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評估社會化小農家庭糧食生產效率：以SC省

摘要：透過農地經營歷史變遷，我們總能夠找尋到小農被改造的例證；歷時30余年小農經濟又走到命運被改變的十字路口。對中國糧食生產而言，急需找準問題，解決農村、農業發展難題是一項復雜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系統工程，絕非簡單的農業生產業態轉變，需重建社會經濟資源配置機制。文章

借助持續5年45個家庭跟蹤調查的面板數據，展開小農生產微觀機理探析，重新估計小農家庭水稻種植生產函數，揭示生產可能性邊界可達性。結果表明：對效率損失而言，由人為可控制的部分占到723%，隨機無效率的貢獻占到277%，社會化程度趨高的小農其價格預期直接影響種植意愿，減少水稻種植面積的概率達到13%。經濟層面，糧價早已挫傷了散戶小農種糧積極性，水稻種植生產陷入了無效率陷阱；社會層面，鄉土社會轉型的準備工作遲遲未跟進。為實現農業農村發展穩定目標，關鍵在于權衡利與弊的關系之后，重建效率與公平平衡之大局；事在人為，植入社會化小農特征考釋糧食生產多了一層內容設計。未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需要在社會與經濟之間尋求二者的內在平衡，重構小農經濟效率認識。

關鍵詞：水稻種植；隨機前沿生產函數；家庭收入；預期價格

中圖分類號：F3071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

10085831（2016）02000114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

當代中國，農村政治、社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在已經被裹挾入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之中；概述起來，農村基層利益矛盾的“泛政治化”，傳統農民群體的“被邊緣化”傾向日趨顯化，農民主體“被逼”逃離農地①。再度審視小農經營效率，審慎對待規?；癄幷?，農村發展難題絕非純粹的農業或農民問題。黨的十八大描繪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韓長賦用了三個“無論…還是…看”進行了深刻解讀②

，政策思路的闡述則是“基礎在農業，難點在農村，關鍵在農民；小康不小康，關鍵在‘老鄉”。恰當此時，中國農業經營業態和發展方式轉型方向在何方？此前，學術界黃宗智和文貫中等學者對農村發展的未來進行了展望，爭議的參與者還有溫鐵軍、賀雪峰和周其仁等。就發展出路而言，殊途同歸，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方爭議的焦點不外乎土地經營形態；總體看，對未來之路的判斷仍然較為模糊。理論上講，讓“內源發展”取代“行政推動”作為農業、農村發展新戰略是必然之路；以“放活”為核心，優先掃除阻礙“三農”發展的體制機制瓶頸，國家無論作何選擇都要重點突出農民的主體地位[1]。長期以來，受政府單向推進運動的城市化進程影響，農業生產早已漸現勞動力結構性短缺難題，各地農業部門的強制性農業生產技術變遷業已成型，也即用機器替代勞動力；雖已至此，為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行之有效的運行機制并不健全，效率與公平難題始終存續。從現行農業經營方式看，小農業還將具有堅強的生命力。2014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痹谥醒牒暧^政策（頂層）設計上，既要防止像日本那樣陷入“小規模、兼業化的陷阱”，而且也需要防止誤入巴西因土地過分集中，大量失地農民涌入城市，造成社會動蕩、發展停滯的“中等收入陷阱”[2]。

20世紀90年代以后，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加速了各地農村人（農業戶口）地（集體所有）分離難題，此變化對城鄉社會經濟產生了有利和不利的影響；農業空心化情勢下，農村土地、資本和勞動力資源配置失衡在不斷惡化。目前看來，學術界有關農村、農業發展道路選擇的爭執焦點還只是小農和規?；慕洜I業態轉換難題。如果將小農這一生產主體放置于長期的歷史變遷中加以考察，他們是否能夠參與土地經營，此命運則由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方向來決定；他們是否愿意耕作土地，會根據未來的生存與發展環境進行決策。中國小農，已進入或者即將被卷入一個開放的、流動的、分工的社會化體系中，農業生產與傳統的封閉的小農經濟形態漸行漸遠[3]。在《小規模兼業農戶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遷研究》中有這樣的一段文字：不應把規模經營與家庭經營對立起來，動搖家庭聯產承包制；農村改革工作的重點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土地的規模經營

參見韓俊《小規模兼業農戶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遷研究》（研究報告）。。透過農民收入和增長序列數據，我們難以找到農業發展轉型的經濟內因，反倒是農民家庭收入的結構性變化更具討論的價值；農民家庭的工資收入占比快速提高，收入增長不再主要依賴于農業經營，讓農業規?；洜I有了土地集中之基礎。發端于農村的種種變革，以及隨之而起的人地關系調整種種跡象表明，農業經營方式轉變早已開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步入了大轉變時代。

作為人口大國，經濟發展時序安排和梯度推進實踐行動早已改變糧食的區域供求格局，需要將中國糧食安全大問題分解到省級、市級甚至是縣級轄區范圍進行考察。隨著東部和南方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糧食生產重心也已經北移，糧食主產區調出能力減弱，平衡區自給水平下降，主銷區產需缺口逐漸加大

2010年，河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等7個北方主產區，糧食產量占全國的比重由1991年的362%提高到449%；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6個南方主產區，糧食產量比重由36%下降到305%；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等7個主銷區，糧食產量比重由122%下降到61%。。時下，糧食調出大省也只有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安徽、江西等6?。▍^）

在居民口糧消費中大米約占65%，特別是優質粳稻消費需求增長較快。據測算，近20年，粳米人均年消費量從35斤增加到60斤以上，發展粳稻生產是一項緊迫的任務。小麥供需總量基本平衡，但優質強筋小麥供給不足。養殖業、深加工和生物質能源等消費領域迅猛發展，玉米供求趨緊逐漸顯現，缺口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大豆消費較快增長，國內生產徘徊不前，進口依存度越來越高。。由于農資價格、生產用工成本、全社會工資水平變化路徑不可逆，城鎮化進程將全國不同農村地區的糧食生產帶入了“高成本”運行時代，小農經營農業比較效益下滑的問題將日益凸顯。依據筆者所展開的實地調研觀察，輔助CGSS和CFPS數據的簡單統計作出判斷，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農業勞動力工資和糧食價格水平是影響糧食生產的兩大關鍵因素。各地區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平均年齡在50歲以上，其中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務農農民年齡已接近60歲，農業勞動力老化已成為困擾農業發展的現實難題

農業部對全國31個?。▍^、市）、355個行政村的23 000個固定農戶樣本2003-2012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務農勞動力平均年齡接近50歲，中老年人已成種地主力。?？紤]到農業勞動力日趨老化的嚴峻形勢，發達或是落后地區的“老人農業”或將消逝，未來的糧食主產區將會是勞動力轉移數量少又具有得天獨厚自然稟賦的農村。在各種有利或不利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國農業發展和農地經營的改革勢在必行。雖然如此，我們需要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涉農的各項改革行動眾多，中國農業發展環境支持改革決策和行動，以何種姿態對待小農，關注農業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什么，解決農業、農村發展難題都會面臨“效率和公平權衡”兩難選擇。為提升農業生產效率而謀變理所當然，但不能將其作為轉變農業經營方式的唯一理由；謀求生產方式轉變，小農經濟理性假設固然要被放置于第一位，但如何理順農村人地關系理應成為第一重點。

