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錢學森之后的那個人

奚啟新

朱光亞（1924.12.25—2011.2.26），漢族，湖北武漢人，中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國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不可阻擋的回國潮

1950年2月28日，即寄出《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的第二天，朱光亞登上了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郵輪從舊金山出發，途經洛杉磯、夏威夷、日本的橫濱、菲律賓的馬尼拉等地。

在《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上簽名的52人中，許多人與朱光亞一起同行。許慧君（未婚妻）因為還有一個學期才結束學業，她與朱光亞約定，半年后回祖國去找他。

此前，朱光亞已得到通知，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合作署提供的救濟金，可以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但朱光亞拒絕了。他的心已經飛回了祖國。同時，他也預感到美國政府的政策正在改變，一股敵視人民中國的反共潮流正在形成，必須趕快離開，回到祖國去。

掀起這股反共潮流的始作俑者，是一個名叫麥卡錫的美國共和黨國會議員。1950年2月9日，他在共和黨舉行的一次群眾集會上，發表了蠱惑人心的演說。他說，他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單，這些人全都是共產黨間諜網的成員，有的人至今仍在參與制定美國國務院的政策。這猶如一顆重磅炸彈，震撼了美國政壇。

之后，在麥卡錫等反動政客的鼓噪之下，美國政府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清共運動”，波及美國國務院、五角大樓及其他軍事單位、高等院校等許多部門。在美的中國科學家、中國留學生中的共產黨員，以及在思想上傾向共產黨的人，都因此受到監視乃至迫害。

其中，錢學森遭迫害事件引起了世界關注。1950年8月23日，已買好回國機票的中國科學家錢學森，被美國司法部移民歸化局禁止離開美國，他托運回國的行李被美國海關扣留。9月7日，美國司法部移民歸化局以莫須有的罪名將錢學森逮捕入獄。9月22日，新華社發布了一條題為《美政府阻撓我留美教授學生歸國》的消息，其中寫道：

因不堪美國政府壓迫而返回祖國的我國留美學生，又有一批一百一十人于本月二十日返抵廣州。他們啟程前曾受到美國政府多方阻攔，經過幾個月的奮斗，終于乘“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離美返國，但擬回國的力學專家錢學森博士于動身前竟被美國政府扣留。當“威爾遜總統號”駛到日本橫濱時，同輪返國的原子物理學家趙忠堯教授及學習理工的羅時鈞、沈善炯二位學生竟又遭美國占領當局的非法扣押。

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

1950年9月12日清晨，“威爾遜總統號”郵輪抵達日本橫濱。一些到日本的旅客在這里下船了。這時，船上廣播說，由于有旅客下船，需要調整房間，請趙忠堯、羅時鈞、沈善炯三位旅客帶著行李到指定房間去。

趙忠堯是核物理學家，1930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之后在美國從事核物理研究工作。羅時鈞、沈善炯是學習理工的中國留學生。當他們到達指定房間時，等待他們的是駐日本的美國陸軍部人員。他們無端地被扣留了。真實的理由是認為趙忠堯曾在美國機密部門工作，掌握了核技術的秘密。羅時鈞、沈善炯兩人則是因為在加州理工學院讀書，因此受到牽連。

美國陸軍部人員對他們恐嚇說，你們或是回美國，或是去臺灣。如果不去美國和臺灣，那就在日本坐牢！趙忠堯等三人寧愿坐牢，也堅決不去美國或臺灣。于是，他們被押解下船，關進了東京巢鴨監獄。

當時，日本與新中國沒有外交關系，而是繼續與臺灣保持“外交關系”。臺灣當局駐日本的“大使館”，派人到巢鴨監獄游說趙忠堯他們去臺灣。時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也發電報給趙忠堯：“望兄來臺共事，以防不測?！?/p>

