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驗的文學表達與話語創新
——“第二屆當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設高端論壇”綜述

李縉英

（上海大學文學院）

中國經驗的文學表達與話語創新
——“第二屆當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設高端論壇”綜述

李縉英

（上海大學文學院）

2016年11月5日，由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復旦大學中國當代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中國經驗的文學表達與話語創新——第二屆當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設高端論壇”在上海大學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江教授為本次論壇作了題為《理論中心論》的主旨演講。他從“理論中心論”、“強制闡釋論”觀點出發，反思、批判了理論生成方式和理論闡釋方式本身存在的邏輯悖論。他認為，理論以自身作為中心和對象，文本因作者意圖而成為“私人經驗”、私人話語的表達，批評者不可避免地存在“先見”和“前見”，這些都使得作者的意圖與批評者的意圖之間出現裂隙。因此，張江院長也提出要探討如何創造貼合文學與貼合實際的理論，并提出批評和批評者自身要自律的問題。

一、在全球化與地方性之間理解“中國經驗”

從“中國經驗”著眼，與會代表關注歷史經驗、本土經驗、個人經驗或對“經驗”本身進行思考和質疑。兩位女作家強調感性經驗對創作的重要性。江蘇省作協主席范小青認為，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資源主要來自民間，來自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別人的生活經歷，以及對這些經驗的藝術處理——也即范小青所謂的“我經驗過的”、“我非經驗過的”經驗和自己的感受。作家金仁順認為經驗對于作家來說是個人化的，這也決定了我們的文學經驗具有個人化、個性化的特點。在文學表達時，很多人都將經驗等同于現實和經歷，但是在文學領域內除了文學經驗，還有人性的經驗。

“中國經驗”本身也具有復雜的方面。因此，復旦大學中文系陳思和教授首先提出何為“中國經驗”，他認為我們應該避免直接的概念濫用，重新審視“何為中國經驗”。其次提出“中國經驗”的作用，即“中國經驗”能不能涵蓋和解決當今的實際問題。當今中國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中國經驗”更應該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并且，當代文學的“經驗”并不是“中國經驗”，而更應該稱為“個人經驗”，因此不能用理論進行簡單概括。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王光東主要從“地方經驗”的重要性上闡釋了“中國經驗”和如何表達“中國經驗”的問題。他認為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和當代中國社會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背景下，地方性的文化仍然或隱或顯地呈現在作家的創作中，從文學意義上說“地方性”尤為重要。清華大學外語系生安鋒教授主要從老舍著作中的世界主義因素及其成因方面進行論述，認為“中國經驗”是雜糅的經驗。在老舍著作中世界主義的敘事與其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敘事交纏在一起，建構起一個復雜矛盾的文學世界，有意識地回應了世界大同思想。復旦大學中文系王宏圖教授也強調了當今“中國經驗”的差異性和曖昧性特質。他認為“中國經驗”是外延很大的概念，因此首先要考慮中國經驗的個體性、特殊性的特征，不能刻意抬升某一部分經驗的重要性?！爸袊涷灐北旧砭哂胁町愋院蜁崦列?，其次還要有兼容并蓄的特征。

除了發現“中國經驗”具有復雜性，還有學者甚至直接對“中國經驗”進行質疑。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教授針對中國經驗的具體狀況，結合當代文學的鄉土派作家、知青作家以及先鋒派作家的創作實際，認為莫言、賈平凹、閻連科等這一代鄉土作家的文學經驗不僅沒有知青作家的觀念化，也避免了先鋒派無法將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和中國本土經驗相結合的弊病。同濟大學人文學院王鴻生教授指出我們在談中國經驗時，不能把中國經驗作為一種固態的理解，因為這個經驗一直在生長之中，它的邊界甚至到現在還未明確，關于這一點我們應該有自覺意識。南開大學文學院周志強教授，意識到了當代中國“偽經驗”的書寫問題，并且發現當前中國社會的敘事危機面臨吊詭的局面：主流意識形態框架內的敘事危機與資本體制話語框架內的敘事危機處于雙重交織的狀態。他認為在這一狀態之下，文化批評可以通過寓言闡釋的方式“還原”偽經驗，也可以通過寓言批評的震撼性效果暴露現實矛盾，表達出真正的歷史意義。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劉旭光教授從視覺現代性的角度出發，闡釋了“中國畫”中西方寫實觀念、現代形式感跟中國傳統美感經驗的沖突融合，他認為由此形成了當代中國的美感經驗。這種源自革命、源自融合的經驗，才是現實的中國經驗。

