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對外援助，中國如何超越西方好心辦好事？（上）

林毅夫：對外援助，中國如何超越西方好心辦好事？（上）

來源｜觀察者

這邊廂和張維迎對戰產業政策，另一邊林毅夫的研究和實踐并沒有止步：繼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大旗張起之后，林毅夫繼續豐富他的理論，他將目光投向了中國的對外援助上。

而這一次，不僅僅是理論。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之際的南南合作圓桌論壇上宣布成立的南南合作學院，由林毅夫出任院長，已于9月初開學，來自20多個國家的學員齊聚北大燕園，聆聽中國的成功發展經驗。此前，世行工作期間，林已經幫助埃塞爾比亞及盧旺達引進中國企業投資，為非洲當地人造了無數個就業機會。

9月25日下午，北京的秋天，藍天白云，氣候宜人。觀察者網編輯在這里見到了林毅夫。這一天，他帶著新書《超越發展援助——在一個多級世界中重構發展合作新理念》做客北大博雅講壇，并發表題為《南南合作機制與中國企業機遇》的演講。

此時，距林毅夫教授離開世行有4年之久。林毅夫談及新書坦言：這是一個新的課題，因為在世行做的大部分是與援助有關的工作。講座還有一位氣質優雅的對談嘉賓——王燕女士。她是《超越發展援助》一書的合著者，在世行工作20年，做了大量中非發展合作與投資的研究工作。

南南合作，這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半m然發達國家和多邊金融機構提供的各種援助高達3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卻還是在貧困當中?！绷忠惴蚋锌?。

原因正在于，“思路決定出路”?！鞍l展中國家和多邊機構的努力不成功，最主要的是它們的思路受到主流的發展思潮的影響，而這些發展思潮并不是非常合適的。因此，有很多是好心并沒有得到好的結果”。

無論最開始結構主義提倡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還是后來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徹底私有化，西方多邊機構給發展中國家的藥方，并沒有改變他們的經濟面貌。相反，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錯誤的雙軌制，給中國以及東亞部分國家，帶來了高速的經濟增長。

2008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超過了發達國家，已經成為增長的主要引擎。隨著中國政府倡導“一帶一路”并牽頭建立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金融機構，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一個新的、多極的、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結構正在出現。

在持續數十年的西方援助，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并附帶華盛頓共識的發展藥方作為條件，已經證明失效的時候，中國帶著“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新發展思路，正成為援助發展中國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那么，中國如何不重蹈覆轍，如何超越西方的援助舊思路，好心辦好事？林毅夫對此有著深入的思考，包括實踐經歷。從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低迷期，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到如今對外援助的超越發展援助，以林毅夫為代表的中國本土經濟學家的思想，正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日漸被證實更加有效，從而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不容忽視又積極務實的中國智慧。

以下是林毅夫的演講全文，主辦方北大出版社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在今天的一個小時左右的報告里，我想談幾個方面：

第一，要解釋為什么要超越發展援助，怎么超越？我想從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說明為什么過去的發展援助不成功？怎么樣讓傳統的發展援助內涵能夠有所拓寬，讓發展能夠真正地在發展中國家實現？

如果理解了這種擴大了的發展融資支持概念以后，我們發現，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其實有很多新的資金來源，幫助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按照這種援助思路，這些還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可能像中國、像東亞經濟體那樣實現快速發展。最后是一個簡單的總結。

二戰后僅個別發展中經濟體成功跨入高收入階段

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部分的前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擺脫了西方列強的控制以及影響，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

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地區自己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也成立了很多多邊的國際發展機構，包括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還有各個地區的發展銀行，像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拉丁美洲開發銀行等等，也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援助。

除此之外，發達國家也成立很多雙邊的發展機構，像美國的USAID（美國國際開發署），還有英國、法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雙邊對外援助機構。它們的目的，是希望這些發展中國家能夠發展起來，實現現代化，但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即使經過自己的努力，以及多邊雙邊的幫助，還是長期陷在貧困的陷阱當中。