趙忠堯回電說：“我回大陸之意已決?！?/p>

趙忠堯當年是西南聯大物理學系教授，也是朱光亞的老師。在從事新中國“兩彈一星”事業過程中，他又與朱光亞成為同事，為中國核技術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錢學森、趙忠堯等中國科學家因為回國受到迫害的消息，引起了國際正義人士的關注和聲援。迫于國際輿論壓力，美國政府于三個月后無奈地釋放了趙忠堯、羅時鈞、沈善炯三人，但對錢學森只予以保釋，依然不讓他回國。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回國潮，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時代現象。那時的中國，貧窮落后，百廢待興。這些在美國和歐洲工作、留學的中國學者、學生，原本有著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優越的工作環境，但面對祖國的召喚，卻能自愿舍棄，義無反顧、百折不撓地選擇了回國，從而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一代棟梁。

是什么信念和力量支撐著他們做出這樣的選擇？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為什么這樣強烈？中華民族的精神傳承為什么能夠延續不斷？這些問題，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們去思考。朱光亞曾言簡意賅地回答說：忠誠報國。

回到祖國的感覺真好

1950年4月1日，“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抵達香港。

按照事先的約定，朱光亞在香港短暫停留，去香港大學拜訪曹日昌教授。

曹日昌是中共地下黨員，1948年由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后任職香港大學，并受黨委派，秘密聯絡和爭取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及中國學者，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

新中國成立前夕，就是他給錢學森寫了一封信，轉達了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希望錢學森回國的信息。

朱光亞與曹日昌見面后，曹日昌交給了朱光亞一份來自北京大學的聘書。北京大學曾是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所大學之一，因此，也算是朱光亞的母校。歸國前，朱光亞給母校寫信，表達了自己想到母校工作的愿望。

這封聘書由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簽署，聘任朱光亞為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當時，朱光亞才25歲，在北大物理系教授、副教授中是最年輕的。從中可以看出，新中國對人才的渴望和重視。

1950年4月3日下午，朱光亞一行離開九龍后，到達深圳。那時的深圳，還是一個小漁村，卻是新中國的大門。在深圳稍事休息后，朱光亞一行又乘車去廣州，抵達時已是次日的凌晨。

朱光亞在給遠在美國的許慧君的信里寫道：

四月三日中午我離開九龍，到達深圳，已是晚飯時間，換車再往廣州，四日清晨到廣州東車站。因為警備未解除，我暫在東站旁中央酒店內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休息，到早上六點才住入安排好的太平南路新亞酒店。沿途疲乏，本擬在新亞休息，躺下去卻睡不著，只得逛大街。廣州的市面很冷淡，大商店都關了門，而路旁人行道上的地攤卻不少。吃的東西都買得到，價錢卻不低。四日那天到旅行社去買票，弄了半天也沒有弄妥，最后約好五日再去。下午來了一次空襲警報（新中國成立之初，盤踞臺灣的國民黨空軍，經常轟炸大陸的沿海城市——作者注），解除后到中山紀念堂去瞻仰，因為空防的緣故，六時以前趕回新亞，皋園也沒去成。

皋園是許慧君的父母親在廣州的住所。4月5日上午，朱光亞去皋園拜訪他們——未來的岳父母。

回國前，許慧君交給朱光亞一封她寫給父母親的信，實際上是一封“介紹信”，將朱光亞介紹給了她的父母和家人。

對這次見面，朱光亞頗為期待，又有些緊張，畢竟是第一次去見許慧君的父母。

1949年5月初，許慧君的父親許崇清悄悄離開廣州，去了香港。之后，他的家人也悄悄地走了。當時，許慧君正在美國讀書。

事情的起因是，許慧君的大弟弟許錫振在上海的交通大學讀書時，因為投身學生革命運動，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1949年4月25日，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上海時，他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接著，國民黨政府的一個大員造訪許崇清，這讓許崇清感到危機正向他迫近。于是，他決定脫離國民黨政府，離開廣州，去了香港。廣州解放后，許崇清攜全家從香港返回，并出任廣州市人民政府委員，負責接收廣州大學。

