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40年代“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研究述評

王朝慶， 王 剛

20世紀20—40年代“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研究述評

王朝慶， 王 剛

“中國化”思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系研究

近年來，學術界在“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系的研究領域已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單向發展式”的研究理路在學術界已基本臻于成熟。然而，應該注意的是，思想的演變軌跡并不等同于單向的實物傳遞，它往往需要在互動與交流中得到發展與升華?！爸袊彼汲睂Α榜R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反過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也促進了“中國化”思潮的深入發展。這種“雙向互動式”的研究理路，目前在學術界還沒有普遍流行和遵循。

一個政治或學理命題的提出，必然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和自身的理論發展軌跡。在中國共產黨人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之前，萌發于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化”思潮就已在國內思想界廣泛流行。應該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是國內思想界普遍受“中國化”思潮影響的必然結果。因而，考察和梳理“中國化”思潮及其發展脈絡，有助于我們從宏觀上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歷程進行審視和把握。

一、關于“中國化”思潮的研究時段和范圍

根據筆者所搜集的資料來看，目前學術界關于“中國化”思潮的研究時段和范圍大致分為兩個時期，即20世紀20年代和20世紀30—40年代，學者們不同的研究旨趣決定了其各自不同的研究時段與范圍。

1.以20世紀20年代為時段的研究。

關于這一時期“中國化”思潮的研究，主要有張靜如、張世飛、侯靜、解慶賓等學者，他們主要就“中國化”思潮的起點問題進行相關論證與說明。其中，黨史專家張靜如教授的《關于“中國化”》一文對學術界的影響較大，后來的多數學者都基本認同并接受其觀點。張靜如教授認為，“中國化”的概念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之前就已被廣泛使用，他考辨和列舉了大量的歷史材料，認為“在1938年10月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前，亦即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化’這個詞是非常流行的。不管人們從什么角度都可以隨口說出來，就像今天大家常說‘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似的?！盵1]張世飛在《20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互動》一文中，不僅列舉新的史料論證了“中國化”思潮始于20世紀20年代，而且還具體分析了“中國化”思潮產生的歷史條件，以及“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潮的互動影響。[2]馬啟民、侯靜通過對相關歷史材料的鉤沉與梳理，將“中國化”思潮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大致的劃分，認為“有關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及在學術上的初步踐行大都始于20世紀20年代，在30年代發展到高潮，而到40年代更趨于理性與成熟”。[3]不僅如此，侯靜還通過對中國近代思想大家梁啟超的歷史考證，作出“中國化思想萌芽于20世紀初年”的創新性思考。[4]

2.以20世紀30—40年代為時段的研究。

“中國化”思潮發展到20世紀30—40年代，主要表現為抗戰時期的“學術中國化”運動，這是近年來學術界研究的一個重點。關于20世紀30—40年代的“學術中國化”運動，學術界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研究傾向：一是著重分析“學術中國化”運動的生成緣由；二是重點闡釋“學術中國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的關系；三是具體研究“學術中國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國內研究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化”思潮的學者主要有馮崇義、李方祥、左玉河、歐陽軍喜、鄭大華、于文善、姚宏志等。

第一，對“學術中國化”運動生成緣由的研究開展比較早的是馮崇義教授，他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化思潮》一文中指出，中國現代文化的前進路向是由五四時期的“世界化”發展為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化”，進而形成了“學術中國化”運動，“中國化”運動是對五四運動的反動，而不是對它的超越。[5]李方祥則吸取了馮崇義教授的觀點，他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互動》一文中認為，由于思想界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盲目引進西方思潮的深刻反省和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致使中國現代文化由“世界化”向“中國化”發生轉向。不僅如此，他還具體分析了抗戰時期的“學術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互動的表現和影響。[6]

