學，人類學是通過社會來理解和心領神會的?！彼J為法國史學家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體現在研究飲食史、體質體格史、性行為史、家庭史等領域，本質上是要通過研究各種習慣來了解各種權力關系?！敖裉鞖v史人類學正是在研究心態世界中繼續進行著最卓有成效的研究”。①比爾吉埃爾：《歷史人類學》，載勒高夫等主編：《新史學》，第229—260 頁。由此可以看出，歷史學家視野中的歷史人類學主要是借用人類學的反思理念和方法來改造歷史學，為史學的發展校正道路。正是一定程度上在借鑒人類學理念與方法的基礎上，社會史的研究提出了“走向田野與社會”的理念，在這里“田野”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相對于校園和圖書館的田地與原野，也就是基層社會和農村；二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參與觀察實地考察的方法。這里的社會也有兩層含義：一是現實的社會，我們必須關注現實社會，懂得從現在推延到過去或者由過去推延到現在；二是社會史意義上的社會，這是一個整體的社會，也是一個“自下而上”視角下的社會。②行龍：《走向田野與社會：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追求與實踐》，《山西大學學報》2012年第3 期。在此過程中實現了兩個轉變：第一，從書齋到田野的轉變，從家鄉資料的收集開始做起；第二，跨越了“文野之別”進行口述史訪談，以此實現了對“他者”的了解與理解。

20 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寫了一本影響甚為廣泛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其中提出了“中國中心觀”③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2002年。這樣一種新的歷史研究取向。概而言之，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就是從中國社會的“內部取向”去建構中國歷史，而非以“局外人”的眼光去人為地切割，這樣才能更接近歷史的本來面貌。當將視域聚焦于山西區域社會的時候，學界也就“在山西發現歷史”④常利兵：《在山西發現歷史—一個問題意識的思考》，《歷史教學》2012年第24 期。進行著思考：其一，發現誰的歷史？其二，怎樣去發現歷史？其三，在山西發現歷史背后有怎樣的關懷？而十多年來，行龍教授帶領他的研究團隊在“走向田野與社會”的過程中已經回答了這樣的問題。那就是在走向基層、走向民眾的過程中，進行資料收集、口述訪談，在開展研究的同時秉持服務地方社會的理念，踐行著學以致用的現實關懷。①可參見行龍：《走向田野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這樣的理念其實有著久遠的歷史淵源。

早在20 世紀50年代，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喬志強先生就倡導走出校園，走向田野。并且他自己也踐行著這一理念。他的資料收集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注重對檔案資料的搜集，抄錄第一歷史檔案館有關上諭、奏折、審訊的記錄稿本；第二，走向田野與社會，采訪當事人的后人，“訪問其他當地老群眾”，同時也注重對民間傳說文獻的搜集。1957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喬志強的《曹順起義史料匯編》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眾所周知，山西是義和團運動教案的“重災區”，喬志強先生意識到這樣一個事件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20 世紀50年代，他就有意識地搜集這方面的資料，他在晉祠圣母殿側廊看到劉大鵬的碑銘后，就有了對鄉紳劉大鵬進行研究的念頭。正好，劉大鵬的日記被發現。喬志強就以劉氏的《潛園瑣記》為史料基礎出版《義和團山西地區史料》②喬志強編：《義和團在山西地區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在對這批史料研究的基礎上，80年代，喬先生發表了《山西地區的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前夕學堂的興起》、《從〈潛園瑣記〉看義和團》等論文。③行龍：《走向田野與社會：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追求與實踐》，《山西大學學報》2012年第3 期。20 世紀90年代，“走向田野與社會”更加深入。1991年人類學家喬健先生被山西大學聘為榮譽教授，同年山西大學華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92年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中心成立（以下簡稱中心）；1996年喬志強和喬健聯名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華北賤民階層研究獲準；2001年喬健先生又申請課題，將赤橋村定為全國七個點之一。進入21 世紀，在行龍教授的帶領下，“走向田野與社會”向常規化發展，成為了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基本理念。2002年，為慶祝山西大學建校100 周年，行龍教授主編的《近代山西社會研究—走向田野與社會》④行龍主編：《近代山西社會研究—走向田野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2006年下半年，中心又請喬健先生為研究生開設了文化人類學的課程，還親自帶領學生走向田野與社會。2007年，行龍教授的另一本書《走向田野與社會》①行龍：《走向田野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出版。走向田野與社會也被認為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追求與實踐②行龍：《走向田野與社會：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追求與實踐》，《山西大學學報》2012年第3 期。。

歷史學本質上就是一種資料學，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也不例外，而研究的前提是占有資料，這就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在走向田野與社會這種理念的指導下，挖掘鄉土社會資源，收集大量第一手的、獨具個性的原始資料成為了中心老師到學生的基本功。每年的寒假和暑假，中心老師帶領學生走向田野與社會，親身實踐著這種理念。從20 世紀80年代開始到今天，在這三十年的時間里，中心一直關注著社會史研究資料的收集，形成了水利、晉商、災荒、秧歌、賤民等專題特色。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收集了大量的渠冊、碑刻、秧歌劇本、契約文書和民事訴狀、晉商商號賬冊及生意經、村史、家史等山西民間資料。中心許多學生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就是依靠這些資料完成的。這數百萬件的積存來之不易，這是中心三代師生辛勤積累的結果。實際上，檔案資料也是一種信息，在全球化的今天，信息作為一種資源，要得到這么多的信息除了堅持不懈走向田野與社會之外，如何去呈現、使用和傳播這些信息無疑更是一種智慧。在收集到這些檔案資料后，進行分類、整理、入檔本就是一件相當費時、辛苦的事情，但是這樣的信息共享畢竟只局限在小范圍之內。這些年來，中心一直在研討怎樣將這些資料以數字化的形式呈現，以讓更多的學者了解山西、了解基層社會集體化時代千千萬萬老百姓的真實生活，更好地為有志于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提供便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心開始了“集體化時代基層檔案數據庫”的建設，計劃利用五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將中心這數百萬件檔案資料掃描上網，實現共享，這無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而“走向田野，深入鄉野，身臨其境，在特定的環境中，文獻知識中有關歷史場景的信息被激活，作為研究者，我們也仿佛回到過去，感受到具體研究的歷史氛圍，在敘述歷史、解釋歷史時才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走向田野與社會，可以說是史料、研究內容、理論方法三位一體，相互依賴，相互包含，緊密關聯。有時先確定研究內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識地搜集資料；有時是無預設地搜集資料，在田野搜集資料的過程中啟發了思路，然后確定研究內容；有時僅僅是身臨其境的現場感，就激發了新的靈感與問題意識，有時甚至就是三者的結合?！雹傩旋垼骸蹲呦蛱镆芭c社會》，第7—8 頁。由此可見，在“走向田野與社會”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轉變過程。如今，走向田野與社會已經成為了中心三代學人從事社會史研究過程中的一種學術追求與實踐。

二、山西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實踐

法國年鑒學派提倡“問題史學”，其學派創始人的呂西安·費弗爾曾經在《為史學而戰》一文中指出：“提出一個問題，確切地說來乃是所有史學研究的開端和終結。沒有問題，便沒有史學?！雹谝γ桑骸斗▏敶穼W主流—從年鑒派到新史學》，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第47—48 頁。區域社會的研究也一樣，在“走向田野與社會”，進而去“發現歷史”的過程中是帶著問題意識，或者說學術關懷進入的。山西區域社會的以下幾個研究方向，不同程度上都包含著這樣的理念。

（一）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變遷

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把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也再次說明了要追求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平衡，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整體，人口、資源、環境三者之間是一種有機的組合，資源是可持續發展的起點和條件，人口是總體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境是可持續發展的調節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終點和目標。如果從學科角度講，人口、資源、環境史本身就是一個交叉的邊緣學科，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人口、資源、環境，就是要將人口、資源、環境納入社會整體變遷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①行龍：《開展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史研究》，《山西大學學報》2001年第6 期。，這就要充分利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強調社會科學和一些相鄰學科，包括自然科學的相互交叉與滲透。

從區域社會的角度開展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的研究，山西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區域。②行龍：《開展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史研究》，《山西大學學報》2001年第6 期。歷史時期，山西地區不僅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而且是人口相對集中、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首先，從人口的演變來看，從《漢書·地理志》有記載的人口開始，到清代乾隆年間，山西人口一直在200 萬到800 萬之間徘徊，乾隆中期以后達到了1000 萬，光緒年間“丁戊奇荒”前達到了1600 萬，1969年達到了2000 萬，90年代初期突破了3000 萬。在此期間，不論是明代初年的洪洞大槐樹移民，還是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余年“走西口”，均與山西區域社會中人多地少有密切關系。如果從資源的角度來講，總體上說呈現出土地資源和水資源匱乏、煤炭資源較為豐富的區域特征。明清以來，隨著人口增多，亂砍濫伐，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更加重了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

1.空間視野下的山西區域研究

1981年，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主要奠基人，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先生在山西大學做了《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③譚其驤：《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應山西史學會之邀在山西大學所作報告的記錄》，《晉陽學刊》1981年第2 期。的報告。在報告中，譚先生從山西的遠古時期談起，一直延續到了晚清民國。并且指出：“山西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時期，往往是歷史上的分裂時期。這是因為，山西處于黃土高原的東部，它對河南、河北、陜西的關中地區而言，都是居高臨下的，這在過去一刀一槍打仗時，是很占優勢的地勢。又因為盤踞山西的割據勢力大都是強悍的少數民族，他們的武力很強，因而能攻則取之，退則守之，長期割據稱雄?！窈蟮纳轿髟俨豢赡艹蔀槿珖紊系闹行?，因為全國統一，再也不會分裂了；山西也再不會成為黃河流域農業上的重心了，因為和平時期高原發展農業的自然條件總比不上平原優越。但是山西今后還是會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的，因為山西的煤最多，鐵很多，發展重工業的條件是很優越的。隨著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實現，山西的煤、鐵工業必將得到更大的發展，在全國的經濟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眻蟾娌扇×碎L時段的視角，對山西的歷史進行了追述。然而，山西作為地理名詞，且形成今天的格局，是在遼金時期。以遼金時期為界限，文獻中“山西”概念內涵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的內涵是傳統的“山西”觀念，指“陜西華山或崤山以西”地區。遼金時期開始，一種全新的“山西”概念出現了。契丹人習慣以燕山及太行山作為確定方位的坐標，將漢人居留的今山西雁北地區稱為“山西五州”。金代在此地區設“山西路”，山西之名通行于王朝政令之中。遼金時期的“山西五州”及“山西路”正是元朝河東山西道設置的依據，為“山西”轉化為政區名稱的真正淵源。①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兼考遼金時期山西路》，《歷史地理與山西地方史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6—379 頁。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李嘎的關注點是“環境史視野下華北區的洪水災害與城市水環境研究”。在《史林》雜志上連發三篇文章，題目分別為《南北朝時期濟南城市變遷考論—基于城市行政等級與職能作用的考察》②李嘎：《南北朝時期濟南城市變遷考論—基于城市行政等級與職能作用的考察》，《史林》2011年2 期。、《關系千萬重：明代以降呂梁山東麓三城的洪水災害與城市水環境》③李嘎：《關系千萬重：明代以降呂梁山東麓三城的洪水災害與城市水環境》，《史林》2012年第2 期。、《旱域水潦：明清黃土高原的城市水患與拒水之策—基于山西10 座典型城市的考察》④李嘎：《旱域水潦：明清黃土高原的城市水患與拒水之策—基于山西10 座典型城市的考察》，《史林》2013年第5 期。。另外，還有《明清時期山西的城市洪災及其防治》⑤李嘎：《明清時期山西的城市洪災及其防治》，《中國地方志》2012年第6 期。，在該文中作者指出：明清時期山西的城市洪災普遍而嚴重，曾遭受洪水沖擊的城市達到62 座。地方社會的防治措施大致可以歸納為“攔”、“疏”、“蓄”三類。然而，以上舉措并未徹底改變山西城市洪災普遍且嚴重的狀況。城市的地理坐落、生態環境破壞導致的水土流失、城市建成區的擴展等，是不容忽視的三大誘發因素。此外，周亞從的《宋代以來太原城的水患及其防治》，從歷史地理學角度對宋代以來的太原城市水患問題有所探討。①周亞：《宋代以來太原城的水患及其防治》，參見周亞、范世康等主編： 《建設特色文化名城—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北岳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95—103 頁。

寧武關，始建于明代中期，為歷史上著名的山西“三關”（偏關、雁門、寧武關）之一。據史料記載，寧武關于明成化三年（1467）建成，為萬里長城上的重要關隘，地勢險要。因其地處“三關”中路，素有“北屏大同，南扼太原，西應偏關，東援雁門”的戰略作用。故《邊防考》上說：“以重兵駐此，東可以衛雁門，西可以援偏關，北可以應云朔，蓋地利得世?！鄙虾Ｉ鐣缈圃簭堄淹サ摹稌x藩屏翰：山西寧武關城的歷史人類學考察》②張友庭：《晉藩屏翰：山西寧武關城的歷史人類學考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是一份關于衛所的歷史民族志?；趯幬潢P城的田野調查，以邊疆衛所的城市形態和生命歷程為中心，通過歷史人類學方法考量晉蒙邊疆地帶的文化圖景及其歷史進程，以期在一個大的文明體系中重新發現“城市”的價值。作者發現，基于一個大的文明體系，這一邊疆衛所以城市為中心展現了拉鐵摩爾所言亞洲內陸邊疆的“過渡形態”，經由來自長城內外兩股基本勢力的周期性影響，這一邊疆城市徘徊于神圣性與歷史之間，也隨之呈現出其特殊的城市形態及其生命歷程，而這一從“軍鎮”到“城市”的歷史變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長城沿線的基本形態，也由此構成了中國城市的另一種模式。

