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的道教事務管理

卿希泰　由申

[摘要] 乾隆朝是清代最為興盛的朝代，為鞏固統治，乾隆帝強化了各方面的專制舉措，在宗教方面，乾隆帝對道教的管理主要涉及道教度牒、宮觀的修造、龍虎山張真人與道士婁近垣以及神樂觀的改革幾個方面。為限制道教勢力的發展，他重新制定和實施新的道教度牒和道籍制度，頒發多條道教宮觀的修造禁令，對神樂觀進行 “去道教化”的改革。同時，他還對龍虎山張真人及道士婁近垣的地位和權力進行貶抑，強化清政府對道教的管控。這些舉措與乾隆帝本人對道教的態度有一定關系，并最終影響到上層道教在清代中后期的衰落。

[關鍵詞] 道教；度牒；宮觀；整改

[中圖分類號] B95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8—1763（2016）02—0119—07

Abstract：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is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To consolidate the domination， Emperor Qianlong strengthened all aspects of repressive measures. In religion， management matters were mainly related to Taoist Dudie，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s， the designation of Zhang Zhenren and priests Lou Jinyuan， and the reform of shen yeeh kuan. For the limitation of Taoism development， he re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new Taoism Dudie an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issued a number of prohibitions to restrict the construction of Taoist temple， as well as the reform in shen yeeh kuan. Also， he degraded the status and the power of Zhang Zhenren and priests Lou Jinyuan， and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o Taoism. All the measur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ttitude of Emperor Qianlong towards Taoism and ultimate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pper layer of Tao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management； Dudie； temples； rectification

清朝在高度集中的專制背后，隱藏著來自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矛盾與危機，在各種巨大的壓力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盡頭。但在清朝也出現了中國古代的最后一個盛世——“康乾盛世”。在康熙、雍正兩朝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后，乾隆時期達到了“康乾盛世”的頂盛時期。與此同時，君主專制體系也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為了穩定王朝統治，乾隆強化了各方面的專制制度與舉措，對道教的管理亦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一乾隆帝對道教的態度