因此，在朱光亞去拜訪許慧君父母時，他們也剛回到廣州不久。

到皋園時，大門緊閉，屋內寂靜無聲，朱光亞以為許家人都出外躲避空襲去了。敲門后，他才得知只有許慧君的弟弟許錫揮一個人在家。許崇清因忙于接收廣州大學，事務纏身，平時回來都很晚。廖六薇（未婚妻的母親）上街辦事了。好在朱光亞與許錫揮兩人都是年輕人，聊了一會兒，彼此就熟悉了。不久，廖六薇回來了。

對這次見面，許錫揮回憶說：

我第一次見到朱光亞，是廣州剛剛解放不久，大約是1950年4月初。當時，他找到了我們家，敲門時，是我去開的門。只見門口站著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高挑的個子，長相很威武。他自我介紹說，他叫朱光亞，從美國剛剛回來，帶來了姐姐一封信。母親看了信，信中簡單介紹了朱光亞的情況，并說他們是“好朋友”關系。我母親當時就明白了，“好朋友”這三個字，含蓄地暗示了他們之間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特殊關系。于是，我母親熱情接待了他，并邀請他在家里吃飯，我也一直陪著他。當時，朱光亞很關心國內的情況，我就詳細介紹了廣州被國民黨飛機轟炸后的情況。我們也問他在美國怎樣生活、是否習慣。他詼諧地說，除了在美國要吃西餐外，其他沒有什么。大家七嘴八舌地聊著，毫無初次見面的拘束感，他給我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午飯后，朱光亞因為還有事情要處理，便起身告辭。廖六薇對朱光亞的印象很不錯，又熱情地邀請他晚上再來吃飯，見見許慧君的父親許崇清。從許家出來，朱光亞即去旅行社取火車票（廣州至武漢），一看是當日晚上8點半的火車。他又急忙趕回新亞酒店退了房間，接著去火車站托運行李。這些事辦完，已是傍晚，朱光亞又趕到皋園。進門時，許崇清已在家等候了。

朱光亞在給許慧君的信里，繼續寫道：

再到皋園時，你父親也已回來了。談到他的工作，解放后的一切，他的興致都非常高。關于你申請visa的事，他告訴我說已為你寫信到北京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出函，大約不久就會有回音。問明在廣州方面也沒有負責這方面事務的機構之后，我也就沒有繼續多問。哲君（許慧君之妹——作者注）已在兩月前回到廣州，現在中山大學圖書館英文部門服務，晚飯時也會見了。和他們談起，大家都很關懷你在美國的情形，對于你即將歸來的消息，他們都抱有很大的期望。我初以為你母親、父親會不贊同你即刻返國服務的計劃，晤談之后才知道所慮實為多余，正相反地，大家都在盼望你回來咧！

錫揮弟弟念高二了，今年夏天該念高三，他念的新書籍很不少，對新中國有一些認識。母親知道了我即刻要去北京的消息后告訴我說，錫振弟弟任上海市學聯副主席，前不久曾到北京參加學聯代表大會，可惜時間不對，不然我可以在北京和他見面。晚宴很豐富，我吃了三碗，母親說我吃得太少，因為錫揮每餐總要超過四碗。飯后大雨，八點半開車，七點半我辭出。母親堅持要哲君和錫揮冒雨送我去車站，在路上我們又談了一些美國的事情。車啟行后，我一人在車上，感觸很多……

從信中可以看出，朱光亞第一次去許家，給許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得到了許慧君父母和弟弟妹妹的認可與接納。

故鄉的匆匆過客

1950年4月7日13時45分，火車到達武昌東車站。

朱光亞自1938年夏還是少年時離開武漢，已有十二年之久。

對朱光亞回來，全家人異常興奮。朱光亞在給許慧君的信里深情地寫道：

這次回家，有兩件憾事：第一，不能在家多住些時日，我得立刻北上；第二，因為旅途的不方便，沒有買什么東西回來分送給大家。離美時，本計劃到香港后再買，到香港后才知道，由陸路走東西不能多帶，饋禮更不能多買。沒有法子可想，只得把為自己置購的和以前舊用的一些日常用品拿出來分送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隨身用的鋼筆現在已只剩了一支了，連我最喜歡用的一支Esferbrook牌舊筆都送了人，由此可見我之狼狽情形。