論及改革方向，1998年的糧改表明回歸行政性控制也是行不通的[4]。發掘糧食部門改革與政策變遷內生驅動力，歸納起來起決定性影響的因素有價值取向的產量增長、安全目標、農民收入增長目標以及市場價格穩定目標等，一旦實現這些目標的成本過高即造成效率損失[5]?；赝母?，1998年糧改結果出人意料，并沒有出現人們廣泛預期的以及過去經驗所顯示的那樣以效率和市場為導向，而是賦予國有糧食企業以壟斷收購市場的行政性特權。就目的而言，那一場改革的初衷是：既達到通過保護價來增加農民收人、刺激糧食生產、保障糧食安全的目標，又達到國有糧食企業扭虧為盈，擺脫政府財政支付的沉重的政策成本的目的。1998年糧改提供了寶貴經驗：預設的政策與效率目標帶有明顯的價值取向，而且與相應的經濟思想、理論之間存在嚴重沖突，改革之初產業、利益集團對政策形成的影響力較大[4]。正如趙德余所言，“研究解釋1998年糧食政策變遷的目標取向及其意識形態基礎，在剖析相互沖突的多元政策目標以及市場環境變化壓力下的國有糧食部門尋租行為是如何導致政策目標的落空與改革失敗的”[4]。

未雨綢繆，繼續追問農業和農村發展之路在何方？誠然，一旦將此發展謎題置于農村社會與及發展聯動場景展開論述，散戶經營和規?；r業的對抗已經給出了部分答案，因地制宜處理人地關系才是解決農業、農村問題的關鍵所在。當代中國，雖然吃國家糧的時代已經終結，商品糧時代的價格應該成為一個關鍵的政策變量，緣于糧食價格彈性低。長遠看，國家和管理當局勢必需要謹防卯吃寅糧的需求透支困局出現。小農逃離土地后果可以想象，種糧人和吃糧人（生產與消費）的分離必定會改變土地經營方式。出于保護消費者的糧價體制挫傷了小農生產積極性，現實中農業生產者的理性選擇張力正在改變著農業生產業態，農業產業化、規?；瘍壬谑杖朐鲩L，農業大戶經營快速出現

2013年7月24-25日，筆者在重慶市榮昌縣農業部門和鄉鎮調研時。當地農委部門的三位在農業和農村第一線工作的農經、農機和種子管理部門的管理人員對種糧大戶的個人特質（主要特征）總結如下：第一，有文化（?？埔陨蠈W歷）；第二，有資本（農村當地有錢人，在湖南省屈原區調研如出一轍）；第三，對農業發展充滿希望；第四，風險意識強（農業風險大，偏好型）；第五，企業家精神；第六，對農業有興趣；第七，本地化（本土化）；第八，年輕化。在調研時的交流中了解到榮昌縣選擇和支持大戶的手段措施有：第一，大戶財政補貼150～200元/畝（按照不同規模支持國家財政補貼，政府行為及扶持政策）；第二，技術服務（市場信息、技術對接服務、心理安撫、物質精神獎勵）；第三，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配套；第四，耕地流轉的扶持性工作。。有鑒于此，極有必要展開農地經營方式、農業生產效率變化的深層次的原因探究和小農經濟運行微觀機理探討。我們的分析只是一次初探，借助四川省合江縣水竹村的小農家庭案例來加以闡釋，此分析思路設計和調研方法還可以放置于其他地區，分析對象還可以擴延至“大戶”并進行比對。展開其他糧食作物的生產效率評估，此實現路徑依然適用，諸如小麥、玉米等。當然，此分析框架還可以用于評估規?；洜I的經濟作物經營效率，諸如烤煙、油菜和棉花種植等。筆者在樣本地區的跟蹤調研始于2008年，期初未建立“家庭檔案”，采取逐年登記方式，此舉意在為評估糧食主產區小農生產效率提供微觀證據。

二、社會化小農研究文獻回顧

為什么包產到戶之后的小農經濟歷時30余年就發生劇變？兼顧效率與公平的適宜農業經營業態是什么？在筆者所能夠查閱到的零星文獻中，相關研究并未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要回答此類問題，不僅需要將其置于城鎮化大場景下，還要用好鄉土社會人地關系調整的動力，只有這樣才能夠駕馭住農業歷史的總結、對現實的透析和對未來的預見。在解讀小農特質方面已存有大量文獻：當今中國小農在面臨市場化、社會化的貨幣支出壓力時，社會化特質較為典型，行為表現已經從依靠熟人關系、道德市場轉向求助貨幣武器和緊縮性的保守選擇應對市場化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6]；但是，各種不利條件制約傳統小農行為選擇，他們的生活空間既狹小又相互隔離[7]。傳統向社會化小農的變遷過程中，外部環境改善要素和小農自我意識都在起作用，社會化啟蒙了小農的利益意識；在經濟理性支配下，利益考量逐漸成為主導小農行為選擇的核心變量[8]。借助局部均衡理論框架難以對農村、農業問題給出合理解釋，加之人口大國的農業問題絕不是簡單的土地問題，需要綜合考量人口壓力的影響。歷年“中央1號文件”總會嵌入農業、農民和農地經營等關鍵詞匯，刻畫“一支獨大”研究現狀離不開糧食生產和小農命運問題的探討，歷年CSSCI期刊發文提供了直接的數據證據，學界給予農村經濟研究最高程度的關注也就順理成章[9]，

參見王敬堯，宋哲《中國農村政策與中國農村研究：影響力考察》（《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年第5期。除了農村經濟研究外，其他研究關注點比較集中的有農村社會研究、農村教育研究、農村政治研究以及農村管理研究。公共政策是基于社會現實公共問題的解決之道，近10 多年的每年“中央1號文件”就表明中國農村問題是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

眾多爭議當中，中國以戶為單位的小農和規?；M織之間的較量早已開啟，究竟什么樣的經營方式適宜未來中國的社會與經濟變遷？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無論從人口比重、勞動力比重還是經營單位比重來說，都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2億多個農戶就是2億多個資源配置單位。從這種意義上說，小農家庭經濟依然是中國最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區別于市場、政府對資源的配置方式[10]。資本與勞動雙密集型的小規模家庭農場遠比大農場適合中國實際，黃宗智提出“隱性農業革命”的農業經濟學命題，農業發展出現“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悖論現象[11]。而且，最近的這場“隱性農業革命”并非來自于某種特定作物產量的增長，而是來自于居民食品消費結構的根本性重構和農業結構轉型

參見黃宗智和彭玉生（2007）；黃宗智（2010b）第6章；黃宗智（2010c）《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表6-22。。楊華的研究發現小規模家庭農場及其經營者的存在的社會學意義更為深刻[12]，根據農村土地耕種規模及收入狀況可以深度刻畫農民的階層結構。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國家制定的正式規則確立了農戶獨立經濟主體的地位，決定農戶的行為目標是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農戶能否實現其利益最大化目標，則取決于外部社會經濟環境所提供的現實條件[13]。與經濟學將市場簡化為抽象和同質性的價格機制相反[14]，市場社會學研究往往將市場還原為具體和異質性的資源分配的社會性制度。本文以糧食生產為題，通盤考慮小農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雙重身份特質，展開分析以更好地揭示經濟、市場現象背后潛藏著的復雜社會成因。

當代中國，農村農業生產方式轉換還有兩大約束條件：其一，統購統銷政策歷史遺產；其二，2006年稅費制度改革的脆弱效力，普通小農和農業大戶之間為補貼而展開的利益對抗。有關糧食統購統銷問題的討論，既有研究多從中央政府的政策層面加以關注，少數研究也注意到政策實施過程中農民口糧量下降的特殊事實[15]。由于糧食問題是縣級政治的核心問題，以此為切入點的研究多半關注“政治過程”分析；在“糧食分級索取權格局”約束條件下，糧食減產和過度征購造成糧食庫存不足，饑荒由此而生[16]。根據Sen（森）提出食物獲取權（Entitlement）理論，三年災荒提供了極好的中國觀察例證，筆者稱其為“山東泰安價格突變年”。1960年，山東省泰安市玉米、小麥、雞蛋和豆油等產品價格相比之前年份普遍提高了30～40倍，而蘋果和山楂的價格變化較小，與1957年對應產品價格水平相比分別是44倍和125倍。1965年主要農產品價格又回歸正常水平（參見表1）。注意到，1960年恰好是“災荒年”。我們檢索到的“山東省泰安1950-1985年主要農產品集貿市場價格”表能夠反映出更多的信息，依此數據筆者作出這樣的判斷：“沒有什么比災荒更能夠檢視糧食安全”，糧食安全問題的核心是“價格安全”。盡管人均食物產出的不足可能引發饑荒事件，但它只是眾多可能的原因之一。在另外的饑荒研究中，具體的實例是1928-1930年北方地區的大饑荒[17]，政治混亂所帶來防災能力的低弱則是饑荒發生的根本原因，氣候所起的作用當然也不容忽視。當下，被流卷入市場成為社會化小農，認同邏輯上社會性價值凸顯[18]。小農被卷入市場經濟過程中，心理和行為發生的異變使得我們建構理論加以解釋失去了抽象基礎，小故事反映出的大問題即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轉型。對于第二大約束，恰是本文的主要內容；要解答的問題卻是效率之爭的背后中國農業經營模式應當是“什么樣的”。不忘農村公平社會建設目標，以此立意則會得出不一樣的判斷。

