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與放棄
——吳汝綸辭官新探

王 叢 陽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0)

選擇與放棄
——吳汝綸辭官新探

王 叢 陽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0)

吳汝綸是晚清重要的文學家和教育家，自同治十年起主政一方18年之久。光緒十四年，仕途順暢的吳汝綸突然辭職。除去性格與興趣等文人辭官的共同原因外，個人化因素也是吳汝綸辭官不可忽視的原因。從身份認同及天命觀兩個角度出發，分析吳汝綸的辭官行為，還原出一個更為真實的吳汝綸，從而使研究者更加接近吳汝綸的本真。

吳汝綸；辭官；身份認同；天命觀

網絡出版時間：2016-11-28 10:32:33

一生橫貫整個中國近代史的吳汝綸(1840-1903)，其留名青史的身份是文學家和教育家。但縱觀吳汝綸生涯，26歲之前居鄉讀書，留佐曾幕5年后為政一方；50歲起教書育人。因此，政治生涯無疑是其人生的重要一環。如果“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是吳汝綸由讀書轉向從政的緣由，那么，迄今為止對于吳汝綸辭官從教的原因則討論甚少。吳汝綸步入仕途的目的是理想的，即通過入世達成儒家“兼濟天下”的追求。他的辭官則是理想與現實不可調和產物：懷著“治世之能臣”的理想從政，將自己定位為儒臣與謀臣，但其能力又不足以應對事無巨細的地方公務。此外，作為傳統文化心理的天命觀及其所折射出的手足之情也是促使吳汝綸辭官的重要原因。

一、儒與吏的矛盾

傳統教育下的儒家知識分子通常將“平天下”視為終極理想，并將自我身份定位為“謀臣”。但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讀書人通常要從地方官吏做起，因而會處于權力的邊緣地帶，這種理想與現實間的巨大反差常使他們感到失落。而儒家所倡導的為政理念對于地方官吏來說過于空泛，與處理地方政務的實踐脫節，這種學非所用的情況加重了他們的無力感。這也是促使吳汝綸辭官的一大現實因素。

(一)大儒：鴻業遠圖

同治三年(1864)，因太平天國而被迫停緩3次的江南鄉試在中斷12年后恢復，這對于飽受兵患之苦而劫后余生的江南學子來講不啻為一則好消息。順利通過此次鄉試的吳汝綸憑借“卓然不群”的“古文、經學、時文”[1]1 197，受到兩江總督曾國藩的青睞，稱贊其“不獨為桐城后起之英也”[1]1 024。同治五年(1866)，吳汝綸進入曾國藩幕府，成為其幕僚一員且伴其左右，親歷了一系列改變中國近代史的事件。同治九年(1870)，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仍倚重吳汝綸，任其為幕僚?！肚迨犯濉酚涊d，“時中外大政常決于國藩、鴻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綸手”[2]10 205。因此，無論在曾幕或李幕，吳汝綸所接觸的均是家國大事。幕僚生涯使得吳汝綸身上所特有的“治國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內圣外王”的人生追求以及入世情懷被喚醒，并且得到了初步的滿足。從此，吳氏將從政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而之后仕途遭遇的種種挫敗卻倍使他蹉跎與悲傷。

在辭去冀州任3年后，吳汝綸經過玉露禪院，感慨萬千：

始吾在是庵，公事稀簡，日從文正諸客娭遨，每飯罷，則連鑣走馬，始出皆垂策緩行，已忽縱轡怒馳，爭先斗捷，取獨出絕塵為快，有墜馬者則皆腕足回旋，叢集而嘩笑之。是時，諸客中吾年最少，意氣之盛，豈復有度量。

這種由回憶帶來的愉悅很快被感傷所代替，使吳汝綸“怊悵不能去”。表面看來，這種怊悵源于其歷史意識，“盛衰聚散遽如此”，在今昔對比中感慨文正公大業不復。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指向自己，“自悼身之將老而無能為也”[3]88。作為蓮池書院山長的吳汝綸，教育抱負已竟，借追憶幕府生涯自悼“無能為”，則證明在吳氏的諸多理想中，政治的位置要遠高于教育。

吳氏同年所作的《姚公談藝圖》中對“率以經術道義相高”埋首故紙堆的“桐城能文諸老”表示不屑，獨推“以天下自任”并能夠“延攬人才”的姚瑩。同時，他以“大亂新定后”“招攜賓客，泛舟秦淮，徜徉玄武、莫愁之間”的曾國藩為姚瑩的現實對照物，追憶曾公偉績。文末他以“諫”的形式對“有位者”進行勸誡，并將自己想象成“有位者”，進而闡述在位者應有的姿態——“稍貶威嚴、一問韋布編摩之業”[3]97?？梢娤鄬Α澳芪摹倍?，吳汝綸更難忘懷于政治。兩篇文章與其說是感世懷人，不如說是在懷念其指點江山的幕僚時光。吳汝綸拋開教育與文事，沉湎于平天下的儒家幻夢中。而這個幻夢的投射點，正是曾國藩。曾國藩式的治世能臣是吳汝綸的人生理想，也是封建士大夫的終極理想。