清代道教的發展總體處于停滯、衰落態勢，這與清代諸帝對道教較為抑制的態度不無關系。其中，乾隆帝對道教的抑制態度更是清晰而直接。他自當政始，就開始對道教進行了嚴格的管束與制約。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首先，這與其父雍正帝對道教丹藥的迷戀及與道士交往甚密有一定關系。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逝世，乾隆帝登基，此時百端待舉，而乾隆帝卻下諭：“皇考萬幾余暇，聞外間有爐火修煉之說，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游戲消閑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于西苑空閑之地。圣心視之，如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士枷螂夼c和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令莽鵠立傳旨宣諭，伊等平時不安本分，狂妄乖張，惑世欺民，有干法紀，久為皇考之所洞鑒。茲從寬驅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嚴行拏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清實錄》第9冊，第148頁。在諭旨中，乾隆帝極力否認雍正帝曾服用丹藥，認為雍正帝在西苑豎爐煉丹只是游戲消遣之舉，強調雍正帝不曾聽用過道士的言語，告誡親王說這些道士是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謠生事。他下旨將宮中煉丹道士驅出宮外，禁止他們談及雍正帝。但從現存的宮中檔案可知，雍正帝當政之后，曾屢次賞賜宮中丹藥給親信大臣，并且曾作《燒丹》詩：“鉛砂和藥物，松柏繞云壇。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光芒沖斗耀，靈異衛龍蟠。自覺仙胎熟，天符降紫鸞?！?《世宗憲皇帝御制文集》卷27《雍邸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75頁。乾隆帝的極力否認，不免讓人猜測雍正帝的死因或許真與其生前熱衷修煉和服食丹藥有關。其次，這與乾隆帝的實用主義思想有關。雍正十三年（1735），江西巡撫常安上奏本省夏雨不足，在省城及廬山上清宮等地請僧道設齋祈禱雨水等事。不料遭到乾隆帝的嚴厲訓斥：“今見汝奏摺八件，將不關緊要之事，臚列于前，而將奏報雨澤秋成之摺，置于最后，是汝以雨澤為可緩之事，而竟不以民食為重也。況齋僧道之舉，不過祈禱中一事?！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清實錄》第9冊，第156頁。此后，乾隆帝又明確表示：“多一僧道，即少一農民。乃若輩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織，而衣必細美。室廬器用，玩好百物。爭取華靡，計上農夫三人，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給僧道一人，不亦悖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冊，第352頁。。在清代，道士有免除賦稅和徭役的特權。農業是古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生產部門，同時也是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乾隆帝歷來重視農業生產，他將道士們視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社會群體，認為他們無益于社會生產與穩定。這種看法顯然有些片面，忽視了道教在清代社會生活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再者，在宗教信仰上，乾隆帝有本族固有的薩滿教信仰，又與藏傳佛教關系密切，對生長于漢族本土的道教并不感興趣。滿族歷史上是信奉薩滿教的，清軍入關后，整個皇族及滿族內部對薩滿教的信仰并沒有改變，皇宮內依然保持著每年祭祀神竿的傳統。乾隆帝為使薩滿教的信仰習俗保留久遠，維系滿族團結，曾敕令莊親王允祿等修纂《滿洲祭神祭天大典》，收集、詮釋、整理及考訂滿族的各種祭祀儀式、祝辭等。乾隆十二年（1747），該書成書時，乾隆帝欽定書名，為之作序，用滿文印刷，顯示出其對滿族本族宗教信仰的重視。清代，藏傳佛教流行于蒙、藏地區，為鞏固王朝統治，清代諸帝對藏傳佛教均有推崇。至乾隆朝，因乾隆帝本人對藏傳佛教的推崇，藏傳佛教的發展極為興盛。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欽令將雍正、乾隆兩帝的“在潛之居”的雍和宮改為喇嘛廟，特派總理事務大臣管理本宮事務，使它成為清政府管理全國藏傳佛教事務的中心。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接受三世章嘉活佛的灌頂，自況為“文殊菩薩在世間的轉世圣王”。此外，乾隆帝廣建藏傳佛教的佛堂、寺廟，如宮內的養心殿和中正殿都設有乾隆帝日常拈香、敬佛、念佛珠的佛堂，宮外有弘仁寺、闡福寺等皇家藏傳佛教寺廟等等。

在清代，道教度牒是道士出家的批準證，持有者可憑借度牒正式出家，同時，它也是道士的身份證明，持有者可用度牒證明自己是合法的身份，以此擁有免除賦役的特權。統治者通過對道教度牒的匯總了解道士們的基本情況，選補道官，達到有效控制和管理道教徒的目的。

清初諸帝對道教度牒均有各自的管理辦法。其中，順治一朝，主要是圍繞著是否納銀給牒而使道教度牒制度出現幾次反復更迭的情況。最終在順治十七年（1660），定例：“僧、道度牒，免其納銀。令各該撫詳開花名、年貌、籍貫及焚修寺廟，備造清冊，并送紙張投部，印給度牒?！保ㄇ澹┮辽０⒌茸胄蓿骸洞笄鍟洹ざY部·祭祀司·僧道》卷71，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2輯，第720冊，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第3620頁。與之相比，康雍兩朝的道教度牒制度并未出現反復的情況。順治十八年（1662），江南道御史胡秉忠上疏康熙帝提議讓無度牒的道士還俗務農，得到了康熙帝的贊同。后因僧、道人數不多，加之佛教有玉琳、通琇等高僧對僧眾進行了有效的管理，康熙帝遂下旨：“停止給發度牒”（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禮部·祭祀司·僧道》卷71，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2輯，第720冊，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第3621頁。。此后，除在盛京、臺灣等地小規模的給發度牒以外，康熙朝并未在全國范圍內制定和實施新的度牒制度。雍正朝的道教度牒管理辦法基本沿襲康熙朝的規定，沒有新措施出臺。

