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與傳媒影響下的庸人主義
——論《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龍若華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210046）

知識分子與傳媒影響下的庸人主義
——論《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龍若華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210046）

21世紀以來，民眾對于知識分子的刻板成見逐漸加深，社會涌現出庸人主義與工具主義的思潮，而知識分子對于自身的審視仍然十分缺乏。本文詳細介紹了《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書的作者、寫作背景與章節資料，并從知識分子自身、社會思潮、媒介三個方面分析了針對知識分子的成見形成的原因。

知識分子；傳媒；庸人主義；工具主義

21世紀以來，許多在學術研究和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全身心投入的學者逐漸被貼上“古怪”、“不切實際”這樣的標簽。英國現內政大臣、前教育大臣查爾斯·克拉克堅持說他的政府沒有興趣支持“學者追求真理這一中世紀觀念”，認為為教育而教育這一信念“多少有些不可靠”。印度孟買大學英文系前系主任伍林達·納伯爾指出，“無論在學生中還是在大學里，人們越來越認為人文科學和語言是并非必須的個人嗜好”。同樣，在美國，1970—1995年間，大學里外語專業的學生人數下降了37%。

作者弗蘭克·富里迪深切地感受到知識分子的迷失，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上發表了有關大學的若干文章，并收到許多表明了同樣擔憂的讀者來信。2001年5月，富里迪先生在《星期日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如今大學起什么作用？》的文章，探討了校園中學術刺激與挑戰的相對缺失，指出“許多時候，學生們可以在大學里呆上一年而沒有完整地讀過一本書”。而這篇文章受到一名大學高級管理者的指責，該高管認為書籍是當今大學生可讀可不讀的額外資源，不能以讀書來衡量高等教育。這出乎富里迪先生的預料，促使他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并創作了《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書。

知識分子在如今可不是個褒義詞，就像“磚家”、“叫獸”這些名詞的產生一樣，它代表著民眾對于知識分子的輕視與極度不信任。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很多，與知識分子自身有關，也與目前社會所盛行的庸人主義與工具主義思想有關，甚至與“過于發達”的傳播媒介也有關聯。

首先看知識分子本身。如今像是教授猥褻女學生，校長帶女生開房之類的新聞，上到研究生，下到幼兒園，比比皆是。這些知識分子中的道德敗類無疑給這個階層拉低了很多印象分。除了道德上的不檢點，很多知識分子做學術研究的動機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原來是為了追求真理，為了探索規律，為了人類的更好發展，現在卻變成了為了評職稱，為了拿項目，為了更好的待遇更大的排場。這種風氣也間接導致了論文抄襲等一系列為了拿到學術成果而不擇手段的現象。

除了這兩點，筆者認為還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很多知識分子自恃甚高，很少反思自己，而總是自以為站在更高的層面來“教育”他人。2013年4月，就讀于復旦大學的袁濤撰文《“薄學而瀆職”的復旦》一文，尖銳地指出他正在就讀的母校復旦大學的種種“劣跡”，表達了他對這所名校的失望，文筆辛辣，遭到了許多維護母校的復旦學子的討伐，在人人網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罵戰。隨后袁濤表示他要求主動從復旦退學，引來了許多人的關注，于是東方直播間做了一期節目叫“我與大學誰容不下誰”，請來了袁濤和復旦大學的教授進行現場對話。

袁濤的言論自然是有些過激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在文章中的確提出了一些當代大學教育的問題。他說他有一門課一整個學期都沒有去上，最后期末考試前復習了一下背了背書，居然也就過了，讓他深深質疑到底是學校平時的課堂質量堪憂，還是考核體系出了問題？而那位來自復旦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卻不回應這些實質性的問題，而是大談“年輕人不要太張揚”，苦口婆心勸說他好好考慮自己的前途，“回頭是岸”。