第二，抗日戰爭時期，“學術中國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相互交織，互相影響，在關于“學術中國化”運動是否等同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的問題上，形成了兩種相左的觀點。以左玉河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抗戰時期倡導的“學術中國化”運動，實際上就是在國統區這一特定環境中以“學術”為名，響應和促進毛澤東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7]而以歐陽軍喜、鄭大華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則就此與左玉河等學者進行了商榷和探討。歐陽軍喜在《論抗日戰爭時期的“學術中國化”運動》一文中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學術中國化的核心，但不是學術中國化的全部，后者有其獨立的內容、任務與目標，其歷史歸宿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8]鄭大華在《抗戰時期“學術中國化”運動的再研究》一文中也認為，“學術中國化”屬于學術范疇，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屬于政治范疇，前者是后者的必然要求、應有之義和內在理路。不僅如此，他還就此觀點進行了更進一步的論證，批判和糾正了學術界一直以來存在的把現代新儒學和三民主義儒學化等算成“學術中國化”的錯誤觀點。[9]筆者認為，歐陽軍喜、鄭大華等學者的觀點基于對歷史事實的還原與分析，是立得住腳的，并且目前已在學術界達成基本共識。

第三，關于抗戰時期的“學術中國化”運動，還有以人物為主的研究，如曹培強的《抗戰時期胡繩對“學術中國化”運動之貢獻》[10]、于文善的《抗戰時期重慶知識分子群體對“學術中國化”研究的貢獻》[11]、姚宏志的《毛澤東與抗戰時期“學術中國化”運動》[12]等。這些學者將視野聚焦于這一時期不同的代表人物，具體闡述和分析了這些代表人物對“學術中國化”運動的積極貢獻，這給予后人研究“學術中國化”運動以很大啟發。

二、關于“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研究

從現有理論研究成果來看，將“中國化”思潮作為一個單獨命題研究的幾乎沒有，大多數學者都是將“中國化”思潮附會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范圍內來做邏輯論證，具體闡釋和論述兩者之間的關系。關于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學術界基本呈現以下兩種看法。

一是“單向發展說”。持此觀點的學者，具有代表性的有王剛、高九江、張立慧、許全興、王先俊、解慶賓等，這些學者論證的邏輯思路基本屬于單向型。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一個政治性命題，其產生和存在絕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有著深厚的學理基礎，“中國化”思潮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生成的文化語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化”思潮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前者對于后者而言起到一種奠基理論、鋪敘道路的靜態效用。如王剛從語境學的研究視角出發，通過對20世紀3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與延安革命文化運動的歷史考察，認為這兩大運動在推動“中國化”思潮發展的路向上實現了交匯，為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準備了較為扎實的理論基礎和濃厚的思想氛圍。[13](P318-322)高九江、韓琳認為，“中國化”思潮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極其廣泛，對于恢復和提高中華民族自信心，團結御侮，奪取抗戰勝利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特別是為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條件，促進了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形成和發展。[14](P49)

應該說，“單向發展說”這一研究理路在學術界受到廣泛認同。學者們從諸如語境學、傳播史等視角研究“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關系，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理論成果，這些都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研究。然而，認識若只停留于此，則不免使“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顯得較為單薄。

二是“雙向互動說”。關于“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關系，除“單向發展說”以外，學術界還存有另一種邏輯理路，即“雙向互動說”，持此論的主要代表有李方祥、侯釔氾、張世飛、歐陽軍喜、孫帥等。李方祥的理論視野主要集中于20世紀30—40年代，他從思想史演變的視角入手，詳細考察了“學術中國化”運動生成的基本歷程，認為中國共產黨提出并開展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造與進步思想界的“學術中國化”運動之間呈現緊密的互動關系，即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創造吸納了進步思想界探索學術本土化的有益成果，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新發展。[6]可以說，他的這一觀點具有創新性意義，啟發和引導了學術界由“單向發展說”到“雙向互動說”的思維轉向。侯釔氾通過考察延安新哲學會的學術活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互動發展態勢認為，一方面，新哲學會的學術活動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而且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即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開辟了新哲學會學術研究的新視野。[15]值得一提的是，侯釔氾從微觀個案——文化組織團體的視角考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生成，無疑值得提倡和深思，并需作進一步的努力與探索。與李方祥教授不同，張世飛則更傾向于關注20世紀20年代“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互動。他認為，20世紀20年代前后，一方面，“中國化”思潮的流行不但啟發了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潮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潮也為“中國化”思潮的健康發展確立了正確方向，并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化”思潮的內涵?？梢哉f，20世紀20年代兩者之間的互動，構成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一幅壯觀的圖景。[2]

