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年譜的幾個問題

魏鵬展

(中山大學 中文系， 廣州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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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年譜的幾個問題

魏鵬展

(中山大學 中文系， 廣州 510275)

有關秋瑾加入光復會的時間，學術界一直未有定論，年譜的記述也欠缺有力的證據。郭延禮《秋瑾年譜》主張秋瑾于1905年夏歷三月中旬加入光復會，但論證有可疑之處。此外，有關秋瑾第二次到日本留學的時間及秋瑾第二次留學回國的時間，郭氏年譜都有具體敘述，但論證也有可疑之處。其后出版的秋瑾年譜很多都依從郭氏之說，而沒有進一步辨證。通過考察秋瑾及其作品，再結合時人記述，可以為秋瑾加入光復會的時間、第二次到日本留學的時間及第二次日本留學回國的時間作詳細的辨證。

秋瑾;年譜;光復會;留學日本

秋瑾第一次回國前曾經請教陶成章有關中國的革命情況。陶成章真誠地將多年來在浙江各地活動及組織光復會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她。她于是多次要求參加革命活動。陶成章為她介紹了中國兩個革命機關，又寄信給上海光復會會長蔡元培及紹興徐錫麟。秋瑾在陶成章介紹下與革命黨人取得聯絡，并且加入了光復會[1]。秋瑾于第二次返日前加入光復會，學術界已無異議。在探討秋瑾加入光復會的日期前，先要弄清楚秋瑾第二次返日的時間。年譜有關秋瑾第二次返日的時間如下：

(1905年)7月23日(六月二十一日大暑)六天后，瑾到達東京，中暑病倒。

──王去病、陳德和《秋瑾年表》[2]

(1905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二十三日)，抵東京。時值盛暑，途中顛簸，病。

──郭延禮《秋瑾年譜》[3]

(1905年)是年6月26日自紹興至上海；7月15日乘船去日，21日到東京。至日后病數月，病愈后入青山實踐女校。

──劉玉來《年譜》[1]349

劉玉來的年譜與郭延禮的年譜只相差兩天，但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劉氏可能依從郭氏之說時，筆誤所致。郭延禮的年譜先于王去病、陳德和的年表，兩人說法相同，可見王氏、陳氏是依從郭氏之說，而且王氏和陳氏所提出的證據與郭氏也是相同，筆者審視兩者提出的證據，發現有可疑之處。郭延禮在《秋瑾年譜》記述秋瑾于1905年6月21日到達東京[3]62，并在注釋只說明：“見秋瑾《致秋譽章》其四”但就沒有說明如何證明[3]75。筆者查閱秋瑾相關作品，發現有可疑之處：

……歲月逼人，奈何？奈何？妹在紹，前月二十六動身，在申半月，十五日上船，二十一日到東。偶感采薪，草草書達，即請暑安。伏乞珍攝。妹瑾

──秋瑾《致秋譽章·其四》[4]

秋瑾這封寫給哥哥的信是想告訴哥哥她已平安到達日本，但信沒有發信日期。信只提到秋瑾在某月二十六日離開紹興，十五日上船，二十一日就到日本：“前月二十六動身，在申半月，十五日上船，二十一日到東?！惫佣Y可能就是根據這幾句論證秋瑾于6月21日到達東京。筆者認為單憑這幾句，是不能推斷秋瑾離開紹興的月份，但可以從祝頌語，得到一些線索：“即請暑安”，從祝頌語，筆者可以肯定秋瑾是在夏天到達東京，因此秋瑾第二次返日的時間只能定于1905年夏，郭延禮在《秋瑾年譜》中指秋瑾于6月21日到達東京是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的。

有關秋瑾加入光復會的時間，郭氏年譜及相關研究有以下記述：

1905年三月中旬……在紹興，見徐錫麟于東浦熱誠學校，瑾出陶成章紹介函，徐氏以同志視之，后遂結為戰友。

──郭延禮《秋瑾年譜》[3]60-61

(1905年)是年2月底3月初，秋瑾回到上海，先到虹口愛國女學會見了蔡元培，又去紹興東浦熱忱學堂見了徐錫麟，遂加入了光復會。

──劉玉來《年譜》[1]349

陶成章記月有誤，故其入會時間應為1905年三、四月間，不是六月。

──郭長海、李亞彬《秋瑾研究事遺研究》[5]

郭延禮和郭長海、李亞彬都主張秋瑾是1905年夏歷三四月間加入光復會的，但兩種說法都未能提出有力證據。郭延禮指他是根據陶成章《秋瑾傳》作出判斷的[3]71，但陶成章記述的是1905年夏歷6月，可能是郭延禮筆誤。郭長海甚至直指陶成章記述秋瑾夏歷六月加入光復會是錯的[5]141，但就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筆者認為沒有任何一手資料作為證據的猜測，都是不科學的。