為了研判中國農業發展、農地經營方式的未來走向，此問題的研究勢必需要學人考慮到“要勞動力不要人”的半城鎮化和半工業化進程。根據筆者長期以來的調研和觀察，輾轉于城鄉之間的農村流動勞動力，他們確實起到了穩定農村個人和家庭之間幾近斷裂的經濟和社會聯系的作用，小農理論建構和農民家庭行為分析需要綜合考慮到社會、經濟因素的交合影響。在中國農村問題研究視角切入方面，系統復雜性決定了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理論和學科知識

參見黃宗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有關“三農”問題的研究儼然存在著這樣的認識誤區：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各種經濟資源會在價格起作用的市場條件下自動實現優化配置。根據微觀農業經濟理論研討農業發展問題，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在市場的作用下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三個要素之間會互相替代和優化配置的類推陷阱[19]。在此之前，國內期刊《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專門組稿探討中國農業發展之路，相關研究似乎已經提出一條比較公平、有“中國特色”的農業長遠發展道路：為小農戶建立與商業資本的“平等交易”環境來確保農民利益[20]。

對人口大國中國而言，從縣域層面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業發展是很好的切入視角，此做法在承認地域差異性的同時，也能夠將農業和土地經營問題研究的深度和厚度講述出來。本文以“水稻種植”切題，原因是水稻種植背后絕非簡單的技術經濟問題，農業生產和土地經營更是社會和政治經濟學問題。在技術與種業安全層面，水稻種植研究文獻眾多，而且有著很好的試驗基礎和種植實踐檢驗。在水稻種植的自然地理研究方面較為詳細的文獻是梅方權等[21]，相關文獻不一一列舉。我們的研究恰恰是為關注種植背后的社會經濟發展難題，以此為突破口更大程度上是對小農糧食生產效率的再度關注?？紤]種糧農民的糧食需要，通俗的表述即為生活水平決定的糧食需求，在這方面李培林和丁少敏[22]已經建立起綜合指標體系：口糧水平、收入水平、消費水平、消費結構以及食品結構和營養水平?？紤]了眾多因素之后，探討水稻種植行為選擇和效率，還必須考慮到宏觀層面的產業結構轉變和城鎮化社會變遷大場景；而且，勞動力就業和城鎮化帶來的城鄉人口結構轉變對大米的供需沖擊是“新理論建構”的基點，原因是純粹的微觀經濟學理論難以對農戶經營悖論作出解釋。根據筆者的調研，糧食價格偏低、成本偏高時小農多半不愿意“種地”；在土地快速集中之后，糧價上漲、成本降低很可能會再現小農想種地卻沒地種的社會經濟現實。

三、研究設計及調研實現

（一）研究框架設計

在中國社會特殊治理大背景下，對上負責的激勵設計和科層制邏輯，由此誘發以犧牲長期發展為代價的行為以及政策執行中的偏差和共謀無處不在[23]。隨著農業技術進步，形成的比較優勢改變總體經濟增長軌跡；但是，并不排除貿易開放水平的提高會固化原有的比較優勢，進而專業化生產低技術含量的初級產品[24]。農業技術進步是有邊界的，內生驅動力來自農產品總量需求和結構轉變；單位面積產量達到一定階段，總產量主要取決于土地耕作面積。隨著農業產業化和規?；目焖俪霈F，農業產業工人隊伍已經日漸龐大，只不過當下還主要是老化的農村勞動力，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現代規模農業還可以視為“老人農業”。散戶仍然是中國農業經營的主體，而且每一戶家庭在農業生產組織、經營管理方面的行為都可以視為類似于企業的微觀經濟組織，即供、產、銷一體化的經濟組織；拋開經濟層面的討論，家庭構成了農村的基本社會組織單位[11]。在本文中，將種植水稻視為代表性農業生產行為，其不僅是經濟理性選擇必然結果，而且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性成因。觀察農村小農家庭的生產行為轉變，我們能夠找到經濟學關注的資源配置及效率改善的經典實例，農業技術效率可能受到各種隨機因素或其他外生政策因素的影響；對于水稻種植等糧食作物種植而言，主要的約束條件有自然稟賦、各種災害以及糧食生產經營體制。為捕捉水稻價格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筆者采用包含資源配置效率方程的隨機前沿分析方法，基準模型如下

在實證研究中，隨機配置效率的模主要包括兩類：Kumbhakar等（1991）、Huang和Liu（1994）、Battese和Coelli（1995）對外生的技術無效率項均值模型進行了估計（簡稱KGMHLBC）；Caudill和Ford（1993），Caudill等（1995）以及Hadri（1999）對配置效率方差進行模型計算，解決了隨機無效率項異方差問題（簡稱CFCFGH），王泓仁（Wang，2002a；2002b）對上述兩類模型進行綜合計算。。

lnyit=lny*it-uit（1）

lny*it=X′it β+vit（2）

X′it β=β0+kβklnxkit+1[]2[SX）]kl

lnxlitlnxkit

（3）

uit～N+（μit，σ2it）（4）

vit～N（0，σ2v）（5）

技術無效率方程設定為：

μit=z′it δ（6）

σ2it=exp（z′iγ）（7）

σ2v=exp（c0）（8）

E（uit）

[]z（k）=δ（k）1-Λ（Λ）[]Φ（Λ）

-（Λ）[]Φ（Λ）2

+γ（k）σit2

（1+Λ2）（Λ）[]Φ（Λ）+Λ（Λ）[]Φ（Λ）2

（9）

方程（1）反映了因為技術無效率uit，潛在產出lny*it對實際產出

lnyit

的偏離，方程（2）說明了潛在產出水平lny*it受一系列要素投入因素X和隨機的不可測因素vit的影響，復合殘差性uit，vit相互獨立，且與回歸模型中的解釋變量無關。其中，Λ=μit/σit，（·）

與Φ（·）分別是相應變量的密度函數和分布函數。z（k）表示變量z的第k個元素。如果變量z對配置效率具有單調性，超越對數生產函數（translog）設定可以作為對未知生產函數合理的二階近似，具有可變替代彈性；無嚴格的生產函數形式約束，并且暗含非中性技術進步假設。在實證研究中具有廣泛的應用；同時對配置效率均值和方差進行建模，并采用極大似然估計的一步回歸估計方法，提高KGMHLBC和CFCFGH研究過程中的估計效率；考慮外生政策變量對配置效率的非單調性影響[25]。隨機前沿面成本模型為：