當親朋好友離開后，一家人才得以坐下來，詢問朱光亞工作和生活上的情況。父母最關心兒子的，除了工作和事業，就是婚姻大事了。

在給許慧君的另一封信里，朱光亞寫道：

我拿出了你的相片，并且盡可能地向他們描繪了一番你的為人、性情。他們都很高興，每逢有親戚來看我，母親總要拿出你的相片來給大家看。臨走的時候，我堅持不過，也只得把你的放大照（加好鏡框的那張）包括給我的小照片留在家里。父親和母親最關心的一點，除掉你的性情、為人，就是你的家庭環境。他們腦子里也還有一些門當戶對的思想，雖然他們也了解這一些思想都漸漸地過去了。的確，慧，看看你家里的情形，再看看我家里的情形，我也有些心煩。生活的對照，指出不少不和諧的地方，我很擔憂，你能不能忍受了許多。記得我曾告訴過你一點，我母親是沒有受過什么家庭教育的女子，性格強，家里的事情差不多全由她主持。操勞了一生，加上生育多，健康很差，而現在仍舊要每日操作。血壓高，我擔心將來這些病癥會演變成半身不遂或中風一些惡癥。父親的身體也非常不好，上面也提到過。家里沒有底子，將來怎么辦？我的確不敢多想。這一些會是我們結合的障礙嗎？慧，你真有勇氣和我生活在一塊，為這些事情費心嗎？我渴望著再看見你，再有機會和你談談這些問題。

朱光亞的這些擔憂是真實的，說明了他的坦蕩和誠實。

對朱光亞的這些擔憂，許慧君在回信時明確、肯定地作了答復：她愛的是朱光亞這個人，當然，也會像朱光亞一樣去愛他的家人。一切都釋然了。

原本，朱光亞想在家里好好地待上幾天，盡心侍候父母，盡情享受親情的幸福與溫暖。然而，一封來自北京大學的加急電報催他盡快到職任教。

這封來電的署名是饒毓泰。饒毓泰是中國著名的物理學家、中國近代物理學創始人之一，曾任西南聯大物理學系主任，也是朱光亞的老師，他對朱光亞的才華頗為欣賞。1947年，饒毓泰任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1949年，不顧國民黨政府的威逼利誘，拒絕去臺灣，留在了北平；新中國成立后，繼續在北大任理學院院長和物理系主任。

看到昔日的恩師、今日的系主任來電，朱光亞決定立即起程。事后，他才知道，饒毓泰是因為病了，不得已，才催促他盡快赴京。朱光亞在信中告訴許慧君：

饒先生原來有胃病，最近胃病復發，仔細檢查，發覺肺亦有恙，醫生囑靜養三月至半年，系里老師人數本不多，加上他又病倒，所以他急得很，天天盼我能早一天來。他所教授的三年級光學和研（究生）院理論物理引論兩課，都停了好久。

1950年4月10日上午，朱光亞離開武漢，乘火車赴北京。

北大最年輕的副教授

1950年4月12日上午，朱光亞來到北京。這是朱光亞第一次來到這個北方大都市。武漢已是春光明媚，但這里還有幾許寒意。

到達北京的第二天，朱光亞就給許慧君寫信。信中寫道：

北京城比我想象的還大許多許多，昨天早上車由東面入城至東車站，八時三刻到達，有北大教員徐敘瑢和三位學生代表在車站佇候。徐君是我西南聯大同班同學，畢業后就在北大服務，他告訴我饒毓泰老師臥病，正盼望我來協助系內的功課教授工作。我們同乘車來北大理學院，系里已為我預備好兩間小房，就在理學院院內，和辦公室、課室俱在一處。

當時，北大物理系位于北京一個名叫沙灘的地方。這里離故宮、北海、景山等地不遠。因教學樓是紅磚紅瓦，大家稱之為紅樓。如今，紅樓已成為著名的歷史文物，受到國家保護。

朱光亞在信里還寫道：

北大理學院都是些舊宮殿式的小平房，環境安靜可愛，念書、做學問，真再好也沒有了。記得我對你說過嗎？我是一個愛靜的人，能有一些想看的書，在一個恬靜的地方住下來，我會感到很快樂的。心境靜下來了，也才能踏實地做一點工作。

