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模式，越自信越受尊重

本報記者 楊瀾

從老生常談的“中國威脅論”“中國衰落論”，到有點“新意”的“中國拖累論”“中國世紀元年”，這些年，中國的發展總是備受關注。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看來，不管國際社會如何議論，“中國學界要自信，要敢為天下先，這樣做，人家也會更尊重你”。這家以“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為研究重點的智庫去年底由復旦大學的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和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合組建。近日，張維為教授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西方最終會意識到，中國模式中的戰略規劃能力、執行能力、糾錯能力等對西方解決今天自身許多問題都是富有啟迪的。

有兩種人不認同“中國模式”

環球時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和內容是什么？

張維為：我們的核心研究團隊是一批志同道合、研究能力強、有豐富海外生活經歷并真正認同“中國道路”的學人。大家都在各自領域內取得公認的成績?，F在走到一起，成立這個研究院，力爭把重點研究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提高到更新的水平。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一帶一路”也好，亞投行也好，背后其實都是中國模式，比方說，“一帶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合作共贏”，是“互聯互通”，是“要致富，先修路”，是“戰略規劃”和“戰略規劃對接”，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特點。世界上多數國家其實是沒有戰略規劃的，或者即使有某種規劃，也難以一以貫之地執行，換個黨執政，前期的規劃可能就泡湯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后，不少國家就開始學習我們的模式，開始搞規劃，甚至開始不同黨派的協商。

環球時報：您原來主持的“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為什么當時名字不是“中國模式研究中心”？

張維為：“中國發展模式”主要指的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模式，“中國模式”涵蓋的范圍更廣，它可以指“中國發展模式”，也可以包括其他內容，如“中國政治模式”“中國商業模式”等。究竟誰最早提出“中國模式”，還需要考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最早提出者之一。上世紀80年代我有幸給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做過很多次翻譯，鄧小平本人就多次提到過“中國模式”，《鄧小平文選》里對此有多次記載，如1988年5月18日，他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就說過“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F在不少文章說，“中國模式”是美國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2004年談“北京共識”時提出來的，這是非常不嚴謹的。

“中國模式”這個概念非常好，我們國內主要是兩種人不認同它。一種是覺得“模式”就等于“樣板”和“要別人照搬”的意思。實際上，“模式”這個詞確實有樣板這一層的意思，但是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對一整套經驗的歸納和總結。我們改革開放當中，“模式”這個概念用得很多，如“深圳模式”“蘇南模式”“浦東模式”等，就是經驗和規律的總結，沒有強加于人的意思。另一種反對聲音是源于缺乏道路自信，在他們眼里，怎么可能有中國模式，只能有西方模式。中國要做的無非是爭取接近西方模式，這對于我們這些在西方長期生活、學習和工作過的學者來說，實在是貽笑大方。西方模式下，過去20多年，多數國家都經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他們中多數人（包括美國人）的實際收入這么多年都沒增加，甚至減少，這種模式怎么能成為中國學習的榜樣？

環球時報：國際上也有“韓國模式”“波蘭模式”等說法，據您了解，國外有研究這些“模式”的智庫嗎？

張維為：我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其他國家有也好，沒有也好，與我們關系不大，中國學界要自信，要敢為天下先，這樣做，人家會更尊重你。另外，美國可能沒有以“美國模式”命名的智庫，但實際上，誰都知道美國很多智庫和非政府組織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全世界推銷“美國模式”。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今天你會發現，中國研究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的顯學，其中一個主要內容就是研究中國發展模式。

環球時報：有些外國學者似乎不愿談中國模式的問題。您認為，該如何談“中國模式”才容易讓外界接受？

張維為：我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我2006年就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中國模式的魅力”文章，總體得到的反應也比較積極。這可能是語言溝通的問題，對非這個領域的專家，也許不一定用“中國模式”而用其他概念，如中國的一整套做法，中國的一整套思路，他們就理解了。