Yit=Xitβ+（Vit+Uit），i=1，2，…，n；t=1，2，…，T（10）

其中，Yit表示第i個截面在t時刻的總成本，Xit表示第i個截面在t時刻的投入價格和產出的k×1向量矩陣，β表示未知參數向量矩陣，Vit和Uit分別表示隨機誤差項和成本無效率項。在SFA方法中，由估計出的方差參數γ=σ2u/σ2，σ2=σ2u+σ2v是否顯著，可以推斷出成本無效率項對產出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為了判斷邊界成本函數是否有效，我們設立假設H0：γ=0；H1：γ≠0，如果γ的零假設被接受，則意味著成本無效率項不存在，邊界成本函數無效。γ的取值為0到1，當γ趨近于1時，說明成本偏差主要由成本無效率項決定；當γ趨近于0時，說明成本偏差主要由隨機誤差決定。對γ的零假設檢驗可通過對成本函數的單邊似然比檢驗統計量LR的顯著性檢驗實現。本研究中，農戶家庭的承包面積變量是最好的外生政策安排，雖然承包期限的調整會有影響，而在我們的樣本期內2008-2012年未做調整。短期內，土地制度安排不是內生的，因1997年第二輪承包“30年”不變；長期看，土地制度安排則是內生的。

圖1休耕期縮短的經濟學分析——農業技術進步曲線

來源：王建革（1997）P62。

在人口壓力的推動下，原始農業的發展逐步從粗放的刀耕火種走向集約的鋤耕農業，在Boserup的《農業成長的條件》一書中，森林耕作制、灌溉耕作制、短期休耕制和連作轉變用圖1來展示。Polo是一般最起碼的刀耕火種民的部落規模，大約在100 人左右。N點所反映初期的刀耕火種民的生產狀況，這時期的食物產量是高于生存需要的，當人口進一步增長，到達生產曲線的P點時，食物產量與人口所需要的最起碼的食物數量相等，超過這個數值，饑荒就會發生，這時人們如不選擇另一種技術，便會出現社會不穩定。經歷長時期的演變過程，人們選擇了較為短期的休耕農業技術以作適應，產量從P點升到S點；當人口再進一步增長到達生產曲線的R點時，短期休耕的農業技術水平又無法維持生存需要，只好選擇連作技術，使生產量達到T點，然后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26-27]。在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研究中，最直接和具有信服力的數據是農業普查數據。農業普查中所使用的主導范疇是“農業生產經營者”，主要部分是農業生產經營戶，在黃宗智的研究中被稱為“家庭農場”，在2006年總計達2002億戶，擁有共342億“本戶勞動力”。在這些家庭農場之外則是395萬個“農業生產經營單位”。與針對60 000戶樣本農戶的成本收益調查有所不同，農業全面普查意在盡可能精確地捕捉到社會實際，而不附帶任何試圖確立某些農戶作為典型的意圖。實際上，農業普查被用來給中國的農業統計數據確立新的標準，那些在農業企業中的從業人員，應有相當部分可以被視為“農業雇工”，亦即被農業企業全職雇傭的農業工人。隨著農業產業化和規?；目焖俪霈F，農業產業工人隊伍已經日漸龐大，只不過當下還主要是老化的農村勞動力，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現代規模農業還可以視為“老人農業”

在云南、四川、貴州和重慶調研時，各地鄉鎮主管農業的基層官員和規?；r業企業也都有近乎相同的陳述，現在都是老年人在土地上“幫工”，大規模青壯年勞動力則外出務工逃離農業和農村。更為有趣的是，調查中老年勞動力的日工資男女差異在5～10元之間/天。在重慶調研時，2011-2013年的日工資因地區不同男性分布在40～60元，女的則介于35～55元。另外，老人在家經營農業或受雇于農業企業之外，還擔負著照顧家庭和“下一代”（農村誰來照顧小孩這樣的問題在2012年、2013年經由媒體報道后廣受各界關注）。誰來照顧老人？2013年的“?；丶铱纯础北粚懭敕煽梢妴栴}已經嚴重化，這是農村和農業經濟發展之外社會問題的簡單講述。。也就是說，企業雇用的從業人員僅占全部農業勞動人員（包括家庭農場和農業生產經營單位的全部勞動人員）的1%

參見《中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匯編》（農業卷），2009：表1-5-1。。

（二）計量模型設計

基于微觀經濟組織（家庭或企業）、地區和國家不同層次的生產函數構建是為描述生產系統中投入要素與產出之間數量關系的理論模型，可以勾勒出“理想狀態下”的投入產出關系，其具有嚴格的假設前提，比如假定技術水平不變，借助數量方法則可以估計出生產中所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能生產的最大產量之間的關系。筆者以調研觀察為依據構建農戶的水稻生產函數，采取隨機前沿生產（SFA）非參數估計方法。將誤差項分解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為具有對稱分布隨機誤差，由純自然因素造成，如運氣、天氣、氣候、地理、機器的表現等；另一部分為效率殘差，反映與最優前沿面的差距，通過效率殘差的大小來確定被評價對象無效率的程度。效率殘差是一個單邊分布的隨機變量，是一個非負誤差項，反映的經驗事實是：每個實際產出單元的成本總是位于其隨機成本前沿面的上方，即實際成本總是高于最優成本，這樣的偏差由于控制因素造成，如技術和經濟無效率、生產者和其雇員的努力程度等，這一部分也稱之為管理誤差項，此兩個誤差彼此獨立?；诔杀竞瘮档碾S機前沿面模型如下：

ln（C）=β0+5[]i=1βiln（Xi）+i

其中，C表示生產的總成本。β0是常數項，βi和βij是產出變量的系數。Xi是第i種產出的量。V代表影響總成本的非可控因素，它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成本，服從正態分布。U為非負的成本無效率項。與隨機前沿生產不同的是，成本函數中無效率項前面的符號是“負號”。由于我們調研的家庭來自同一村莊，并且是相互獨立的，在觀察期內并不存在“有投入無產出”的異常樣本，因此假設農戶家庭具有相同的邊界生產函數，且具有一種水稻產出（produt_rice）、四種投入要素的Panel Translog隨機生產邊界函數（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設定為：

lnprodut_ricei，t=β0+β1（lnsqure_riceit）+β2（lncostit）+β3（lnsqure_riceit）2+β4（lncostit）2+β5（lncostit）

（lnsqure_riceit）+β6（lnsqure_riceit）t+β7（lncostit）t+β8t+β9t2+Vit-Uit

（12）

efficiencyit=δ0+δ1X+μit

（三）樣本地區社會經濟概況

調研采取“逐年逐戶”跟蹤登記，自2008年開始，2012年最近一次展開的調查又對5年面板數據進行了查缺補漏工作，未來計劃是通過長期跟蹤建立45個微觀家庭檔案。20世紀90年代以后，家庭樣本所屬的村莊農村勞動力就已大規模外流；小農經營主要是水田，旱地較少。2008年以來，樣本村及近鄰村莊種地勞動力的短缺問題日漸突出，農業雇工工資水平5年內翻了一番。隨著人口和勞動力的大規模外流，樣本村內人均和勞均耕地面積2012年分別達到18和29畝

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解放，勞均耕地資源在快速增加，統計上的“人均”意義指標在農村和農業領域面臨著“并不能夠真實反映現實”的嚴峻考驗。；截至2013年，該農村地區的人地關系早已松散化，人（外出務工）走地（不可移動）留，水田改旱地，農地變林地，可代耕、拋荒閑置土地快速增加。由此，產生

一個重要前提：村內仍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農家庭（勞動力）可經營種植的土地面積是可變的，小農家庭目標是“收入最大化”和“支出壓力最小化”。調查設計中，用“水稻種植面積和水稻產量”刻畫農業生產行為；此外，調查中我們還設置了“家庭最近5年經濟支出最多的事項（1=日常生活開支；2=醫療費用；3=子女受教育；其他）”、“你們家人會把金錢看得很重嗎（是=1；否=0）”等指標刻畫社會化小農特質。在調查樣本所在地區，水稻種植不僅是主要的糧食生產方式，還有充當經濟來源的功能。農戶種植水稻以養活家庭，又借此獲取農業經濟收入。地區采樣具有兩方面的代表性：水稻主產區（種植大縣大鎮之下的大村），再就是農村空心化趨勢嚴峻