綜上分析，“單向發展說”屬于一種靜態語境起源式的考察，而“雙向互動說”則屬于一種動態循環往復式的研究。正是在“單向發展說”的理論基礎上，“雙向互動說”作為一種新的理路進入學術界的研究視野。筆者認為，思想的演變軌跡并不等同于單向的實物傳遞，“單向發展說”雖然解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來源問題，然而它卻忽視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中國化”思潮的影響，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以后，關于它如何豐富了“中國化”思潮的內涵、如何促進了“中國化”思潮質的飛躍等問題，“單向發展說”并沒有給出回答。而“雙向互動說”這一邏輯理路相比于“單向發展說”則更進一步和更為全面，它不僅說明了“中國化”思潮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動作用，而且闡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中國化”思潮反向的促進作用。應該說，“雙向互動說”更加符合思想發生與發展的內在規律。但目前關于該研究仍有較大的理論生長點，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澄清與解釋，如關于“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之間的互動機制、互動緣由、互動效果等，學術界并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因而關于“雙向互動說”，仍然需要我們對其作進一步的思考與研究。

三、關于“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互動的意義研究

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呈現一種動態的互動發展態勢，兩者之間的互動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影響。關于兩者之間互動的歷史評價，須將其放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進行觀察與思考。

綜合分析目前所搜集的資料，論述兩者之間互動的意義的學者，主要有左玉河、李方祥、鄭大華、王明等?？傮w來看，多數學者對于兩者之間的互動評價比較客觀，既闡述了兩者之間互動的積極影響，又分析了兩者互動的消極影響。如左玉河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學術中國化”的互動，一方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解決了抗戰初期的重大理論問題；另一方面兩者的互動僅限于思想文化領域，并未對黨的建設產生太大的影響，從而未能從根本上清除黨內的教條主義。[7]李方祥、鄭大華等學者認為，“學術中國化”運動培養和發展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者，如郭沫若、范文瀾、周揚、艾思奇、胡繩等，他們后來都成為新中國學術研究領域的主要領導者和優秀骨干，并且這一運動所取得的學術成果為新中國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起步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而與此同時，這一運動由于受到聯共(布)及共產國際的某些不良影響，過分強調學術的意識形態化，從而導致20世紀40年代以后“學術中國化”運動存在著明顯的學理缺陷，以至于后來這些缺陷隨著“左”傾錯誤的進一步發展而破壞了一個時期中國學術的健康發展。[6]于文善認為，兩者之間的互動在政治層面上的影響傾向于積極，而在學術層面上的影響更傾向于消極。一方面，“學術中國化”問題的討論，不僅使“學術中國化”的理念得到加強和深化，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中共的抗戰文化事業，而且也對其后中國的政治和學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學術中國化”運動中，由于受時代的影響和限制，過分地強調學術的意識形態化，從而導致學術研究缺乏獨立性和科學性。[11]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于“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互動的意義研究概括的比較客觀，既有積極意義，又有消極影響。然而，也有學者并不認同“中國化”思潮有其消極影響的觀點，如王明針對有些學者對“中國化”思潮持嚴厲的批判態度表達了自己不同的見解。他在《延安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一書中首先指出，“中國化”思潮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直接借鑒了“中國化”的概念；二是中國化思潮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一個基本內涵；三是中國化思潮為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建設提供借鑒；四是中國化思潮形成了文化的反侵略意識。[16](P17-19)其次，他對一些學者(如馮崇義、左玉河等)提出的“中國化”思潮的消極影響給予了反駁和解釋。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學術界關于“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互動的意義與啟示研究尚有待進一步整理與思考，只有將其放置于歷史事實中考察，輔以理論邏輯的指導，方能對兩者的互動進行科學的理解與闡釋。

四、總體評價與未來展望

近年來，學術界有不少學者從“中國化”思潮的視角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的基本歷程作了探索性的研究，并取得了頗為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但由于學術界對一些基本問題的研究還缺乏深入系統的認識和思考，關于該研究尚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因而有待我們作進一步的努力。

