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獄警共情疲勞與幸福感的調查分析*

陳增鵬 梁暉爛 羅京濱

中國.肇慶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廣東肇慶) 526061 △通訊作者 E-mail:Luojb8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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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獄警共情疲勞與幸福感的調查分析*

陳增鵬 梁暉爛 羅京濱△

中國.肇慶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廣東肇慶) 526061 △通訊作者 E-mail:Luojb888@163.com

【摘 要】目的:探究廣東獄警共情疲勞與幸福感現狀,并了解二者之間的聯系。方法:采用共情疲勞簡短量表和認知幸福與情緒幸福量表對268名獄警進行調查分析。結果:①廣東獄警二次創傷在警齡(F=2.681,P<0.05)上存在顯著性差異;②廣東獄警主觀幸福感在婚姻狀況(t=2.645,P<0.01)、工作崗位(F=7.613,P<0.001)、年收入(F=9.188,P<0.001)上存在顯著性差異;③廣東獄警共情疲勞與幸福感成負相關(r=-0.203,P<0.01)。結論:獄警共情疲勞處于中等水平;共情疲勞高低影響幸福感水平,即共情疲勞越高,其幸福感水平越低

【關鍵詞】獄警;共情疲勞;幸福感;二次創傷;認知幸福與情緒幸福量表

Guangdong Provincial Prison Guards'Empathy Fatigue and Well-being

Chen Zengpeng,Liang Huilan,Luo Jingbin

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 526061,China

康密切相關,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集中居住農民的人際關系、社交情況、自我接納程度。在經歷整體搬遷后,集中居民的生活環境改變,但是他們的交往圈及人際關系并未發生太大改變,安全感也是個人心理健康的基礎,因此當集中居住農民具有較強的安全感時,其自我接納程度和人際關系也會想對較強,會對社會和生活更具有樂觀、積極的心態,并且在短時間內,由于較好的補助政策,集中居住農民的現狀是較為良好的,他們的心理健康程度也是相對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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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the empathy fatigue and well-being of prison guards and their relationship.Methods:Using the empathy fatigue short scale and cognitive happiness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scales to investigate 268 prison guards.Results:①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of secondary traumatic dimensions of police guards in Guangdong(F=2.681,P<0.05).②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rison guards among marriage status in Guangdong(t=2.645,P<0.01),job(F=7.613,P<0.001) and annual income(F=9.188,P<0.001).③Guangdong guards'empathy fatigu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ell -being(r=-0.203,P<0.01)Conclusion:The empathy fatigue is at a medium level of empathy for prison guards; Empathy fatigue level can influence well-being,The higher the empathy fatigue,the lower the well-being.

【Key words】Guards;Empathy fatigue;Well-being;Secondary trauma;Cognitive happiness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scales

“共情疲勞”最早是由資深危機咨詢員Chase提出的,他在探討護士因開展護理工作而出現倦怠情感這一問題時將共情疲勞作為其中的一種特殊形式[1]。Figley于1995年最先將共情疲勞引入助人群體的心理健康研究領域,并用該術語描述助人群體因向救助對象提供助人服務,而導致自身出現各種不良身心反應的消極后果[2]。Figley以臨床經驗為基礎提出,共情疲勞包括職業倦怠和二次創傷兩個維度,Boscarino等人則進一步明確地檢驗了共情疲勞的二維結構[1]。通過進一步查閱和分析相關文獻,有關共情疲勞的概念,本研究選用孫炳海等人的觀點,即共情疲勞是指助人群體在向救助對象提供物質或生理等方面的援助過程中,以對現實的、隱含的或想象的救助對象主動付出共情為前提,從而遭受二次創傷,降低其對救助對象共情的能力和興趣,出現助人工作的倦怠感,甚至改變自身原有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伴隨一系列身心不適癥狀[1]。