2012年9月6日，在與樣本地區地域相鄰的重慶江津調研時，曾經的肥沃耕地長滿了荊棘，曾經的鄉間小路長滿了野草，無路可走，似乎又回到了刀耕火種之前的那個年代，而這一切的描述卻是在21世紀。。長期跟蹤會受到各種不確定性和不可控因素的干擾

2012年9月16日，在調研時被拒訪：當我們走到一家農戶，WQ家老兩口在家，當時入戶時被他弟弟知道，電話告知不要跟我們“交流”，后來了解到打電話的人是他弟弟WY，在當地鎮上做小學老師，曾經做過村主任。類似的境遇較多，調查為什么會問那么詳細的信息？禮貌一點的問你是不是記者？你做這個調查是干啥用的？被懷疑是“騙子”的戶數較多。即便是“熟悉”的被調查對象，仍然會遭遇被拒。，抓好入戶田野調查的“初次”介入尤其重要，否則一項調查數據的獲取將會十分困難。

在爭議散戶經營和規模農業之間的“替代”關系時，需要清醒地認識到“規?；眱壬趧趧恿┙o和需求變動。農村土地經營業態絕非簡單的經濟關系，小農經濟起到的社會穩定器作用不容忽視。雖然規?；嬖诜N種弊端，但我們再次強調規?；葳弩w現為農地非量化和擠占本該屬于小農的農業“剩余”。規?；⒉皇侨f能的，中國歷史決定的小農經濟形態有其存在的現實之基，規?；軌虍a生的規模經濟效應最終還是由土地上生長出來的農產品價格水平決定。將經濟問題從其他各種社會關系中剝離出來，作為一個孤立的對象加以考察，結果造成一系列的二元割裂傾向，如城市與鄉村割裂、經濟與社會分離、人與自然互不相關、傳統與現代截然兩分。問路農村和農業發展，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經濟學學術謎題”，更是中國未來發展轉型的實踐難題。在資本主義的籠罩之下，農民即便仍然呈現出簡單商品生產者的形態，也只是形式上的；農業中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已使農業生產從維生型活動日益轉變為經營型活動，問題的核心也許并非小農“將往”何處去，而是小農“能往”何處去？

四、經驗結果及解釋

（一）變量定義及描述

自從2008年開始，筆者逐年跟蹤調查水稻種植家庭的農業經營變動情況，實現方式：采取“逐戶”長期跟蹤登記，基線調查開始于2008年，截至2012年，最近一次調查工作還對前5年數據、變量進行補齊。1992年“撤鄉并鎮”之前SZ村位于鄉政府所在地，2007年又進行了村村合并。2007年11月5日，合江縣人民政府發布的《關于白鹿鎮適度調整村級規模的批復》（合府發〔2007〕281號）文件指出：撤銷通衢灘村、梁家橋村、老龍村，新設水竹村

以上資料來源于行政區劃網（wwwxzqhorg）原文鏈接：http：//wwwxzqhorg/html/show/sc/18624html。。雖然出現過兩次鄉、村行政區劃調整，但行政的力量并未改變原來鄉政府所在地的集市及貿易發展，其又是糧食銷售場所，鄉村集市所發揮的社會經濟功能在此不作贅述。本文的數據分析來自筆者的跟蹤入戶調查，變量涉及勞動力、家庭特征、養老和醫療等社會變量，家庭承包土地面積分為水田和旱地，在此之外還有一部分“自留地”。水稻種植方面根據樣本地區的特征設計問題有：種糧補貼金額（主要是“直補”資金和種子補貼），以及小農家庭對農業補貼的評價態度

政策票價劃分為三個層次：1=利好政策；2=給不給都一樣；3=并不能明顯減輕負擔。，水稻種植面積；化肥、農藥、水稻種子購買，勞動力支出（請人），其中又細分為：插秧請人工時數、收割請人工時數、耕地工時數、水稻產量、出售谷子數量、谷子出售價格和期望價格（元/Kg）。對于農產品供求與價格的關系而言，生產者在市場力量的沖擊下變得越來越理性[28]。在農業生產資料市場化快速推進過程中，農資和勞動力價格構成水稻生產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化肥和勞力價格超出部分農戶的承受能力，直接挫傷農戶的種糧積極性。此內容需要重點著墨，小農家庭在價格預期方面已經變得越來越“理性”，但這與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合理預期”不盡相同。預期的價格可以視為影子價格，并且可以證實我們前面關于“糧價偏低”的判斷。該價格形成的微觀機理如下：農戶根據前些年水稻銷售的實際價格、生產資料價格和收入水平變化等而作出的“未來判斷”，趨于剛性上升的預期價格水平與農戶年齡等個人特質變量高度相關，越是年齡相對年輕（40～50歲）價格預期相對越高，預期價格還將影響到農戶的種糧意愿，甚至是下一年或未來幾年的水稻種植面積[28]。

表2，可用以描述家庭特質的社會與經濟變量特征，在此就主要變量進行簡單說明，其他可能涉及的變量和說明內容參見周靖祥[28]。從統計結果看，小農家庭的家庭平均總收入、農業收入和工資性收入都在上漲，最小值為“0”表示有家庭部分年份沒有農業收入（外出務工）和工資收入（未外出務工）；其中，農業經營收入增速較為平穩，總收入增長變動主要原因是工資性收入快速增加，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從平均種植面積看，各年都在遞增；就單個農戶家庭而言，最大面積2011年達到最高點，初步說明樣本家庭的水稻種植面積隨時間（戶主年齡）而變化的趨勢較為明顯。從戶主年齡看，平均年齡為57歲（2008年為54歲，2012年為58歲）。在樣本期內，外出務工的平均月工資水平是2 232元。具有貨幣標識的經濟變量最小值為“0”表示沒有對應項，比如健康支出、儲蓄、禮金支出以及子女受教育費用等。農戶家庭種植補貼最高值是1 080元，此為2012年承包面積最大家庭對應獲得的補貼。此外，我們的調研還考慮到農村建房行為，農戶家庭最早建房是1983年，最晚是2009年，集中建新房的時間是2000年左右。農戶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積為183平方米，最小的家庭是70平方米，最大的家庭住房面積高達320平方米。其他引入計量模型的解釋變量參見表2，在此不逐一說明。

（二）水稻種植成本上升的微觀證據

當代中國，水稻種植分布區域以南方為主，而且水稻種植越來越向優勢區域集中，近年來水稻生產逐步向長江中下游和黑龍江水稻產區集中。根據統計，南方稻區約占水稻播種面積的90%左右，其中長江流域水稻面積已占全國的65%左右，水稻種植面積和產量較大的12個?。▍^）是湖南、江西、廣西、廣東、四川、安徽、 江蘇、湖北、浙江、福建、云南等。根據統計，中國約有025億hm2水田，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40%；但由于缺乏適宜的水田機械，水稻生產主要靠手工（勞動力）作業，機械播種、插秧只占種植面積的22%，使用機械收割的面積占25%。由于水稻種植過度依賴于勞動力，農村勞動非農部門工資上漲傳導至農業部門，勞動力成本上升已經影響到水稻種植面積和小農種植意愿。近年來，全國水稻種植面積和產量逐年下降，南方主要集中人口大規模外出的四川、重慶、湖南等局部地區，2000年以來土地拋荒、水田變旱地等問題較為突出。出現這樣的格局與各地水稻機械化嚴重滯后、農村勞動力外流有直接聯系。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較低的相對價格，導致不同區域水稻生產布局變化的直接原因是水稻生產相對于替代作物凈收益的差異，局部地區資源約束條件、制度改革等也起到決定性影響[29]。若要推進農業機械化、規?；彤a業化，則需要因地制宜和因人而異，盆地、丘陵地區只能夠有限度地實現機械化、規?；?。在粳稻種植方面，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并沒有顯著地降低單位產量的生產總成本[30]。本文調研的樣本地區行政上歸屬于四川省合江縣，該縣是水稻種植大縣，種植面積475萬畝，是四川省新增100億斤糧食產糧大縣之一。