(二)州吏：力微任重

仕途理想得以實現的假象使吳汝綸鐘情于幕府，但幕僚無權無銜，科舉出身的吳汝綸意識到任職地方才是正途。進入曾幕6年后，吳汝綸補官深州，官至五品。依照清朝職官職責，知州直接處理一州之內各種事物，凡刑名、錢谷及爭訟、盜賊各案，無不親理[4]111。深州“民風敦樸，胥吏無甚黠猾者，紳士無出入請托者”，雖“詞訟稍繁”，但“民不刁健”，“判斷尚易”。此時，吳汝綸面對的最棘手的問題是水災和饑荒，因而感慨“茍非饑歲，勉竭心力，撫循當不甚難，被災則貧民極多，無術綏輯矣”[5]607。而治安方面，一則因國家賑災得當，災民所領賑糧充足，并無賊意；二則郊區有官兵練軍，搜捕積賊，盜賊數目也在減少。這兩個主要原因促成了相對安寧的環境。值得注意的是，吳汝綸在深州任上為史官所稱道是因恢復與規范孔廟禮樂。因此，自深州一任來看，吳汝綸身上的“儒”要大于“吏”。

光緒五年(1879)，吳汝綸代理天津知府，因時間過短，并無政績可查。光緒七年(1881)起，吳汝綸主政冀州8年之久。冀州之任使吳汝綸對自己的吏能產生了嚴重的懷疑。30年未遇的水災是第一個難題，“孤城片土，宛在水中，轄境被災者四分之一，流移塞路，無術撫綏”[5]10。禍不單行，“飛蝗過境”使得吳汝綸的處境更加艱難。除去天災，人禍也是極大的考驗。在吳汝綸看來，“為通省之殿”的冀州“民窮多盜”，“州北地形迂下，積水瀦停，致成堿土”。百姓非但不積極配合官府賑災，反而利用水災堿土做起了私鹽的勾當，以致“東北私鹽，為一州最多之處”[5]627。此外，冀州賭風大起，“二境交界，賭風最甚，此拿彼竄，無可窮詰”[5]557。

令吳汝綸真正頭痛的則是緝盜。光緒十年(1884)，冀州判署被盜。判署的職責本是維護社會治安。因此，判署被盜對吳汝綸來講是莫大的恥辱。吳汝綸“立志誓獲正盜，以此雪恥”[5]527，但“公督役捕盜不獲，憤郁殊甚”[6]76。更令其難堪的是前任知州以緝盜著稱。無論是毫無進展的案情，還是相比之下所產生的心理壓力，都使吳汝綸感到挫敗，以至于如“不獲真盜，即擬自劾罷官”[5]29、“前稟此案不獲，決計病免”[5]527及“方擬懷慚自退”[5]528等賭咒常見于筆端。而緝盜并非易事，尤其是用以盜求盜的方式，大費周折，且“私費不少矣”[5]532，從而使吳汝綸感慨“甚哉，破案之難也”[5]526，不得不向友人宣泄他的煩躁。盜案第一次被提及是在光緒十年(1884)四月四日他與學生王樹枏的信中，信言“此案逾許久，遍訪不得蹤跡，至為憤恨”[5]628。從“逾許久”可知案件發生的時間當比四月早。最后一次提及是在同年九月七日與李鴻章信中，“現獲賊訊有端倪”[5]541，從“有端倪”可見盜案并未結案。這場曠日持久的“貓鼠之戰”結果如何未知，但吳汝綸捉襟見肘的吏能卻可見一斑。

知州職責與儒家思想完全契合的部分是禮樂教化，無論是宗廟還是書院均屬于此范疇。所以，吳汝綸處理起來得心應手。而就強調實踐的民生民政來說，吳汝綸雖最終得以完成，但極為吃力。因此，無論是“某才力棉薄，大懼不能勾當，貽笑同僚”[5]15，還是“弟素乏吏才，竊得一官，了無自效之處”[5]23，或是“弟本無百里之才，謬處勞人之職，不能震懾一城，傳笑寮友，內省負疚，慚不可言”[5]628，亦或“不惟無居官之才，自識入道亦淺”[5]527，都不是自謙之語，而是其經歷種種困境后的自我認知。