在清代諸帝中，乾隆帝是最為重視度牒管理制度的一位皇帝，其出發點主要是鞏固清朝統治，他在乾隆二年（1737）的諭旨中說明：“是以發給度牒，令有所稽考。亦如民間之有保甲，不致藏奸。貢監之有執照，不容假冒。果能奉行盡善，則教律整飭，而閭閻亦覺肅清，豈欲繁為法禁，苦累方外之民耶?！敝袊谝粴v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1年，第1冊，第162頁。在清代，保甲制度被諸位皇帝當做消弭盜賊、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乾隆帝早年正是試圖構建一個類似于保甲制度的道教度牒制度，借此來有效管理和控制道教勢力的發展。

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乾隆帝以佛、道兩教存在的應付僧和火居道士的不守清規戒律，敗壞風俗的情況為由，開始著手制訂新道教度牒管理辦法，用以甄別僧道優劣。乾隆元年（1736）四月，經由乾隆帝與總理事務王大臣及九卿的反復討論，禮部頒定：“清厘僧、道之法，莫善于給度牒，而給度牒之法，必盡令其恪守清凈。請令順天府、奉天府、直省督撫轉飭該地方官，于文到三月內，將各戒僧、全真道士，年貌籍貫，焚修處所，清查造冊，取具印結，申送匯齊到部。發給度牒，轉飭地方官，當堂給發。各僧、道收執，遇有事故，追出匯繳。嗣從情愿出家之人，必請給度牒，方準簪剃受戒。如有借名影射，及私行出家者，查出治罪……至清微正一道士，除龍虎山上清宮，由真人給與印照，各直省清微靈寶道士，仍給部照，毋庸給牒外，火居道士，俱令還俗，其年老不能還俗者，亦暫給部照，永不許招受生徒?！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6，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清實錄》第9冊，第433-434頁。首先，清廷對全真道士與清微、正一道士的度牒，采取了不同管理辦法。全真道士的度牒主要由地方官負責管理，他們將全真道士們的年齡籍貫、焚修處，清查造冊，并取具印結，匯總收齊后，最終到各省巡撫處。道教度牒由地方官當堂發放，道士本人收存，如遇事故，將會被追回上繳。至于清微、正一道士，除龍虎山上清宮的道士，由正一真人頒給印照憑證外，各省的清微、靈寶道士仍給部照憑證，無須再發度牒?；鹁拥朗縿t被勒令還俗，年老不能還俗者，暫時給與部照憑證，但永不許招收生徒。其次，愿為出家之人，必須在請示上級頒發度牒后，才能簪冠成為道士。私自出家之人，一旦查出，便會被治罪。

自乾隆元年（1735）至乾隆四年（1739），清廷共頒發佛、道度牒、部照340112張。乾隆帝停止頒發度牒和部照，轉而實行師徒傳牒的度牒管理辦法，即：“嗣后令該地方官，于歲底匯開報部，除不許招受生徒者，祗有開除，并無續收外，其應招生徒者，務于冊內注明。開除若干人，續收若干人，其續收之數，不得逾開除之數。應如所請，但招受一人，所有應得牒，應于伊師原發牒上，注明年貌藉貫，簪剃年月，取具五人互結存案。伊師身故，輩輩相傳，不必另給?！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9，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清實錄》，第10冊，第109-110頁。乾隆帝認為34萬余張的度牒已經足夠，這些度牒標注擁有者所招徒弟的相關信息，師父對徒弟負有責任，既免去了再發度牒的麻煩，也便于政府管控僧道群體。乾隆四年（1739）六月，乾隆帝給各督撫下諭：“今禮部頒發各省度牒，已三十余萬張……蓋未深知朕漸次裁減之本意，爾等可密寄信與各督撫，令其徐徐留心，使之日漸減少，需以歲月，不在取必于一時?！敝袊谝粴v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1年，第1冊，第412頁。這說明實行“師徒傳牒”根本目的是在于逐漸減少僧道數量，便于清廷對僧、道勢力的限制，而非所謂的“甄別僧道”。