2013年，筆者在水竹村水稻收割現場記錄了11戶小農的機收水稻數量和地塊面積，將此收割數據表作為講述小農生產效率的變化，和水稻在收割階段因勞動力短缺而出現“機械化”進程的微觀證據。更學理化的文字表述則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加速農業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走在田間地塊展開記述，其中一戶農戶，家里留下老兩口在家，男戶主的年齡是54歲。據了解，兒子和兒媳婦都在外面打工，2013年收谷子的工錢由兒子寄回支付，他們手上基本沒有為農業生產支出而準備的現金。借力機械收割水稻，該戶支出費用是360元，歷時20分鐘收到20袋谷子。此次，進村駐村的7臺小型收割機都從河南開來。開收割機的人都講著河南話（進一步了解到該收割隊多是河南駐馬店人），他們多半是經由湖南、湖北過來，一路南下到此地收割水稻（其他季節他們主要是在北方農村地區收割小麥）。收割工作人員的收費介于180～240元/畝；由于碎片化不規整的田塊面積的畝數無法精確，所以大部分收費是估算或是作業人員與農戶討價還價。其中，有一類收割機可以核算水田面積，在收割之前會由拿著儀器的人先圍著水田田埂轉悠一圈，此舉一完成就能知道地塊面積，測量誤差多半會在01畝左右（開收割機的人根據長期收割經驗告知），如果是標準方形田塊誤差就會很小，基本沒有偏差?？傮w來講，他們走過的湖南、湖北和四川農村的田塊較小，較為狹窄，所以糧食耗損較大。在現場，作者捕捉到的最精確的數據來自于儀器的測量“數據”比對，測畝儀器的統計單位是“大畝”，也即1大畝=1 000平方米，而農戶依據長期種植經驗與分家到戶“產量核算”后的面積（后來了解到當地曾經丈量過一次水田面積）數據已經逼近“畝”（1畝=660平方米）。筆者所記錄水稻收割數量、田塊面積和支出費用基本情況如表3和表4，勞動力和機械收割效率差異不作比對。對此進行延伸說明，農業精細化經營不能與機械化、規?；嗟韧?，即便是小農散戶碎片化的土地經營也能夠實現機械化，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內生于勞動力數量，小農經營農地面積多寡還受到資本和勞動的配比約束。作為小農生產效率變化和機械化進程內生變動內容闡釋的補充，在此簡說筆者長期跟蹤調研的云南省師宗縣SB村，2004年開始出現小型耕田機，2009、2010年農機補貼加速了機械化進程，接近60%的農戶買了小型犁田機，包產到戶之后幾乎全部的牛耕經營逐步被機器替代；更值得一提的是，北方的收割機也開到了SB村，此事發生在2013年，該縣其他鄉鎮2012年已經出現機械化收割農作物。

調研在現場，收割機作業人員利用“面積測量器”走完一圈的核算結果，單位：畝。測量儀測出的面積是“大畝”，從儀器顯示熟知推算“真實”的費用舉例如下：029大畝（239元），074大畝（593元），124大畝（894元），儀器顯示的費用支出卻是7209元/畝，而在筆者跟蹤的機械收割農戶中收費是130元/畝，此費用支出是模糊化核算結果，然而所有數值都是精確的。需要注意到，收割水稻時業主不會更改儀器確定的價格，可以視為全國各地農村的“統一價格”（單位面積收費）。此列括號里數據（帶*）單位：平方米，也即儀器顯示出的地塊最“精確”的面積，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如果地塊不是十分規整會有一定的“誤差”。

（三）農民家庭的水稻種植生產函數估計

為進行比較，回歸過程中還控制了其他變量，并對生產函數進行“一般化”參數估計。在前述生產函數模型框架下的SFA估計結果見表5中模型（1）和（3），模型（1）的估計方法是tvd constraints（1），進行SFA估計時其結果收斂于log likelihood =-10188306，corr（u_i， Xb=-01528。無效率項的結果分別是模型（4）-（6），模型（2）和（3）是生產函數一般化的“雙因素結果”，模型（2）選擇固定效應結果，模型（3）是“雙因素”生產函數GLS估計結果，模型（7）-（9）是生產函數的一般化“多因素”GLS估計結果。無效率項決定因素估計是隨機效應結果，假定存在異質性的家庭效應和時間效應，即cov（u_i，Xb）=0，模型（3）以及（7）、（8）和（9）的估計使用廣義線性模型xtgls和一階序列相關ar（1），借此修正依截面變化的異方差。

在SFA非參數估計過程中，與引入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估計不一樣，我們考慮了土地和生產投入作為兩種關鍵要素。原因是，水稻種植最主要的要素是“土地”，資本投入的核算通常是“瞬時性”的，在此我們將種子購買、勞動力工資和化肥支出總額“近似”為資本。這種處理通常只適用于小農生產，如果是規?；蜋C械化農業，結果必然會高估“資本化”投入要素的貢獻。模型（1）中，求解得到γ=σ2u[]σ2S=0723，此值是總的無效率值，分解的結果顯示，由人為可控制之無效率所占之比率為723%，隨機無效率所占之比率為277%，表明2008-2012年45個家庭水稻生產無效率并非隨機無效率所導致。在1%置信水平下，模型（1）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也即土地和資本性投入要素都具有正的產出彈性，而且資本投入項的貢獻要高于土地要素。在此基礎上可以計算同家庭的SFA技術效率值并進行比較，但在此并不關注“無效率”的橫向和縱向比較，而是無效率的形成機制，所以繼續把無效率項作為被解釋變量展開回歸。模型（2）和（3）采取不同的參數估計方法，結果都十分穩健。在模型（3）中，消除了異方差和考慮了時間滯后效應后土地的產出彈性為0579，貨幣投入的產出彈性為0912。無論選取什么樣的估計方法，都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的生產場景。在林毅夫看來，資本的不可分性是引起不同規模農戶規模報酬差異的主要原因。無效率項的決定因素估計結果表明，水稻價格的影響最為顯著，在1%置信水平下顯著，系數為155，當控制了勞動力成本變量后，系數降低為07，勞動項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為0000 9。此外，加入農戶家庭兒子數量變量之后，其系數估計結果不顯著；控制勞動力成本后，水田承包面積變量的系數估計變得顯著，承包土地其實可以視為外生制度安排的代理變量。由于樣本地區的氣候、土壤和地形自然稟賦決定種植水稻是“最優選擇”，無法展開多樣化種植經營；由于旱地面積較少，水稻種植同期還會順帶著種植玉米。我們的調研也設計了此變量，調研中也出現水田里長出玉米和其他農作物的現象，這說明種植替代已經出現，主要受到勞動力用時以及其他成本投入變量的影響。復雜的農戶生產函數估計也并不能嚴格地按照直觀的“比較優勢”原理展開，正因如此，我們不能輕易借助計量結果分析生產要素的最優化配置問題。農業生產效率取決于種植面積，存在U型關系[31]；效率與規模負向關系假說需要重新審視，小農戶是否享有相對大農戶的效率比較優勢，則主要取決于宏觀導向上優先考慮的政策目標[32]。