2014年，安介生、邱仲麟主編的《有為而治：前現代治邊實踐與中國邊陲社會變遷研究》③安介生、邱仲麟：《有為而治：前現代治邊實踐與中國邊陲社會變遷研究》，三晉出版社，2014年。出版，本論文集分上、下兩篇，上篇為“政治與制度篇”，共有14篇論文，集中討論邊疆的政治制度、政區形態和社會變遷；下篇為“經濟與區域篇”，由15 篇論文所構成，討論的對象則集中在邊疆民族分布、經濟發展和環境變化等方面。在這29 篇文章中，涉及到山西的文章共9 篇：在第一部分“政治與制度篇”中，李嘎的《體國經野：雍正年間晉北地區的政區改革與行政經營—以新設朔平府為例》和《邊方有警：蒙古掠晉與明代山西的筑城高潮》；第二部分“經濟與區域篇”中安介生的《略論先秦至北宋秦晉地域共同體的形成及其“鉸合”機制》、《略論明代山陜地域共同體的形成—基于邊防、區域經濟以及災荒應對的分析》、《晉學研究之“區位論”》，邱仲麟的《明清晉北的山地開發與森林砍伐》，郝平的《明蒙軍事沖突背景下山西關廂城修筑運動考論—以地方志為中心》，胡英澤的《清代山陜黃河灘地魚鱗冊研究》，張俊峰的《從邊疆到內地：地方化進程中的邊陲社會變遷—以清代山西河曲縣為中心的個案考察》。

這9 篇文章，基本上都涉及到了“邊疆”這個主題。且安介生的兩篇文章還以“地域共同體”為名稱，其他文章也大多以山西某一地理區域為研究范圍。通過這些文章，我們可以了解到“邊疆”這個概念在歷史變遷過程中的動態形成過程。此外，邊疆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政治概念。在歷史上，山西、陜西均屬于邊地的范圍，而在今天早已不屬于邊疆。安介生的《略論先秦至北宋秦晉地域共同體的形成及其“鉸合”機制》一文從歷史地理學的視角對山陜地域共同體形成進行了分析。他指出，從先秦到北宋，秦晉兩地形成了密切而復雜的地域關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秦晉兩地的族群關系已經上升到了地域共同體的高度。這種地域共同體的構成，涉及歷史淵源、地域毗鄰、交通往來、政區建置、人口遷移以及由之衍生而出的文化共同性等等多種復雜的因素，其中政區建置與人口遷徙是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要素。這樣的認識不僅對地域共同體的研究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于認識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義。

郝平、李嘎的文章涉及到了明代或者清代山西的筑城，而這樣的工程很大程度上是與當時蒙漢沖突有關。具體來說，郝平的研究發現，在明蒙軍事沖突背景下，明代山西關廂城在空間分布上表現為中部串狀盆地區和西部黃河沿線兩個密集地帶，而關廂城數量的多少是與當地社會經濟發達與否有關。李嘎的文章發現了明代為了防止蒙人入侵的三次筑城中士紳群體不斷發展壯大事實，雍正三年朔平府的設置方案是地方統治者在國家意志與地方社會之間尋求雙贏的具體體現。

邱仲麟的文章主要研究的是明清晉北的山地開發與森林砍伐，他發現明清以來商人砍伐樹木與百姓為了生存不斷墾山，構成了山西生態破壞的重要原因。胡英澤對清代山陜黃河灘地魚鱗冊研究發現，清代山陜黃河灘地魚鱗冊具有獨特而重要的類型意義，由于河道變遷、土地形態轉化、村莊遷徙、邊界沖突、土地買賣等原因，村莊要應對灘地出沒、地權轉移、人的流動等不穩定因素，灘地制度的形成是生態環境、土地所有制、社會相互關系不斷調適的過程。魚鱗冊顯示，沿河村莊形成嚴密的邊界制度，田塊位置及其地權性質利于維護地界。家戶私有灘地地權分配不均，村莊公有、家戶分耕的“份地”較為普遍。部分村莊的灘地魚鱗冊從清初一直沿用至民國，反映了區域社會對灘地穩定有序的管理。張俊峰的清代山西河曲縣為中心的個案考察指出，歷史上河曲縣長期作為軍事邊塞而存在，這種狀況至明末清初開始發生變化，尤其是隨著清代大一統局面的完成，“蒙漢分治”取代“蒙漢對峙”，蒙漢交流范圍日漸擴大，蒙地開發程度愈益加深。河曲縣遂由過去單一的邊塞軍事區域向地方化經濟區域過渡，出現了地方化趨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地方化的進程越來越快。與明以前相比，已發生了重大的歷史變遷。張俊峰從社會史視角出發，對地域社會的這一歷史進程加以實證分析，以展示邊陲社會歷史變遷的獨特性。需要強調的是，清代河曲縣的個案并非孤例，而是代表了清代北方長城沿線漢蒙交界地帶同一類型區域共同的歷史變遷軌跡。

以上研究基本上代表了空間視野下的山西區域社會研究的現狀，從研究中可以看出并非“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統一國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有為而治：前現代治邊實踐與中國邊陲社會變遷研究》對于中華民族的建構過程進行了實證地研究，這樣的視角和思路無疑對于空間視野下的區域社會研究提供了思路和視角。

2.水利社會史研究

20 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水利社會史研究在國內蓬勃興起，為區域社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切入點。2003—2004年，由法國學者藍利克等倡導組織的中法合作項目—“華北水資源與社會組織”完成歷時四年的田野調查，其主要成果為《陜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①《陜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中華書局，2003年）共包括四部專集，分別為白爾恒等編著《溝洫佚聞雜錄》，秦建明等編著《堯山圣母廟與神社》，黃竹三等編著《洪洞介休水利碑刻集》，董曉萍等編著《不灌而治》。，“這些從山陜基層社會搜集到的大量水利資料，可以打破從前認為華北地區缺乏水利資料的偏見”。隨之，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極大的反響。2005年8月10 至13日，由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共同發起的“首屆中國水利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山西省臨汾市召開。會議收到來自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愛知大學、大阪教育大學、長崎大學和中國的20 余名學者提交的27 篇論文。與會專家多為近年來在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學者，學科背景多元，包括了歷史學、人類學、水利學、歷史地理學等多個學科。與會代表圍繞“山西水利社會史專場之水環境”、“山西水利社會史專場之水社會”、“中國北方水利社會史”、“中國南方水利社會史”、“多學科視野下的中國水利社會史”五個專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討和爭鳴。

然而，何謂水利社會史？山西在水利社會史領域有哪些值得研究的地方？有哪些重要成果？這些問題都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上海師范大學錢杭教授在《共同體理論視野下的湘湖水利集團—兼論“庫域型”水利社會》一文中指出：“水利社會史是以一個特定區域內，圍繞水利問題形成的一部分特殊的人類社會關系為研究對象，尤其集中地關注于某一特定區域獨有的制度、組織、規則、象征、傳說、人物、家族、利益結構和集團意識形態。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水利社會史，就是指上述內容形成、發展與變遷的綜合過程?！鐣返膶W術路徑，就是對與某一特定水利形式相關的各類社會現象的社會史研究，或者對某一特殊類型水利社會的歷史學研究?！雹馘X杭：《共同體理論視野下的湘湖水利集團—兼論“庫域型”水利社會》，《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2 期。在2005年的“首屆中國水利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對于“水利社會”這個概念，會上也有過爭議。但會議的討論牽涉到了一個有實質意義的觀點：“水資源的集體利用，對于某些地區的共同體構成，所起的作用是學者不應該忽視的?！瓘闹嗡鐣剿鐣箙^域社會史比較研究找到了一個新的切入點，為我們開拓了歷史研究的新視野?！薄皩⒂兄谖崛送敢曋袊鐣Y構的特質，并由此對這一特質的現實影響加以把握?！雹谕蹉戙懀骸丁八鐣钡念愋汀?，《讀書》2004年第11 期。接過王銘銘的話題，行龍教授發表了《從“治水社會”到“水利社會”》一文，指出水利社會就是“以水利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區域性社會關系體系”。中國幅員遼闊，新世紀以來，隨著東西方兩大陣營由敵對轉化為交流，對抗轉化為對話，傳統的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轉換為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治水社會”轉換為“水利社會”也就水到渠成，從治水社會轉換到水利社會，進入我們視野的是一片廣闊無垠的學術領域。會后《讀書》雜志上先后發表的這兩篇文章被認為是國內學者自覺地就在社會史研究中開辟的水利社會史這一新領域發出的首次明確的呼吁。①張愛華：《“進村找廟”之外：水利社會史研究的勃興》，《史林》2008年第5 期。在這次會議上，以水為主題的研究成為了會議重點關注的領域，除了上述行龍和王銘銘的論文外，涉及到山西區域社會史有關“水”的論文還有四篇②會議論文集可參見行龍、楊念群主編：《區域社會史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分別為行龍的《從共享到爭奪：晉水流域水資源日趨匱乏的歷史考察—兼及區域社會史之比較研究》、鄧小南的《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從前近代洪洞的水資源管理看“民間”與“官方”》、趙世瑜的《分水之爭：公共資源與鄉土社會的權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為中心》、張俊峰的《明清介休水案與地方社會—對“水利社會”的一項類型學分析》。行龍的文章以太原晉祠為中心，從生存環境的角度切入，對晉水流域水資源日趨匱乏背景下出現的“從共享到爭奪”的過程進行考察。張俊峰選取了洪山泉域為個案，通過對爭水傳說、水案、水利型經濟、源神信仰等問題的研究，試圖揭示出洪山泉域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總體特征。在個案的基礎上，進行區域間比較、交流和對話。鄧小南以前近代時期洪洞諸渠為研究對象，考察了水資源的管理與運作，包括對于用水秩序的經營、組織層次的建立、日常動員協調的途徑、解決內外矛盾糾紛的慣例與官方的溝通方式等，發現民間官方二元對舉的分析框架不完全適合于討論傳統的地方社會。圍繞洪洞用水秩序的考察，使我們得以觀察到在傳統中國農村社會中銜接“官”與“民”、激活二者互動的力量及其運作方式。

行龍、張俊峰的文章主要從人口、資源、環境的歷史變遷入手，探討水資源日趨匱乏的事實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水案，以此來把握地方社會的歷史脈絡。其中著重探討的是各種類型的水神形象的塑造與利益分配、地方秩序之間的關系。鄧小南則側重于考察水利管理與經營過程中官方與民間的互動關系。趙世瑜對上述三位學者文章中所研究的區域均有涉及，他圍繞汾河流域的幾個“三七分水”這樣的故事主題，分析了傳說與制度背后長期存在的爭水問題與傳說故事、家族勢力、廟宇象征之間的內在聯系，認為人們在爭水過程中各種權力和象征反映的主要是作為公共資源的水存在產權鑒定的困難。

圍繞歷史時期“水案”的爭論也引起了人類學家的興趣。張小軍在《復合產權：一個實質論和資本體系的視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歷史水權個案研究》①張小軍：《復合產權：一個實質論和資本體系的視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歷史水權個案研究》，《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4 期。中提出了“復合產權”的概念，指出了水權不是單純的經濟資本現象，國家、認知、信仰、儀式、倫理觀念以及相應的廟宇祭祀，都在真實地影響和決定著水權的系統和秩序。不了解上述水權的復合形態，僅僅從經濟水權的角度，很難把握水權的真諦。中國社會復合的社會結構導致多重的復合產權制度，這是中國民間制度的原初特點。由上可知，從“治水社會”向“水利社會”的轉型為進一步認識山西區域社會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英國歷史學家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從道德價值體系的角度觀察晉水社會。她通過考察山西晉水水利系統，發現在晉水流域的民間意識里，水是可以作為商品而加以出售的，“油鍋撈錢”體現的暴力手段是民間社會爭取水資源控制權的重要手段，它不同于官方出于維護儒家倫理道德而主張的公共資源必須公平分配的立場，體現了另外一套不同于儒家正統道德倫理的價值體系。沈艾娣所要表達的是“這兩套道德體系的互動維持了山西水利社會。同時還分析了道德如何在某群體中流傳的故事建構起來，又如何在特定的群體中落地生根，進而說明了不同的道德理想是根植于不同農業體系的不同權力結構之中?！雹谏虬罚骸兜赖?、權力與晉水水利系統》，《歷史人類學學刊》2003年第1 卷第1 期，第153—165 頁。

2004年在山西舉辦的“區域社會史比較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不是偶然的。多年來，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將“水利社會史”作為研究的重要關注點，且取得了諸多的成果，得到了國內外學界的認可。晉水流域是行龍教授三十年來持續關注的一個學術田野點，2007年，行龍教授的專著《以水為中心的晉水流域》①行龍：《以水為中心的晉水流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這是他多年來對水利社會思考的重要成果。在書中他對于如何開展晉水流域的社會史研究提出三個設問，即為什么是明清以來，為什么是以水為中心，為什么是晉水流域，并對此逐一加以闡釋，意在表明盡管晉水流域的社會歷史變遷只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個案，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方法論意義，反映了當前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也是對“走向田野與社會”學術理念的一個有力實踐。②行龍：《何以研究明清以來“以水為中心”的晉水流域?》，《山西大學學報》2011年第3 期。

行龍教授的學生張俊峰實踐了這樣的理念，代表作是《水利社會的類型—明清以來洪洞水利與鄉村社會變遷》③張俊峰：《水利社會的類型—明清以來洪洞水利與鄉村社會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作者“以水的問題為突破口，從長時段的角度出發，對明清以來洪洞區域社會的歷史變遷加以整體性探討，希望通過實證性研究，把握社會發展的內在脈絡，揭示區域社會的歷史變遷，并嘗試建立一個本土化的解釋模式?！绷硗?，他還關注了“華北鄉村社會水權的表達與實踐”④張俊峰：《前近代華北鄉村社會水權的表達與實踐—山西“灤池”的歷史水權個案研究》，《清華大學報 》2008年第4 期 。、“明清以來晉水流域之水案與鄉村社會”⑤張俊峰：《明清以來晉水流域之水案與鄉村社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 期。、“汾河流域的水沖突與水文化”⑥張俊峰：《油鍋撈錢與三七分水：明清時期汾河流域的水沖突與水文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4 期 。、“清至民國山西水利社會中的公私水交易”⑦張俊峰：《清至民國山西水利社會中的公私水交易—以新發現的水契和水碑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 第5 期。等問題。在水利社會史的框架之下，他還對“‘泉域社會’在中國研究中的意義”⑧張俊峰：《超越村莊：“泉域社會”在中國研究中的意義》，《學術研究》2013年第7 期 。進行了研究，“泉域社會首先是水利社會，而且是水利社會的一個重要類型，泉域社會概念的提出是水利社會史研究的深化與細化。之所以要從類型學的視角出發開展水利社會史研究，正是考慮到中國地域空間的差異性、水利在地域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不同意義和地域社會對水利所具有的不同態度和策略。這樣就可以真正從中國地域社會的水利問題出發，瓦解魏特夫大而化之的‘治水學說’及其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并發掘出中國水利社會的多樣性特征，凸顯水利社會史研究的價值?！?/p>