這明明是一個絕佳的讓教育界進行反思的機會，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一些知識分子像是被挑戰了惹急了的權威一樣，在媒體上用自己的資歷、學歷、成果來壓一個本科尚未畢業的學生，而忽視了連一個尚未畢業的學生都能提出的實際問題，這難免給向來就厭惡所謂權威的公眾留下了惡劣的印象。

就像周濂先生說的那樣，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樣告訴他人必須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強化觀眾之預設、重申并滿足觀眾復雜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針對被視為不證自明的當然提出質疑，打碎人們的精神習慣、行為模式以及思維方式，驅散人們熟悉而接受的觀念，重新審視規則和制度”的人。他們當然也同樣身處利益紛爭的時代，并且不可避免地會被裹挾到利益的漩渦之中，但是與此同時，他們有著足夠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嘗試著去質疑政府的權威、大眾的神話以及自我的公正。

其次，社會上所盛行的庸人主義與工具主義思想也是不容忽視的。從大學的熱門專業就可以看出，各大網站統計出的TOP10熱門專業幾乎全是理工科，鮮少有文科專業，就算有，也是像金融、財會之類實則偏理科的專業。為什么？因為文科專業就業率太低，難以滿足需要以大學為跳板謀求高薪高福利工作的年輕人的需求。以往人們讀大學是為了更深入地學習，從科學的角度深入了解社會的各個方面，以便作出更好的推動和發展。而現在，大多是為了畢業時的那一紙文憑。這是一件很現實的事情。在就業過程中，畢業院校是一本還是二本，是985還是211，這決定了一個畢業生的檔次。

最后，媒體在知識分子與其他民眾之間其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部分知識分子的錯誤行徑被媒體報道出來，造成了民眾對其的惡劣印象，再加上民眾對于這些所謂“精英”“權威階層本就懷有刻板成見，媒體為了迎合受眾就更加大肆報道知識分子的一些“丑聞”，而根據議程設置理論，大量的丑聞報道造成了民眾更深的成見，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有一個博主在他的文章里把“公知”分成了初級、中級、高級幾個階層，進行了總結：“初級公知”需要熟練掌握的概念有七個：自由、民主、人權、體制、憲政、選票和普世價值；“中級公知”需要天天掃射專制、極權和暴政；而“高級公知”私下里要占盡體制內的所有便宜，但是表面上要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義務代言人。結論就是：只要你活學活用“公知”速成手冊，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成為一個合格的“公知”。

這種簡單粗暴、淺顯易懂的解釋，成功地制造了刻板印象，迎合并坐實了大眾所預期的那個“事實真相”。

媒體在平庸主義的推波助瀾上也可謂是“功績累累”。它將高水準與受歡迎混為一談，把大眾喜聞樂見的認可為優秀的，就像富里迪先生說的那樣，“在一個真理變得如此難以捉摸的環境里，對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的傳統區分喪失了意義。杰出的作曲家喬治·本杰明與流行歌手諾埃爾·加拉格爾都是一流的音樂家?！?/p>

李宇春登上了時代封面，北大講堂里眾明星的講座比學者更受關注，像講相聲說書一樣的百家講壇紅極一時。媒體在努力迎合庸人工程，就像《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書中所說的那樣，他們的目標是變更學術和文化生活，使其適合大眾，因為“你無法希望大眾能對最好的東西感興趣”。在傳媒的感召下，民眾不可控制地接受著庸人工程所表現出的那種包容、保護，極少數仍擁有自己判斷能力并不斷接觸著富有挑戰性的思想的民眾，也在“沉默的螺旋”中沉默了。

[1]弗蘭克·富里迪.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9月.

[2]周濂.當公共知識分子變成“公知”[J].新世紀周刊，2012（27）：94-95.

[3]理查德·A·波斯納.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4]保羅·約翰遜.知識分子[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5]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M].上海世紀出版社，2006年4月.

[6]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12月.

[7]拉塞爾·雅各比.最后的知識分子[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