在前述基礎上，我們還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對樣本地區農戶水稻種植的投入—產出做更一步的分析，以期找出決定水稻產量差別的“主要”因子。在SFA估計結果基礎上，控制了“兩大要素”的影響后，加入留守家庭勞動力變量，結果變得不顯著。出現此結果，原因很簡單。樣本地區家庭勞動力呈現出明顯的老化趨勢，以及家庭水稻種植“請人幫忙種”的發展態勢越發明顯，此判斷還可以從模型（9）中勞動力成本投入對水稻產量的影響結果估計中找到證據。勞動力雇用數量越多越不利于水稻種植面積的穩定，主要是因為隨著勞動力成本支出的增加，缺少勞動力的農戶自然會減少種植面積，由此水稻產量就會下降。作用機制表現為生產成本投入影響種植行為選擇，進而影響產量。結果也就出現了中壯年農戶家庭的水稻產量相對較高，而老年農戶的水稻產量普遍偏低。老化了的農戶家庭水稻產量低，主要是勞力跟不上。根據測算，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稻谷用工總量呈現迅速下降的變動趨勢[33]，截至2009年，每畝稻谷的收種和管理用工數量分別為84日，僅為1990年的405%。作為土地制度的代理變量，外生影響在不考慮勞動力成本投入時顯著為正，而且在此情形之下，兒子數量這一變量的估計系數結果也變得極其顯著（參見計量模型估計結果（7））；回歸模型（8）和（9）中，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后水田面積就變得不顯著。此外，我們在生產函數中還控制了戶主年齡和家庭人口數量，但這兩個變量對水稻產量的影響不顯著。與廖洪樂的研究結果有明顯差異，他們借助兩個縣的家庭樣本研究發現勞動力年齡對水稻產量的影響在不同地區影響不同[34]。在潛江縣，多數農戶種植棉花，農戶勞動力外出的比例低，水稻生產的部分環節實行機械化，勞動力年齡對水稻產量沒有顯著影響。與此相反，吉安樣本戶在家務農勞動力的年齡對產量的影響很明顯。在回歸系數結果表中，年齡項系數顯著為正，年齡平方項系數顯著為負，即水稻產量與勞動力年齡呈現倒U型關系。由于只選擇一個村莊樣本，難以控制“村莊”變量對家庭生產行為的影響，而家庭人口數量、土地面積和工資水平均會對農戶家庭的農業生產、本村非農就業和外出打工的勞動供給結構產生影響[35]。在調研的樣本地區，除了水稻種植能夠獲得農業收入之外，其他經濟作物所能夠帶來的收入來源渠道甚少，結果出現大規模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戶主的年齡變得不顯著較為正常，側面反映出依照勞動力年齡而進行水稻種植家庭劃分具有“同質性”。從C-D生產函數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即便考慮其他要素投入，種植面積和成本投入依然具有獨立性影響，這兩大要素才是決定產量最關鍵的因素。生產函數常用于研究投入與產出間的關系，其使用的數據可為試驗數據，也可為非試驗數據。試驗和非試驗數據均可區分為時間序列數據、橫截面數據和混合數據。生產函數形式多種多樣，其中，柯布—道格拉斯函數最為常用。在后文分析中，雖未采取不同生產函數的比較，但在參數和非參數結果比較中能夠揭示出小農生產的效率特征。

在小農生產無效率分解中已經發現，土地利用尚未達到生產力邊際遞減邊沿，接著要問決定種植意愿的社會變量有哪些？此時，勢必會關聯到稅費改革政策效果評價，代表性研究有周黎安和陳燁[36]。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非農產業高增長早已將這一政策效果巨大地削弱了，雖然沒有極具解釋力的實證研究提供反駁依據，但是，經驗觀察和小農行為選擇、農村土地經營方式大轉變早已給出了極具說服力的回答，政策的短時效應發揮過后，卻給中國農業生產套上了持久的“緊箍咒”。長期看，農村改革受阻甚至可能演變為過不了的“坎”。我們在研究設計中加入了這樣的一個假設問題“你希望的水稻價格是多少？”，而此價格水平與真實價格（銷售給糧販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筆者調查“糧販子”了解到的基本情況，并了解到各年收購糧食的利潤獲取基礎數據。。隨著小農社會化程度的提高，預期價格的影響就變得尤其重要，其直接決定著種植面積和糧食產量。為此，筆者再次給出農村農業勞動力工資快速上漲的調研證據：2008年，收種水稻的日工資是50～60元/天；2011年，已經上升為120～130元/天（季節性農業工資），如果計算上伙食、煙酒等費用，合計大約140元/天。在工資水平上漲過程中，農業與非農業部門的工資也開始趨同，該地區2011年技工的平均工資為150元/天。歸位到理論邏輯層面，澄清農民收入與農地經營之間存在的互為因果性的關聯機制，就必須講清楚小農家庭農業生產所能夠承受的農產品價格底線（最低價格），以及決定小農從事農地經營意愿的主要影響因子，再就是小農家庭與規模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率水平差異。從實證結果看，水稻價格預期對種植意愿的影響最為顯著，達不到預期目標其行為選擇就可能發生異變。筆者的研究還發現，影響農戶水稻種植意愿的因素有：水稻價格預期、農業收入以及家庭總收入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農村社會的家庭網絡聯系對“小農戶+中小農戶”、“小農戶+小農戶”的平行協調契約土地轉租起到了穩定作用，這是水稻種植意愿和種植面積影響的關鍵信息。當然，其他自然因素也會影響到水稻種植意愿和人地關系，比如李小建和喬家君以農田人工能量作為投入產出關系的衡量變量[37]，結果發現山區農民對自然條件利用的過程，表現出明顯的經驗型利用特征。在勞動力短缺、外出務工收入提高的新形勢下，“兩熟”改“一熟”，“雙季稻”變“單季稻”，農田季節性閑置或永久性種樹，減少勞動力支出等，使農業生產并沒有充分達到其生產可能性邊界[28]。

五、結語和討論

時至今日，小規模農戶家庭經營還有著頑強生命力。隨著小農家庭越來越社會化、現代化，收入來源渠道多元化，家庭增收非農化，農業生產方式已經出現劇變。以農、以地為生不再是農民家庭的唯一選擇，小農生產效率評估實為農地經營方式轉變研究的重要鋪墊性工作，針對小農水稻種植效率所做的深入探討或將是農地集中化經營時代到來之前的最后記錄。自1998年進行農業生產結構戰略性調整以來，中國糧食總產量增長率逐年下降，糧食安全問題引起廣泛關注，誰來種糧比誰提供糧食的發問更能讓發人深省。誠然，增加糧食產量是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有效手段之一，只有找出當前影響糧食產量的主要因素，才能找到提高糧食產量的有效途徑。南方水稻生產在中國糧食生產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研究提供了南方水稻種植的典型村級樣本（以家庭為單位展開研究）實例，并且從中國行政層級體系設置不同層次地捕捉到省、市、縣、鎮（鄉）和村的實證資料。反過來，自下而上看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糧食生產問題會發現，各種社會經濟矛盾疊加在一起，糧食市場穩定性和價格走向警報已經拉響，這不僅是中國發展的宏觀大問題更是微觀家庭小單元生存、發展的“大問題”。在糧食生產供給層面，小農的理性選擇早已影響到政策和市場作用的區域。城鄉關系是一種制度現象，它反映著政府作為政策制定者與農民作為制度需求者之間的博弈。農民對于一種制度以及一種利益格局從容忍到不能容忍，終究有一個轉折點，最終導致制度變革[38]。對于農業轉型和家庭農業生產的存在性解釋文獻眾多。在農業經營模式轉變過程中，農村發展研究的理論借鑒遭遇了各種各樣的實踐突變挑戰。本文的論述植根于產糧大縣、大鎮和大村場景，當小農家庭還是水稻生產的主體時，希冀重塑小農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位置；分析意在指出，農戶生產行為的變化源于“生產函數”的主要影響變量在發生大轉變。其中，農業勞動力和生產成本投入是關鍵變量，給定土地種植面積的“可變性”存在，決定糧食產量的核心變量還是農業生產模式，也即我們這一部分講述的不同的生產函數將會以什么樣的形態存在于農業生產實踐中。吳楨培的研究指出，綜合考慮農戶（微觀）家庭貨幣收入最大化和宏觀（政府）糧食實物產量最大化目標，樣本?。ê希┺r戶水稻種植適宜規模應約為50～60畝；在該研究設定的問題中，“通過擴大水稻耕地面積，綜合自己的勞動能力和資金狀況認為耕種多少畝耕地獲得的收入達到外出打工從事非農產業的收入水平”時，75%的農戶能夠接受的適度規模介于為30～50 畝之間。在308個調查農戶樣本中，愿意擴大水稻種植面積的農戶占68%，而實際擴大自己種植面積的農戶僅占28%。發掘其中的規律，將理論察覺反饋出來指導實踐，即為我們的研究工作職責所在[39]。