此外，乾隆帝命令各地方官將每年實際發放的度牒數量及因故開除的度牒，清楚造冊，上報禮部，禮部在每年年底進行匯總。不過，關于僧、道清冊的規定也出現了反復的情況。乾隆七年（1742），乾隆帝覆準：“直省僧、道，由部于歲終將僧、道所減實數奏聞，業經令各該督撫繕黃冊進呈，別造清冊送部察核，逐年冊籍井然可稽，應將隨五年審丁之期造冊報部停止?！保ㄇ〕稓J定大清會典則例·禮部·祭祀清吏司·方伎》卷92，《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91頁。在乾隆十二年（1747），又規定：“造送僧、道四柱清冊，應照依編審人丁之例，其清冊仍照前式造報，另取各州、縣僧、道、尼姑花名年歲清冊，將投師傳徒之處逐一注明，隨案同送?！保ㄇ澹┩薪虻确铍纷耄海螒c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90《禮部》，新北：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第7710頁。四柱清冊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會計結算方法，它包括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個部分，公式為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使用四柱清冊的管理辦法，主要是為了更加清楚明白地了解道士的實際數量及變化動態。

不過，新度牒制度效果不佳，乾隆帝將原因歸結于地方官員按部就班、敷衍了事的工作態度，督促各省督撫將每年僧道實際減少的數量于年底上報。這沒能改變度牒給多繳少的情況，地方官上奏朝廷的僧道數量均有所有減少，但實際僧道并未減少。至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終止了各地方每年對僧道所減實數的奏報，即“乃十余年來，各省奏報，不過具文從事。且若輩即盡令歸農，安得余田而與之，轉不免無藉為匪耳。據實嚴查，或滋擾，有名無實，甚無謂，此綜理日久所悉，正不必襲復古辟邪之跡也。著停止”中華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55，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清實錄》第14冊，第925頁。。全國實行十余年的督撫奏報制度自此走向終點。由于僧、道在中國的社會已經存在上千年的歷史，一時難以革除，同時考慮到即便勒令僧、道還俗，有可能使其成為社會中的閑雜之人，不如仍收容在寺觀之中，乾隆帝逐年認識到清厘僧、道的難度之大，并最終選擇了放棄。

此后，乾隆朝有關道教度牒管理的記載已不多見。乾隆三十三年（1768），禮部議覆浙江按察使曾曰理奏稱：“僧道中現執牒照者寥寥，皆由地方官不實力稽查所致。請令各督撫轉飭地方官，申嚴禁令，毋許私行簪剃，及違例招徒。至在籍僧道，應照保甲例，逐名造冊，每廟給門牌懸掛，同民戶查點，應如所請?！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20，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清實錄》第18冊，第1137頁。這體現了乾隆中期的道教度牒管理情況，當時有度牒的道士數量已經很少，官方依舊將責任歸結于地方官的稽查不力，禮部再次飭令各省督撫及地方官嚴加管理道士私自簪發及違規招徒的情況。同時，參照保甲制度，對在籍僧道逐名造冊，宮觀祠廟懸掛門牌，如同查點民戶一般。由此看出，因乾隆初年度牒制度的實施效果不佳，清廷不再對道士們進行特殊管理，而是把他們劃歸保甲制度的管理之中。

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距僧、道停止給牒已有三十余年，由于當時持有度牒的道士的數量非常少，造成了道官選任的困難，有大臣提議補發度牒，卻遭到山西道御史戈源的反對，他認為當時社會中，私自簪剃的僧道不下數百萬，如果進行度牒的查補，必然會造成滋擾，請求永遠停止頒發度牒。乾隆帝對他的提議表示贊同，并回復說：“僧道度牒，本屬無關緊要，而查辦適以滋擾，所有禮部奏請給發度牒之處，著永遠停止?！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60，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清實錄》第20冊，第1018頁。隨后，乾隆又發諭旨正式廢除度牒制度，即：“度牒不過相沿舊例，散給仍屬具文，而稽查實虞煩擾。自以不辦為妥，若防僧道滋事而設，未必有牒照者，悉能恪守清規，而犯法者，皆系私自簪剃。方今法紀森嚴，有犯必懲，更無庸為此鰓鰓過慮。至遇僧綱道紀需人，所在地方官，原可查明僧道中之實在焚修，戒法嚴明者，具結呈報上司，咨部給照充補，何必因此一二人之補缺，而令各省寺觀通查滋擾耶。所有禮部奏充補僧道官，必須給有牒照之例，亦著停止?！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60，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清實錄》第20冊，第1018頁。同時，隨著道教度牒制度的廢止，原本實行的“四柱清冊”的道籍制度在乾隆四十一年也走向了終點。

