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文化旅游融合發展問題與對策

王碩　李玉峰

【摘要】文章從京津冀共同的人文背景入手，對三地文化旅游資源特性進行了歸納。指出自然條件的限制和突出的文化背景使得京津冀旅游協同發展的重點落在大力拓展人文旅游資源之上。同時，對京津冀文化旅游當前存在的空間結構、整體規劃、管理手段和旅游創意問題進行了歸納。并提出了提升區域交通、提高旅游整體規劃水平、優化分配機制以及建立特色文化產品體系等應對策略。

【關鍵詞】京津冀 文化旅游 文化生態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A

京津冀文化發展的歷史相似性與資源特性

京津冀地區自古以來一直是多文化交流的舞臺，從先秦時期開始，京津冀地區一直處于農業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錯影響之中，頻繁的民族文化交流使區域文化逐漸表現出強大的包容性，到明清時期，京畿文化已發展成京津冀區域的共同文化根基，展現出匯集歷史經驗的沉淀力、兼容并蓄的吸引力和胸懷博大的包容力，讓京津冀在當前的區域協同發展之中，具備了共同的歷史人文基礎①。京津冀地區地處中國北方，自然條件較南方遜色，但悠久的歷史為京津冀留下了大量文化遺產，在此區域內，截止至2015年12月共有7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8處世界文化遺產、5A級景區14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26處和國家一級博物館17家。因此，京津冀旅游資源的融合發展，應以大力發展人文旅游資源為突破重點。京津冀人文旅游資源依然展現出不同特色，呈現出豐富多彩的面貌。

北京作為中國八大古都之一，有著濃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發展出中國獨一無二的皇城文化；北京城經歷3000多年歷史發展，其人文、科技、生態文化與文化創新都得到突出展現，又體現出一種城市文化；作為超大型城市的北京市商品零售業的巨大市場，消費規模大，消費品檔次高，其文化也表現出一種消費文化。②除此之外，北京文化資源特征還體現著傳統和現代的商業文化。

天津文化是漕運文化和海洋文化融合的產物。沿運河而興盛的漕運業和地處海岸線而發展起來的制、販鹽業使得天津成為明清時期中國北方最大的商業都會，又因為近代開埠接納了近代工商文明的熏陶，培養出異于本土市民文化的精英文化群落，天津逐漸發展出較有代表性的皇家遺族文化、租界文化、商業文化以及以曲藝見長的市井文化以及民俗等代表文化特色。

河北經過數千年歷史積淀，其文化資源多集中于反映歷史革命老區、革命家相關的紅色文化、悠久的長城文化、依托皇家園林建筑、布局的園林文化、以及豐富的鄉村文化和風俗文化。

京津冀區域旅游合作的進展與差距

京津冀三地的旅游資源各具特色，讓文化旅游的融合發展成為可能，也為三方合作奠定了基礎。自1987年，以京津冀首次區域旅游研討會為契機，三地旅游合作拉開序幕，其中2008年4月三地簽署的《京、津、冀旅游合作協議》可看作是旅游協作向實質化邁進的重要里程碑，而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三地加快在旅游方面的合作。2014年12月京津冀旅游協同發展第三次工作會議召開，三地提出共同開發旅游宣傳品、舉辦主題活動等措施。2015年11月《京津冀協同發展交通一體化規劃》獲批標志著京津冀交通一體化正式步入正軌，至2015年12月京津冀交通一卡通試運行，三地旅游合作加快步伐。

經過對近20年來京津冀旅游標志性事件的深入分析，應該看出，京津冀區域旅游合作依然不盡如人意，步伐過于緩慢。一方面，政府作為協同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其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對真正促進發展的機制設計缺乏必要的手段，對于突破行政藩籬而進行真正的區域融合表現的缺乏魄力，呈現出一種“重會議、重研討、重宣言、重形式的傾向”（劉德謙，2013）③。另一方面，是發展中旅游企業的缺位，作為旅游合作的重要參與者，旅游企業還無法在融合發展中承擔主體力量，由于缺乏話語權，缺乏對利益分配的渴望也就顯得缺乏必要的興趣。

從橫向對比來看，與同屬于區域旅游合作發達地區的長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區域旅游產業無論是從發展規模還是從對相關產業的拉動效果方面，都處于劣勢。近年來，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著力對區域內的旅游資源進行整合，尤其是長三角地區，通過提高區域旅游資源互補和提升城市旅游信息共享水平讓行政界限在區域內變得更加模糊，推動了整體旅游產業的快速發展。2014年，長三角地區旅游接待人次達13.37億人，旅游業總收入17754.17億元人民幣，反觀京津冀地區，對應數字為7.36億人和9330.27億元人民幣，分別為長三角地區的55.05%和52.55%，可以看出，兩個地區旅游發展水平還存在著較大差距。

