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孩子不許經商——憶父親伍修權

伍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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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孩子不許經商——憶父親伍修權

伍連連

伍修權（1908-1997，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曾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八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顧委常委）雖然已經去世19個年頭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卻常常浮現在他的女兒伍連連的眼前。

伍修權

不能帶走的孩子

我們家一共6個孩子，其中兩個有著不平常的經歷。1941年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父親伍修權要從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調回延安工作，當時家里已經有3個孩子，長途行程，交通工具有限，不允許帶這么多孩子走，必須要留一個在蘭州。大姐曼曼已3歲，不僅會說話，還知道父母的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如果留下來就比較危險；二姐望生才出生不久，留下來會給人家造成很大負擔?？紤]再三，父母還是決定把唯一的兒子老二天福留下來。

當時甘肅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羅楊實叔叔提出可以交給他的母親撫養。這樣，哥哥就來到了羅家。羅爺爺是遠近聞名的中醫，原本生活比較安定。雖然羅叔叔沒有明確說明這個孩子的父母是什么人，但是羅奶奶心里清楚，這個孩子的父親一定是和自己兒子一樣的人。從此，羅奶奶不顧個人安危帶著哥哥，就像對自己的親孫子一樣精心呵護。為躲避敵人的盤查，有時不得不跑到鄉下生活。不管再苦再難，羅奶奶也沒有一絲怨言。這樣哥哥在羅奶奶的照顧下一直過了10年，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51年，羅奶奶把哥哥帶到北京，哥哥才和我們團聚。

因為父親抗戰結束后緊急調到東北工作，妹妹延力也成為不可能帶走的孩子。父母原準備把她送給當地老百姓照看，等有機會再來接她。但是跟隨父親多年的公務員吳樹成伯伯說什么也不同意，說這是革命的后代，交給他帶吧，只要他活著，孩子就不會有問題，他保證把孩子帶到東北，完好地交給父親。吳伯伯跟隨部隊，歷經無數艱辛，長途跋涉，出生入死，終于把延力帶到了沈陽。

當父親看到吳伯伯背上為保護延力不被敵機傷害、留下多處彈痕時，緊緊握住他的手說： 你是這個孩子的救命恩人??！新中國成立后，父親調到北京工作，希望吳伯伯能留下來同我們一起生活，但是吳伯伯說什么也不肯，最后還是回到了河北老家。

父親在中聯部

1958年父親調到中聯部工作，任副部長兼機關黨委書記。1959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中聯部機關食堂同各單位食堂一樣，也想盡辦法用各種樹葉、植物發酵做成“人造肉”等，還想方設法粗糧細做，盡量把食堂的伙食做得可口、耐饑一點。我們原來都在家里吃飯，這時父親要求我們都到食堂吃飯，每人按定量吃，教育我們要和大家同甘共苦渡過難關。父親還對我們說，現在主席都不吃肉了，總理也不吃肉了，中央的高級領導人都要和大家一起度過困難時期！他教育我們在學校除了要學習好，還要和同學們一起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同心同德度過眼前的困難。

父親看到中聯部的一些干部由于營養不良出現浮腫和疾病，很是不安。他召集有關同志開會商量，參照其他單位的經驗，親自動員大家，響應中央號召，勤儉節約，搞好生產，改善生活。機關成立了勞動生產辦公室，他幫助解決開展生產的啟動資金和生產人員不足的困難。當他了解到一些生產人員在口糧不足、營養不良的情況下，克服困難，堅持生產的動人事例時，很感動地說：他們實在太辛苦了，如果條件允許，可以每天多給他們發二兩補助糧，每月多給一份農副產品。在生產一線的同志們知道部領導的關心后也很受鼓舞，大家的勞動熱情更高了。中聯部的專業生產隊和生產基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結出碩果，改善了同志們的生活，得到部領導和全體干部職工一致贊揚。

這段時間中聯部不僅在郊區建立了生產基地，還把機關大院的空地利用起來。我們家就住在中聯部里，我們家周邊空地也被利用起來養了雞、豬，種上了蔬菜。屋外不僅常常有雞鳴、豬叫聲，還有馬車聲和馬達聲不絕于耳；為了蔬菜能長得更好，大家還挑來了糞肥澆菜，這樣糞便和發酵飼料的氣味直接就散發到我家。

