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媒體實證“國家記憶”的價值功能

韓佳蔚

摘要：央視《等著我》推出一系列與民族歷史、國家命運相交織，有“大敘事”特征的尋人節目，重現革命戰爭歷史，實證“國家記憶”，彰顯了中華兒女在國家危難關頭挺身而出、不畏犧牲、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央視通過《等著我》的成功策劃履行了國家媒體的社會職責和“保存國家記憶”的歷史使命，發揮出“一種價值塑造和精神召喚的特殊功能”，其對振奮民族精神、增進群體意識、彰顯共同體價值、教育和鼓舞人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等著我》；國家記憶；理想信念；愛國精神；共同體價值

中圖分類號：G1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6）03-0107-03

《等著我》是央視發揮國家電視臺的社會影響力和資源整合力，匯聚全媒體元素，以實現普通大眾的“團圓夢”為目標推出的大型公益尋人節目，2014年清明節開播。據統計，2014年“在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的同時段自辦節目中，《等著我》的收視率、市場份額和平均忠實度均連續數周排名第一”，節目的收視影響迅速擴大，“成為媒體和觀眾關注的焦點”。[1]據央視網統計，《等著我》2015年度進入央視一套黃金檔，收視率更是“一路飆紅”，以6月14日第3期為例，“全國網收視率達2.42%，收視份額7.48%”。[2]這說明該節目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深受廣大觀眾歡迎的同時，也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等著我》節目內容呈多元化，有因拐賣、走失、遺棄等原因導致骨肉離散而引發的親屬之間的尋親，也有因各種社會歷史原因造成戰友、師生、同學、朋友、鄰居之間失聯而引發的尋人故事。在這當中，有一類節目特別引人矚目，其主題是講述與民族歷史、國家命運交織在一起的“個人記憶”，重現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情境，不僅震撼心靈，催人淚下，而且有補充和實證“國家記憶”的價值。如果說尋親、尋友等各種尋人節目都屬于平民化的“小敘事”，[3]那么這些有實證“國家記憶”功能的尋人節目便可稱作“大敘事”?！兜戎摇贰按髷⑹隆惫澞空蔑@了中華兒女在民族危難關頭挺身而出，不畏犧牲，保家衛國的民族正氣和愛國精神。央視作為當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媒體，通過《等著我》的成功策劃，有力地“影響和改變權利對象的思想、行為和精神”，[4]發揮了振奮民族精神、增進群體意識，參與共同體價值構建的社會功能。

一、實證“國家記憶”——“大敘事”為國存史、為民立傳

《等著我》的“大敘事”節目講述發生在遠去的歷史時空背景下的“個人經歷”，在對觀眾產生感情震撼和精神激勵的同時，喚醒逐漸遠去的“集體記憶”，有實證和彌補“國家記憶”的作用。

2014年4月5日《等著我》開播，推出85歲的抗美援朝老兵孟慶銘尋找犧牲戰友親人的故事。節目錄制的特定背景是清明節前夕，韓國將送還437名志愿軍烈士遺骨。據報道，這些犧牲在“朝鮮戰爭期間戰斗最為激烈的江原道橫城、鐵原、洪川以及京畿道漣川、加平等地”的志愿軍烈士，被散葬于“軍事分界線”以南地區，[5]其中或許就有孟慶銘當年掩埋的三位戰友的遺骸?！兜戎摇返摹昂甏髷⑹隆辈粌H重現了抗美援朝戰場的慘烈悲壯，更彰顯了志愿軍戰士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這則來自民間的“個人記憶”通過國家電視平臺廣泛傳播，在志愿軍烈士遺骨回歸故土的特定背景下，有力地實證了中華民族抗美援朝的“國家記憶”。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92歲老兵李玉文來到《等著我》現場，尋找67年前一同參加過西北野戰軍西府隴東戰役的戰友。三位戰友曾在戰場上相約“死也要死在一起”，但在突圍中失散，此后再也沒能相聚。李玉文的尋人故事承載了一代革命軍人獻身祖國的史實和彌足珍貴的“國家記憶”。趙亞飛幫助烈士遺骨還鄉的故事令觀眾潸然淚下。他26年來投入全部精力為抗日烈士尋親，在《等著我》現場，兩位白發老人被證實是烈士的同胞。人到中年的趙亞飛為給烈士尋親奉獻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他是一個普通人，但他以實際行動參與了一個民族、國家對“集體記憶”的尋蹤之旅。在《等著我》的傾情幫助下，抗戰英烈為國捐軀的史實成為“國家記憶”的組成部分。