擺脫貧困是所有國家的共同愿望，也有幾個經濟體，比如亞洲“四小龍”，比如我們自己，同樣曾經陷在貧困的陷阱當中好幾個世紀，但是經過努力之后，從第二次大戰以后，逐漸變成新興工業經濟體，有些已經變成高收入經濟體。我們改革開放以后也快速發展，從一個人均GDP連非洲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的貧窮落后國家，變成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但是像非洲、南亞、拉丁美洲國家，它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陷入貧困陷阱當中一直沒有發展起來，這并不是個例。

從統計數字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總共有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到現在為止，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臺灣。當然到2020—2025年之間，中國有可能會變成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高收入的經濟體。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也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經濟體。這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里，有8個是石油生產國、或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很小，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也就是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將近180個發展中經濟體，跟非洲以及南亞的一些國家一樣，一直處于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我想，從第二次大戰以后，大家都有實現現代化、提高收入、趕上發達國家的愿望，但是成功的只有這少數幾個，令人非常失望。

3萬億美元援助 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沒有擺脫貧困

如果我們要了解為什么有些國家和地區長期在低收入水平上，我們就要了解經濟發展的含義是什么，經濟增長的含義是什么。

從工業革命以后，經濟發展最表面的現象是人均收入水平越來越高，這就要求這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那么要怎樣提高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呢？首先是現有產業必須不斷進行技術創新，讓每個勞動者生產出來的東西越來越多，越來越好。

第二，要不斷的產業升級，新的產業附加價值要比原來的產業附加價值高，所以可以把勞動力、各種資源從低附加價值產業向高附加價值產業轉移，去重新配置，這樣勞動生產率水平才可能不斷提高。

不僅勞動生產率水平要不斷提高，隨著技術發展、產業升級，經濟規模越來越大，產品的市場范圍越來越廣，現在的產業不但要有電力、交通這些硬的基礎設施，還要有法律、保險等制度保障。

此外，現代化技術和產業所需要的資本也越來越多，風險也越來越高，這就需要金融體系來動員、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這些都會影響到一個經濟體當中的交易費用。

所以現在的經濟增長表面上看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它本質上是決定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因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的不斷完善。

以非洲為例，非洲為什么是現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因為非洲還沒有完成從傳統的農業、資源依賴的產業向現代化的制造業轉型。目前非洲80%以上的出口是農產品和礦產資源產品，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當中，直接來自農業和礦產資源的差不多30%。

這種情形跟中國在1979年的時候非常相似，當時中國出口產品中75%是農產品或農產品加工品，有81%的人住在農村，以農業為生。我們現在能夠變成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制造業的轉型，不斷攀登產業階梯，慢慢進入到后工業化的、以工業為主的階段。

非洲吉布提的貧困兒童

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以及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可以以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作為參考，這在經濟學上叫“后發優勢”。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制度完善的成本，會比發達國家更低，風險更小，所以它應該可以比發達國家發展更快。

主持人阿憶提到2000年底的時候我在鳳凰衛視做節目，提出2000—2030年，中國如果懂得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產業差距，以此加速自己國家發展，應該是有潛力維持8%的增長20年。如果這個可能性實現的話，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可以超過發達國家。

當然阿憶也說了，其實我們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就已經超過發達國家。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在第二次大戰以后，在非洲、南亞，大部分國家還陷在低收入陷阱，拉丁美洲國家一直還在中等收入徘徊，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沒有縮小，理論上有可能，但實際上沒有實現，這是很令人納悶的現象，為什么？我想作為學者，我們必須去研究，去了解。

我們知道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你要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進行產業升級，這些都是需要投資的。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比如要建立電站、港口、公路，同樣是需要投資的。所以投資在現代經濟增長當中是不能缺少的，投資就需要資本。

