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如何更積極

由于貨幣傳導機制一直不太順暢、存量泡沫居高不下、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等諸多原因，指望貨幣政策發揮更大作用已經不太現實。因此，人們將視線又轉向了財政政策，希望通過財政政策的精準發力，穩住中國經濟企穩勢頭并順利進入健康的新常態。

為此，決策層上調了預算赤字的上限，有關部門官員也公開吹風認為中國的財政政策還有著相對寬松的空間，而不少學者也撰文指出投資于短板領域不會加劇產能過剩，以及中國依然需要階段性依賴投資來為經濟轉型贏得時間和空間。

一直以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的雙引擎，前者被更多賦予了偏市場化調控的角色，而后者更多帶有政府和計劃性的色彩，被視為可以更好地勝任市場不太偏好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進行逆周期操作從而熨平市場波動的任務。這也被視為是中國模式的特色優勢之一，而上一輪四萬億刺激計劃的邏輯和信心也即來源于此。

除了建設性投資即建設財政之外，中國的財政支出還承擔著保障民生的功能，這一方面是社會公平所系，近年來更被賦予實現“中國夢”的使命和任務，此外當然更多也是出于以民生支出拉動內需的考量，也即一方面著眼于以加大保障力度讓老百姓放心消費，另一方面則直接圍繞保障民生進行建設性投資，比如前幾年大規模推進的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及萬村千店等工程。

在產能過剩加劇大背景下，直接或間接的建設型財政支出的空間都不太大。比如考慮到待售商品房面積的不斷加大，停止大規模新建保障性住房，轉以租買商品住房為主來滿足居民保障性居住需求的呼聲早已不絕于耳。即使以拉動消費而言，近幾年來相較于由市場驅動的電子商務消費浪潮，有關部門直接推動的萬村千店和家電下鄉等工程只能瞠乎其后自愧弗如。

這都要求人們反思積極財政落地的更合適路徑，如何在避免直接赤膊上陣的情形下更好地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多在承擔經濟轉型成本、潤滑經濟換軌過程和完善新型制度環境建設等方面發揮更大的功能。

當前一些地方存在懶政怠政現象，一方面是因為懾于反腐威力沒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間，也就沒有推進建設的動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地方債務壓身，加之土地財政等既有“錢轍”不復以前靈光，而加大民生投入力度的要求又不斷加碼，一來二去留給推進建設性財政的騰挪空間已然不多。因此除了盡快建立反腐的制度框架和新的政績激勵體系及績效考評機制外，加大地方債置換力度，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進程，讓地方政府在擺正自己位置的前提下，能夠積極發揮自身在市場經濟建設中應有的作用，從而擺脫懶政怠政狀態，對于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增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歷史表明，凡是上下同心、利益取向較為一致的階段，一般也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階段。

目前地方債的處置過多依賴以新換舊的展期模式，無法有效盤活存量資金，既沒有真正令地方擺脫重負，也導致銀行體系資金運行效率的折損。因此如何以適當的輔助性財政手段如保本付息等，加快地方債的資產證券化進程，加大其市場化流動力度，應成為有關各方下階段工作的重中之重。此一工程的推進，將實現地方政府信用的市場化考驗模式，倒逼地方政府量入為出，并加大預算公開透明力度，從而真正實現地方政府行為模式的轉換。

地方債證券化進程的推進，也將為被寄予厚望的PPP模式增添助力。PPP項目投資數額巨大，回報周期較長，對逐利性較強的民間資本吸引力不是很大，但對追求長期穩定回報的機構和普通投資者不乏吸引力，如能通過一定的財政輔助手段實現投資的證券化，并進行市場化發行和流通，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將能更好發揮吸收社會資本進行規模投資。

這一方面有利于豐富中國金融市場投資品種，推進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更好地實現直接融資，從而為銀行體系減負；另一方面通過委托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相關產品的設計和發行，也有利于緩解因利率市場化壓力導致的銀行高息攬儲、理財產品偏多等高風險偏好，從而令銀行體系的轉型更為順利，對貨幣政策的傳導也更為順暢。

面臨人口紅利等傳統競爭優勢消退的壓力，如何通過財政支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也應該成為決策層重點考量的目標，比如如何通過加大中央層面的財政支出實現社保醫保隨身走，從而打造一個更有活力和競爭力的勞動力市場等等。

財政應該也可以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在既有的建設型和民生型財政之外走出一條更能發揮效力的新路，從而不僅和貨幣政策互為輔助，更發揮推動體制轉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