京津冀文化旅游融合發展的問題

受制于交通條件，空間結構不盡合理。長三角地區在我國版圖內屬于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區域，路網、水網發達，基礎設施完善，目前已形成以高速公路、城際鐵路、高速鐵路為紐帶的交通網絡—“多核心高密度網絡化”的空間結構。區域之中各級城市之間交通便利，不論是上海、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或是蘇州、無錫之類的地方城市，城市之間的交通聯系非常緊密，可以選擇的交通工具種類之多、效率之高讓其他地區難以企及，這樣的多城市多核心的密集地域系統是區域旅游融合發展的空間基礎。長三角區域各城市雖然存在一定競爭關系，但由于旅游資源的互補性，使得各地旅游市場能夠依托便捷的交通條件發展出共同受益的互動關系，在旅游一體化的道路上遙遙領先④。

京津冀地區在空間結構上，屬于從雙核輻射模式向核心—邊緣模式過渡的階段，在此階段中，區域合作模式較為初級，旅游資源分布不均、市場容量差距較大、區域中交通網絡的密度較低，核心城市向地方城市輻射范圍有限，城市之間交流不充分。而且，在京津雙核之間沒有形成準確的分工，還存在著資源爭奪和重復開發的現象⑤。

對于京津冀地區來講，經濟規模無法達到長三角地區水平，但借助協同發展的東風，卻能過實現對交通網絡的優化，通過高鐵、城鐵、高速公路打造高效率的城市交通網絡，從而實現對地方旅游資源整合。

三地整體旅游規劃欠缺，未能形成統一形象。長期以來，京津冀整體旅游規劃欠缺，三地各自為政的現象極為嚴重，雖然區域旅游資源產品豐富，但至今未能建立起組織內部整體性的、權威性的、能夠充分體現三地協調關系的旅游規劃。這就導致各地區之間無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城市與城市之間重復性建設很多，定位雷同現象嚴重，爭奪客源現象比比皆是。對于那些地理范圍內跨越不同行政區的旅游資源，各地更是為爭奪其所有權、開發權忙得不可開交，而忽視對資源獨特性的發現與塑造。造成的惡果就是各地景點特色的趨同、消費者的無法適從，無法形成游、購、娛、行、宿的區域精品線路。另外，由于缺乏統一制度和統一政策，各城市景點缺乏統一收費標準、統一經營模式、統一服務質量，導致對游客利益無法充分保障，很難形成鮮明的統一旅游形象。

利益相關者各自為政，無法有效管理。目前，三地旅游協同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來自于兩方面：第一，京津冀旅游橫向聯合機制還未充分發揮作用，各地區習慣于省、市、縣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地方旅游業處于各自為政、條塊分割狀態，導致優勢無法互補、劣勢無法克服、資源無法共享。對區域內的橫向聯合機制尚在探索之中，如北京市旅游委2015年1月組織的京津冀旅游協同發展調研工作會議，其目的就是在于對北京市在京津冀旅游協同發展中的定位問題、未來戰略發展問題進行探討。而這樣的會議如能進一步上升到區域層面，由三地旅游管理部門的上級單位協調組織，形成固定的工作機制，其效果將更加卓然。第二，在于旅游產業生態鏈的發展并不平衡，京津冀區域內的餐飲、住宿、交通、娛樂等行業形成產業化、生態化的發展格局，將涉及更多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有賴于眾多相應主管部門的協調，這個過程將是復雜而艱難的。

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缺乏新意，資源浪費嚴重。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的關鍵，是對資源本身文化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體現，但當前京津冀文化資源過多展示的是其藝術價值，即對景區、場館自身投入較多而對文化內涵的深度挖掘不足，主題不夠鮮明，展示內容有限。各地投資開發旅游資源，大多僅僅停留在建設旅游場館，舉辦各類文化節上，對于文化旅游所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關注不夠。作為文化旅游，如果失去了文化生態這個背景，僅憑借復原的景觀和文物無法滿足文化旅游者對文化內涵所產生的探索意愿，如果不能帶來進一步的互動體驗，則文化旅游開發項目越多，資源浪費也就越嚴重。

京津冀文化旅游融合發展策略

解決區域內部交通問題，推動城市空間結構進化。以津保鐵路為例，在修建之前，同屬于河北的石家莊到唐山必須由北京或是天津中轉，交通極為不便，出行效率低下。因此以便捷和迅速出行為目的，需要借助高鐵建設提高交通路網的密集程度，設計新的京津冀內部交通體系。2015年，《京津冀協同發展交通一體化規劃》獲批，京津冀交通一體化重點工程陸續上馬，軌道交通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為京津冀地區區域內部交通問題的解決帶來了良好的外部契機，三地將有機會建立起一個主要由重點板塊—核心城市—高鐵網絡構成的新的內部交通體系。

三地應結合京津冀綜合交通運輸大通道“四縱四橫一環”布局，依托高鐵網絡和高速公路打造“雙高”城市交通體系，建設板塊分明、重點突出、網絡密集的內部旅游交通網，其規劃思路為：將全區劃分為3個重點板塊，在板塊內部實現小范圍區域聯動，通過板塊之間交流最終帶動全區域均衡發展。著重打造3個旅游核心城市：以北京為核心，張家口、承德、廊坊、保定為成員組成環首都板塊；以天津為核心，秦皇島、唐山、滄州為成員組成環渤海板塊；以石家莊為核心，衡水、邢臺、邯鄲為成員組成冀南板塊。依靠核心城市間建立的高鐵直通網絡，令各大核心城市之間實現1小時通達。依靠核心城市與二級城市間建立的城際鐵路直通網絡，令板塊內部城市之間實現1小時通達。改善相鄰三級城市與二級城市之間交通條件，建設以鐵路為主高速公路為輔的交通體系，同時逐步縮小三級城市與二級城市差距，直至全部達到二級城市標準，實現鐵路網絡城際化。