中國模式的幾個啟迪意義

環球時報：有人和您進行過爭辯，比如說“根本不存在中國模式”嗎？

張維為：我剛才說過，國內有些人很不自信，總覺得可以有美國模式，不可以有中國模式。北大的潘維教授曾調侃過這樣的人，我先借用他的話來回答你的這個問題，他說：批評中國模式主要有三個觀點。第一，中國還不完善，還有很多缺點。然而現實世界怎么可能會沒有缺點，怎么可能有完美的國家呢？當然有，美國完美無缺，美國經驗完美無缺，所以可以有美國模式，不能有中國模式。第二，中國還處于變化當中，而現實世界怎么可能不變化呢？哪一個國家幾十年沒有變化？當然美國沒有變，美國200年都沒有變，所以可以有美國模式，不能有中國模式。第三，中國太特殊，中國經驗不能擴散，而且擴散有害，但是哪一個國家的經驗不特殊，能擴散呢？美國經驗可以擴散，人家可以照搬，所以可以有美國模式，不能有中國模式。

我這里只想補充一句：非西方國家照搬美國模式的，照搬一個失敗一個，大致是兩種結局：要么是從希望到失望，要么是從希望到絕望。其實美國國內也沒有搞好，美國應好好反思自己的模式了。我看美國大選期間，反思美國各種問題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多了。

環球時報：為什么中國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不能走西方模式？

張維為：西方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最大問題是政治機器空轉，民生改善無望，陷入混亂的很多，陷入戰亂的也不少。“顏色革命”迅速褪色，“阿拉伯之春”迅速變成“阿拉伯之冬”，都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國家是一個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個層面的復合體。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最多只能改變其政治層面一些表面的東西，其他層面很難改變，所以西方模式最后都導致了嚴重的水土不服。中國已找到自己的成功之路，雖有不足，但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競爭。當然，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環球時報：是否發展中國家相對西方發達國家更認同中國模式？

張維為：“認同”這個詞不一定準確，應該說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模式抱有濃厚的興趣，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表示要向中國取經，因為中國模式帶來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這給發展中國家帶來許多震撼和思考，而西方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問題又非常之多，這兩種模式產生的結果對比太鮮明了。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有很多啟迪。西方最終會意識到，中國模式對西方解決今天自己的許多問題也是富有啟迪的。比方說，中國模式中的戰略規劃能力、執行能力、糾錯能力都明顯比西方模式強。

環球時報：有墨西哥學者近日撰文說，拉美國家就不太適合“復制”中國的發展模式。為什么有的外國學者會認為“不太適合”？

張維為：其他國家可以借鑒中國模式的一些思路和做法，如實事求是的理念、如漸進改革的思路，如什么都要先試驗一下的做法等，但一定要結合本國實際情況。另外，在過去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在大部分時間內都是領先西方的，中國落后于西方是近代發生的事情，所以中國人百年奮斗的目標是重返歷史之巔，世界上具有這種“天降大任”的民族并不多。

中國超越的世界意義

環球時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去年初認為“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中美都有學者不贊同他“2015年是中國元年”的觀點，比如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美國世紀”還遠沒有結束。您注意到這些議論嗎？

張維為：斯蒂格利茨是我比較尊敬的一位學者，他在世界銀行工作過，知道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給非西方世界帶來了多少災難。他關于“中國世紀元年”的說法，是西方人比較習慣的表述方式，因為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經濟規模在2014年超過了美國。你可以不同意他這個表述方法，但一定要了解這種超越的世界意義，它意味著人類歷史上社會主義制度第一次創造了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創造了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它對整個世界帶來的影響怎么評價都不會過分。至于“美國世紀”是否結束，我們不必糾纏這種概念，但以我對美國的了解，如果美國的政治體制沒有深刻改革的話，特別是需要改變美國資本力量對其政治制度的過度影響，那么，美國整體走衰的態勢將難以逆轉。

我去年曾與《紐約時報》的記者有過一個訪談，我告訴她，美國與其“重返亞太”，不如“重返美國”，與其把那么多資源浪費在維持美國的軍事霸權上，還不如把這些資源用在好好修一修美國的基礎設施，從機場、地鐵、鐵路到橋梁，即使用今天中國中西部地區的標準來看，都要好好修一修了。

環球時報：總是預測“中國崩潰”的章家敦近日又在美國《國家利益》談“中國經濟會在2016年崩潰嗎”。對這樣的論調，您怎么看？

張維為：章家敦早就成了國際社會的一個笑話，從過去這么多年的情況來看，他一預測“中國崩潰”，中國就躍上一個新的臺階，所以只要他一預測“中國崩潰”，我就感到放心了?！◤偷┐髮W中國研究院院長助理陳康令博士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