張俊峰還對“明清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視野”進行了闡釋，他認為明清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理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把握。一是以反思和批判魏特夫的治水學說為起點。二是充分運用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討論水利與社會、水利與國家的關系。三是吸收人類學研究成果，以弗里德曼的理論假設和宗族范式為基礎，實現了從“宗族社區”向“水利社區”的轉變。四是具有反思與超越日本學界“水利共同體”理論的學術自覺，實現了從水利共同體向水利社會的轉變。當前國內的明清水利社會史研究具有理論創新潛質。①張俊峰：《明清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視野》，《史學理論研究》2012 第2 期。

對于山西水利社會的研究也吸引了人類學界的注意，王銘銘的學生張亞輝的《水德配天—一個晉中水利社會的歷史與道德》②張亞輝：《水德配天—一個晉中水利社會的歷史與道德》，民族出版社，2008年。就是其重要成果。他指出，“水首先要作為一種象征，然后才能夠成為一種資源”，水是否具有道德？從既有的漢人社會研究范式中來思考這個問題，似乎顯得有點“另類”。但“鄉土中國”之說忽略了“流動的水”，與人的生存有密切關系的水卻“更多地被當作自在物存在著”。從既有的研究理路“突圍”出來進行水的研究，在理論建構的同時也就具有強烈的理論反思性特征。用王銘銘的話來說，就是“如同土地一樣，水在人創造的人文世界中，重要性不容忽視。關鍵的問題在于，我們怎樣更貼切地理解包括水在內的物與人之間的關系為何?！薄端屡涮臁愤@本書正是在研究實踐中貫穿了這樣的理論主張，其在漢人社會研究中開創了“水”的人類學研究這一脈絡。

水利社會史研究呈現勃興之勢，行龍提出了“水利社會史研究大有可為”，在其主編的《水利社會史》③行龍、胡英澤編：《山西水利社會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中收錄了有關水利社會的八篇文章，其中七篇專題論文，一篇學術評論，分別為行龍的《何以研究明清以來“以水為中心”的晉水流域？》、邱仲麟的《明清山西的山地開發與森林禁伐—以晉中、晉南為中心的考察》、張繼瀅的《明清山西稻作種植：“用水極大化”的嘗試》、胡英澤的《引渠用汲：明清黃土高原日常生活用水研究》、周亞的《明清以來晉南山麓平原地帶的水利與社會—基于龍祠周邊的考察》、韓曉莉的《1950年代山西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以〈山西農民〉為中心的考察》、祁建民的《從水權看國家與村落社會的關系》、井黑忍的《山西翼城喬澤廟金元水利碑考—以〈大朝斷定使水日時記〉為中心》、張俊峰的《二十年來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的新進展》。從作者所屬的區域、國家來看，邱仲麟和張繼瀅屬于臺灣，祁建民和井黑忍屬于日本，行龍、胡英澤、張俊峰、韓曉莉、周亞則是山西的本土學者。由此可見，山西水利社會的研究引起了不同區域、不同國家學者的重視，這組文章就是這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展開的研究。在以上專題論文中，行龍的文章對于如何開展晉水流域的社會史研究提出了三個問題：為什么是以水為中心，為什么是晉水流域，并對此逐一加以闡釋，意在表明盡管晉水流域的社會歷史變遷只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個案，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方法論意義，反映了當前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也是對“走向田野與社會”學術理念的一個有力實踐。如果從研究時段上看，日本早稻田大學井黑忍先生的論文時代最早，他對翼城喬澤廟《大朝斷定使水日時記》進行了深刻解讀，從政治史的角度看到的是蒙古拔都的權益和影響力，從地域史的角度看到的是金元交替時期的山西社會，從水利史的角度看到的是水利爭訟及管理制度。作者特別強調，政治、地域、社會三要素緊密結合，可謂鞭辟入里。中研院邱仲麟、張繼瀅，山西大學胡英澤、周亞的文章研究時段為明清以來，涉及的主要內容為“山地開發與森林禁伐”對環境的影響，山西水稻種植過程中經歷的諸多利益博弈，黃土高原的日常生活用水，龍祠周邊地區水資源利用中產生的復雜關系。以上這些文章均對理解歷史時期山西區域社會變遷發展的邏輯提供了思考。而韓曉莉的文章將時間定位于20 世紀50 時代，以《山西農民報》為資料，考察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開展。如果說以上文章均有比較明確的年代，那么日本學者祁建民的文章則沒有特定的時代，他的研究是從歷史的長時段出發，通過水權看國家與村落社會的關系。

張俊峰的文章是對“二十年來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新進展”的一次檢討與總結。當下的學界，通過水來看社會已經是多學科的“共識”，然而不同的學科、不同的學者所關注的問題不一樣，所研究的路徑也存在差異。中國水利社會史的研究首先要重視資料的發掘、整理、出版這些基礎工作，同時要具有國際視野、充分吸收不同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最終要形成本土的理論研究方法，對社科、人文界做出貢獻。

如果說上述研究主要領域在于用水過程中產生的矛盾與糾紛，那么胡英澤的研究則將關注點置于日常生活中的水利問題。正是圍繞這一問題，他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水井碑刻里的近代山西鄉村社會》①胡英澤：《水井碑刻里的山西社會》，《山西大學學報》2004年第2 期。主要根據田野調查所搜集的水井碑刻，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明清以來山西鄉村的水井，通過水井事務可以窺視權力網絡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端c北方鄉村社會—基于山西、陜西、河南省部分地區鄉村水井的田野考察》②胡英澤：《水井與北方鄉村社會—基于山西、陜西、河南省部分地區鄉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 期 。則考察了明清以來山西、陜西、河南等北方地區的水井習俗，勾畫了北方鄉村生活用水的情境?！惰彸囟嫞好髑鍟r期北方地區的民生用水》③胡英澤：《鑿池而飲：明清時期北方地區的民生用水》，《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7年第2 期 。對明清時期北方地區的水池進行了研究，認為開鑿水池集蓄自然降水是解決缺水地區民生用水困難的有效形式，水池人文景觀構成北方聚落顯著的外部特征。治所和鄉村在應對缺水環境時存在一定的制度差異性，傳統政府職能在解決民生用水問題方面有其局限性。在水資源缺乏的環境下，用水秩序構成北方鄉村社會秩序一個重要方面?！睹鞔胚吺貞鹋c生活用水》④胡英澤：《明代九邊守戰與生活用水》，《史林 》2009年第5 期 。、《古代北方的水質與民生》⑤胡英澤：《古代北方的水質與民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09年第2 期 。、《晉藩與晉水：明代山西宗藩與地方水利》⑥胡英澤：《晉藩與晉水：明代山西宗藩與地方水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14年第2 期 。等文章都涉及到了這些方面。

“四社五村”位于山西臨汾地區北部，地處原洪洞縣、趙縣與霍縣交界地帶。村社組織的核心集團是按家庭排行組織在一起的五個主社，自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每個主社輪流負責一年的水管理，給十五村提供生活用水。當地主要使用天雨水生存，嚴禁灌溉耕地，只許人畜飲水，以保證基本的生存條件。長期以來，四社五村的民眾發展出了一種不灌溉的旱作農業生活，創造了長期在嚴重缺水地區安居的社會格局。關于“四社五村”的研究，2003—2004年，由法國學者藍利克等倡導組織的中法合作項目—“華北水資源與社會組織”完成歷時四年的田野調查，其主要成果《陜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出版，上市叢書共有四冊，其中一冊為四社五村分冊，介紹霍山腳下十五個缺水村莊共同使用的二十一通碑刻和八種水冊。①董曉萍、藍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獻與民俗》，中華書局，2003年。對于這樣一個跨越縣界，且常識認為缺水的北方地區保存著如此豐富的水利資料，引起了學界的注意。

董曉萍從民俗學的視角研究后發現，在華北農村一些嚴重缺水的地區，節水水利民俗發達，水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這時水是一種權力、制度、資本、道德標準和斗爭武器，圍繞著它有一套民間習慣法、村民組織、教育理念和操作規約，農民用以控制、分配和共享有限的水資源，并發展出一套在干旱地區團結生存的可持續經驗。在當前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中，節水水利民俗還在發揮作用。②董曉萍：《節水水利民俗》，《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 期 。鄧小南關注的是“用水秩序中的民間與官方”，側重于考察地方社會水資源管理事務中“精英人物”的活動。由此入手，我們有機會更加具體地觀察民間社會組織的活動，有可能獲得更為豐富、更為逼近社會現實的認識。他的文章《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從前近代洪洞的水資源管理看“民間”與“官方”》③鄧小南：《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從前近代洪洞的水資源管理看“民間”與“官方”》，《暨南史學》，2004年。以前近代時期洪洞諸渠為例，考察了當時當地對于水資源的管理機制及其動作，包括對于用水秩序的經營、組織層次的建立、日常動員協調的途徑、解決內外矛盾糾紛的慣例以及民間與官方的溝通方式等等。圍繞洪洞水秩序的考察，使我們得以觀察到在傳統中國農村社會中銜接“官”與“民”，激活二者互動的力量及其動作的方式。祁建民關注了水利秩序與禮治秩序④祁建民：《山西四社五村水利秩序與禮治秩序》，《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3 期 。，他以四社五村的用水差序為例，主要分析導致和維護“不均”水利秩序的文化傳統因素，也就是禮治秩序當中的“禮”的等級規范性使得用水不均在文化傳統上被認可?！岸Y”的人倫、親情特征給不平等的水利秩序帶上親緣家族的色彩。還有“禮”要求人們自覺順應倫理秩序，提倡“不爭”的規范也對維護差序水利秩序發揮了作用。

黨曉虹對“傳統水利規約對北方地區村民用水行為的影響”①黨曉虹：《傳統水利規約對北方地區村民用水行為的影響—以山西“四社五村”為例》，《蘭州學刊》2010年第10 期 。進行了研究。作為典型的北方旱作區，山西“四社五村”在嚴重缺水的惡劣環境中，憑借著嚴格遵守和執行傳統的帶有高度節制、相互忍讓精神的水利規約和用水倫理道德，加之當地民間水利組織因時制宜的變通以及“為了大我，犧牲小我”的奉獻精神，以最小的用水代價換取了與缺水生態平衡的最高環境利益。這一個案展示了民間組織成功地利用歷史遺產，尤其是精神層面的制約和引導，來管理水資源的文化傳統，可以對現代北方地區鄉村水資源管理包括村民的用水生活起到借鑒意義。

周嘉對“晉南水利社會民俗符號”②周嘉：《晉南水利社會民俗符號的文化尋繹》，《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第5 期。進行了研究。晉南地區四社五村在嚴重缺水的特殊生態環境中，千百年來延續至今，仍然保留著許多值得挖掘與發揚的水利民俗符號。整個社會秩序的運行不輟得益于地方民眾對這些民俗符號所展現的歷史淵源、思想內涵、文化魅力以及美學價值的理解、虔敬與傳承。將它們與其社會背景聯系起來，闡釋這些種類繁多的民俗符號在社會秩序建構中的效應及象征意義，有助于尋找它們所引發的意義和文化創造者主體性的呈現。

山西區域社會史研究中水利社會史的研究較早，成果在學界也影響較大。借助水利社會的研究，可以將整個區域社會組織及運轉機制聯系起來。水利社會史的研究成為了山西區域研究的重要切入點。

3.地權研究

地權與水權密不可分，其代表性成果是胡英澤的著作《流動的土地—明清以來黃河小北干流區域社會研究》③胡英澤：《流動的土地—明清以來黃河小北干流區域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該作品是作者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于2010年獲得過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读鲃拥耐恋亍芬悦髑逡詠睃S河小北干流為例，運用新發現的民間魚鱗圖冊及碑刻資料，研究“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環境下的黃河灘田這類“流動的土地”，通過對生態環境、區域社會、國家之間相互關系的歷史全面細致的呈現，從生態環境的角度對區域社會史進行新的詮釋。在史學界，秦暉的“關中模式”①秦暉：《“關中模式”的社會歷史淵源：清初至民國—關中農村經濟社會史研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1 期。亦可參見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提出后學界影響頗大，胡英澤針對“關中模式”的資料運用問題，發表了一些商榷意見。②胡英澤：《流動的土地與固化的地權—清代至民國關中東部地冊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 期。2010年初，秦暉、金雁的《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再版，在新版序言中，秦暉對胡英澤針對“關中模式”提出的商榷意見給予了答復，但是基本觀點并未發生改變。在此基礎上，胡英澤針對秦暉的答復，指出“‘關中模式’在資料匹配性、土地買賣頻率、分析工具、區域社會特征認識等方面尚有待進一步商榷。研究表明，有的地冊只記載了村莊的某一田塊，不能反映村莊整體的地權狀況。另外，民國年間同地、同條件下的常田地權分配不均，和‘關中模式’的特征不符。地冊資料記載的土地買賣信息數量不全面，確定交易時間的上下限較困難，據此計算的土地買賣頻率并不準確，利用吉尼系數進行地權分配研究存在局限性，吉尼系數高低并不能反映土地占有的具體狀況。山、陜黃河沿岸區域社會特征的形成主要是自然環境的外部壓力所致，并不完全是由于村莊共同體束縛的內部壓力?！雹酆桑骸督貦嘌芯康馁Y料、工具與方法—再論“關中模式”》，《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 期。

