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有趣的人

文/晏建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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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有趣的人

文/晏建懷

著名哲學家金岳霖天生的哲學頭腦，愛懷疑，喜琢磨，常常劍走偏鋒。年輕時，他曾煞有介事地琢磨過中國一句俗話：“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他覺得這句話自相矛盾，因為如果把這句話作為前提，按照邏輯推理而得出的結論一定是“朋友如糞土”，真是新鮮。

金先生國字臉，配一副深度眼鏡，又沉迷哲學，看起來象個學究，然而，他卻實在是一個有趣的“學究”。辛亥革命爆發，金先生剪去了那條長長的辮子，并仿照崔顥的《黃鶴樓》，做了一首打油詩：“辮子已隨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頭。辮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溜溜”，讓人捧腹。金先生做學問,常?；睘楹?，喻莊于諧，而且學問生活化，生活趣味化，享受著思維的樂趣，并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感染著周圍的人們。象金先生這樣的人，才稱得上真正的大學問家。

一個有趣的人一定比一個無趣的人更熱愛生活、更懂得快樂、更徹悟生命，作家汪曾祺也是這樣一個有趣的人。他西南聯大出身，沈從文的得意門生，經歷過抗戰、解放、反右、文革等數十年的大風大浪，升騰過亦流放過，可謂過來人。但無論遇到怎樣的生活喜悲，他從不掛心，總是一副樂呵呵的樣子。黃裳在《故人書簡·記汪曾祺》中說：“他總是對那些生活瑣事有濃厚興趣，吃的、看的、玩的，巨細靡遺，都不放過?！?958年，他被劃為右派，下放到張家口，不久，被安排到設在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沽源是清代皇帝發配罪臣的地方，氣候惡劣，風沙大。對于一般人來說，孤身塞外，對抗惡劣環境已殊為不易，尤其那遺世的孤寂和放逐的打擊難以排遣。但汪曾祺不僅不叫苦，還因為不用開會而開心至極。他每天蹚著露水，到試驗田里摘幾叢花，插在玻璃杯里，取出紙筆，上午畫花，下午畫葉。馬鈴薯成熟的季節，他就開始畫薯塊。一塊馬鈴薯畫完了，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他一個人在這絕地荒漠生活了一年余，竟然畫出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還把這形容為“神仙過的日子”，甚至夸口說像他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他不但自得其樂，而且喜歡搞笑。一次，隨作家代表團到云南訪問，女作家李迪戴著墨鏡，一天下來，因為高原陽光很烈，鏡片遮蓋部位的膚色雪白，鼻子和臉卻曬黑了。汪先生脫口而出：“李迪啊，為你寫照八個大字，‘有鏡藏眼，無地容鼻’”，活脫脫一個老玩童。一個算命的曾對汪先生說，要是你戒了煙酒，你還能活20年，他回答得干脆：“我不抽煙不喝酒，活著干嗎！”汪曾祺身上凝聚著一股人間煙火氣，于平凡的生活中體味獨特的快樂，活色生香，有滋有味。有人把他的小說與“清明上河圖”聯系在一起，不無道理，其實，這也是許多人喜歡他甚至“迷”他的根本原因。

汪曾祺的樂觀、風趣，與金岳霖推論“朋友如糞土”有異曲同工之妙，妙就妙在他們對生活都充滿著情趣，充滿著熱愛。其實，生命赤條條而來、赤條條而去，名譽與地位、物質與財富，都是生活這把萬能的刷子涂抹而成的；升騰與衰落、成功與失敗，也是世俗眼光打量出來的落差，與自然賦予生命本身的價值毫無關礙。待到生命與生命間分出了高低貴賤，生命這個本來單純而快樂的個體便越來越臃腫不堪，不是為名所累，就是為利所困，頻繁反復，永不停歇，這時，生命就變成了機器，呆板、刻薄、焦躁，了無生趣。因此，一個到老還喜歡“惡作劇”的人，一個常常把“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思索出“朋友如糞土”的人，一定是一個熱愛生活、徹悟生命、十分有趣的人。

摘自《內蒙古科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