國內外對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主觀幸福感。主觀幸福感既是人本主義理念在當代心理學中的延伸,也是積極心理學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領域。本文幸福感的觀點引用Diener的觀點,指個體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整體性的評估[3]。當前,積極心理學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對幸福感的研究也逐漸增多,國內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針對教師、醫護人員、老人、青少年學生等群體,在獄警的幸福感方面研究較少。

獄警是一個高風險、高壓力的職業[4-5]。一方面獄警職業本身的危險性決定了獄警經常面對受傷、甚至犧牲的威脅;另一方面,獄警工作的高強度、高負荷使獄警承擔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這些應激都會影響獄警的共情疲勞和幸福感。有研究發現,工作壓力、生活壓力是獄警工作倦怠產生的主要原因[4]。也有研究表明,監獄人民警察的幸福感程度低于社會人群[6]。那么,獄警的共情疲勞及幸福感在各個人口學變量上是否存在差異?兩者是否也有相關關系,其程度如何?這些是本研究所要探究的問題。本研究可以豐富共情疲勞與幸福感的研究領域并為提升獄警的幸福感提供一定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問卷調查法,問卷填寫分紙質版和電子版兩種形式,對廣東省4所監獄的獄警進行調查,發放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68份(97.1%)。平均年齡33.91歲。其中男性250人(93.3%),女性18 人(6.7%);已婚169人(63.1%),未婚96人(35.8%),離異3人(1.1%);受教育程度高中6人(2.2%),?？?6人(20.9%),本科200人(74.6%),碩士及以上6人(2.2%);警齡3年以下75人(28%),3～5年54人(20.1%),5～10年34人(12.7%),10～20年58人(21.6%),20年以上47人(17.5%);年收入5～8萬元43人(16%),8～10萬元107人(39.9%),10～12萬元87人(32.5%),12 ～20萬元31人(11.6%)。

1.2 方法

1.2.1 共情疲勞簡短量表中文版 由二次創傷與職業倦怠兩個維度組成,分別包含5個題項與8個題項,共13個題項,采用10點Likert計分法,1=從來沒有,2=極少,3=很少,4=少,5=較少,6=偶爾,7=較多,8=很多,9=經常,10=總是如此[1]。職業倦怠維度信度系數α為0.90,二次創傷維度信度系數為0.80,總量表信度系數α為0.90。職業倦怠:1、2、4、6、7、9、11、13題;二次創傷:3、5、8、10、12題。

1.2.2 認知幸福與情緒幸福量表 由坎特里爾生活階梯和反映情緒幸福的6個條目組成,坎特里爾生活階梯有10級,從1到10逐級遞增,以階梯級數計分,級數越高代表對生活整體評價越高;情緒幸福包括6個條目,采用6級計分,后3個條目為反向計分,量表總分越高代表越幸福[7]。

1.3 統計處理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和相關分析。

2　結果

2.1 廣東獄警共情疲勞特征

2.1.1 廣東獄警共情疲勞整體狀況 將共情疲勞程度按照理論數值劃分為3個水平,1～4分為低等水平,4～7分為中等水平,7～10分為高等水平。由表1可以看出,獄警的二次創傷處于低等水平,職業倦怠和共情疲勞處于中等水平。

表1　廣東獄警共情疲勞整體情況(n=268)

2.1.2 廣東獄警在各人口學變量上的共情疲勞比較 對警齡不同的獄警在共情疲勞及其兩個維度(二次創傷和職業倦怠)上分別做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同警齡的獄警在二次創傷維度存在顯著性差異(F(4,263)=2.681,P<0.05),而在共情疲勞和職業倦怠上差異不顯著。事后檢驗(LSD)發現,警齡3年以下的獄警二次創傷程度顯著高于警齡3 ～5年和20年以上的獄警(P<0.05)。

方差分析顯示,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年收入和不同工作崗位及不同婚姻狀況的獄警在共情疲勞及其兩個維度上都沒有顯著性差異(P>0.05)。