《等著我》通過電視媒體這種文化再生產傳播機制，用一個個鮮活真切的“個人記憶”實證民族歷史和“國家記憶”?！皣矣洃洝本哂小凹w記憶”性質，它“不僅是對于歷史的追思與緬懷，更是凝聚群體認同的力量來源”。[6]一個國家總會保存“龐大的歷史檔案和文獻敘述”，但“如果沒有經過適當的公眾普及和教育傳承，就很難轉化為個體乃至全體民眾的共識”。[7]當年參戰的幸存者大多已離世，如今僅剩下為數極少的耄耋老兵，銘刻在他們心中的不同版本的“個人記憶”將隨著他們的逝去而永久封存，所以搶救這些有實證“國家記憶”價值的“個人記憶”不僅意義重大而且刻不容緩。有學者主張，新聞記者應承擔起“發掘歷史遺存、傳承民族精神、彌補國家記憶的責任和使命”。[8]《等著我》顯然正在擔當起這份媒體職責，它對“大敘事”節目的成功策劃已然成為“中國記憶資源建設”的組成部分，節目制作團隊也因此而踐履了媒體工作者“保存國家記憶，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實現‘為國存史，為民立傳”的神圣職責。[9]

與時下有些節目一味憑借獵奇、刺激博取受眾關注不同，《等著我》講述真實質樸、感人肺腑的尋人故事，融入了豐富的人文關懷和道德精神。特別是制作團隊精心打造的“大敘事”節目重現了戰爭年代艱苦卓絕的歷史情境，謳歌了先烈不畏犧牲、保家衛國的英雄業績，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詩，節目所闡揚的愛國主義精神正是凝聚群體認同和民族向心力的力量泉源。在此過程中，中央電視臺堅守了主流媒體“以有利于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為最高宗旨”，始終把“社會效益”當做“第一追求目標”的社會責任。[10]也正因此，《等著我》被學界評價為“調控當下文藝生態”的“精品力作”。[11]

二、堅守革命理想信念——“大敘事”貫穿的結構主線

任何敘事都是“將事實‘意義化‘符號化的過程”，必然融入敘事者基于對歷史與現實的反思而對“事實”的理解與重構，所以敘事的本質必然是“通過構建‘知識性權力，影響受眾思想和行為的意識形態再生產過程”。[11]在《等著我》現場，相對于各種尋親尋友的“小敘事”“大敘事”尋人節目以鮮活真實的“個人記憶”驗證民族歷史、實證“國家記憶”，所以它必然更多地承載了敘事者的思想意志。節目敘事以弘揚為民族、國家利益奮斗、獻身的理想信念作為結構主線，敘事中洋溢著主人公在共同的崇高理想信念激勵下生死與共的革命情誼。每一位尋人者都異常執著，他們懷著強烈的思念與感恩之情來到《等著我》，渴望在這里實現自己的人生意愿。

抗戰老兵張道干來到《等著我》，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找回自己的黨員身份。當年他在馬振藻、楊美田夫婦的帶領下參加抗日工作，19歲時經馬振藻介紹入黨，但黨籍材料因戰爭時期保護地下黨組織而被燒毀。在節目現場，張道干找到了自己的入黨見證人、94歲的楊美田，他的黨員身份終于被證實。張道干是一名普通的新四軍戰士、共產黨員，他對黨的忠誠、對革命事業的理想信念從未動搖，在他93歲的漫長而平凡人生中，革命理想信念一直根植心底，成為激勵他前行的精神動力。

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相比，抗美援朝戰爭距離今天時間相對較近，因而在《等著我》現場尋找戰友的志愿軍老兵相對較多。例如莫秀松尋找在上甘嶺戰役中不顧生命安危搶救自己的戰友孫英才、胡臣，他始終不忘自己和戰友為了保家衛國的共同理想信念而血灑疆場的戰斗經歷，他終生都銘記戰友舍身相救的大恩大義。又如祝子清尋找救命恩人陳伯如，這位當年僅十七八歲的志愿軍女醫護人員曾兩次救治過他，戰友情、救命恩從那時起讓他銘刻在心。在為志愿軍老兵尋找戰友的旅程中，因時間相隔久遠、尋人線索少，或因被尋者已經離世，尋人團往往很難讓尋人者如愿，但志愿軍戰士堅持共同革命理想信念，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結下的戰友情誼令觀眾深受感動和倍感鼓舞。