提高京津冀旅游整體規劃水平，促進各類旅游要素融合。在促進區域旅游要素整合方面，需要做到三點：第一，政策的整合。三地目前都在出臺旨在提高區域旅游合作水平的政策，這一方面是利好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政策無法做到惠及三方的話，也會形成新的阻礙。由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速度進展很快，導致環境因素變化多樣，有些政策一經推出就已經滯后，因此三地應提升聯動效率，通過合作協議的方式，力爭讓旅游政策落實到位，提高合作力度。

第二，形象的整合。這一方面，三地應借鑒長三角區域旅游發展的經驗，以京津冀區域整體形象對游客開展營銷活動，根據地區相似的人文背景對地區加以宣傳，通過系列化相互關聯的旅游產品體系將京津冀牢牢結合在一起。在形象推廣上要突破以往單一景區，單一城市宣傳的方法，通過多地景區聯姻，共同推廣精品線路的方式，塑造京津冀旅游品牌。

第三，文化的整合。京津冀文化旅游資源在共同的人文環境中，發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脈絡，其文化形式既有代表京韻的皇城文化，又有代表津味的市井文化，更有代表燕趙故地的豐富的民俗文化。在文化整合開發過程中，應結合區域三大板塊的特點，突出京津冀文化形態的豐富性、互補性，打造“區域內有區域，區域聯合區域”的內外聯動發展模式。其中，環首都板塊可主推以皇家園林、文化遺產為主題的旅游項目；環渤海板塊可主推以海濱度假、節慶會展為主題的旅游項目；冀南板塊可主推紅色旅游、民俗旅游為主題的旅游項目⑥，最終形成三區聯動的區域整體文化旅游協同發展格局。

優化分配機制，發揮利益相關者作用。在政府層面，三地旅游主管部門應形成戰略合作思維，樹立區域合作觀念，有目的的推廣京津冀統一旅游品牌。挖掘共同利益，打破行政條塊分割，實行橫向區域聯合，縱向產業聯合。為文化旅游融合搭建交流平臺，創造合作機會，建立起強勢旅游城市適當補償弱勢旅游城市的利益兼顧思想下的區域合作機制，推動區域旅游均衡發展。同時，在京津冀成立長效化、常態化的旅游發展決策機制，由決策層定期檢討合作問題，制定年度旅游發展策略，協調區域協同發展與地方旅游發展之間的關系⑦。

在旅游企業層面上，應協調旅游產業鏈上各龍頭企業的帶頭作用，為其創造優質服務環境，創造良好利益分配機制，形成價值鏈聯合、區域聯合的合作局面。特別是通過聯合旅游中介服務機構、旅游景區、旅游服務提供企業，塑造一批跨行政區、跨行業的旅游企業集團，培養其服務—價值思維，通過共同創造服務環境實現顧客價值和顧客體驗的交換，通過旗艦旅游組織自下而上推進三地旅游產業融合。

維護文化生態環境，開發特色文化產品體系。對于文化資源開發問題，京津冀應樹立起生態意識。失去文化生態環境的文化旅游不可避免陷入泛化泥潭，只有當游客能在旅游中感受到所接觸旅游資源的真實文化根源，才會有進一步接觸的愿望。對于區域文化產品體系的開發，京津冀應做到多元互補、特色各異、有的放矢、重視體驗、產品復合的開發思維。在區域三大旅游板塊內，主推文化遺產旅游品牌、紅色經典旅游品牌、民俗風貌旅游品牌和休憩度假旅游品牌。通過賦予不同區域產品各有特色的文化內涵來吸引不同類型的旅游者駐足，做到任何一類游客都能從京津冀精品旅游線路中找到自己關注的興趣點。

（作者分別為河北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南開大學濱海學院講師，南開大學金融學院黨委書記、副教授；本文系2014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基于競爭優勢轉型的我國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理論、機制與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AJY006）

【注釋】

①劉仲華：“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的歷史文化根基”，《前線》，2014年第7期。

②李建平：“北京文化的特點—兼論北京文化與北京學”，《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1期。

③劉德謙：“關于京津冀旅游協同發展的回望”，《旅游學刊》，2014年第29期。

④吳國清：“區域旅游城市化與城市旅游區域化研究—兼論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旅游互動”，《地域研究與開發》，2008年第27期。

⑤趙建強：“京津冀區域旅游空間結構優化研究”，《社會科學家》，2009年第12期。

⑥范曉梅，李艷，楊會娟：“區域旅游合作中的京津冀都市圈結構模式探討”，《特區經濟》，2010年第4期。

⑦張補宏，徐施：“長三角區域旅游合作問題及對策探討”，《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9年第25期。

責編 /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