工作人員都覺得太影響我們家的正常生活了，很過意不去，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不高興的話。一天生產辦公室的領導見到父親說： 真是對不起，你看我們在你家附近種地，飼養家禽，可能影響了你們生活。但一時又解決不了，請部長諒解。父親馬上笑著說：沒有關系，這是特殊情況，搞好生產是大事，我這里你們不用顧慮。他還津津樂道地講起了延安大生產運動，南泥灣開荒種地的故事。

父親是個很謙和、很為別人著想的人。20世紀60年代，單位住房都很緊張，中聯部有幾位干部的住房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辦公廳只得找到父親，同他商量，看能不能從我們家的住房中調出兩間。父親非常痛快地說，沒有問題，你們安排吧?；氐郊?，父親立即囑咐騰出一層的兩間帶衛生間的房子交給單位分配。這樣，有兩位同志一直同我們住在一起。其中一位是烈士子女，她長期在蘇聯學習工作，對國內生活有些不適應，剛搬進來覺得很不自在。父親對我們說，她的父親是為革命犧牲的，我們理應給她更多的關心和幫助。父親有時會關心地問她生活工作情況，有時還會請她在我們家吃個飯。

1950年，伍修權（中）步入聯合國會場

在父親的影響下，我們見到她，也會和她交流交流。經過一段時間，我們也像朋友一樣了，她把這里當成家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她才搬走。

父親因為長期從事外交工作，對國內的情況了解不是太多，只是從中央的文件中了解政府在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的方針政策。

1963年全國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是一個深入基層了解國內農村實際情況的好機會。這時我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同以蘇聯為首的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政黨產生了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父親工作十分繁忙。但是父親還是不愿意錯過這個時機。在父親一再向中央提出申請后，終于得到批準，1965年10月開始了他在安徽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

開始省里領導安排父親在公社吃住和工作，但是父親認為只有到第一線才能更準確地掌握農村實際情況，于是他下到生產隊，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生活。父親還是一如既往地重視調查研究，對群眾反映的各種問題，做細致調查，取得真實可信的憑據。他對工作隊員說： 切不可偏聽偏信，草率從事。當時各地工作隊都對生產隊干部存有戒心，不敢同他們接觸，怕犯立場錯誤。但是父親說對干部也不要一律排斥，他們的意見也要聽，吃“派飯”也可以到干部家，這樣掌握的情況就比較全面，解決問題才會更有針對性。

由于父親能實事求是地對待干部群眾的意見，提出合情合理的解決措施，因此得到了干部和社員們的認可，大家都很滿意。

在工作中，父親也很關心同他一起來的中聯部干部的工作、生活情況。一次公社給父親燉了一只雞，當端上飯桌時，父親讓拿下去，對秘書于洪海說，明天把左君和映平（中聯部干部）找來，一起改善。

還有一次，洪左君得了腸炎，父親知道后立即去看望他。當時淅淅瀝瀝的小雨雖然停了，但是鄉間小道路滑難行，稍不留神就會跌倒，但父親還是穿了棉襖棉褲棉大衣，腳穿雨鞋，拄著用樹枝做的拐棍，在泥濘的小路上走了4公里，來到洪左君的住處，這時他已經是滿頭大汗了。洪左君看到此情此景，心中異常激動，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只是緊緊地握住父親的手。

因為工作需要，父親沒能參加完在安徽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回到北京。父親對我們說：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十多年了，農民的生活還是很貧苦，看到這些心里很不好過，要使廣大農民都過上好日子，我們黨和政府還要做出更大努力。

他還利用工作之余，到洪左君和吳映平兩家看望他們的家屬，他對他們說：我把左君和映平帶到安徽，可是我卻先回來了，非常抱歉。不過他們在那里一切都好，請你們放心。

父親的到來，讓兩家家屬大感意外，部領導登門看望下面的干部家屬，他們還是第一次遇到。

父親與親家

1974年9月29日，父親終于被“解放”了，全家人的喜悅是不言而喻的。爸爸看到我們這些孩子都安好，工作、生活基本上也有著落，心里踏實了許多。特別是我們四個大孩子已經成家，還有了下一代，更使爸爸高興。