到北京大學理學院報到時，朱光亞給理學院帶去了他在美國采購的一批用于物理實驗的器材。這是他用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為學校購買的。拳拳之心，可見一斑。

1950年4月14日下午，北大物理系召開了一個有部分師生參加的歡迎會，歡迎朱光亞到北大任教。朱光亞在給許慧君的信里，寫下了當時的心情：

鄭華熾先生告訴我，今天下午物理系師生有一個聚會，算是歡迎會，要我出席。心里惶恐得很，不知道到時候該說些什么。以前也教過中學生，學生群中比我年歲大的也有；出國前在聯大也教過大一的學生。只是時隔四年，現在再作人師，一切都好像有了許多變化似的。

這一兩年，在工作上真要加倍地努力，上面說過，這一路來北京，感觸很多，一時也真說不了。新的中國在誕生；回到家看見年輕的一群，有的加入了團（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作者注），有的還在努力學習，都了解了一些勞動創造世界、為人民服務的真諦，真令人興奮?；叵氲疆敵踉谥袑W時代，理想、抱負都有一些，哪能趕得上他們？然而，另一方面，又感覺到革命過程中新生一代與衰退的一代之間的沖突日益深刻，不愉快的現象也與日俱增。感覺到自己的負荷很沉重，也感覺到還該拿出更大的勇氣。

朱光亞雖然是副教授，年齡卻比學生大不了幾歲，與學生們相處得很好，就像個和藹的兄長。他講的課很受學生歡迎。

朱光亞喜歡音樂，也是個體育愛好者。他從小就喜歡打籃球，到北大后，又喜歡上了打排球。許慧君回憶說：

光亞回國后，我們經常通信。記得在1950年6月2日給我的信中，他告訴我，今天下午物理系老師和學生比賽排球，他打的是二傳手。后來，他又寫信告訴我，在6月9日，物理系與植物系比賽排球，他們3局全勝。

時隔半個多世紀，許慧君教授還能如此清晰地記得這些日子。在驚嘆老人的記憶力的同時，我們真切感受到了朱光亞與許慧君之間的熱戀。

有情人終成眷屬

1950年9月，許慧君完成學業后回國。朱光亞專程到廣州迎接。

許慧君回國，幾經周折，沒有朱光亞回國時順利。美國政府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政策，給中國留學生設置了許多障礙。

這從朱光亞給許慧君的信里可以看出。1950年4月29日，朱光亞在信中寫道：“發展到這種情形，不免令人為前途擔憂。的確，在‘民主的國家里，‘民主兩個字是要加上帽子的。你為回國問題焦慮，很使我不安?！?/p>

許慧君在密歇根大學攻讀化學專業，取得了碩士學位，回國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央衛生研究所工作。

1950年10月，朱光亞與許慧君在北京登記結婚。11月12日，他們在王府井的森隆酒家舉行了簡樸而隆重的婚禮。

前來參加婚禮的都是朱光亞、許慧君的親朋好友，總共34人。這當中，有許慧君的叔婆何香凝、姨母廖夢醒、舅舅廖承志、舅媽經普椿。兩家父母及家人因為都在外地，沒有專程前來。

在婚禮上，大家紛紛“起哄”，讓朱光亞唱歌。許慧君回憶說，朱光亞當時為大家唱了歌劇《王貴與李香香》中的一段。

許慧君清楚地記得，朱光亞唱的那段歌詞中有這樣兩句：“不是鬧革命，咱們翻不了身；不是鬧革命，咱們成不了親?！?/p>

婚后，朱光亞、許慧君他們把家從北大宿舍搬到了東城內務部街中央衛生研究所宿舍。這里離何香凝住的地方比較近。節假日或星期天，他們經常去看望這位革命老人。

就這樣，朱光亞和許慧君開始了在北京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