《等著我》“大敘事”尋人故事的主人公之間并無血緣親情作為維系情感的紐帶，尋人者之所以有強烈的尋人意念和執著的尋人行動，不僅是基于人類知恩圖報的道德良知，更緣于他們的人生軌跡被共同革命理想信念相連接，使他們有緣在戰火中結下親如兄弟的戰友情誼。革命理想信念是個人、民族、國家所向往并為之奮斗的偉大目標，在中國革命和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理想信念都發揮了如火如炬的引領作用。有學者分析，當年朝鮮戰場“兩軍對壘，志愿軍打的是信念，堅信戰爭是正義之戰，堅信中央的英明領導，而對手打的則是裝備，是數千架戰機的空中優勢和堅船利炮。勝敗或早有定局，但戰況之慘烈和志愿軍慷慨赴死的精神，超乎想象”。[12]在艱苦卓絕的朝鮮戰場上，保家衛國的理想信念正是志愿軍戰士不畏犧牲、戰勝強敵的制勝法寶。

對革命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是貫穿于《等著我》“大敘事”尋人節目的結構主線。節目用“大敘事”手段不僅重現民族歷史、實證“國家記憶”，而且使觀眾受到真實、生動、感人的革命理想教育。有學者指出，新時期無論是黨建工作，還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建設都必須在“強化革命理想信念上功夫”。[13]黨的第十七屆四中全會決議提出，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全黨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中之重”。[1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要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踐行者?！锩硐敫哂谔??！盵15]《等著我》的“宏大敘事”彰顯了中華民族在國家危難關頭不畏艱難險阻和流血犧牲，保家衛國的理想信念，而這種全民族為實現共同理想而浴血奮戰的光輝歷史是永不褪色的中國“國家記憶”，不僅值得緬懷和銘記，更值得繼承和弘揚。

總之，《等著我》“大敘事”尋人節目的結構主線清晰可辨。雖然每個故事情節相異，但這些不同版本的“個人記憶”在歷經過歲月更替和歷史沉淀后，都承載了人們在對“事實”進行反思與重構中形成的思想意志，使之具備了“意義化”和“符號化”特征，它們不僅是民族歷史的見證和共同體成員對“群體記憶”的共識，而且，它所高擎的革命理想信念的火炬將世代傳承、永不熄滅。

三、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大敘事”促進共同體核心價值構建

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形成了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習慣、共同的文化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特點上的民族心理，而這些共同實際上就是使該民族成員得以凝聚的向心力”。[16]在很多情況下，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基礎“毋寧是對一個有著共同的過去并分享著共同未來的代際社會的比較漫射的歸屬感”，[17]因此共同體價值的構建總是離不開對民族歷史和“群體記憶”的不斷確認和加強。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國家”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共同體價值”，而“愛國主義就是理所當然的民族精神”。[16]因此國家觀念、愛國思想既是共同體價值的核心，也是民族精神的靈魂，民族精神與共同體價值的全部內涵都以此為中心而展開。在中華民族精神與多元化的民族共同體價值中，愛國主義都是其核心觀念?！兜戎摇贰按髷⑹隆惫澞宽灀P了民族正氣和愛國精神，因此它必然會產生一種積極的社會效益，這就是振奮民族精神，促進共同體核心價值構建。

在《等著我》舞臺上，79歲的高峰老人尋找的志愿軍戰士徐勛龍的故事特別感人。在抗美援朝時期“保家衛國”四字凝結著中國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在戰場上流血犧牲的志愿軍戰士被全國人民譽為“最可愛的人”，也必然是高中生高峰那一代人心中的英雄。高峰有幸與志愿軍戰士徐勛龍通信，徐勛龍成為“影響了她一輩子”的人，她正是在志愿軍精神的激勵下克服重重困難成長為救死扶傷的醫生。毋庸置疑，志愿軍和全國人民保家衛國的愛國激情正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道德風尚，構筑了一座中國人民永遠銘記的精神豐碑。