4.環境史研究蓬勃發展

環境史研究人口、資源、環境的變遷與人類歷史共生共存的環境問題。事實上，人口、資源、環境三者是一個系統體系中的有機組合，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正是這門學科的生長點所在，也正是這門學科最核心的研究對象。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人口、資源、環境史，就是要將人口、資源、環境納入社會整體變遷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在2001年，行龍教授就提出從區域角度開展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史的研究，山西是一個頗有代表性的區域。①行龍：《開展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史研究》，《山西大學學報》2001年第6 期。山西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該區域不僅人口眾多，經濟文化也相對發達。且這里資源豐富，明代以前植被較好，而明清以來隨著人口增多，經濟的發展，亂砍濫伐，最終導致人口、資源、環境之間呈現出十分緊張的關系。這樣的問題，同樣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困境，因此開展環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行龍主編《環境史視野下的近代山西社會》②行龍主編：《環境史視野下的近代山西社會》，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就是其重要成果。論文集中包括了“水旱災害與生存環境”、“水利開發與社會運行”、“環境變化與社會應對”、“根據地社會環境”四個部分，研究時段從明清到集體化時代，內容主要有“環境與災害”、“民生用水”、“水利灌溉中的矛盾與糾紛”、“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根據地的災害的應對”等問題，這些文章集中了山西環境史研究的幾個方面，是山西區域社會歷史變遷的重要成果。

在環境史的視野下，開展災荒史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以其延續時間之長，造成后果之嚴重，為中外歷史所罕見，因此在學界備受重視、成果也最多。如滿志敏的《光緒三年北方大旱的氣候背景》③滿志敏：《光緒三年北方大旱的氣候背景》，《復旦大學學報》 2000年第6 期。探討了“丁戊奇荒”形成的氣候因素。夏明方的《也談“丁戊奇荒”》④夏明方：《也談“丁戊奇荒”》，《清史研究》1992年第4 期。重點談論了大旱形成的社會和制度原因。香港學者何漢威的專著《光緒初年（1876—1879）華北的大旱災》⑤何漢威：《光緒初年（1876—1879）華北的大旱災》，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從整體層面對華北五省此次災害程度、賑災措施和影響都進行了詳盡描述。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郝平教授長期從社會史的視角關注災荒，成果最多，如《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況》⑥郝平：《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況》，《山西大學學報》2001年第6 期。、《淺析山西“丁戊奇荒”的受災強度及社會反映》⑦郝平：《淺析山西“丁戊奇荒”的受災強度及社會反映》，《中國經濟史學通訊》2002年第2 期。、《山西“丁戊奇荒”的時限和地域》⑧郝平：《山西“丁戊奇荒”的時限和地域》，《中國農史》2003年第2 期。。郝平還對從社會史角度開展災荒史研究進行了理論上的總結。在文章《歷史中的災荒到災荒中的歷史—從社會史角度推進災荒史研究》①郝平：《從歷史中的災荒到災荒中的歷史—從社會史角度推進災荒史研究》，《山西大學學報》2010年第1 期。中，他歸納了災荒史研究的三種路徑：第一，“就災言災”，通過史料定性、量化統計恢復災情，總結特征，探討原因；第二，“因災而賑”，救災措施、救災組織、救災思想的研究；第三，“由災及人”，社會史視野中的災荒史研究。提出要在社會史的視野下，結合各類民間資料與田野調查的結果，力求在長時段視角下拓寬研究領域，以豐富我國災荒史的學術研究。代表性成果《丁戊奇荒—光緒初年山西災荒與救濟研究》②郝平：《丁戊奇荒—光緒初年山西災荒與救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就實踐了從社會史角度研究災荒的新視角，該著作主要通過掌握的大量民間文獻資料去分析光緒初年災荒的地域性圖景，突出了以人為中心，以不同階層人員在災荒救濟中的表現為主要路徑，來考察他們的作為以及所起的作用和影響。這種應對災荒的方式與我們熟知的上層精英的救治方式頗為不同。這種對災荒史的微觀研究必將增進我們對整個大歷史變遷的理解和闡釋。

上述“丁戊奇荒”指的是光緒初年的旱災，除此之外，地震也構成災荒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從現存史料可以看出，山西地震帶是地震歷史記載最早、內容最豐富的地區。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6）華縣八級地震、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臨汾八級地震、嘉慶二十年（1815）平陸六點七級地震，這三次大地震，或者發生于山西地區，或者波及山西，其受災范圍廣、傷亡人口多，對明清時期的山西鄉村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郝平的《大地震與明清山西鄉村社會變遷》③郝平：《大地震與明清山西鄉村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14年。就是以這三次地震與明清山西鄉村社會變遷為主線，較為詳細地論述地震后災區內的恢復重建過程，深入探討地震對區域社會發展與變遷所帶來的作用與影響。重點關注了“后地震時代”的山西鄉村社會變遷問題。從區域社會史的角度出發，將社會史研究中提倡的“走向田野與社會”的研究方法與文本資料相結合，來探討大地震與區域社會發展變遷的關系。這樣的研究不僅僅使現有的歷史地震資料得以充分利用，同時可以有針對性地開展田野調查，挖掘新的史料，這對拓展歷史地震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晉商與地方社會

明清時期，如果說山西對于整個中國的經濟格局還產生重要影響，那么無疑是因為晉商的主要作用。晉商開始于明代，興盛于清代，民國年間退出歷史舞臺，延續了大約五個世紀之久。以晉商為代表的山西商人的興盛有諸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不外乎兩個，一是境內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二是明清以來政治軍事的或經濟地理的因素所提供的歷史機遇。①黃鑒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第1 頁。具體來說，就是明政府為北邊各邊鎮籌集軍餉而推行開中制，這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契機；山西地處中原與北方游牧民族地區物資交流的要塞，這是晉商興起的有利地理條件；明代山西鹽鐵等手工業商品生產的發展為晉商的興起提供了物質基礎。同時，也要考慮到山西南部地區長期以來“地狹人稠”，以及山西人勤儉、禮讓、誠信的民風等人文因素。②張正明：《晉商興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30 頁。晉商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地理環境、歷史契機、文化習俗等諸多原因合力的結果。對于晉商的研究，從20 世紀80年代以來，熱度就一直不減。除了上文提到的張正明、黃鑒暉的成果外，應該提到的還有劉建生的《晉商研究》③劉建生：《晉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以及日本學術者寺田隆信的研究④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這些研究初步理清了晉商發展的脈絡，為晉商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寺田隆信的研究，極大地推進了晉商研究的深度。以上列舉的只是學界晉商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然而，通過這些研究我們還是可以大致明白當前主流學界晉商研究大致集中在這樣幾方面：

（1）探究晉商興起、發展和衰敗的原因。

（2）研究山西票號興亡的歷史過程及其在中國近代金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3）探析晉商經營理念和倫理價值觀念，揭示傳統文化對晉商的深刻影響。

（4）對晉商與地方政治、戲劇文化、民俗文化等相關問題進行分析探討。

（5）對晉商在全國各地的會館及會館文化進行考證和研究。

就內容而言，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晉商本身的研究上，顯示出研究視野的局限性。同時，研究中人云亦云、就地徘徊現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事實上，晉商作為一個稱雄數百年的商幫必然與其所在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民風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并對當地社會變遷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行龍提出了從社會史角度研究晉商與地方社會的觀點①行龍：《從社會史角度研究晉商與地方社會》，《山西大學學報》2005年第1 期。，指出晉商與地方社會是理當予以關注和研究的學術領域。對晉商研究，不應只停留在對晉商本身的關注和剖析上，應當把晉商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以晉商為社會坐標中心，在縱向的時間和橫向的空間中探尋它對周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力和輻射力，理清晉商與社會間的關聯與互動。目前學界對于晉商與地方社會變遷關系的豐富內涵，現有研究還遠遠沒有觸及，有的還需繼續深入。從社會史角度研究晉商與地方社會，就是要研究晉商與地方社會的關聯與互動。具體而言，就是要研究晉商與地方社會的人口流動、職業結構、婚姻觀念、民風習尚、地方文化、經濟生活、公共建設、社會賑濟等問題。換言之，晉商與這些問題有著密切的關聯，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應該成為晉商研究的重要關注點。而殷俊玲的《晉商與晉中社會》②殷俊玲：《晉商與晉中社會》，人民出版社，2006年。正是實踐著行龍教授所提出的從社會史的視角研究晉商的理念。該著作以清代及民初晉中社會為考察中心，對晉商與地方社會展開研究，試圖了解清代及民初晉中社會的情狀，展現晉中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揭示清代晉商對晉中社會的深刻影響，進而推動晉商研究向縱深拓展。

晉商中還有一支，那就是澤潞商人。關于澤潞商人，明代沈思孝《晉錄》里的描述被研究者廣為征引：“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雹凵蛩夹ⅲ骸稌x錄》，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3 頁。但是長期以來，澤潞商人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以致晉中票商幾成晉商的代名詞。澤潞商人是指山西東南部的澤州（今晉城）和潞州（今長治）一帶借經營鹽鐵、絲綢等物起家的商人群體。這一地區東有太行、南有王屋，屬山地丘陵地帶，雖有漳水、沁水、丹水等在山谷間流過，但長年干旱少雨，仍非宜農地區。明清時期的地方文獻記載，這里有大量的人以工商為業。在澤潞地區，明清時期商業在地方經濟和民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時在地區性貿易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杜正貞、趙世瑜在《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明清澤潞商人》指出：從區域社會史的視角，即在區域社會變遷的具體情境和脈絡中去理解，而非從傳統的商業史視角去思考。這可能為晉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同時，在明清時期，像晉商、徽商、浙商等地方性商幫的崛起，使得這種不同于傳統的以農業為主的鄉村數量大大增加，這種鄉鎮社會的新變化既是明清時期全國性商業化發展的結果，也是它的起點之一。對于這些鄉村社會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在大城市、大市鎮之外，在更基層的農村中商業化的情形，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明清社會。①杜正貞、趙世瑜：《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明清澤潞商人》，《史學月刊》2006年第9 期。

在宏觀的研究之外，還有微觀的切入，例如晉商中女性的研究。晉中民歌曰：“咚咚喳，娶來啦，俺女兒不嫁啦！不嫁你那掏糞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要嫁的是字號里的掌柜的！”民歌《走西口》中開篇就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實難留。有幾句癡心的話，哥哥你記心頭。走路你走大路，不要走小路，大路上的人兒多……”。從商之風盛行，晉商人口的外流，晉商隊伍的擴大，造成了無數晉商婚姻與家庭的苦樂悲歡，商婦似乎也長期處于被遺忘的角落。安介生在《清代山西重商風尚與節孝婦女的出現》②安介生：《清代山西重商風尚與節孝婦女的出現》，《清史研究》2001年第1 期。一文中對山西的節孝婦女從數量到分布做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清代山西節孝婦女眾多，這與重商風尚存在著相當密切的關系。明清以來，揚名四方的晉商是山西歷史上的亮點，在晉商及其輝煌事業的背后，韓曉莉的《晉商家庭中的女性角色》③韓曉莉：《晉商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在地方文獻和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從現代女性學的角度對山西商婦在家庭中的地位、角色進行探討，以期從更廣的社會層面對晉商及山西區域社會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晉蒙糧油故道是清代前期至民國早期存在于山西北中部與內蒙中西部之間的一條水陸銜接的重要商路，歷時兩百多年，空間跨越兩千七百多里，運輸的主要商品種類是糧油、鹽堿以及中草藥。這條舊式商道隨著內蒙古中部土默川、后套兩大平原的農業大開發而興起、發展的，具有單向性、季節性、不平衡性和區域性等顯著特征。它成就了商道沿線一系列重要的口岸城鎮，帶動了相關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力促進了內蒙中西部的開發，有助于山西北中部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張世滿的《晉蒙糧油故道研究》①張世滿：《晉蒙糧油故道研究》，山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是晉蒙近代區域社會經濟史當中的一個全新研究課題。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一次學術研究領域的拓荒。不僅提出晉蒙糧油故道概念，而且對這條商道興起的背景、發展過程、交易狀況、最終衰落的原因進行了探討。他認為這條商道成就了一批口岸商業城鎮，帶動了口岸附近鄉村的經濟發展與轉型，促進了晉蒙兩地的商品經濟發展與交流，有助于山西的社會穩定與內蒙中西部的開發。

山西是一個戲曲大省，境內有五十多個戲曲劇種，是全國地方小戲最多的省份。而且山西在明初的洪洞大槐樹移民與明清晉商流動中，都將戲曲帶出了山西。目前學界從社會史角度開展這方面研究的很少②上海戲劇學院博士張春娟從戲曲史的角度對晉商進行了研究，可參見張春娟：《晉商移民與戲曲》，上海戲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這應該是一個可以挖掘的領域。

（三）集體化時代的鄉村社會

集體化時代是一個曾經影響了中國千千萬萬普通民眾命運的年代，也是一個難以忘卻的時代。直至今天，那個時代所形成的政策方針、理念思路的研究與反思，乃至革命傳統依然在今天社會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對于這樣一個重要時代，學界承擔著無法回避的責任。何謂集體化時代？行龍教授給出了較為精準的定義：所謂集體化時代，是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時期推行互助組到20 世紀80年代人民公社體制解體，統稱為‘集體化時代’。此間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前后相繼，一路走來，約40年時間（各地不一）”。之所以將上限界定于根據地時期，是因為從上層的視角來說，新中國成立后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和各種政策措施來源于共產黨在廣大農村根據地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探索；從下層來看，鄉村社會的結構和“頑強的農村文化網絡”又何嘗不是因為勞動力組織形式和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而出現巨大的變化。①行龍、馬維強：《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集體化時代農村基層檔案”述略》，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五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4 頁。

