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他者”

朋友們和讀者更好奇書名，常常問我，“看不見的觀察”到底什么意思？既然是一本德國和歐洲的筆記、觀察，何來看不見？

從笛卡爾以來的數百年間，人的觀察已經從客體外部的所謂客觀觀察進入到了內部，然后反思、自反，正在經歷著最有趣的深刻變化，直接觀察，依靠看見，已經不足以建立我們的認識，也常常被人為遮蔽、依靠暴力和偏見隔離之外，被剝奪了觀察資格。這比所謂的主體性的喪失恐怕更殘酷。

以至于，我們的思考和批判，很大程度上都要轉向看不見的觀察，比所謂深度觀察或者參與性觀察更為直接：以直接行動投身其中，代替觀察；在運動中理解社會變化。對我來說，可以從十幾年前的一件親身經歷開始。

2001年6月初的一個深夜，在柏林東部洪堡大學，一座遺留著東德風格的體育館里，席地臥著上百位公民。他們是從各地趕來柏林參加羅莎·盧森堡紀念日的左翼青年學生。作為政治學者，我也是其中之一。

突然的一聲巨響，驚醒了剛剛酣睡的人們。有人從體育館外面扔進來一塊大石頭，打碎了墻體玻璃。我還在睡袋里迷糊，沒明白到底發生什么。這時有個德國姑娘快速俯身過來，在我耳邊急速說道，“快醒過來，有新納粹！”那位姑娘把消息遞給周圍的每個人，她身后便如人浪一般，一個個起身，彎腰，收拾睡袋。幾分鐘后，我們這些從全德各地趕來的活動分子穿戴整齊，背著背包，在暗黑的體育館大廳靜靜等待。相互耳語后得知，有幾個新納粹分子試圖襲擊我們住宿的體育館，為避免損失，組織者選擇了撤離。

大家最終安全撤離，繼續參加了隨后幾天的大會，這也是熱那亞G8峰會前夕的動員大會。離別時，青年們紛紛互道“熱那亞再見”！但是誰也沒想到，一個月后的2001年7月20日，在熱那亞街頭抗議中，23歲的青年學生卡羅·吉歐里安尼被21歲的警察馬里奧·普拉查尼查一槍爆頭，隨后該警察仍然開著陸虎警車倒車、前進。后來的庭審中，法醫證明，在被警車兩次碾壓之前，卡羅·吉歐里安尼的心臟還在跳動。

此后十年間，從2001年到2011年，一連串的事態發展，將熱那亞峰會那次“偶發事件”變成了歐洲抗爭政治的轉折點，并永遠改變了歐洲社會運動的版圖：卡羅·吉歐里安尼被害的“阿里蒙達廣場”，由當地和國際的進步人士命名為“卡羅·吉歐里安尼廣場”；2002年，紀念該事件的紀錄片《卡羅·吉歐尼安尼》問世，并入圍戛納電影節。幾乎同年，一個創立于1998年、主張托賓稅的非政府組織ATTAC，擁有世界范圍內近十萬成員，該組織成員往往統一著黑色衛衫，出沒在各次G8會議上，使用合法手段，向資本主義國家群體進行激烈示威。經歷了1968年“五月風暴”和20世紀90年代“歷史的終結”所帶來的停滯，卡羅·吉歐里安尼的死，在歐洲重新點燃了社會運動的熱情，也為2003年席卷歐洲的反戰示威做了暖身。

回顧那個晚上自己的親身經歷，柏林東部一座舊體育館發生的襲擊，無數的插曲性小事件之一，某種意義上也可算是這件“插曲事件”的“前傳”。其后，整整十年，我的學術關注焦點不再是選舉、政黨、議會和政客，而是行動、聚會、街頭和社會。盡管在很多人眼里，可能廟堂之高才代表著政治主體或者政治過程，比如我早先曾做臺灣研究并浸淫多年。不過大概也從那個時候起，在對臺灣的研究中我發現，轉型前在寶島發生的各種抗爭雖然殘酷，但更有趣、富有生命，仿佛發生在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場景之中。以如此非主流的“亞政治”視角，看到的是一個或一群“他者”。而“他者”通常被排斥在保守的所謂主流之外，很容易被忽視，甚至被鄙視。對他者的觀察也常常不受待見。

受到歧視的“他者”人群遍布我們身旁，與普通人無異，但卻難以發出他們的聲音，得到平等的對待，有時甚至被社會主流和虛偽道德強烈排斥。類似的情形包括殘疾人、農業戶口者，等等。而當市場經濟足夠發展之后，這個被歧視的“他者”并沒有減少，相反還增加了，比如窮人、民工。

如此種種，社會秩序仿佛建立在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的社會類別劃分上，出身、財富、階級、住房、座駕、面容、疾病，都可能構成遭致歧視的理由和被歧視人群的標志。同時，施加歧視的人群又因為其他理由，往往自身也是被歧視的對象。人們之間相互歧視，相互傷害，相互審查，相互剝奪了尊嚴和自由。

如此不平等的社會形態，有人稱之為社會斷裂，可見于幾乎所有社會，卻有程度的差別、持久性的差別。

《看不見的觀察》，吳強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11月。本文摘自該書序言，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