2015年7月5日《等著我》推出尋找戰地記者方大曾的故事。英雄當年拿起照相機投入抗日救亡，發表過多篇抗戰新聞報道，是第一個報道“七七事變”的戰地記者。1937年25歲的方大曾從河北蠡縣發出最后一篇報道《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后在戰場上失蹤。央視高級編輯馮雪松在15年里對方大曾進行著一場“沒有結局的尋找”，他說“只要小方還沒有下落，這份尋找就不會停止”。方大曾留下的大量戰地攝影底片，現有800余張原版底片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方大曾紀念館也在河北保定落成開館。英雄的事跡震撼著人們，這既因為英雄的生命凋謝在青春季，更因為年輕的英雄在國家危亡之際挺身而出、奮不顧死的愛國壯舉。在對方大曾的尋找中，散碎的“歷史記憶”拼合出英雄的人生經歷、抗戰業績，這必然也具有保存民族歷史和“國家記憶”的價值，而故事所貫穿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正氣，正體現了中華民族精神與共同體價值的核心觀念。

《等著我》以國家媒體為敘事主體，調動互聯網社交媒體、發動政府與民間力量，形成“線上”與“線下”、主流媒體+網絡平臺的全媒體尋人平臺，這種媒體資源整合與調動機制賦予節目強大的尋人功能和文化傳播功能。在《等著我》中，一個個獨一無二、不可復制的“個人記憶”重現民族歷史、實證“國家記憶”，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這一重要歷史時刻具有重大意義，能喚起和平年代的人們對戰爭和歷史的反思，也是對愛國主義精神這一共同體核心價值的彰顯和強化。

對于一個民族、國家而言，構建起對社會群體有感召力、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和共同體價值至為重要。電視媒體作為“公共文化的重要承擔者”，它應該“以全社會共享的規范、價值體系、目標和利益作為其自身的價值訴求”，[18]把追求社會效益作為首要目標，不斷地推出豐富多采，觀眾喜聞樂見，蘊涵著美善之德和奮進精神，以愛國主義精神為主旋律的精品佳作。中央電視臺通過《等著我》的成功策劃，履行了國家媒體的社會職責，發揮了“一種價值塑造和精神召喚的特殊功能”，[19]實現了國家媒體引領社會前進方向，教育和鼓舞人民的社會功能。所以《等著我》一路攀高的收視率不僅意味著廣大觀眾對這一大型公益節目社會效益的高度認可，而且表明節目所貫穿的精神理念代表了中華民族以國家利益為第一生命、堅守理想信念、崇敬民族英雄的文化精神和主流價值觀。

參考文獻：

[1]張國飛，楊新剛.《等著我》：在尋人中挖掘中國故事[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5，（5）.

[2]央視網.收視率2.42%！《等著我》用希望溫暖億萬國人[EB/OL]. http：//1118.cctv.com/2015/06/16/ARTI1434440764820591.shtml.

[3]俞虹，呂帆.新時期主旋律電視劇敘事策略變革與“中國夢”的探求[J].中國電視，2014，（7）.

[4]鄭世明.權利的影像——權利視野中的中國電視媒介研究[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23.

[5]萬宇.在韓志愿軍烈士遺骨返鄉[N].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4-03-28（04）.

[6]李佩菊.集體記憶與國家話語——對中俄跨國尋親大型公益節目《等著我》的文化分析[J].中國電視，2011，（5）.

[7]雍浩.以嚴謹史實和莊嚴儀典鑄就抗戰記憶平臺[N].京華時報，2015-08-31（03）.

[8]馮雪松. 方大曾，永遠的選題[J].青年記者，2015，（22）.

[9]全根先.口述史、影像史與中國記憶資源建設[J].國家圖書館學刊，2015，（1）.

[10]李良榮.新聞學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6.

[11]朱善智，徐叢叢.“中國夢”感召下的深沉“百度”——公益尋親節目《等著我》的“三維”解讀[J].吉林藝術學院學報，2015，（2）.

[12]京華時報社.共和國家春秋[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14.

[13]姜仁澤.新時期黨建工作必須在強化革命理想信念上下功夫[C]∥北京市鄧小平理論研討會.“三個代表”與理論創新——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論文集.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452.

[14]中共第十七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 人民日報，2009-09-28（02）.

[15]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新有所前進[N]. 人民日報，2013-01-06（01）.

[16]李新倉，李建森，鞠鳳琴. 雷鋒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152.

[17][加]W·凱姆利卡. 劉訓練，譯. 自由平等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M]∥張德善.中國政治文化論叢（第2輯）.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13.

[18]張兵娟.大型公益電視節目的情感傳播與共同體價值建構——以大型公益電視節目《等著我》為例[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5，（1）.

[19]郝瀅.從《感動中國》看媒介的文化構建[J].新聞愛好者，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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