山西在集體化時代可謂是典型云集，從40、50年代的西溝，到60、70年代的大寨，此外還有50年代就是“全國治理水土流失一面紅旗”陽高縣大泉山和聞名全國的衛生模范村稷山縣太陽村，都是集體化時代的典型。對于區域社會的研究來說，尤為重要的是山西作為集體化時代的典型保留了數量可觀的檔案文獻。除了各級縣市檔案館外，農村基層檔案也極為豐富。十多年來，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師生奔波于山西南北各地。迄今為止，收集到了比較系統的二百余個村莊的千萬件檔案資料。檔案內容豐富，可謂是無奇不有、無所不包。收集資料、保存資料本就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以此為基礎，2008年10月，社會史中心還創辦了“集體化時代的農村社會”綜合展覽館。在現有展覽館的基礎上，2011年出版了《閱檔讀史：北方農村的集體化時代》②行龍、馬維強、常利兵：《閱檔讀史：北方農村的集體化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左圖右史，以豐富的原始檔案資料，力求呈現鮮活生動、原汁原味的歷史畫面。本書取材于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多年搜集的農村基層檔案，結合相關文件、報紙，時間為序，事件為類，從海量文獻中選取精華，以典型材料反映這一段并不遙遠但已陌生的歷史?！薄堕啓n讀史》的出版受到了社會各界普遍關注和好評，《中華讀書報》發表了《史學界發起對“集體化時代”史料的革命》（2011年10月19日第1 版）的文章，呼吁“史學界應該眼睛‘朝下’，從‘下’研究歷史，才能把歷史具體化，豐富和充實歷史。具體到集體化時代的歷史，中央政策在基層的貫徹執行，老百姓根據政策組織了怎樣的生活，才是這段歷史中最本質的。而通過對這些具體內容的了解，回頭觀察、檢驗、判斷中央政策，才是最生動的歷史實際?！痹摃秩脒x“2011年度歷史圖書候選書目”，行龍教授感嘆道，這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2014年由行龍教授主編的《回望集體化：山西農村社會研究》③行龍主編：《回望集體化：山西農村社會研究》，商務印書館，2014年。出版，該著作可被看作是《閱檔讀史》的姊妹篇，也是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對于集體化時代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的總結。該書按“方法·視角”、“文本·敘事”、“模范·典型”、“生產·改造”、“運動·事件”、“身份·生活”、“田野·社會”七個方面，收錄了行龍及其團隊近些年在集體化時代社會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關于此書的定位，誠如行龍在緒言中所說，“該書是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有關集體化時代研究工作的一個起步”。

這些年來，山西大學召開了多屆主題為集體化，或者與集體化議題有關的國內、國際會議，將集體化時代的研究推向了高潮。2009年8月，由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和山西省歷史學會聯合主辦的“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昔陽縣大寨村召開。這是史學界首次舉辦關于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研究的學術會議，來自中國、美國、日本20 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40 余位專家學者參加研討會。2011年8月，由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屆山西區域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山西省永濟市召開，會議議題主要有五個，分別為“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明清以來山西人口資源環境史”、“山西革命根據地社會變遷”、“集體化時代的山西農村社會”、“蒲州歷史文化與社會”。2013年8月，由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辦的“土地改革與中國鄉村社會”學術研討會在山西省陽城縣召開。來自國內外近20 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齊聚陽城，探討中國“土地改革與中國鄉村社會”研究的現狀與發展。本次研討會共提交論文29 篇，體現了“土地改革與中國鄉村社會”研究的最高水平。會上學者們紛紛就“土地改革與中國鄉村社會”領域取得的學術成就以及未來的研究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了“走進土地·反思土改”、“政權建設·財富分配”、“口述記憶·土地調查”、“土地改革·水權變更”四大話題。與會代表就此四項專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與爭鳴。在“反思土改”的過程中，與會學者們對涉及中國土地改革的諸多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

作為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重鎮，多年來一直秉持著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展開研究的理念。正是依靠這批資料，中心的許多博士、碩士完成了自己的論文。如韓曉莉的博士論文《被改造的民間戲曲—以20 世紀山西秧歌小戲為中心的社會史考察》①韓曉莉：《被改造的民間戲曲—以20 世紀山西秧歌小戲為中心的社會史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該書通過對20 世紀山西秧歌小戲與鄉村社會變遷的考察，探尋民間戲曲與鄉村社會的關系變化，政治力量向鄉村社會的滲透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所反映出的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關系的調整，進而實現從社會的層面考察文化，從文化的角度理解社會。馬維強的博士論文是《雙口村：集體化時代的身份、地位與鄉村日常生活》②馬維強：《雙口村：集體化時代的身份、地位與鄉村日常生活》，山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論文以雙口村集體化時代鄉村民眾的日常生活為論述主題，通過探討作為生命個體的政治身份、社會身份、自然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動面相，揭示各種身份對于集體化時代生命個體的意義，展現生命個體的沉浮歷程、不同命運，以及在國家集體化體制的約束下村民的適應、調整與策略應對，勾勒集體化時代鄉村的日常生活面貌。常利兵的博士論文是《紅旗飄飄：西溝村的革命、生產及歷史記憶》③常利兵：《紅旗飄飄：西溝村的革命、生產及歷史記憶》，山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作者在微觀個案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自抗戰年代就已出名的西溝，先后培養出了兩位全國勞動模范，從此西溝人家的命運開始與整個國家的現代歷史關聯在一起。那么，集體化時代西溝村是如何由原初的“不毛之地”一步步地成長為家喻戶曉的紅色樣板村的，一條窮山溝是如何產生出其廣泛的普遍意義的，也就是說“紅旗”是如何在西溝村上空飄起來的，并一直持續到現在?！凹t旗飄飄”背后的實踐邏輯和運作機制是什么，它在貢獻于國家的同時又是如何追求自己的前途的，國家意義上的西溝村與當地村民生活中的西溝村有著怎樣的關系和表現?？傊?，作者試圖從革命、生產及歷史記憶的視角對西溝村四十年成長史進行個案研究，以展現集體化時代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圖景。鄧宏琴的博士論文《“翻身”與“翻身”之后：集體化時代鄉村運作機制中的權力實踐》④鄧宏琴：《“翻身”與“翻身”之后：集體化時代鄉村運作機制中的權力實踐》，山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是對韓丁所研究過的長治張莊的再研究。這一再研究的意義在于依據張莊村20 世紀40—70年代的檔案文獻，從集體化時代村莊公共生活的合作、反省、包夾、教育、批判等的具體運作機制入手，探討國家對村莊的控制，村民對國家控制的順從、接受，抑或利用發揮，以及抵制反抗，以從更加深入的學理意義上展現張莊近半個世紀的歷史變遷，并在此基礎上探究集體化時代鄉村生活中的權力實踐以及革命留給中國的遺產。蘇澤龍的博士論文為《技術變革與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重構—以太原市花塔村為中心的田野與社會研究》①蘇澤龍：《技術變革與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重構—以太原市花塔村為中心的田野與社會研究》，山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以太原市花塔村為研究點，用個案研究的形式來探討技術變革與鄉村社會變遷。

如果說韓曉莉的博士論文是從面上展開的研究，那么馬維強、常利兵、鄧宏琴則都有通過點上進行的研究。

在山西區域社會研究里面，水利社會史的研究成果較多，在國內、國際學界也影響較大。張俊峰等學者對于水利社會史的研究主要時段為明清時期，周亞的研究就將時段集中在了集體化時代，在其博士論文《集體化時期的鄉村水利與社會變遷—以晉南龍子祠泉域為例》②周亞：《集體化時期的鄉村水利與社會變遷—以晉南龍子祠泉域為例》，山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中，他以山西省臨汾市龍子祠泉域為例，利用田野調查中獲得的大量民間水利文書、檔案資料和口述史料，把集體化時期的水利社會放到長時段中進行考察，以水利制度為切入點探討了集體化前后水利社會的變遷狀況。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也是國內三大社會史研究基地之一，吳家虎的博士論文《革命與教化：毛澤東時代鄉村文化的一項微觀研究》③吳家虎：《革命與教化：毛澤東時代鄉村文化的一項微觀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的田野點是山西晉東南的陽城。具體來說，論文以山西省陽城縣下孔村為個案，以新中國成立后的村級檔案為主體資料，輔以省、縣級檔案及調查訪談口述史料，用微觀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從革命文化、國家權力與新的社會主義教化體系的角度，對毛澤東時代鄉村獨特的文化實踐進行觀察與分析。中山大學郭永平的博士論文《再造大寨—對改革開放后大寨的研究》④郭永平：《再造大寨——對改革開放后大寨的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以山西省昔陽縣大寨為田野點，以集體化時代向后集體化時代的社會變遷過程為考察時段，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和文獻搜集，主要探討了后大寨時代大寨人的文化重構過程。在此基礎上，他將視野回溯到了集體化時代①可參見郭永平：《性別、權力與身份建構——以大寨“鐵姑娘”為考察對象》（與周大鳴教授合著），《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1 期；《身體實踐與儀式展演：集體化時代大寨婦女的社會記憶》，《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3 期；《“典型”產生：對集體化時代山西大寨的考察》，《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6 期。，試圖打通集體化時代和后集體化時代。

由上可知，幾十年來，對山西“集體化時代”的研究已積累了一批成果，集體化時代的研究已成大器。下一步應該是在多學科的協作下，不斷加深研究。

（四）三晉文化與地方社會

三晉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蘇秉琦從考古文化和區系類型的角度出發，集中圍繞晉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展開研究，他說：“小小的晉南一塊地方曾保留遠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傳統?？梢娺@個‘直根’在中華民族總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晉南也就成為了‘中華民族總根系’中的‘直根’?！雹谔K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89—91 頁。從整體來看，山西是“中原古文化”與“北方古文化”兩大文化區系的重要紐帶。③蘇秉琦：《談“晉文化”考古》，載《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44—45 頁。在這個區域，文化的形成是族群之間不斷融合的結果。

1.移民

移民加快了族群的融合，歷史上的山西移民問題頗為復雜。從先秦到清末，山西不僅是北方各個少數民族南遷的首選之地，而且還多次成為了大批移民的遷出地。尤其是明清以來的移民更成為了學界較為關注的階段。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運用歷史學、地理學、人口學等學科的方法，對山西移民問題進行了研究。④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且辟專章，對明清時期的山西移民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

在中國歷史上，明代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及其傳說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現象，在傳統的移民史研究中，洪洞大槐樹移民問題自然成為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相關的研究很多。從某種意義上說，20 世紀有關大槐樹移民問題的研究基本代表了傳統移民史研究的取向，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對移民的原因、經過、路線、規模、影響等問題的探討。換句話說，傳統移民史研究基本上還是等同于“人口遷移史”。實際上，洪洞大槐樹移民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事件，更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因此，運用傳統的移民史研究方法就無法全面深入地揭示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正是基于此，喬新華的《為什么是洪洞：大槐樹下的文化傳統與地方認同》通過對洪洞社會長時段的深入研究，對洪洞象征及“大槐樹話語”進行了“知識考古學”的探究，試圖發現這些象征和話語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同時也試圖通過研究這些傳說的不同類型和傳承特點，發現其背后的社會文化邏輯。①喬新華：《為什么是洪洞：大槐樹下的文化傳統與地方認同》，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291 頁。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是以明清時期洪洞士紳為切入點，細致地展現了士紳在地方社會建構和強化地方認同以及塑造地方形象過程中的作為，以此來把握明清時期洪洞社會自身的歷史發展脈絡。在此基礎上探究了洪洞作為一個區域社會，在明清時期所處的位置，以及發揮的作用。同時，還以洪洞為區域，同華南研究進行了比較，展示歷史進程中不同區域中國家與社會的復雜關系。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其實無論口碑傳說、族譜還是碑刻、地方志等文獻，都反映了某種對祖先歷史的集體記憶，也反映了移民的生活境遇。在這些記憶中，我們看到的是移民家族定居、發展的歷史，北方族群關系變化的歷史，衛所制度等國家制度對基層社會影響的歷史，也看到晚清民國時期地方士紳重構大槐樹傳說背后的時代取向或追求現代性的努力。②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解析》，《歷史研究》2006年第1 期。

民間傳說是討論地域認同的一個切入點，它是16—18 世紀地域認同不斷擴展，也即明清國家形成的重要表征。無論是對認同問題的討論，還是對明清國家形成的認識，都應被置于一個具體的歷史情境和時空過程中。趙世瑜在研究后就指出，華北各地的洪洞大槐樹傳說，乃至于南雄珠璣巷傳說在晚明已有蛛絲馬跡，真正廣泛流傳則到了清中葉以后。換言之，16—18 世紀，正是各種祖先移民傳說從萌發到廣泛流傳的時期，也是從更早的口頭流傳變成文字記錄的時期，也即為士大夫傳統所接受和利用的時期。這些傳說故事不是像其表面上那樣反映了某種地方認同，或原鄉認同，而是由于不同的人群出于不同的需要共享某一傳說，反映的是超越地方的認同，即現居地區的地域認同。而學界近年來出現的不同學科對認同問題的討論，尤為引人注意的是與美國“新清史”有關的討論，以及美國《近代中國》“華琛專號”引發的討論，這些討論是與海內外中國研究對多元性的重視及對大一統機制的探討直接相關的。①趙世瑜：《從移民傳說到地域認同：明清國家的形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 4 期。

2.晉紳

山西區域社會史里對于鄉紳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圍繞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簡稱《日記》）展開的研究。劉大鵬（1857—1942），字友鳳，號臥虎山人，別署夢醒子，又號潛園居士，山西太原縣（現為太原市晉源區）赤橋村人。劉大鵬幼年從師受業，二十三歲畢業于太原縣桐封書院，翌年入省城崇修書院學習，為書院山長楊深秀賞識，學識大進，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甲午科舉人。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曾三次進京會試均未中，最終覺得懷才不遇，只能隱居家鄉。其間，他曾在山西太谷縣南席村票號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師近二十年。1914年回到家鄉大原縣，任縣立小學校長，兼營小煤窯，并種有少量土地。著有《晉祠志》、《晉水志》等地方志。尤其是《退想齋日記》②山西大學喬志強先生標注、選輯了史料價值較大的部分?？蓞⒁妱⒋簌i：《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二百多冊，五十多萬正楷毛筆字，從1890年開始，連續51年之久，現在尚存的日記有41年。在他長達半個世紀耳聞目睹的親身閱歷的日記中記載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大致可分為當時當地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情況。這份晚清到民國年間的珍貴的文化遺產還記述了近現代中國和晉祠地區發生的重大變遷。