2.2 廣東獄警在各人口學變量上的幸福感比較

2.2.1 不同婚姻狀況的獄警幸福感比較 對已婚(含離異)和未婚獄警的幸福感作獨立樣本t檢驗,見表2。獄警的認知幸福與幸福感總分在不同婚姻狀況下存在顯著差異,已婚獄警的認知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均高于未婚獄警。

表2　不同婚姻狀況的獄警幸福感(±s)

表2　不同婚姻狀況的獄警幸福感(±s)

婚 姻已婚(含離異)(n=172)未婚(n=96) t認知幸?！?.56±1.62　 5.13±1.47 2.199*情緒幸?！?.45±0.53　 3.32±0.50 1.923幸福感總分　4.51±0.88　 4.22±0.77 2.645**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2 不同工作崗位的獄警幸福感比較 將不同工作崗位進行編號,1=監區領導,2=分監區領導,3=一般干警,4=改造職能科室,5=非改造職能科室,6=其它崗位,比較不同工作崗位的獄警幸福感,見表3。獄警的認知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在不同崗位存在顯著性差異。事后檢驗(LSD)發現:分監區領導和改造職能科室干警的認知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均顯著高于一般干警。

表3　不同工作崗位的獄警幸福感(±s)

表3　不同工作崗位的獄警幸福感(±s)

工作崗位1　2　3　4　5　6　F認知幸福5.50±1.58　 6.39±1.15　 5.09±1.58　 6.45±1.16　 5.50±1.41　 5.67±1.53 6.919***情緒幸福3.38±0.36　 3.62±0.65　 3.37±0.54　 3.50±0.41　 3.46±0.46　 3.33±0.44 1.043幸福感總分4.44±0.78　 5.00±0.64　 4.23±0.85　 4.97±0.57　 4.48±0.74　 4.50±0.92 7.613***

2.2.3 不同年收入的獄警幸福感比較 比較不同年收入的獄警幸福感,見表4。獄警的認知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在不同年收入上存在顯著性差異。事后檢驗(LSD)發現,年收入12～20萬元和10～12萬元的獄警的認知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均顯著高于年收入8～10萬元和5～8萬元的獄警。

表4　不同年收入狀況的獄警幸福感(±s)

表4　不同年收入狀況的獄警幸福感(±s)

年收入　5～8萬元　8～10萬元　10～12萬元　12～20萬元　F認知幸?！?.00±1.70　4.97±1.51　5.92±1.53　6.03±1.14　 9.109***情緒幸?！?.30±0.67　3.40±0.52　3.49±0.43　3.35±0.55　 1.451幸福感總分　4.15±0.90　4.19±0.83　4.70±0.80　4.69±0.64　 9.188***

在進行以上分析的同時,分別對其它人口學變量(受教育程度、警齡)的獄警的認知幸福、情緒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做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均無顯著性差異。

表5　獄警共情疲勞與幸福感的相關(r)

2.3 廣東獄警共情疲勞與幸福感的關系

分別對共情疲勞及其兩個維度的得分與認知幸福、情緒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做相關分析,見表5。獄警共情疲勞及其職業倦怠維度與認知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均存在顯著的負相關。

3　討論

3.1 廣東獄警共情疲勞的特征

本研究發現,廣東獄警共情疲勞及其職業倦怠維度處于中等水平,這與李儒林、邱迪嘉等人的研究結果具有相似性,他們發現獄警的職業倦怠中情感衰竭處于中等程度[8-9]。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網分別于2004年和2008年發布的《中國職場人士工作倦怠現狀調查報告》均顯示,公務員是職業倦怠指數最高的職業,遠遠高于教師、醫護人員等職業。獄警作為其中一員,這主要與其本身的職業特點相關[10],即高壓力、高風險的職業特點使獄警更容易產生職業倦怠。