三對道教宮觀祠廟修造的管理

作為道教重要構成元素，宮觀等道教建筑是道士進行祀神、修行、傳道等宗教活動最主要場所，更是全真道士的生活居所。歷朝歷代，全國各地均有規?；虼蠡蛐〉牡澜探ㄖ锱d造和修復活動。

對既有的道教宮觀，清代的諸帝基本都采取保護的態度。如順治十五年（1658），順治帝定：“民間年久墳墓及供奉神、佛之寺、廟僧道等，為朕穉子建立寢園之故，俱令遷移，朕心實為不忍。況群黎百姓，莫非朕之赤子。所有墳墓、寺、廟，不必遷移，仍著照舊存留?！敝腥A書局影?。骸肚迨雷鎸嶄洝肪?16，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清實錄》第3冊，第905頁。雍正十年（1732），在唐山縣發生地方官員毀廟，驅逐道士的事件，雍正帝不僅對此予以嚴肅處理，還強調：“夫寺、廟之設，由來已久。即僧、道之流，亦功令之所不禁。若伊等不守清規、干犯法紀，自有應得之罪。今知縣趙杲無故將寺、廟全口拆毀，僧、尼悉皆驅逐，口令人駭聞，暴厲乖張，生事滋擾之極。朕治天下，惟恐一夫不獲其所。今趙杲任意妄行，乃有意擾亂國政，可惡之極。趙杲著革職，即于本縣枷號，將所毀寺、廟口一一賠修完畢，令僧、道等照舊居住。俟賠修完日，該督再行奏聞請旨。欽此。倘若抗違推委，不竭力賠修，必將伊立正典刑，以為不法劣員之戒。地方有如此庸劣、妄誕、殘忍之員，而該上司置若罔聞，應屬徇庇。著該部一并嚴察議奏?！敝袊鴼v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冊，第118-119頁。這些記載均體現清初統治者對既有的道教宮觀廟宇等建筑的保護態度。

事實上，官方只是對已有的道教宮觀祠廟給予保護的態度，對各地方道教宮觀廟宇的興建卻是采取了嚴格的管控和限制，其中，以乾隆一朝頒布的禁令最多，管理最為嚴格。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乾隆帝下令禁止各地方擅自興造寺觀神祠，只許對破損的舊廟進行修葺。下諭：“著傳諭步軍統領、及順天府、五城地方官，并外省督撫，出示曉諭，嗣后官民人等，樂善好施，欲建寺廟，及僧道之發心募化者，惟許將舊寺舊廟，增修加葺，或復整十方之古剎，或繕補功德之專祠，庶令琳宮永煥，廟貌常新，教相增輝，百靈式妥?？梢陨祢≈娭?，即以廣福庇于生民。至若立愿廣大，材力豐盈，特欲興寺觀神祠者，必呈明督撫，具題奉旨，方準營建。若不俟題請，擅為興造者，必加究治。欽此?！敝袊鴼v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冊，第288頁。乾隆帝將民間熱衷興造新廟歸結于民眾喜新厭舊的情緒，他只有限制地方新建廟宇，頹壞的舊廟才能得到修繕。故規定民間若有修建的情形，必須上報當地督撫，官方同意，才可營建。乾隆帝曾幾次責令各地方官重視此事，不得怠慢。乾隆八年（1743）三月，乾隆帝再次下諭：“又各省啟建寺院廟宇甚多，久之榱椽傾頹，不蔽風雨，何如使靈宇寶相，永保其舊，以昭誠敬。朕從前降旨，惟許將舊有者重為修葺，其欲特創寺觀神祠者，必呈明督撫具題奉旨，方準營建。乃近見京師近地寺廟，舊者傾圯如故，而新建者仍復有之。畿內如此，他省亦必皆然，可見朕之前旨。各督撫等亦未實力奉行，著一并傳諭知之?！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86，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清實錄》第11冊，第400頁。由此可見，各地區對禁令的執行效果可能并不理想，沒能讓乾隆帝滿意。