學界最早對《退想齋日記》關注的是山西大學的喬志強教授，早在1978年他就從《日記》中輯錄了幾則史料，加以標點，供研究人員參考使用。③喬志強：《義和團資料幾則》，《山西大學學報》1978年第2 期。這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研究，但是卻使這些塵封已久的史料引起了學界的注意。他又于1981年發表了《從〈潛園瑣記〉看義和團》①喬志強：《 從〈潛園瑣記〉看義和團》，《山西大學學報》1981年第2 期。，這正式開啟對于《日記》的研究之路。對于《日記》的研究形成規模是在20 世紀90年代。1995年，四川大學羅志田教授在臺灣《清華學報》發表了《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②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 《清華學報》（新竹）新25 卷4 期（1995年12月）?！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以及在三聯出版的《讀書》上發表《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③羅厚立、葛佳淵：《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世事變遷》，《讀書》1996年第10 期。，《退想齋日記》方為學界所重視。他又分別于1999年在《開放時代》和《四川大學學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④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開放時代》1999年第4 期 。和《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⑤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四川大學學報》 1999年第6 期。，這兩篇文章都談到了晚清四民社會解體后，在“兩個世界”轉換過程中劉大鵬這樣的鄉紳的種種不適應，還提出了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應當引起反思的諸多問題。2005年，山西大學行龍教授發表了《懷才不遇：內地鄉紳劉大鵬的生活軌跡》⑥行龍：《懷才不遇：內地鄉紳劉大鵬的生活軌跡》，《清史研究》2005年第2 期。，該文以《退想齋日記》為中心，將其置身于所處的時代，敘述其五次科考、舌耕二十年、亦農亦商的一生。文章通過歷史敘事的方式，勾畫清末內地鄉紳生活變遷的軌跡?！度沼洝钒素S富的內容，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日記》進行了研究。例如郝平研究了“抗戰時期的民眾生活”⑦郝平：《〈退想齋日記〉所見抗戰時期的民眾生活—以太原為中心》，《史林》2005年第4 期。和“近代社會轉型期晉中的民間宗教活動”⑧郝平：《嬗變與堅守：近代社會轉型期晉中的民間宗教活動—以〈退想齋日記〉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6 期 。，韓曉莉關注的是“民國年間太原地區的鄉村演劇”⑨韓曉莉：《社會變動下的鄉村傳統—〈退想齋日記〉所見清末太原地區的鄉村演劇》，《史學月刊》2012年第4 期。，任吉東研究“近代太原地區的糧價動向與糧食市場”①任吉東：《近代太原地區的糧價動向與糧食市場—以〈退想齋日記〉為中心》，《中國農史》2003年4 期 。，王守恩、劉安榮考察了“近代山西傳統文人對基督教的排拒與皈依”②王守恩、劉安榮：《近代山西傳統文人對基督教的排拒與皈依—以劉大鵬、席勝魔為例》，《宗教學研》2006年第2 期。，趙素梅對“劉大鵬人生觀進行了探析”③趙素梅：《成就內圣人格—劉大鵬人生觀初探》，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1905年廢科舉對士子命運與鄉村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婆e停廢雖導致傳統意義上“士”階層的消失，但多數舊學出身者通過各種渠道重新分化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據社會權勢的重要位置。清廷雖為士子多方寬籌出路，可是無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中山大學關曉紅教授的《科舉停廢與近代鄉村士子—以劉大鵬、朱峙三日記為視角的比較考察》一文，正是通過對兩位鄉村士子的日記的考察，研究了科舉停廢對士子命運與鄉村社會的實際影響。④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鄉村士子—以劉大鵬、朱峙三日記為視角的比較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5 期 。

在學界，對于鄉紳劉大鵬的研究，英國學者沈艾娣影響較大。早在20 世紀90年代中期，她就先后數次來太原實地考察搜集資料。2000年2月，英國《過去與現在》雜志發表了她的《中國農村的報紙與民族主義》，該文通過分析劉大鵬日記所載各類報紙、傳言、謠言、信件等傳播方式，挑戰近代民族主義只是通過報紙這一近代化人士操持的主媒體傳入中國農村的傳統觀點。⑤轉引自行龍：《懷才不遇：內地鄉紳劉大鵬的生活軌跡》，《清史研究》2005年第2 期。2005年，沈艾娣研究劉大鵬的專著《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⑥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 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沈艾娣著，趙妍杰譯：《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沈艾娣在“中文版序”中說得很清楚，“《夢醒子》并非面向中國的讀者?！宜A想的讀者是英國和美國大學的本科生?！业哪康氖怯脛⒋簌i的故事向西方的大學生介紹近代中國的鄉村，為他們展現20 世紀前期一個中國鄉村日常生活的鮮活面貌。我也希望能夠讓這些西方學生反思現代性所帶來的悲劇?！笨梢?，作者在寫作《夢醒子》的時候目的有兩個①羅衍軍：《沈艾娣著〈夢醒子：一位華北村莊士紳的生平（1857—1942）〉》，《歷史研究》2006年第2 期。：一是以此讓西方學生了解晚清到民國年間中國的社會，二是反思現代性的“進步之苦”。同時沈艾娣通過對劉大鵬這樣一個中國內地晚清到民國年間鄉紳的生命史深入細致的考察，也剖析了傳統理念在中國近代社會的嬗變歷程，并由此映照時代變遷過程中民眾的生活和觀念流變。沈艾娣的研究在展現普通人生活經歷和思想世界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微觀史的范例。

對于《退想齋日記》來說，現在最應該的是將這批史料正式出版，以讓學界借此寶貴遺產全面展開對于晚清到民國年間的研究。

3.宗族

如果從江南、華南宗族的指標體系來說，北方地區的宗族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力量弱小、不發達、不具典型性的宗族。因此，北方宗族在較長時間內，處于無人問津的邊緣化狀態。②劉金梅：《華北地區缺乏宗族之刻板印象與文獻的關系》，《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 期。早在20 世紀90年代末，常建華就發現既有的宗族研究也存在著時空上的不平衡。就時間而言，唐五代至宋元時期的宗族實態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即使是取得豐碩成果的明清宗族研究，其實也主要集中于清代，還需要對宗族發展史的重要時期明代進行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而對于納入世界體系處在社會大變動時期的近現代宗族的研究，則剛剛開始。就空間來說，宋以后宗族的研究北方較南方薄弱，而南方地區華中較華南和華東薄弱；更重要的是應該加強不同區域和類型宗族的比較研究。③常建華：《二十世紀的中國宗族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5 期。十多年來，雖然這樣的研究狀態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對山西的宗族進行了研究。

在21 世紀初，華南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科大衛提出了《告別華南研究》④華南研究會編：《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年。，提出要到華北去，看看在參與國家比華南更長歷史的例子是否也合乎華南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眾所周知，宗族在華南區域社會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在“告別華南研究”后，華北的宗族就成為了重要關注對象。

《清史研究》1999年第2 期刊登了趙世瑜的文章《社會動蕩與地方士紳—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陽城陳氏為例》①趙世瑜：《社會動蕩與地方士紳—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陽城陳氏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 期。。趙世瑜考察了山西陽城的陳氏士紳宗族，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動蕩時期，這種“小共同體”發揮了維系基層社會穩定的作用?！肚迨费芯俊?005年第2 期刊登了鄧慶平的文章《名宦、宗族與地方權威的塑造—以山西壽陽祁氏為中心》，考察了壽陽祁氏宗族如何在地方社會中運用各種資源來建立權威。②鄧慶平：《名宦、宗族與地方權威的塑造—以山西壽陽祁氏為中心》，《清史研究》2005年第2 期。其研究可以豐富我們對明清時期華北宗族在傳統中國社會生存狀態的了解?！稓v史人類學學刊》2010年第8 卷第1 期為《“華北村社與宗族研究”專號》，“專號”的“前言”由北京大學教授趙世瑜書寫?！皩Ｌ枴币还彩俏迤恼?，分別為王紹欣的《祖先記憶與明清戶族—以山西聞喜為個案的分析》，韓朝建的《“忠閣”—元明時期代州鹿蹄澗楊氏的宗族建構》，丁慧倩的《里甲、清真寺與回回家族—以山西長治回回家族為例》，李留文的《社與宗族—明清時期中原鄉村社會組織的演變》，羅丹妮的《唐宋以來高平寺廟系統與村社組織之變遷—以二仙信仰為例》。從題目中就可以看出，專號中的研究所涉及的華北區域，實際上主要是指山西區域研究，因此可以被認為是山西研究?？?。研究區域從北部的雁門到晉南的聞喜、晉東南的高平，李留文所研究的河南濟源與山西陽城距離很近，歷史上關系也很緊密，可以視為是同一個區域范圍。五篇文章各有關注點，戶族、宗族、里甲、村社、寺廟等，而這些關鍵詞在華北研究中是重要的切入點。通過這些關鍵詞不僅可以加深我們對歷史時期華北區域社會的了解，而且對在更大程度上認識整個中國的歷史都會起到重要作用。

弗里德曼提出的宗族的外在表征形式有族產、族譜、宗祠。如果嚴格以這樣的標準來劃分，華北的很多宗族并不完全具備這樣的形式，乃至于被稱為是“殘缺宗族”③蘭林友：《廟無尋處：華北滿鐵調查村落的人類學再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但是華北肯定是存在宗族的，只是未必能用華南宗族的特征來檢視華北宗族。在山西，除了前面《歷史人類學學刊》中所提到的學者外，很多學者也關注了宗族問題。在宗族研究中，族譜問題格外引起學者的注意。南開大學常建華長期關注族譜問題。例如，他通過韓氏家族族譜的研究發現，洪洞韓氏是典型的因科舉成功而強盛的宗族，這個士大夫類型的宗族承載著傳統文化賦予的精神力量，也有必要的經濟保障。洪洞韓氏因為科舉與仕宦的成就盛于明代，清代有所衰落。但是就家族制度而言，洪洞韓氏在明清時期逐漸強化，清代比較明顯。洪洞韓氏對當地有重要的社會影響。①常建華：《明清時期的山西洪洞韓氏—以洪洞韓氏家譜為中心》，《安徽史學》2006年第1 期。常建華還對明清山西碑刻里的鄉約進行了研究，他發現明代山西鄉約主要出現在萬歷時太原、平陽二府與澤州，主要屬于官方倡導的鄉約制度，不過鄉約也承擔了宣講以外的事務。清代山西的鄉約更加深入基層，普及民間。鄉約與保正也連用，還出現了“地?！币辉~。這表明，鄉約與地方、地保在清代山西鄉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組織。②常建華：《明清山西碑刻里的鄉約》，《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3 期 。常建華的學生王霞蔚利用家譜、方志、碑刻、田野調查等資料，運用長時段的研究方法，對金元以降山西中東部地區的宗族與地方社會進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不僅關注了榆次常氏、靈石王氏、平遙冀氏這些晉中富商大族的宗族組織化建設活動，還論述了普遍存在的平民小宗族的活動，展示了地域社會里宗族發展的歷史脈絡以及所反映出的宗族與基層社會的關系。③王霞蔚：《金元以降山西中東部地區的宗族與地方社會》，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另外，王霞蔚還對金元以來以平遙梁瑛家族為例的山西漢人世侯的歷史變遷④王霞蔚：《金元以來山西漢人世侯的歷史變遷—以平遙梁瑛家族為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11年。和明清時期的山西代州馮氏家族⑤王霞蔚：《明清時期的山西代州馮氏—以〈代州馮氏族譜〉為中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9年。進行了研究。

山西大學張俊峰教授長期以來關注水利社會史，近來又聚焦于“汾河流域的水利宗族與鄉村社會”的研究。例如，他在“臺駘信仰與明清以來汾河流域的宗族建構”⑥張俊峰 ：《神明與祖先：臺駘信仰與明清以來汾河流域的宗族建構》，《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1 期。的研究中發現，在明清時代宗族發展的背景下，作為汾神的臺駘以張氏宗族第三代始祖的身份被拉進張氏宗族系譜，這與明清以來水資源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條件有關。在此情況下，作為汾神臺駘后裔的張姓族人，在特定地域社會里便擁有了旁人無可比擬的象征資本和精神資源，從而在水利社會運行中占據了一定的競爭優勢，凸顯出山西區域社會中宗族與水利緊密結合的特點。張俊峰將宗族研究引入山西水利社會史，有可能突破以往各說各話的宗族史、水利史研究，從而為北方水利社會史研究增加一個新視角。在其指導下，學生也展開了這方面的研究，如張瑜對“山西水利社會中的宗族勢力”的研究①張瑜：《清以來山西水利社會中的宗族勢力—基于汾河流域若干典型案例的調查與分析》，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張俊峰、武麗偉對“晉水流域北大寺武氏宗族”的研究②張俊峰、武麗偉：《明以來山西水利社會中的宗族—以晉水流域北大寺武氏宗族為中心》，《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 期。，這些研究進一步拓展、加深了對于晉水流域水利社會的了解。

山東大學韓朝建在對“山西代縣為中心的華北的容與宗族”進行的考察中，指出山西代縣的宗族禮儀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容的祭祀，容主要由祖像“影”和神主牌演變而成，且同時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譜等諸多宗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在其修傳和管理上，能夠區分和組織不同的人群。容在清代地方社會變動以及宗族庶民化的催生下得以流行，并最終成為華北宗族的重要表征。③韓朝建：《華北的容與宗族—以山西代縣為中心》，《民俗研究》2012年第5 期。

就開展宗族研究的條件而言，我們認為在山西地區有著很好的條件。實踐表明，這里有著非常豐富的宗族資料和很好的研究基礎。山西省家譜中心是華北地區開展家譜收藏和數據化整理最早的資料中心，與美國猶他家譜學會有著長期密切的聯系。山西省圖書館也建有專門的家譜數據庫，系統收集以山西地區為中心的族譜資料，山西各地宗族碑刻資料汗牛充棟，管見所及太原晉祠東莊高氏、花塔村張氏、北大寺武氏、王郭村王氏、曲沃曲村靳氏等，都有宗族碑刻陳列于本族祠堂或當地寺院中。山西民間的尋根祭祖活動更是數不勝數，如河曲南溝的周氏宗族，“網上織網”重修家譜，一時間在網絡上引起轟動，已成為我們觀察宗族實踐活動的一個現實例證。此外，在田野調查中，宗族是最容易進入的一個話題，聊起宗族，人們經常會主動拿出家譜神軸，滔滔不絕地講述家族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大量的宗族實踐、建構活動等，這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條件、可能與保障。