吳汝綸有傳統讀書人和封建士大夫獨有的家國觀念，而幕府又給了他施展此方面才華的機會。但從家國之事到州縣之事，巨大的差距是無法逾越的。雖然吳汝綸認同自己地方官員的身份，并自我安慰“弟陸沉州縣，于時政都不掛懷”[5]26，但從諸多往來書信中可以看出吳氏對于時政的關心熱度依舊未減。從中法議和到海防人選，從臺灣圍困到高麗內亂，從海上兵事到各省防務，從東藩之亂到北洋防務，在其給友人的書信中無不談及。僅光緒八年(1882)八月三日1天，就主動去信3封論及朝鮮內亂；光緒十年(1884)十月十九日，主動去信4封談及臺灣之困。吳汝綸言此為“憂國愿年豐”，并解釋說“吾輩州縣，深恐年不順，則撫綏無術”[5]631。這正是吳汝綸面對理想與現實的鴻溝時最真實的寫照。

“憂國”是理想，但其身份、官職與地位不足以為國分憂，其愛國的熱忱與謀略的自信又無處可施；“州縣”是實際，雖有意而為，卻又力不從心。在自我身份認同中，“大儒”與“小吏”的不協調使得吳汝綸難以面對現實，地方官員這一身份更使他勉為其難。某種意義上講，吳汝綸的辭官多少帶有逃避的意味。

二、命與情的統一

天命觀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與民間“崇天敬地”信仰的結合，是中國人特有的價值觀。它將命運看作定數，人只能順從而無法改變。在吳汝綸發跡的過程中，幾位至親的離去使他對天命深信不疑，于是決定犧牲自己暢達的仕途以求家人平安。因此，天命觀加速了吳汝綸的辭官進程。

(一)天命：修短隨化

吳汝綸早有退意，但對自家兄弟“坦白”卻是在光緒十四年(1888)。在此前的一年，吳氏家族的另一件大事便是三弟詒甫補官汶上。得知消息后，作為兄長的吳汝綸難掩喜悅，立刻給詒甫去信，并將此等喜事稱為“祖考降祥”。除了祝福與勉勵，吳汝綸也不乏憂慮：

吾既深喜過望，又頗疑家運未必大興，得此喜便恐日中則昃。[5]632

隨著詒甫“賢聲滂達四馳”，吳汝綸的擔憂日益加深，他更加明確地指出：

吾近來每念兄弟并為州縣，恐祖宗余蔭，自我輩而盡。

隨后，他又提出“失財散積”，“利濟宗族鄉黨”以求“持守先澤，減折咎責”[5]640。此后，吳汝綸的“憂”儼然發展成“懼”。3個月后，吳汝綸在一封長信中這樣說道：

吾家福分淺薄，近日同堂三人并為州縣，吾常懔懔畏懼。

并認為“七弟自來冀州，一病五年”，正是這種福分淺薄的應驗。接著，吳汝綸給出了具體的解釋及解決方案：

祖宗德澤倘未遽竭，吾今節約而承之，料吾弟在官必當順適，譬如一樹，兩枝并茂，今砍去一枝，則所存一枝必更茂郁。

他明確提出辭官以保家運，就在此時，七弟熙甫病情愈加嚴重，“竟以正月十六去世”[5]643，吳汝綸將其看作天命的又一次昭示。同時，任職汶上的詒甫“官山東，亦多病”[6]105，似乎也是這種天命的應驗。家族的不幸如同鐐銬壓得吳汝綸喘不過氣，一件件應驗之事都在暗示祖宗德澤將盡。于是，在一個月后的二月初二，吳汝倫正式交印解官。

篤信西學的吳汝綸如此尊信天命說，實在令人費解。事實上，早在其春風得意時，就有求諸鬼神之事。同治五年(1866)六月，吳汝綸由家返湘曾幕，長兄肫甫于相送途中突然病重，短短半月已發展到“昏迷不醒，口發占囈，目瞪身僵，氣息出而不納，大汗如散珠”[7]728的程度。在多位醫生診治無效時，一位俠客建議施用“陽藥”，因與之前處方相抵牾，吳汝綸便“決之卜筮”[7]729。生老病死乃世間規律，但“自己的顯達”與“肫甫的病重”在時間上過于接近，加重了吳汝綸對因果的聯想。最終，光緒六年(1880)三月，肫甫病歿，此距吳汝綸卸天津府事不到一周。