時人有關秋瑾加入光復會的時間有差異，筆者認為曾接觸過秋瑾的革命黨員的記述是比較可信。以下兩位革命黨員都曾到過日本，且與秋瑾接觸過，并曾記述秋瑾加入光復會的時間：

丙午春，由徐錫麟介紹，始入光復會。

──馮自由《鑒湖女俠秋瑾》[5]140

瑾乃索為介紹，成章以其為女子，不便，然亦難竟拒之，遂為介紹同人機關二處，一函致上海光復會會長蔡元培，一函致紹興徐錫麟。瑾既返滬，即謁元培于愛國女學校，旋往南京，欲運動資本家辛某之子漢無效，乃復歸滬，由滬旋紹，見錫麟于熱誠小學校，錫麟即介紹瑾入“光復會”，是為乙巳六月間事。

──陶成章《秋瑾傳》[6]

陶成章認為秋瑾1905年夏歷6月加入光復會；馮自由則認為秋瑾1906年春加入光復會，兩人說法前后相差一年。筆者認為先了解兩人與秋瑾的交游情況，能更客觀地辨證兩人記述的可信性。

馮自由早年追隨孫中山，投身興中會的革命活動，后來受孫中山之命，于1903年在橫濱組織洪門天地會。1904年，秋瑾到日本留學，受李自平之邀，與劉道一、王時澤一起到橫濱加入洪門天地會，由馮自由主其事。1905年，秋瑾在馮自由的引薦介紹下，加入同盟會[5]232-233。

從秋瑾與馮自由的交游情況看，筆者認為馮自由是洪門天地會和同盟會的創立人及骨干成員，他對秋瑾加入這兩個組織的情況會較為了解，他與秋瑾的認識及交往也只在于介紹秋瑾加入兩個會。至于秋瑾加入光復會的過程，他是沒有參與的，因此他有關秋瑾加入光復會的記述，很大程度上來自傳聞，有誤傳的可能性。

此外，秋瑾任教潯溪女學的時間可以證明馮自由之說是錯誤的，秋瑾學生徐蘊華有相關的記述：

(1906年)農歷二月上旬，以嘉興褚輔成的介紹，應湖州南潯鎮潯溪女學聘為教習。

──徐雙韻《記秋瑾》[7]

由徐蘊華的記述，筆者知道1906年2月，秋瑾任教于潯溪女學。后來，秋瑾成為徐自華的好友，更幫助徐自華加入光復會，因此在1906年2月前，秋瑾已經加入了光復會，否則不能于1906年初夏介紹徐自華加入光復會[7]150。秋瑾到潯溪女學與徐自華相見的時間學術界已無異義，但郭延禮《秋瑾年譜》有關秋瑾第二次回國的時間，還是有可疑之處：

(1905年)十二月初，瑾歸國。

──郭延禮《秋瑾年譜》[3]66

(1905年)年底，以反對日本政府公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罷課，罷學，歸國。

──郭長海、郭君兮《秋瑾詩文系年》[4]550

郭長海、郭君兮《秋瑾詩文系年》沒有提出任何證據。郭延禮的年譜是據以下資料得出結論的：

接易羲谷……自上海來信，告余以到滬情形也。

──宋教仁《宋教仁日記》(1906年1月14日，即1905年夏歷十二月二十日)[3]82

郭延禮認為易羲谷于1905年夏歷十二月二十日寫到上海寫信給宋教仁，即在這天前秋瑾已回到上海，由此推論秋瑾也應已到上海，再依由日本乘船到日本，一次旅程十五日計，秋瑾回國時間應該在十二月初四五[3]82。筆者認為郭延禮沒有證明秋瑾與易羲谷在一起，因此論證不成立。筆者從時人的記述推論出秋瑾第二次從日本返國的時間：

在我的記憶中，秋瑾是在一九零五年底回國的。

──王時澤《回憶秋瑾》[8]

王時澤是秋瑾留學日本時的好友，秋瑾返國時，他曾送別[4]420，因此他的記述應該可信，秋瑾回國時間不會遲過1905年底。筆者從秋瑾寫給兄長秋譽章的信中得到更好的線索：

因公使不為助力，難達第一之目的，故決義全體歸國，故紛紛內渡已及二千余人。妹亦定此月歸國。

──秋瑾《致秋譽章·其十一》(1905年12月22日，自日本東京寄)[4]439-440

秋瑾于1905年夏歷12月22日寫這封信，信中明確記述了她將于此月回國，因此秋瑾回國日期應在12月22日后。秋瑾的同鄉人也曾有相關的記述，而且與秋瑾寫給兄長信的記述吻合：