上述大多研究都受到了人類學家弗里德曼的影響，且用華南的宗族形態來定義華北宗族，這些研究成果是學者們多年來不斷探索的結果，理應受到尊重。然而，直至今天，山西為代表的宗族研究還沒有產生本土化的宗族概念，還沒有形成一套研究體系，而這也是需要在以后研究中不斷加強的。只有在了解了華北宗族的實踐邏輯，形成比較完善的研究體系后，我們才可以說華北的宗族研究在豐富國內外學界對華北區域社會乃至于中國社會的認識和理解中做出了貢獻，而山西的宗族研究很可能是一個突破點。

4.宗教

山西的宗教分布是呈南北走向的局面，越往南寺廟越多，晉南為三晉文化的發源地，這里的儒道二教名勝古建占居多數；在北部的大同、五臺地區，是北魏游牧民族的發祥地，佛寺影響較大；中部太原地區，系山西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儒釋道三教寺廟鼎立；西北部黃河沿岸，人煙稀少，經濟欠發達，寺廟數量明顯減少。①白清才：《山西寺廟大全》，山西經濟出版社，1990年。上述是制度化宗教的分布情況，而在鄉間，小廟很多，達到了“無廟不成村”的局面，這成為了歷史時期最重要的宗教空間。具體來說，明清時期，澤、潞、平、并四個地區是山西民間信仰分布的中心，其中晉東南澤、潞地區是山西民間信仰最豐富發達的核心地帶，晉西呂梁山區則相對薄弱，處于邊緣。②張俊峰、 董春燕：《明清時期山西民間信仰的地域分布與差異性分析》，《中國地方志》2006年第7 期。

山西區域社會研究中水利社會的研究較為成熟。如《史林》2005年第4 期發表了行龍對“晉水流域 36 村水利祭祀系統”的研究③行龍：《晉水流域36 村水利祭祀系統個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4 期。。該文章從考察晉水流域水利開發的歷史入手，探討晉水流域從國家賜封到地方“臆造”的各種神靈創造的過程與祭祀活動。從國家賜封的唐叔虞、圣母，到地方社會創造的水母娘娘、張郎，以及代表不同村莊共同體利益的王杰士、楊氏父子等，構成了晉水流域36 村水利祭祀系統。重要的是，在不同水神崇拜和水利祭祀活動的背后，蘊涵著不同水利共同體，尤其是不同村莊的現實利益，甚至是不同水利共同體為爭奪有限水資源的激烈爭奪與沖突，而這種沖突又是明清以來該區域人口、資源、環境狀況日益惡化的表征。只有將晉水流域水利祭祀系統納入整個中國社會的總體變遷趨勢中進行考察，才有可能揭示祭祀背后豐富的歷史內容。張俊峰對“山西泉域社會‘水母娘娘’信仰”的解讀①張俊峰：《傳說、儀式與秩序：山西泉域社會“水母娘娘”信仰解讀》，《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五輯），2008年。，發現水母娘娘傳說作為一個神話母題在山西泉域社會廣泛流播，宋金以來根據該母題塑造而成的水母娘娘信仰，不僅是地方社會重要的雩祭對象，而且決定著現實社會“誰有權分水”這一關鍵問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在明清以來爭水頻仍的背景下，水母娘娘信仰超越傳說本身，成為一種話語，其實質就是要維護和爭取更多的權利。同時，水母娘娘信仰也成為地域范圍內某些村莊獲取用水特權的重要憑借，被不斷加以強化和利用。

晉祠及其周圍也是晉水流域的范圍，其信仰也成為了學界關注對象。從北宋到清朝初年，晉祠內圣母、唐叔虞和水母分別作為皇權、儒家官僚和鄉民社會各自崇奉的神靈，在祭祀和廟宇修繕上展開了一系列的爭奪。在《皇權、封建與豐產—晉祠諸神的歷史、神話與隱喻的人類學研究》②張亞輝：《皇權、封建與豐產—晉祠諸神的歷史、神話與隱喻的人類學研究》，《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1 期。一文中，張亞輝通過描述晉祠諸神具體的歷史進程，與列文森關于儒教中國中皇權與儒家官僚關系的看法展開了對話，提出儒家官僚的春秋理想與皇權的大一統追求之間的張力使這兩者不可能在反封建的基礎上達成合作，而應該將鄉民社會考慮進來，在宗法制度和豐產祈求的共同主導下看待傳統中國的結構。在《二元的晉祠：禮與俗的分合》③趙世瑜：《二元的晉祠：禮與俗的分合》，《民俗研究》2015年第4 期 。中，趙世瑜將晉祠神解讀為二元的晉祠。叔虞和圣母水神是晉祠早期祭祀的對象。不過在宋代以前的官方看來，叔虞才是祭祀的主神。自宋代以來，由于太原成為邊塞重鎮，農業開發與水利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因此祭祀圣母水神逐漸超越了祭祀叔虞，且得到了官方的認可。盡管此后歷代士大夫多有對晉祠祭祀進行“禮俗辯證”，但由于圣母為民間普遍崇奉而香火旺盛，祭祀叔虞則因只有少數士大夫提倡和實踐而日漸式微。晉祠祭祀變遷的背后是禮與俗分合的一種展現。

從上不難看出，趙世瑜在研究山西的時候將“長程歷史”作為關鍵詞，從長時段的視角來看區域社會的變遷，不論是故事的研究，還是信仰的追溯，均秉持了這樣的視角。山西歷史上流傳著“孔子回車”故事。在這一故事中的核心角色為孔子和晉國大夫竇鳴犢，而從“長程歷史”視野下的區域演變來看，“孔子回車”故事中的核心角色孔子和晉國大夫竇鳴犢，在金元時期分別在晉東南和太原地區被重塑，孔子回車廟在此一時期晉東南的“文化復興”過程中被努力弘揚，而竇大夫則在宋金以降太原地區的深度開發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水神角色，說明這一時期在區域重建過程中的重要性。金元以至明代，晉南及晉東南社會有了長足的進步；而在明清之際，由于蒙古的敵對形勢逐漸得到緩和，以太原為核心的晉中地區得以快速發展，由帝國管控力量較強向民間社會力量活躍的方向轉變。①趙世瑜：《從賢人到水神：晉南與太原的區域演變與長程歷史—兼論山西歷史的兩個“歷史性時刻”》，《社會科學》2011年第2 期。

如果說上述信仰是與水利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晉東南社會的“圣姑廟”展示的則是另一番景象。在山西高平上董峰村的圣姑廟建于元代，經歷了明清時代的變化，一直存在至今。雖然學界目前不能確定此廟信徒所奉教派，但可以確定是非佛非道的民間教門。由于自唐后期朝廷對各種異教采取打擊封禁的態度，以圣姑廟為代表的這一民間教門在元代投入真大道教門下，在明代又托庇于王府與衛所的勢力，直至清代后期，在無力生存的情況下，才融入當地的社廟系統，向地方民眾開放。從這個寺廟的經歷，可以看到區域歷史跨越朝代的軌跡。

山東大學韓朝建長期關注山西乃至華北的區域社會研究，如定襄北社村士紳與祭祀空間的研究。②韓朝建：《世宦之里—山西定襄北社村士紳與祭祀空間》，勞格文、科大衛編：《中國鄉村與墟鎮神圣空間的建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64—113 頁。北社村是個多姓村，其中北社東是李氏、北社西是梁氏，尤其是李氏，因其讀書和科舉人數眾多，因此留下的文獻也最多。韓朝建主要關注了李氏的士大夫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他們和村落內不同的廟宇和儀式是什么關系。研究發現，宋金以來，北社東的祭祀空間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從以家庭為范圍的土地神、天地神、“爺爺”，到以街為范圍的燈山，然后到洪福寺、歇馬亭等廟宇，不同層次、不同時間形成的祭祀場所構成了北社村的祭祀空間。宋金時期已經存在的洪福寺，在明代依然成為北社村重要的祭祀空間，除了舉辦以個人信仰為主的宗教儀式，同時它也是李氏聯合其他姓氏共同防御和建立社倉的地方。明中葉以后崛起的士紳文化主要借助于地域祭祀的平臺。村內大部分祭祀場所只是本村部分村民或士紳所建，各類祭祀場所表現出了明顯的小地域的特點。大多數廟宇包括規模最大的歇馬亭都有輪流的范圍，它們是不同層次的地緣關系象征。士紳加入其中一些廟宇或儀式，并盡可能賦予它們一些“正統性”的元素。韓朝建還對“明中葉賦稅制度在五臺山區的推行”進行了考察，揭示了明代中后期佛教圣地五臺山區的人們怎樣在復雜的行政系統之間進行取舍，以及由此導致的不同行政系統之間勢力消長和州縣賦役制度推進的過程。①韓朝建：《明中葉賦稅制度在五臺山區的推行—以寺廟碑銘為中心》，鄭振滿：《碑銘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52—273 頁。

王守恩的《諸神與眾生：清代、民國山西太谷的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②王守恩：《諸神與眾生：清代、民國山西太谷的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依據各種文獻資料和大量田野調查資料，借鑒宗教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清代、民國山西太谷的民間信仰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討。闡明了該信仰的大致情況、一般特點與地方特色，論述了其與佛教道教、國家意識等大傳統文化、精英文化的復雜關系，并分析了該信仰在鄉村社會的地位與作用，并對其與傳統鄉村社會及其現代化轉型的關系做了總結。

2011年8月，英國歷史學者沈艾娣被聘為山西大學客座教授。她主要致力于清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研究領域包括地方史、華北鄉村、宗教和革命經驗。沈艾娣教授在中國進行了長期的田野調查工作，除了前面的《夢醒子》外，還有《一個中國天主教村莊里的傳教士咒詛及其他故事》①Henrietta Harrison, 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如果說《夢醒子》主要是通過劉大鵬展示了晚清民國年間太原市晉源區赤橋村及其周圍的村落社會，那么《一個中國天主教村莊》則論述了從1620年天主教傳入中國，經歷了義和團運動、集體化時代，一直延伸到了20 世紀80年代這樣一個長的時段里，太原市晉源區洞兒溝這個全民信教村莊的變遷歷程，上述兩個方向的研究均屬于微觀史研究。

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就是與中國社會、文化等方面互動的過程。劉安榮的博士論文《本土化進程中的山西天主教、教徒及官教、民教關系》②劉安榮：《本土化進程中的山西天主教、教徒及官教、民教關系》，山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將明清以來到1949年天主教在山西的發展放置于山西地方社會的歷史脈絡中加以理解，從區域社會史角度，探討天主教在山西立足、扎根、發展過程中，傳教士、國際神職人員、教徒發揮的作用，考察教徒的信仰觀念、各種儀式及其基本狀況，解析山西官教、民教關系。目的是把教會活動放置在具體的地域社會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綜合看待教會與其傳播區域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視之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天主教史”，而非“西方教會在華史”。

5.村社

金元時期華北地區處于女真、蒙古民族政權統治之下，這是一個族群矛盾、紛爭而又融合的時期。對于這一時期的研究，很多學者運用了民國年間牛誠修編輯的《定襄金石考》這樣的碑刻資料。

牛誠修（1878—1954），光緒四年（1878）出生，字明允，號松臺山人，山西定襄人，山西大學肄業，中國同盟會成員。辛亥革命后任團練處處長，后被選為省議會議員。晉察冀邊區參議會成立，被推為參議員。1954年9月1日病逝。大約八十年前，可能是響應閻錫山保護古碑的號召，鄉賢牛誠修不辭辛勞，踏遍定襄村村寨寨，編成《定襄金石考》（4 卷）③《定襄金石考》1932年出版，1990年再版。牛誠修輯：《定襄金石考》，遼陽書社，1990年。?！抖ㄏ褰鹗肌废孪迶嘣谠?，可能是牛誠修認為當時明、清尚不算年代久遠，這兩代的碑碣保存尚好，不至于在短時間消失。因此，只收錄了元代前的碑刻，即便如此，仍然為學界保存了筆巨大的財富。

日本學者飯山知保對金元時代華北社會進行了研究，其成果有科舉制度的研究①飯山知保：《金元時代の華北社會と科舉制度—もう一つの“士人層”》，早稻田大學出版會，2011年。，“蒙元統治下的地方精英的變動”的研究②飯山知保：《蒙元統治與地方精英的變動》，鄭振滿：《碑銘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37—166 頁。。在“蒙元統治下的地方精英的變動”的研究中，他主要運用的史料就是《定襄金石考》。蒙元時期社會史研究區域偏重南方，對12 到14 世紀中國社會的認識還存在很多空白。飯山知保的文章《蒙元統治與地方精英的變動》以碑刻史料豐富的山西忻州定襄縣為主要考察對象，再現12 世紀到14 世紀定襄縣精英家族的變遷，以期具體地探討女真和蒙元統治對北方社會的影響。女真金朝侵占北方后，積極地利用、保存前朝制度，讓舊遼宋官僚留在本來的職位上，而在此基礎上進行統治。經過遼、宋、金的王朝交替期，定襄縣的社會結構及精英家族的出仕戰略有明顯的延續性。但大約八十年以后，蒙古的入侵及由此發生的長期大規模戰亂使基層社會的精英家族受到了巨大沖擊。蒙古入侵北方時，利用在各地發生的武裝勢力（漢人世侯），基本上間接地統治北方。中央集權政權的突然消滅，讓地方精英靠著蒙古的權威，要建立各自勢力基礎。因此，隨之出現的精英家族的外部條件跟金末以前也大不相同。此后，通過忽必烈政權的創新和改革，蒙元政權漸漸形成了獨特的統治制度。其支配下的王朝與地方社會精英家族的關系，在中國歷史上是相當獨特、復雜的。從軍、仕吏、試儒人、跟蒙古王侯建立關系、充特色戶計、出家等，非科舉的仕途的發展，引起了家族出仕戰略的多樣化?？梢源竽懙卣f，通過戰爭和改革，蒙元徹底改變了定襄縣精英家族的面貌。如上所述，在12 到14 世紀，晉北地區是比較“安定”的地域。河北、山東、河南、陜西等戰禍更多的基層社會應該受到更強烈的變動。這種變動比南宋滅亡以后中國南方社會遭到的變動還要大。而這一點就是蒙元時代北方社會的特點之一。