雖肫甫長期病弱不堪，但并非是吳汝綸在任期間所失去的第一位親人。同治十二年(1873)，剛上任深州兩年的吳汝綸遭受了喪父之痛而居喪丁憂。兩年后，吳汝綸的母親西去。在吳汝綸發跡的4年中連失兩位至親，而任署天津時，肫甫又撒手人寰。懷著巨大的喪親之痛，吳汝綸補官冀州，誰料在其萌生退意后，長年羸疾的熙甫病情仍繼續惡化，最終在吳汝綸卸任前卒于冀州官所。而此時，其子也長為肺病所困。幾榮幾枯，讓吳汝綸更加確信祖先德澤有定數。所以，他執意要退身官場，以保五弟順適。

(二)親情：血濃于水

從表面看，吳汝綸信奉天命是迷信的表現，但敬天信命早已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篤信天命觀的背后是吳氏兄弟血濃于水的手足之情。肫甫病重的一個月間，吳汝綸日記中關于其病情發展的敘述就有11處之多，并最終因“兄弟病俱未痊，遂定計不入幕”[7]730?！吨I兒書》首章，因稚子年幼，戲言“欲逐出苓姐(肫甫之女)”[5]572，吳汝綸為此大發脾氣，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肫甫的思念。熙甫之死也成為吳汝綸最終摒棄中醫治療的原因[8]，而其在熙甫死后所作《祭弟文》更是令人肝腸寸斷：

今八尺之堂，六尺之木，吾弟偃寢其中，饋弟弟不食，呼弟弟不應，疾苦之狀，呻吟之聲，且不可復見，何問朋游吟詠之事乎？遠聞風聲，恍如愾嘆，清肌瘦骨，在吾目中，事至意動，輒擬咨度，翻然猛省，室已無人，遺書在床，遺藥在幾，寡妻悲號，稚子無色。[3]67

在現實與幻覺的交替中無限悲苦，痛從中來，兄弟情深由此可見。這種手足之情也體現在吳汝綸辭官后。在辭官之后，吳氏一家的家運并未中興，本期望詒甫“接濟后路”，熟料“新方伯以汶上縣調劑張詩舲之子”[9]，“上官輒令還省”。無奈之下，詒甫于“二月二十五日解印矣”[5]643。經過熙甫與詒甫之事的打擊，“從不輕有疾病”的吳汝綸也因過度悲傷“新得咳血之病”[5]643。家人相繼離去的打擊使吳氏聯想到福分的長短，并由此推論家族的不幸與自己的顯達有必然聯系。但尤令人動容的是，吳氏的出發點在家人而非自己。他寧愿用自己的仕途換取家人的順適，深埋于天命之下的是親情與人性。

出于尊師重道的傳統，門生后人塑造的碩學大儒的形象是真實的，但并非本真的。不屑世俗與篤實好學是吳汝綸的品格，也是歷代文人的真實畫像。因時與因學是吳汝綸辭官的原因，但基本也是文人去官的共同原因。因此，隱去“大師”這一光環，才能認識本真的吳汝綸。身份認同中，“儒”與“吏”這一矛盾的實質是“一元”與“多元”的矛盾，即形而上領域的獨尊儒術與形而下領域的多重方法之間的矛盾。這種“不勝任”之例亦不在少數，但在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中，卻常被同是儒家信奉者的后世文人處理為時運不濟與懷才不遇，進而隱藏了真實原因。吳汝綸天命觀的形成有其特殊原因，“命運”加速了他的辭官進程，但其實質并非敬天而是愛人，這顯示出“碩學大儒”威嚴背后的溫情一面。

[1]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7.

[2] 趙爾巽.清史稿.[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3]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第一冊)[M].合肥：黃山書社，2002.

[4] 劉子揚.清代地方官制考[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4.

[5]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第三冊)[M].合肥：黃山書社，2002.

[6] 郭立志.桐城吳先生年譜[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7]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第四冊)[M].合肥：黃山書社，2002.

[8] 曾光光.吳汝綸存廢中醫的文化選擇[J].歷史教學，2012，(20)：22-26.

[9] 吳嶺嵐,吳汝綸.薛福成藏札集(二)——吳汝綸致薛福成札十通[J].東南文化，1987，(1)：94-99.

(責任編輯 張盛男)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An Exploration of Reasons for Wu Rulun’s Resignation

WANG Cong-y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0,China)

Wu Ru-lun,an important litterateur and educato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is chief of a prefecture from 1871 to 1889.In 1888,Wu unexpectedly resigned from his successful career.Besides the common reasons for the designation of scholars such as personality and personal interests and so on,there are some personal reasons for Wu’s resign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dentity and the concept of destiny,the paper analyzes Wu’s resignation and presents a real Wu Ru-lun for researchers.

Wu Ru-lun;resignation;identity;the concept of destiny

2016-04-18

王叢陽(1989-)，男，河南開封人，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

I 242.1

A

2095-462X(2016)06-0033-0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61128.1032.0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