(女俠于190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東京乘長江號商船返國。

──紹興逸翁《再續六六私乘》[8]160

紹興逸翁的記述剛好是秋瑾信提到的發信日期稍后的日子，秋瑾回國，同鄉人即使不是直接與秋瑾接觸，有關秋瑾回國的消息在同鄉中口耳相傳，能掌握的信息也相對可信，因此筆者定秋瑾1905年夏歷12月25日第二次從日本回國。

秋瑾于第二次留學日本前已加入光復會，學術界已無異議；而秋瑾又于1905年12月25日回國，因此秋瑾加入光復會的時間就不會發生在1906年。由此可見，馮自由主張秋瑾1906年春加入光復會之說是不合理的。

再看看陶成章與秋瑾的交游情況：陶成章1902年到日本去，并在日本多方結交革命志士。1904年冬，陶成章在上海與蔡元培等人創立光復會，返日本后在浙江留學生中擴大光復會的組織。年末，陶成章經陳儀兄弟介紹，與秋瑾相識。秋瑾回國探親前，秋瑾曾請教陶成章有關國內的革命情況，陶成章都以實相告，并為秋瑾介紹國內兩處革命機關，一為上海蔡元培，一為紹興徐錫麟。秋瑾回國后，到上海訪問了徐錫麟，并加入了光復會。秋瑾從紹興返日本，在上海遇到陶成章，并將徐錫麟的信件交給他。秋瑾遇難后，陶成章為了逃避通緝，于是逃亡到南洋，并任仰光《光華日報》編輯。其間，陶成章寫了《浙案紀略》，并在《光華日報》上連載，詳述浙江革命情況，是當時唯一記載秋瑾活動的專著[5]234-235。

筆者認為陶成章親自寫信介紹秋瑾加入光復會，他的數據是來自直接接觸秋瑾所得；秋瑾加入了光復會后，準備回日本前，她曾把徐錫麟的信件交給陶成章，即秋瑾在入會后再次接觸陶成章。秋瑾成了新會員，兩人再次見面，大有機會談及秋瑾入會時間，因此陶成章的記述更大可能是來自秋瑾。此外，陶成章是光復會的創立人之一，他有機會翻看會員資料；他在為撰寫有關秋瑾生平事跡時，能夠于光復會中核實秋瑾的數據，所以他所掌握資料是最準確的。馮自由在這件事上沒有直接與秋瑾接觸，因此可信性不及陶成章。

由秋瑾與陶成章的交游情況看，筆者認為陶成章記述秋瑾加入光復會是“是為乙巳六月間事”是合理的。

現有的秋瑾年譜不是論證粗疏，就是論述欠缺證據。筆者根據秋瑾與各人的交游情況，證明時人陶成章主張秋瑾于1905年夏歷6月加入光復會之說最可信。秋瑾寫給其兄長秋宗章的信中所證明返日時間，可以作為陶成章之說的佐證。筆者又根據秋瑾《致秋譽章·其四》定秋瑾第二次返日的時間為1905年夏，又根據秋瑾《致秋譽章·其十一》及紹興逸翁《再續六六私乘》定第二次回國的時間為1905年夏歷12月25日，以此為秋瑾年譜辨證。

[1] 劉玉來.年譜[M]//劉玉來.秋瑾詩詞注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349.

[2] 王去病，陳德和.秋瑾年表[M].北京：華文出版社，1990：73.

[3] 郭延禮.秋瑾年譜[M].濟南：齊魯書社，1983：62.

[4] 郭長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箋注[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427.

[5] 郭長海，李亞彬.秋瑾事跡研究[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141.

[6] 陶成章．秋瑾傳[M]//劉玉來.秋瑾詩詞注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362.

[7] 周永珍．徐蘊華、林寒碧詩文合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210.

[8] 郭延禮.秋瑾研究資料[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198.

[責任編輯 夏 強]

Several Issues of the Chronicle of Qiu Jin

WEI Peng-zhan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China)

Qiu Jin,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Restoration League and one of the liberation army uprising planne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at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owever,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not agreed on the time when Qiu Jin joined the Restoration Society. Guo Yanli, who compiled “Qiu Jin’s Chronicle”, argued that Qiu Jin joined the Restoration Society in mid-March of the lunar calendar in 1905, but the argument lacked solid evidence. In addition, the second time when Qiu Jin studied in Japan and returned to China recorded in “Qiu Jin’s Chronicle” was also doubtful. The subsequent Qiu Jin’s chronicles published still need further proof. The autho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Qiu and her works,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contemporaries’ records, so as to do a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time when Qiu Jin joined the Restoration Society, and the second time when she studied in Japan and returned to China.

Qiu Jin; chronicle; Restoration Society; study in Japan

2016-07-24

魏鵬展(1980-)，男，香港人，中山大學中文系《小說與詩》主編、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古代詩文與詩文批評。

I207.65

A

1008-6021(2016)04-01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