一是研究思路有待優化。綜合以上分析，現有理論成果對“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互動關系基本可以歸結為“斷層研究”，即沒有很好地將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化”思潮與20世紀30—4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之后的“學術中國化”運動有機結合起來?；厮輾v史我們可以發現，這三者之間呈現密不可分的邏輯發展關系，即“中國化”思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學術中國化”運動。運用“整體把握”的方法來研究，不僅可以更為全面地考察“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互動及其影響，而且還可以更為有效地詮釋和論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性和必然性。

二是研究結構有待平衡?？傮w看來，學術界對“中國化”思潮的研究時段和范圍多集中于20世紀30—40年代(抗日戰爭時期)，而對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化”思潮進行研究的比較少。正是這一原因，致使多數學者更為關注20世紀30—4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學術中國化”互動的影響，而對于20世紀20年代“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互動的影響則尚付闕如。如20世紀20年代初期，各種救國主義思潮競相涌入中國，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主義崇拜”現象。在救亡的背景下，究竟何種主義能夠挽救民族危亡尚無法驗證，致使人們仍處于彷徨和探索之中。而“中國化”思潮的流行則打破了此種困境，使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外國的“主義”應當符合中國國情，即“適合者存之，不適合者去之”。20世紀20年代“中國化”思潮的這一積極作用和影響，還沒有得到深入研究，因此有關這方面研究的史料有待進一步挖掘和分析。

三是研究深度有待提升。在已取得的理論成果中，學者們對于“中國化”思潮的研究取向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傾向于重點梳理“中國化”思潮的歷史發展脈絡，即“中國化”思潮的緣起、表現、特征等，而對于“中國化”思潮理論本身則探究較少。比如，很少有學者對“中國化”思潮的內涵做一個考察和說明，須知對“中國化”思潮內涵的界定是從事該研究的基礎，因而亟須理論界對此進一步探討。另一方面，著重闡述“中國化”思潮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的文化語境，即“中國化”思潮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營造了極為濃厚的思想氛圍，而對于從“中國化”思潮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嬗變歷程，如在“中國化”的思想潮流中，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其他階級、階層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被啟發和引導的，則鮮有論述。

總之，筆者認為，系統考察和科學揭示“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關系，審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歷程，理應按照思想發生發展的內在規律，遵循“雙向互動式”的研究理路。按照“‘中國化’思潮←→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學術中國化’運動”這樣一個互動的邏輯理路來構思，不僅有助于我們對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宏觀把握，也有助于我們鑒往知今，根據我國當前現實需要，以馬克思主義引領社會思潮，建構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

[1] 張靜如.關于“中國化”[J].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5).

[2] 張世飛.20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互動[J].中共黨史研究，2010，(2).

[3] 馬啟民，侯靜.試論20世紀上半期學術界“中國化”思潮[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6).

[4] 侯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文化背景——以20世紀上半期學術界中國化思潮為視角[J].社會科學家，2012，(4).

[5] 馮崇義.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化思潮[J].開放時代，1998，(2).

[6] 李方祥.20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互動[J].中共黨史研究，2008，(2).

[7] 王瑞芳,左玉河.抗戰初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5).

[8] 歐陽軍喜.論抗日戰爭時期的“學術中國化”運動[J].中共黨史研究，2007，(3).

[9] 鄭大華.抗戰時期“學術中國化”運動的再研究——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J].浙江學刊，2015，(4).

[10] 曹培強.抗戰時期胡繩對“學術中國化”運動之貢獻[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6).

[11] 于文善.抗戰時期重慶知識分子群體對“學術中國化”研究的貢獻[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1，(12).

[12] 姚宏志.毛澤東與抗戰時期“學術中國化”運動[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3).

[13] 王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源語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4] 高九江，韓琳.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5] 侯釔氾.學術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互動關系——以延安新哲學會為個案[D].福建師范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

[16] 王明.延安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4.

[責任編輯 李文苓]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nicization Trend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20s-40s of 20th Century

Wang Chaoqing, Wang G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thesinicization tre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relationship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c circles has achieved quite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research of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nicization” trend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jectory of thought is not equivalent to a one-way physical delivery. It often needs to be developed and sublimed i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sinicization” trend has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roposal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urn the proposal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as also promo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iniization” trend.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研究”(項目號：14MLA002)和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王朝慶，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剛，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江蘇 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