在中國，農產品交易市場的形成受制于國家政策的強制力，除少數產品比如豬肉、牛肉和家庭類產品，涉及糧食交易的市場都受“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行政壓力“控制”。艾云和周雪光的研究發現，不同形式的資本如社會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其中有兩種不同但互為關聯的機制：“禮物交換”的互惠機制和市場權力基礎上的“強征性信用”機制[40]。筆者在此重提，解決糧食生產和農業安全難題的可行但不唯一的出路，是“讓有錢的農民種地和種地的農民有錢”，作此判斷的深層次理由是當代中國農地經營主體依舊是農民。無可否認，由于我們的調研樣本所在地區具有很強的“地域性”，以及樣本選擇的非隨機性，但這是由研究的可實現性和可接近性所決定的?；谥袊r村經驗事實?？梢灶A見，在不久的將來，當我們這篇文章所作的跟蹤家庭的農民（戶主一代）慢慢老去，大部分甚至是全部農民或會提早退出土地經營。到了那時，再起筆寫題名“最后的農民”文章也不為過，而且也只有最后一個傳統農民退出農業生產和退出耕作的土地，中國農村和農業發展才算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在中國，資本主義式（重演歷史上的土地集中運動）家庭農場正在從村莊內部內生性地形成，借助政府或資本所提供的機遇發展起來[41]。小農農業生產效率評估不能僅僅停留于經濟利益面，考慮到農村勞動力老化、農村養老以及生存難題，植入公平社會考察尤為必要。參考文獻：

[1]郁建興.從行政推動到內源發展：當代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戰略轉型[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3）：12-25

[2]錢克明，彭廷軍我國農戶糧食生產適度規模的經濟學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4（3）：4-7，110

[3]徐勇“再識農戶”與社會化小農的建構[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3）：2-8

[4]趙德余.多重目標下的政策變遷與國有部門尋租的政治經濟學——對1998年中國“糧改”經驗的重估與發現[J]制度經濟學研究，2006（2）：24-54

[5]趙德余主流觀念與政策變遷的政治經濟學——來自1998年中國“糧改”的經驗[J]社會科學戰線，2006（5）：57-64

[6]鄧大才農戶的市場約束與行為邏輯——社會化小農視角的考察[J]中州學刊，2012（2）：45-50

[7]郝亞光社會化小農：空間擴張與行為邏輯[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4）：8-12

[8]陳先兵社會化小農的行為邏輯——基于華北魯縣三個新居建設試點村的研究[J]湖南社會科學，2012（1）：98-101

[9]王敬堯，宋哲中國農村政策與中國農村研究：影響力考察[J]吉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138-146

[10]李培林中國農戶家庭經濟：資源基礎配置單位[J]中國農村經濟，1994（11）：28-32，50

[11]黃宗智，高原，彭玉生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中國的農業發展[J]開放時代，2012（3）：10-30

[12]楊華“中農”階層：當前農村社會的中間階層——“中國隱性農業革命”的社會學命題[J]開放時代，2012（3）：71-87

[13]張啟明農戶行為分析與農業宏觀調控政策[J]中國農村經濟，1997（6）：35-38

[14]王國偉以市場社會學回應“經濟學帝國主義”[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08-31（B02）

[15]徐進糧食與政治：論1956年安徽省無為縣統購統銷的實施[J]開放時代，2012（7）：100-110

[16]李隆虎食與權：“大躍進”時期糧食流轉體制的研究 以貴州省北潔地區為例[J]社會，2011（5）：158-189

[17]張萍動蕩與饑荒：極端氣候事件與區域社會應對——1929年陜西“大年饉”的個案考察[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13（2）：93-111

[18]唐鳴，梁東興中國農戶的歷史變遷與行為特征[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2）：25-32

[19]溫鐵軍市場失靈的鄉村[J]天涯，2002（1）：14-22

[20]黃宗智《中國新時代的小農經濟》導言[J]開放時代，2012（3）：5-9

[21]梅方權，吳憲章，姚長溪，等中國水稻種植區劃[J]中國水稻科學，1988（3）：97-110

[22]李培林，丁少敏評價農民生活水平的綜合指標體系及其應用[J]社會學研究，1990（2）：84-90

[23]周雪光，程宇通往集體債務之路：政府組織、社會制度與鄉村中國的公共產品供給[J]公共行政評論，2012（1）：46-77

[24]MATSUYAMA K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92，58（2）：317-334

[25]丁從明，陳仲常價格波動與資源配置效率研究[J]統計研究，2010（6）：22-28

[26]BOSERUP E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R]Aldine De Gruyter，2005

[27]王建革人口壓力與中國原始農業的發展[J]農業考古，1997（3）：58-73

[28]周靖祥小農種地意愿及其目標價格形成機制研究——以SC省SZH村水稻種植為例[J]財經研究，2015（8）：50-63

[29]鐘甫寧，劉順飛中國水稻生產布局變動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7（9）：39-44

[30]許慶，尹榮梁，章輝規模經濟、規模報酬與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基于我國糧食生產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11（3）：59-71

[31]周靖祥，何燕農戶經濟作物種植轉型——基于“控煙”指令要求的云南省師宗縣實例[J]世界經濟文匯，2011（6）：86-120

[32]李谷成，馮中朝，范麗霞小農戶真的更加具有效率嗎？來自湖北省的經驗證據[J]經濟學（季刊），2010（1）：95-124

[33]王美艷農民工還能返回農業嗎？——來自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調查數據的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11（1）：20-30，96

[34]廖洪樂中國南方稻作區農戶水稻生產函數估計[J]中國農村經濟，2005（6）：11-18

[35]黃祖輝，楊進，彭超，等中國農戶家庭的勞動供給演變：人口、土地和工資[J]中國人口科學，2012（6）：12-22

[36]周黎安，陳燁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雙重差分模型的估計[J]經濟研究，2005（8）：44-53

[37]李小建，喬家君地形對山區農田人地系統投入產出影響的微觀分析——河南省鞏義市吳溝村的實證研究[J]地理研究，2004（6）：717-726

[38]蔡昉城鄉收入差距與制度變革的臨界點[J]中國社會科學，2003（5）：16-25，205

[39]吳楨培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與實證研究[D]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2011

[40]艾云，周雪光資本缺失條件下中國農產品市場的興起——以一個鄉鎮農業市場為例[J]中國社會科學，2013（8）：85-101，206

[41]陳義媛資本主義式家庭農場的興起與農業經營主體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產為例[J]開放時代，2013（4）：137-156

Reappraising the food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socialized small peasant：A case study of SZH village in SC Province

ZHOU Jingxiang1， 2

（1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PRChina；2China Urban and Rural Research Team，Jinan 250022， PR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changes， we can always find the exampl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peasant which lasted more than 30 yearsIn China， the grain production is not a simple form argument，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allocation mechanismThe research is on the micromechanism of the smallscale peasant production， and to estimate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of the rice plant， and reveal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roduction frontier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ase of efficiency loss， the 723% can be controlled， and the random and non efficiency is 277%， the price expectation of small peasant directly affects the planting will， the probability of rice planting area reduce reached 13%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eparation work of rural society transition has been slow to followFor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of target， the key is to weigh the pros and cons， re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it all depends on human effort， the grain production which implants peasants soci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has much layers of design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needs to seek the internal balance between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reconstruct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small peasants

Key words： rice planting； SFA； family income； expectation price

（責任編輯傅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