上海大學文學院曾軍教授認為，當代中國文論話語的“中國經驗”可以同時在三個維度上展開。首先是關注“中國經驗”的復雜性，其次在基于人類文明共性的“共同經驗”中歸納普適性經驗，最后要依據“共同而有差異的經驗”建立具有中國性的“特色經驗”?？傊?，當代中國文學所形成的創作經驗及其所面臨的問題，需要建立古今中西的意識，將“中國化”、即將“中國化”或影響當代中國文學發展的問題界定為“中國經驗”，并探討理解、闡釋和解釋的方案。

二、“文學表達”的方式、認知與倫理

當代中國的“文學表達”也是作家和批評家們關心的問題。

作家范小青總結出兩種文學表達方式：一是正面進攻，也就是用瑣碎的、日常的、正常的細節，建構起一個小說世界的正影；二是反彈琵琶，反寫也是一種表達方式。范小青認為，作家要自覺地提高作品的難度和精神的高度，需要力避路徑依賴和一望即知、毫無新意的重復寫作。作家金仁順也表達了她對于“話語創新”的警惕和反思，她認為當今的網絡話語是對純潔漢語的破壞，這是有關總體墮落的問題。所以所謂的話語創新首先要規范個人修養，修養好了才有平臺和基礎談其他對象。因此她更傾向于尊重語言歷史，遵循漢語優雅的品性。

陳曉明教授認為，中國經驗具有原生性、異質性、世界性，因此對中國經驗的表達既是“不可能性”的，又是有意義的。周志強教授進一步談到文學表達方式與經驗的關系，中國的經驗是曖昧的、無法言說的，同時經驗一旦觸摸到個人經驗層面時，卻無法利用現行的概念和框架框住，一旦變成經驗敘事就成了對經驗的傷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黨委書記、副院長張政文教授，贊同文學創作的老底子就是偽生活經驗問題的觀點，認為這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時代性問題，因此他主張文學和文學表達應當面向生活、回歸生活，從生活當中來。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的張志林教授認為，文學是一種獨特的認知方式，在探索存在、構造世界、推進理解方面具有獨特性。并且他發現在中國文學領域有這樣一種現象：不停地在訓誡說教、功利需求和感官娛樂之間來回搖蕩，而缺乏探索存在的認知激情。他認為探討文學認知功能對中國文學具有啟示作用。

蘇州大學文學院的劉鋒杰教授從超越文學政治化的角度思考文學正義問題，他認為“文學正義”主要包括生命正義、情感正義與個體正義。其中，文學正義首指生命正義，這是文學正義的本體原則（本真性）；文學正義再指情感正義，這是文學正義的直覺原則（感染性）；文學正義還指個體正義，這是文學正義的差異原則（多元性）。這三個特性與其他的社會正義進行交流和對話，共同組建成一個以社會正義為基礎的、更為豐饒的“文學正義”領域，使“文學正義”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并形成作用于其他社會正義的獨特方式和獨特效果。

澳門大學中文系朱壽桐教授以現代漢語書面語系統中產生的翻譯語體為對象，闡釋了這一語體背后的文化心理，以及它對中國理論、漢語文學、文論話語創新的創造性影響。他認為翻譯語體是現代漢語非常特殊的貢獻。翻譯語體產生的原因包括：一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對于西方的文化資源，包括文學制度帶著某種仰視，甚至崇敬的心態，使得我們能慎重地面對翻譯的對象；二是我們在翻譯西方著作時，正好是中國現代漢語從古代漢語里面取得話語支配權，并試圖營造自己的書面語的階段。所以文學家、翻譯家在探索現代漢語的書面語，同時也在探索與西方書面語體更加吻合的翻譯語體，翻譯語體對于發展中國文論話語具有建設意義。