二戰以后，多邊國際發展機構，像世界銀行，還有雙邊發展機構，像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多贈款或是低息的優惠貸款，從理論上講這些援助提供了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資本，有了資本以后，這些發展中國家就可以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應該就可以發展得很快。但是據統計，雖然發達國家和多邊金融機構提供的各種援助高達3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卻還是在貧困當中。

現在中國變成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了，中國也開始對外提供援助了，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應該研究怎樣使中國的對外援助，真正能夠“好心辦好事”，讓接受我們援助的國家也能夠實現現代化。就像習近平主席所講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為什么援助不成功？

2008年，世界銀行有兩位諾獎獲得者，一位是研究經濟增長的羅伯特·索洛，另一位是邁克爾·斯賓塞，他們兩個人牽頭組織了二三十個來自于發展中國家、有理論基礎并且有很多實踐經驗的專家學者，組成了一個增長委員會。

他們研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每年7%或者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并維持了2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從19世紀末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長期的增長速度大約是3%，如果發展中經濟體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長的話，就代表它的經濟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高兩倍還多，如果維持25年或更長時間，就可以大大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增長委員會發現這13個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的特征：第一，它們是開放經濟，它們用世界上先進的技術、理念，來生產世界所需要的產品，也就是利用它們的比較優勢來生產，利用后發優勢來發展。

第二，它們都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第三，它們都有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第四，它們都是市場經濟，或是走向市場經濟的國家。第五，它們都有一個積極的、有為的政府。

增長委員會說這五個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不是成功的處方，就像中藥材一樣，如果要成功，一定要有這五種藥材，但是單單知道藥材，沒有藥方的話還不夠。因為我們知道，每種藥材如果用量對的話，它可能就是良藥，如果用量不對的話，它就變成毒藥了。

另外我們發現，成功發展的經濟體還有一個特色，有些是完全靠國內的資本積累，像日本、韓國，它們在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不歡迎外資的，也不允許它們的企業向外國借錢。

我們改革開放以后，外資進來的不少，但是雖然從總量來看相當多，但是從相對量來看，外資在我們國民經濟投資當中的比重是不高的，大概在5%、6%左右。而有些國家，像新加坡，則大量利用外資。

我想對經濟發展，我們不僅要知道哪些是重要的要素，還要知道有什么好的藥方，這是一個在研究上很有挑戰性的一個問題。因為如果只是講成功的要素，我們可以直接看發達國家有什么，我們缺什么，然后就認為發達國家有的就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但實際上單單有那些條件是不是一定能成功，不見得。

所以我們必須清楚了解到底怎樣的政策組合，才能讓一個國家成功，并且表現出這些特征，這是我這些年研究的一個努力方向。

就像凱恩斯在他革命性的著作《通論》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節的最后一句話所說：“是理念，而非既得利益，是成敗的關鍵?！边@就像我們常講的“思路決定出路”，思路是最重要的。

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收割景象

發展中國家和多邊機構的努力為什么不成功？最主要的是它們的思路受到主流的發展思潮的影響，而這些發展思潮并不是非常合適的。因此，有很多是“好心并沒有得到好的結果”。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再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展中國家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它們當時的發展思路，發展理論，它們制定的政策到底取得了什么效果。

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一個新的現代經濟學中的子學科，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政治上的獨立，要追求現代化，根據這一需要才從現代經濟學中分離出來的子學科。第一版發展經濟學，現在稱為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的看法是，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要和發達國家水平一樣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就應該和發達國家水平一樣高，你使用的技術、生產的產業，必須跟發達國家處于同等水平。

當時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基本上是資本非常密集的現代化產業，而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產業，基本上是農業和資源產業，它們使用的技術是傳統的技術。當時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能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是因為它們的產業落后，它們沒有發達國家那些現代化的產業。

因此結構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如果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的話，就必須要學習發達國家的那些產業和技術，而他們又發現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產業按市場來配置資源發展不起來，因此結構主義就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各種市場失靈。

那么，他們的建議是什么？就是必須由政府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資金，直接配置資源、資金到現代化的大產業。這是當時的發展思路。本來發展中國家出口的是農產品和礦產資源，進口的是現代化的工業制品，這種發展思路就被叫作進口替代戰略。