同時，對于既有道教宮觀的修復，乾隆帝也表示出重視的態度。不過，他不愿輕信道士，唯恐他們借此斂取民財，或有不作為的情形，甚至欽點官員前往監管，如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增派官員監督髻山玉皇閣的重修，即：“所有玉皇閣應行重建等處，著該道士將歷年所取眾姓香火布施之貲，照舊蓋造，但恐伊等或藉端募化，斂取民財，或托辭無力，延挨觀望，地方官不能彈壓，致鄉愚護庇羽流，捐貲助理，轉滋擾累。著方觀承令其于藩臬大員內，酌派一員，前往妥辦速竣，勿生事端?！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62，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清實錄》第13冊，第986頁。

四對龍虎山張真人及道士婁近垣的管理

龍虎山天師道起源于東漢末年張陵所創的五斗米道，因教徒尊奉張陵及其子孫為天師，故稱“天師道”。龍虎山天師道在兩宋時期重新崛起成為道教符箓教派的首領。元明時期，龍虎山天師道發展達到鼎盛，清代則逐漸衰微。其中，乾隆帝對龍虎山天師道及張真人的地位貶抑尤甚。

在清初，朝廷對龍虎山的天師道的扶持力度明顯下降，但保留一定的禮遇。如順治六年（1649），第五十二代天師張應京入京覲見順治帝，順治帝賜宴，敕封張應京“正一嗣教大真人”，并賜予銀印一枚，授權其管理龍虎山天師府及大上清宮等本山教屬與教務。張真人自此不再擁有元、明兩代的掌管天下道教事的實權?？滴醵辏?687），第五十四代天師張繼宗入京覲見，康熙帝賜號“碧城”及御書“大真人府”、“大上清宮”匾額。此后，康熙帝又恩賜他乾坤玉劍和京師府第等等。在清代諸帝中，唯有雍正帝對龍虎山天師道優崇有加，并集中體現在其對正一道士婁近垣的崇信。婁近垣本為龍虎山張真人的法官，雍正五年（1727），隨第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循例入京赴闕朝賀，得以接近雍正帝。雍正八年（1731）三月，雍正帝圣體欠安，命道士賈士芳進宮治病，因觸忤雍正帝，被按大逆罪處斬。雍正帝又命婁近垣進宮設壇禮斗，疾病果然痊愈。雍正九年（1731），雍正帝封婁近垣為四品龍虎山提點、大內欽安殿住持。同年，雍正帝撥內務府銀兩，派欽差前往龍虎山修理上清宮等破舊殿宇，并賜田3400余畝，以供各殿香燈、醮祝、修補之用。同時，還重建了張真人在京城的舊有府第。雍正十一年（1733）六月，雍正帝面諭婁近垣：“大光明殿現在修整，與你作子孫常住。上清宮去選些法官來，若上清宮人少，在蘇州選幾個來，你好好教他們學法術。將來光明殿，你就是第一代開山的人了。欽此?！保ㄇ澹浣骸洱埢⑸街尽肪?《恩賚》，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藏外道書》第19冊，第429頁。京城大光明殿的主持之下設有副主持4名、法官44名，大光明殿所使用的法衣、法器等皆由內務府管轄內的蘇州織造供給。同年八月，婁近垣被封為“妙正真人”。在雍正朝，這些都體現了正一道士婁近垣乃至龍虎山天師道所受到的皇家榮寵。