三、話語創新的理論資源與現實問題

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建設離不開話語創新，與會專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其予以關注。

陳思和教授認為，每個理論家都有個人的理論話語，因此并不存在能夠涵蓋所有問題的所謂“理論話語”。理論并不是萬能的，不是普適的。中國的經驗是沒有先例的，不可借鑒的，因此理論也是如此。理論話語應該從實際生活中提取出來，而不是從書本到書本之間傳播。上海市社聯《上海思想界》主編許明認為，需先慎重思考中國本土審美經驗的理論化前景。當前我們擁有中國古代的本土審美經驗，卻沒有表達中國畫的傳統審美話語和美學理論，當代人無法敏銳地感受到古人的審美感受，也無法準確地表達古人的審美經驗。如何解決理論界無法理論化闡釋本土審美經驗的問題，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應對當前的文論現象進行價值引導。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吳冠軍教授另辟蹊徑，試圖通過引入歐陸思想家的批判性話語資源，重新梳理民主與人民概念的復雜性以及當代西方實踐中的諸種結構性困局，在此基礎上重塑中國經驗的理論價值。而這些宏大的政治話題，對我們理解文學，尤其是文學中的政治經驗有一定的意義。南京大學哲學系藍江教授，從朗西埃的觀點分析了中國的底層話語和歷史敘事。藍江教授認為，“工人階級”、“優秀的革命者”是知識分子偽造的概念，替代了雜多的工人形象。知識分子對工人底層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給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即如何再現底層人物形象的問題，以及中國的底層話語怎么才能真實表現出來。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榮躍明認為，當前文學生產結構轉型導致批評的意識形態主導權旁落，重建文學批評話語本質上就是重新奪回文學意識形態主導權。文學批評要在文學生產活動中發揮應有作用，要有使命擔當，因此要在新的實踐上重塑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的批評話語。

關于“文論話語創新”方面，復旦大學中文系欒梅健教授提醒我們，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體系，必須堅決反對崇洋媚外，堅持本土學術自信。他認為“海外漢學”對于拓展人們的學術視野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但同時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偏重社會學研究的學術方法，也限制了他們對于中國文學的深入認識和準確把握。因此增強文化自信，便成了當下一項重要的工作。而當國內學者敞開大門，借鑒、接受海外學者的文學研究成果與方法時，最需提防的是洋奴哲學與犬儒主義。

還有很多專家學者提出了各種實現中國文論話語創新的具體途徑和方法。黃河科技學院魯樞元教授反思了現代社會的學術形態，主張建立一種綠色學術及其話語形態。一些看似不規范的學術著作，既深潛于經驗王國的核心，又徜徉于理性思維的疆域，全都成了生態文化研究領域公認的“學術經典”，即所謂的“綠色學術”經典。借鑒前人觀點，他認為“綠色學術”的話語，是一種融匯敘事、講故事方式的“研究話語”和“學術話語”，同時也是一種更貼近研究對象的話語形態。而其內涵與表現方式究竟如何還有待于深入探索。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高建平研究員主張從關鍵詞比較入手，推進當代中國文藝理論體系建構。第一，從當代文論的病癥出發，學科間既不能畫地為牢，在引進最新理論時又不要簡單復述西方理論，把學術時尚當作學術前沿；第二，對于理論的生長途徑，理論要面向現實，面向本土經驗，面向生活，要找到中西之間各自的語境相互啟發；第三，應融匯古今中西，尋找中西之間關鍵詞相同相異的細微差別；第四，理論發展關鍵是創新，創新要面向當下和實際，要超越原本美學領域的研究對象，逐漸形成我們的話語體系建設。

深圳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王曉華教授認為，漢語詩學曾處于“失語”狀態，而“身體話語”則使當代漢語詩學獲得了與西方詩學平等對話的可能性。在傳統漢語詩學、實踐美學、身體寫作的強大合力下，不斷要求人們承認身體的主體性。借此，當代理論可以從身體出發，建構出自洽的身體話語，演繹回歸身體的完整路徑，并且可以轉化為相應的詩學表述，漢語文學理論將出現徹底的轉型，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