大姐是1967年父親被關押以后結婚的。景賢姐夫的父親是唐山開灤煤礦的老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他們退休后就住在北京，幫助姐姐照顧孩子。在我們姐妹們很困難的時候，是景賢和他的父母給了我們許多關愛。每次我們回到北京，沒有地方住，就擠到大姐不足10平方米的小柴屋里，條件雖差，但也其樂融融。父親出來后，常常請他們到家里來做客，每次來，爸爸總要請工作人員做些好吃的招待他們；父親偶爾也到大姐家里看看(這時居住條件已有所改善)，景賢的母親同樣會做她拿手的飯菜招待親家。父親對他們總是和顏悅色，時常問些家常話： 退休金有多少，生活有沒有困難……父親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說： 像首長這樣平易近人，真是太讓人感動和值得我們尊敬了。

我愛人彭加瑾的家在浙江杭州，我的公公是省教育廳的干部，“文革”中也受到一定沖擊，被下放到煤礦勞動，我的婆婆是工人。我的公婆對我很好，對于父親的關押，公公說，像你父親這樣的老革命都成了“反革命”，這不成了是非不分，黑白顛倒了？！他們安慰我，事情總會搞清楚的，要有信心，有耐心。當得知我父親“解放”時，他們立即打電話表示祝賀。父親工作以后，第一次到杭州出差，就到家里去看望我的公婆。那時他們在杭州的住處比較狹窄，房子是老舊的木板房，地板有些霉爛，他們覺得讓父親到這種地方很過意不去，就說還是他們到賓館去看我父親，但是父親堅持一定要到家里來看望他們。

父親到了以后，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樣，非常隨和，同我的公婆聊起家常。中午公婆招待我父母在家吃飯，他們欣然接受，父親對我婆婆做得一手好菜贊不絕口。兩親家第一次見面就特別開心。以后父親每次到杭州都要去看他們，還要請他們到賓館吃一餐飯，有時還約他們到公園散步、游覽。公婆到北京也會到家里看望我的父親，父親和我公公很談得來，經常會在一起談論國家大事，談教育方面的各種問題。這其實也是父親作調查研究的一種方式，從中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信息。

20世紀70年代末期，伍修權一家（前排中為伍修權的母親）

我家的孩子不許經商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了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后，國家經濟形勢有了迅速的發展，國內各種公司相繼成立，不少人也確實賺了很多錢。但是也出現了很多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干部子弟利用各種關系，用不正當的手段謀取利益。這時，我的一個朋友邀我一起組建個公司，他有經營外貿業務的經驗，加上我們的社會關系，公司一定會有前景。我們也想，別人能干出名堂，我們也一定能行。

恰在此時陳云同志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高級干部的子弟和親屬不許經商的意見，父親把這看作是項必須遵守的紀律，回到家后，他專門和我們講，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我們堅決擁護，積極貫徹執行，但是現在黨內有紀律，高級干部子女不許經商，我們家要遵守，誰個（哪個）也不許經商。我們的眼里不能只看到錢，還要有大局觀念。這樣我就回絕了朋友的邀請，他很遺憾地說： 大概像你爸爸這樣嚴格自律的干部也不多吧。

父親常對我們說，在戰爭年代，那么多優秀的同志都犧牲了，我們能活著看到革命成功已經是十分幸運了，還有什么想不通的？還要向組織上講什么價錢？父親這樣說，也一直這樣做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實行工資改革，父親在外交部負責評定干部級別的工作，周總理特別囑咐，由于外交部工作的特殊，在職務評定上要低一點。父親為了做好大家的工作，首先把自己的級別低定為行政6級，這樣和他前后參加革命的同志也都很愉快地接受了組織上提出的行政級別。

1975年父親再次出來工作后，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為別人著想?？自迨迨莻€老革命，“文革”后父親同他一起領導總參二部的工作，但是當時房子很緊張，孔原叔叔一直住在招待所，沒有安頓下來。正好這時總參給我們家解決了住房，父親看到給我們的住房還比較寬余，就對孔叔叔說，你搬來，我們兩家住在一起吧。他也不容孔叔叔推辭，說就這樣定了。從此，我們兩家住在一起，不僅方便了他們的工作和活動，也使我們兩家的孩子成了好朋友。

附注：伍連連，伍修權之女，1943年出生在延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1968年在部隊勞動鍛煉；曾供職于國家海洋局、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等?，F任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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