在乾隆帝登基之初，婁近垣及龍虎山天師得到了一定了禮遇。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乾隆帝授署理大真人張昭麟本人為光祿大夫，恩封三代；授婁近垣通議大夫，容及祖、父。乾隆七年（1742），因士大夫梅瑴成的參奏，龍虎山張真人的待遇和地位開始急劇下滑?！肚鍖嶄洝份d：“鴻臚寺卿梅瑴成奏，正一真人張遇隆恭祝萬壽。據禮部文稱，隨班行禮，應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臣思真人乃道家之流，祈禳驅邪，時有小驗，仍而不革可也，假以禮貌可也。乃竟入朝班，儼然與七卿并列，殊于觀瞻有礙，應請敕部定議，不必令入班行。得旨，此奏是。該部議奏，尋議應如所請，嗣后真人承襲謝恩，臣部帶領引見，并遵三年來朝之例，準其入覲，照例筵宴，宴畢還山。倘在京適值百官朝賀之期，免其列班行禮。從之?！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74，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清實錄》第11冊，第235頁。清廷此前遵循明朝舊制，允許張真人隨班行禮，但作為儒家士大夫代表的梅瑴成卻認為“觀瞻有礙”，乾隆帝對他的看法表示贊同，規定此后張真人因承襲爵位謝恩之事，須由相關大臣的帶領引見；遵循三年來朝一次之例，準許其覲見皇帝，按例筵宴，宴會結束后返回龍虎山。倘若在京時正值百官朝賀之期，免除張真人列班行禮。

乾隆十二年（1747），梅瑴成再次上疏，認為朝廷過于優待張真人，請求免除其世襲制，改授提點、演法等道官職位。他認為道教是異端，龍虎山的符箓亦是道教旁門，張真人對清廷的貢獻不足世襲資格，不配獲得高品級的官職。禮部對此議覆的結果是：“正一真人有統率道眾之責，若授為提點演法，則亦系正六品。查太醫院院使，秩正五品，巫醫本相類。請將正一真人，亦授為正五品。其原用銀印，即令繳部，嗣后缺出，應令該撫查其子孫應襲者，取具地方官印結，咨部襲補，照道官例注冊。至朝覲筵宴，均如該副都御史所奏停止?！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04，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清實錄》第12冊，第981頁。禮部對梅瑴成的上疏給予認可，張真人遂由正二品降至正五品，銀印被收繳，覲見和筵宴均被禁止，子孫承襲也由地方官負責管理。張真人原本擁有的優待和禮遇均遭到清廷限制或取消。梅瑴成的提議直接促使乾隆帝對龍虎山張真人的權位的貶抑，這對清中后期天師道的發展造成了深遠影響，龍虎山天師道由此走向衰落。

乾隆朝中后期，龍虎山天師道的境況，稍有好轉。乾隆三十一年（1766），第五十七代天師張存義“以祈雨晉秩正三品，換給爵印，賜‘直靈福地匾額”張元旭：《補天師世家》，小柳司氣太撰《白云觀志》，東京：東方文化學院1934年，第352頁。，被允許與隨行法官，照舊例駕乘驛馬疾行。關于張存義的晉秩，官方正史中不見祈雨字樣，而是：“正一真人向系承襲一品，前據左副都御史梅瑴成奏請，量加裁抑，經大學士會同該部議覆降為五品，第念其自宋元以來，承襲已久，世守道教，即遇有過愆，亦應抵其人以罪耳，不應議及其世襲也。然舊例一品，班序未免太優，遽降五品，又未免過于貶損。且其法官婁近垣，現系四品，而伊品秩轉卑亦覺未協。今正一真人既來朝進京，著加恩視三品秩，永為例，該部知道?！敝腥A書局影?。骸肚甯咦趯嶄洝肪?60，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清實錄》第18冊，第365頁。 張真人品秩下降時，婁近垣只是被收回了大光明殿主持、龍虎山上清宮提點司兩枚銅印，仍為三品通議大夫。作為龍虎山法官出身的婁近垣擁有著比張真人更高的品秩，這原本就異于常理，但20年間卻不曾有人對此表示異議，此時卻成為了官方給予張真人晉升品秩的理由。張真人晉秩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前文提到的祈雨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