上述學者關注山西，除了與山西厚重久遠的歷史有關外，也與山西文物資料的保存較多有關。在研究中，學者們發現“社”在山西區域社會組織中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在這方面，杜正貞的《村社傳統與明清士紳：山西澤州鄉土社會的制度變遷》①杜正貞 ：《村社傳統與明清士紳：山西澤州鄉土社會的制度變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是一項頗具系統性的研究。該著作“以北宋以來澤州的陽城、沁水、晉城（鳳臺）為中心，研究當地村社的系統、結構與功能的演變歷程，尤其是考察了明清以后村社與國家基層行政系統的關系，以及它在地方商業和士紳力量興起過程中的表現。以此探討華北地區鄉土社會的制度，它的傳統與變遷?！睗芍菰诒彼我詠怼吧纭钡臍v史只是漫長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但是通過對“社”的研究無疑可以加深我們對鄉土社會制度變遷的理解，以及我們對山西區域的了解。

如果從區域來講，山西臨汾師范大學姚春敏和浙江大學的杜正貞一樣都是關于澤州地區的研究，但是二人研究時段以及問題并不相同。杜正貞的研究是從宋代開始，姚春敏的研究則只是清代；杜正貞關注了“社與鄉村制度變遷”，姚春敏則是關注“鄉村廟宇與社會組織”。具體來說，姚春敏的《清代華北鄉村廟宇與社會組織》②姚春敏：《清代華北鄉村廟宇與社會組織》，人民出版社，2013年。以山西澤州鄉村社廟為切入點，對依托于社廟的鄉村社會組織（包括社界、構成、功能、活動方式、與官府及他社關系等）進行了系統考察。其研究不僅揭示了區域社會中鄉村社會的組織運作，而且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微觀的鄉村社會在歷史長河中的動態發展歷程。

三、山西區域社會史研究大有可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史研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尤其是區域社會史研究領域，更是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然而，相對于中國古代、近代乃至現代社會史而言，當代社會史的研究還顯得單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囿于“史觀”方面的制約，即過多從政治史的視角出發，遵循“自上而下”的視角，忽視普通民眾的生活生產實踐內容。而從社會史的視角研究區域社會，就需要我們采取“自下而上”視角，就是要給基層農村和廣大農民更多的關注，從農村和農民的角度，從“理解的同情”出發，站在地下看天上，站在地方看中央，上下貫通，左右相連，整體地全面地了解和認識這個特殊的歷史時代。①行龍 ：《“自下而上”：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研究的社會史視角》，《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 期。在具體在研究實踐中，就需要將“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兩種路徑結合起來，呈現整體的歷史。除了政治史的“史觀”外，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之所以會面臨困境，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原因還在于資料的掌握和利用上。因此，開展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不僅需要一場“史觀”上的革命，更需要一場“資料革命”。②行龍：《“資料革命”：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基礎工作》，《河北學刊》2012年第2 期。

（一）文獻收集

區域社會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系統豐富的資料基礎之上，這就需要“走向田野與社會”來挖掘第一手資料。

1.晉商史料的收集

近些年來，從社會史的角度探討晉商成為晉商研究的一個新領域。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最基礎的工作。從對晉商的社會史研究來看，已有的資料大多局限于晉中地區，很少對山西其他地市的晉商史料進行發掘。2005年，由山西省政協發起，山西省政協學習文史委具體承辦，以晉商為線索，省、市、縣三級政協和文史委牽頭展開。最終成果是《晉商史料全覽》③《晉商史料全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地方卷共11 卷本，全省每市一卷。收入文章1564 篇，615 萬多字?！稌x商史料全覽》收錄史料地域范圍較廣，對全省11 個市按地域范圍搜集整理出資料。另外，所包含的內容豐富，按照商界人物、商業家族、行業春秋、字號紀事、商家宅院、商鎮碼頭、會館廟會、文獻碑刻、商海生涯等分門別類，進行了比較系統地資料搜尋與整理，特別是關于商業經濟、文化方面的資料也相當豐富。這套史料的出版對于較為全面整體地對晉商展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2.石刻大全

1998年開始，三晉出版社與三晉文化研究會開始整理山西石刻，先期出版了全省11 個市的九部石刻總目（忻州、呂梁未出），名稱為《三晉石刻總目》，共收錄石刻兩萬余通。在此基礎上，開始啟動宏大的石刻整理工程—《三晉石刻大全》。自2009年8月出版第一部《洪洞卷》起，現已出版高平、陵川、澤州、陽城、鹽湖區、曲沃、侯馬、壽陽、寧武、靈丘等四十余部。

《三晉石刻大全》的基本體例為圖文對照，先介紹碑刻的歷史、尺寸、石質、內容等基本情況，配以拓片，然后具錄碑文。所收內容，上啟該縣最早石刻，下止存于現今的碑文，時間綿延一千余年。這對于開展山西區域社會史研究意義重大。

3.民間契約文書

眾所周知，北方地區的契約文書不論是保存還是研究都難以與江南地區相比。即便如此，山西民間還是保存了大量的契約文書。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郝平教授長期關注“山西民間契約文書搜集整理與研究”。從2003年，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就在太原市南宮文物市場發現一沓用透明塑料紙包裹的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間晉中、晉北等數個縣份不同家族的房屋、土地買賣契，此外還有婚約、立誓約定等其他方面的文書。從此，他開始了廣泛的搜集工作。經過十余年的努力，郝平搜集到的民間契約文書已經達到幾萬份，遍及三晉大地。2009年底，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專家應邀前來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參觀，當他們看到郝平所收藏的山西民間契約文書之后，當即決定予以資金資助，這些契約文書將在一系列的整理、掃描后正式出版。

4.集體化時代山西基層檔案資料

在區域社會史資料收集方面，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集體化時代山西基層檔案資料”是尤為值得稱道的。眾所周知，山西在集體化時代一直是全國的典型，從抗戰時期平順縣西溝村李順達的全國第一個互助組到全國的“農業學大寨”，都極富代表性，因此山西可以稱之為是集體化時代中國農村的資料庫。①行龍、馬維強：《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集體化時代農村基層檔案”述略》，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5 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3—289 頁。今天，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保存著二百多個村莊，上千萬件集體化時代的檔案資料。這些檔案史料是在中心行龍教授的帶動下，師生十余年“走向田野與社會”，足跡踏遍三晉大地，依靠辛苦、依靠雙手收集而來的。通過這批資料可以見證中心的發展歷程，同時也成為研究整個集體化時代最為詳實、可靠的史料。這些以記錄村莊、農民生活為特點的文獻資料和實物，全面而深刻地展現了以山西為代表的中國北方農村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解體這段“集體化時代”的歷史。如今，這里已經是中國最大的“集體化時代農村基層檔案資料中心”。

2006年，“中國鄉村問題研究國際研討會”在山西大學召開。美籍華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中國農村問題的著名學者黃宗智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他參觀了“中心”，看到所藏的大量資料后，決定將這批史料的保存情況介紹給國際學界。中心行龍教授和馬維強副教授合寫的《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集體化時代農村基層檔案”述略》一文發表于黃宗智任主編的著名英文雜志Modern China（《近代中國》）。同時該文中文版還在黃宗智主編的《中國鄉村研究》第5 輯發表，中英文章發表后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F在，每年中心都會接待美國、英國、日本以及中國各地的眾多學者的參觀訪問。他們指出，“對這些檔案資料的收集、整理無疑能對學術界關于農村問題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并期望社會史中心向建設成為全國乃至世界性資料中心的目標邁進?！睂W者辛逸在《人民公社研究述評》②辛逸：《人民公社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1 期。中對中心予以充分肯定，稱這一工作對人民公社研究的推動是不言而喻的，并進一步指出，“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經過艱辛努力，僅數年間就在公社原始資料的征集方面取得令人稱羨的成績，可謂功德無量。若其他地方和研究人員都能開始重視這一工作，對公社研究的推動則不言而喻?！?/p>

2008年，山西大學利用多年搜集的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檔案資料，創建了“集體化時代的農村社會”展覽館。展覽館不僅成為開展研究和“情境化”教學實踐的重要平臺、真實再現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變遷過程的重要場域，而且吸引了國內外一批批學者和社會各界人士前來參觀訪問、商談合作研究事宜。學者們呼吁：“這些檔案資料要成為學界共享的資源，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要建成一個世界性的資料中心?！敝泄采轿魇∥颜褂[館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2年11月29日《光明日報》第五版，以“在民間尋找歷史的腳印—山西大學中國農村‘集體化時代’研究”為題圖文結合地報道了社會史中心農村文獻資料建設歷程。并且指出，“以中心主任行龍教授為首的學術團隊對大批散落在民間、瀕臨消失的寶貴資料搶救，為我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創新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數據庫建設

除了“檔案資料的搜集”外，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還分別從“分類與整理”、“出版與數據庫建設”等方面對這批資料進行了整理，以呼應學界的期盼。

2012年，由社會史中心主任行龍教授領銜申報的“當代山西農村基層檔案資料搜集、整理與出版”課題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批準立項。此次獲準立項，既是行龍教授及其科研團隊堅持不懈、努力工作的結果，也是學術界對科研團隊水平的肯定與認可。課題組將在現有檔案的基礎上，繼續資料搜集工作，科學分類整理檔案并加以數字化，出版一批代表性的村莊檔案①首批四個村莊的檔案將在近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為開展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研究奠定扎實的史料基礎，同時，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也將開展相關研究，把當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推向深入。2014年1月6日，中心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數據庫掃描工作正式啟動。中心準備將所藏的檔案資料全部掃描，這為建立系統完善的農村基層檔案數據庫開啟了重要一步。

與此同時，中心也與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教授團隊合作，運用量化數據的方法，對中心的資料進行研究。2013年3月，著名學者李中清教授來中心訪問并與研究人員座談。他對中心文獻庫的數字化推進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最后還對雙方今后開展學術合作進行了廣泛探討。2014年4月26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教授、李伯重教授、康文林教授（Cameron Campbell）受聘為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受聘儀式結束后，李中清等三位教授分別作了題為“計量數據庫與歷史研究”、“Communities and Comparison”、“尋求真相：史學研究的目標與實現目標的方法”的學術報告。三位學者結合自己的研究專長就定量分析方法的價值與中國史學未來的走向、不同社區比較研究的路徑及旨趣、探尋歷史真相的方法和途徑等問題進行了細致的闡述。也正是從此次受聘儀式開始，社會史中心在李中清團隊的指導下，開始了量化數據庫的建設與研究。此后，李中清團隊成員定期來中心為師生講授量化數據的課程。同時，李中清教授的博士倪志宏（Matthew Noellert）被招收為社會史中心博士后流動站工作人員。他擅長利用計量分析方法開展中國歷史研究，為中心師生開授了A New History for a New China 1700—2000 和Big Data and New Methods 兩門課程。這對于資料的量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也會促進中心對集體化時期農村基層檔案的研究與利用。

（三）理論與方法

新時期中國史學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社會史的復興與發展。三十年的中國社會史研究經歷了整體社會史、區域社會史、新社會史三個發展階段，這是一個不斷反思和不斷創新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走向成熟的過程。尤其是以區域社會史和歷史人類學為標志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出現了許多重要成果，還與國際學界進行了溝通與對話。同時以社會史的視野與方法推動中國當代史的研究，無疑具有認知轉變的重要價值和學科建設的可操作性。①江沛：《以社會史的視野推動中國當代史的研究》，《社會科學》2013年第6 期。然而，進入21 世紀后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其學術品位和理論對話能力仍然較弱，還不足以形成自己鮮明風格和具有原創能力的解釋框架。②行龍、胡英澤：《三十而立：社會史研究在中國的實踐》，《社會科學》2010年第1 期。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新社會史、新史學、重歸政治史等提法。但是，影響社會史本身發展的諸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行龍教授《中國社會史研究向何處去》指出了中國社會史研究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而對今后的研究取向也提出自己的思考。文章從“碎化”或“碎片化”，關于“進村找廟，進廟找碑”，“除去政治史”與“重提政治史”，走向多元開放這四個方面對中國社會史研究復興三十年來的研究進行學術史反思，這對于推進未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指出了目前中國社會史研究已經出現了多學科交叉的良好勢頭，這有助于克服“碎化”或“碎片化”的現象，從田野調查中尋找到了新的創新點，而不是只顧進村找廟而不顧外面的世界，以“重提政治史”代替“除去政治史”。向現當代史的延伸，則是追求“總體史”的一種內在體現。多元開放應該是中國社會史研究下一步的基本走向。①行龍：《中國社會史研究向何處去》，《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第4 期。以歷史學為本位，充分借鑒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地理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積極開展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長時段、整體史研究，尤其注重凸現區域性特征，提煉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學術理論，增進對中國社會整體歷史的準確把握和理解，這是今后開展區域社會史研究應該秉持的方向。

正如本文開頭所述，山西以長時段、延續性歷史，復雜的族群關系等特點構成了區域社會的特征。然而，這樣久遠而厚重的歷史與今天對于山西區域社會的研究成果并不匹配?？傮w來說，從社會史視角切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資源、環境的視野下展開的水利社會史、環境史研究，以及集體化時代的鄉村社會研究，即便是以上研究也有較大拓展的空間。此外，在很多方面還有未被開辟的領地。例如對于金元時代的山西，本地的學者從社會史視角切入進行研究仍屬寥寥無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山西區域社會研究可以說是大有可為。在今天，當山西區域研究這樣一個學術的“富礦”逐漸進入國內、國際學者的視野，越來越引起國內、國際學界關注的時候，當這些學者的成果一批批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也應該認真地思考怎樣才能在這樣一個“落后”的省份更上一步，做出世界性的學問，而只有這樣才能不愧對山西厚重的歷史與淳樸善良的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