有研究表明,人口學變量對警察工作倦怠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11]。因此,我們比較了不同人口學變量下的獄警幸福感,結果發現,不同警齡的獄警,其二次創傷有顯著性差異,而受教育程度、年收入、工作崗位和婚姻狀況在共情疲勞及其兩個維度上都沒有顯著性差異,說明警齡是影響獄警二次創傷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中,警齡3年以下的獄警二次創傷程度顯著高于警齡3～5年和20年以上的獄警(P<0.05)。心理學研究表明,監獄警察在任職頭3年內耳聞目睹的丑惡面,比普通人一生中見到的和感受到的還要多幾倍[12]。另外,警齡3年以下的獄警初入職場,對獄警的工作和生活還處于適應和調整階段,心理壓力和工作負擔都較大,易導致二次創傷。警齡3～5年的獄警自我調適能力增強,職業技能成熟,是獄警工作的主力軍。而警齡20年以上的獄警,一方面個人工作經驗豐富、處理事情的能力提高,另一方面隨著權力慢慢提升,可以把任務分配給下屬,不需要每一件事親力親為,因此二次創傷程度較低。

3.2 廣東獄警幸福感的特征

本研究對獄警在各人口學變量上的幸福感進行比較發現,婚姻狀況、工作崗位、年收入不同的獄警,其幸福感存在顯著性差異,而在其它人口學變量,如教育程度和警齡上,其幸福感差異不顯著,說明后者對廣東獄警幸福感的影響不大。

已婚獄警的認知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均高于未婚獄警,這與熊靖等人的研究一致[13]。熊靖等人的研究表明,已婚的獄警,成立了家庭,情感上相互支持、心理上更有依靠,來自家庭子女的樂趣增加了生活的幸福感,并且已婚獄警工作年限相對較長,在處理問題時不僅可以借用自己的人脈關系,也可以得到伴侶的支持和幫助,故而已婚者比未婚者會感到更加幸福。

在不同工作崗位上,分監區領導和改造職能科室干警的認知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均顯著高于一般干警。這與李玲苑等人研究結果一致[14]。王時憲的研究也發現,一線干警主觀幸福感顯著低于各科室人員[15]。本研究認為,可能的原因在于監獄系統中,分監區領導和改造職能科室主要負責組織指揮和管理安排,工作能力、社會支持、薪酬待遇都比較好,因此幸福感比較強。而一般干警更多地直接面對服刑人員,承擔教育服刑人員的任務,工作負荷重,精神壓力大,故幸福感較低。

在不同年收入上,年收入12～20萬和10～12萬的獄警認知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均顯著高于年收入8～10萬和5～8萬的獄警。在本次調查中,34.3%獄警表示工資低,沒錢買房,工作壓力大。D Kahneman和A Deaton的研究指出收入會影響幸福感水平,在中層以下群體中,收入水平越高,人們對生活評價越高,幸福感總體水平也就越高[7]。因此,年收入高的獄警,其生活有保障,幸福感也較高。

3.3 廣東獄警共情疲勞與幸福感的相關

本研究發現,獄警共情疲勞及其職業倦怠維度與認知幸福和幸福感總分均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即共情疲勞和職業倦怠得分越高,幸福感越低。共情疲勞易導致獄警情感上出現壓抑、衰竭、沮喪等異常癥狀,造成不安、睡眠障礙、廣泛性焦慮等,有些甚至將不良情緒及工作上的失敗歸因于周圍的人和事,變得易激怒、好發脾氣,對外界持敵視、抱怨的態度。這些都會直接影響獄警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導致幸福感降低。因此,本研究認為,降低獄警共情疲勞卷入程度,加強獄警的心理輔導工作,將有利于提高獄警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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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著·(社會心理)

(收稿時間:2015-09-29) 2015-09-11)

*基金項目:肇慶學院實踐教學改革研究項目(編號:sjjx201424)

doi:10.13342/j.cnki.cjhp.2016.03.014

中圖分類號:R39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1252(2016)03-03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