這個理論好像邏輯非常嚴謹，跟現象觀察也很一致，把發展中國家落后的道理講得非常清楚，也非常有說服力?；旧系诙问澜绱髴鹨院?，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非社會主義國家，采取的都是這種政府主導，去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的進口替代戰略，或者叫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

這種戰略的結果通常是，有幾年投資拉動的經濟快速增長，但是經過五年十年以后，這些國家經濟都開始停滯，然后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我們知道，理論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結構主義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但是理論的目的還是幫助人們改造世界，從這一角度來看，結構主義并沒有達到它本來的目標。

古老的亞洲女人在街上看著正在發生的事情

于是到了70年代末我們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世界上開始進行了各種反思，當時出現的新的思潮就是現在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對于發展中國家為什么經濟發展不好，新自由主義認為是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有太多扭曲，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造成各種租金，也就產生了各種尋租、腐敗的現象。而發達國家通常有完善的現代化市場制度，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少。

當時新自由主義的看法是，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能擺脫貧困，就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因為政府失靈，所以新自由主義的建議是政府要退出，把各種扭曲同時取消掉，把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的各種制度安排一次性引進來，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

這種看法也是很令人信服的，但是結果怎么樣，經過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以后，有些經濟學家開始盤點，發現發展中國家在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平均增長速度比六七十年代的水平還要低，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比在六七十年代還要高，當然貧困狀況也就不能解決，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擴大。

所以有些經濟學家就把發展中國家在八九十年代的這二十年，稱作是“迷失的二十年”。最近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進行了反思，他們接受了這樣的判斷：即，用意是好的，但結果很差。

再看東亞這些成功國家的政策，它們在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時候，推行的政策不是當時結構主義主張的用進口替代的方式，直接去發展現代化產業，迎頭趕上發達國家。它們是先去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產業，而且是出口導向，這種政策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是絕對錯誤的，因為發達國家都是發展現代化大產業，技術非常先進，你發展這種小規模、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怎么能趕上發達國家？

結果發現，真正縮小跟發達國家差距的，卻是在當時推行被認為是錯誤政策的這些東亞經濟體。在80年代開始進行轉型的時候，有幾個國家在轉型當中實現了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這些國家包括中國、越南、柬埔寨，還有70年代的一個非洲小島國毛里求斯。

中國利用后發優勢，發展自己的比較優勢產業，創下了經濟發展奇跡

這些國家推行的是漸進的、雙軌的政策，一方面繼續保持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扭曲，給原來政府優先發展產業當中的國有企業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傳統上受到壓制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準入，而且因勢利導，積極招商引資，建立經濟特區、工業園等，來幫助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發展。

但是八九十年代的主流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著名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曾說，你拿一個問題問五個經濟學家，會得到六種不同答案，但是對“華盛頓共識”的看法大家是一致的，而且認為，計劃主義不如市場經濟，但是最糟糕的就是漸進的、雙軌的經濟。

在香港的舊公寓

在當時主流經濟學看來，這種漸進的、雙軌的經濟肯定是錯誤的，但是現在真正實現穩定和快速發展，縮小跟發達國家差距的，卻是當時推行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路徑的國家。

這些成功的經濟體還有一個特征，它們基本上都是市場經濟或者是走向市場經濟，好像新自由主義所講的市場非常重要，在它們這里能夠體現，但是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有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好像結構主義所講的有為的政府它們也有。所以它既不是新自由主義，也不是結構主義。

從認識世界來講，對于發展中國家為什么趕不上發達國家，或者沒有像發達國家表現那么好，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似乎能夠解釋得很清楚，但是按照這樣的政策去做，基本都失敗了。而且根據現在的主流理論，不管是結構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也沒有辦法解釋為什么只有少數幾個國家能取得成功。

在這種狀況之下，當然我們應該進行反思。我的新結構經濟學實際上就是進行這種反思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