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控煙的下一站仍是提高煙稅

于靖園

在中國煙草稅改革的理論界，一直活躍著一位備受大家敬重的長者——胡德偉，他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榮休教授，被業界稱為“世界煙草控制經濟學第一人”。

上世紀80年代，受美國加州政府委托，胡德偉開始研究提高煙稅對成人吸煙行為能否產生影響。研究的初步結論是積極的，即增稅有助于控煙。上世紀90年代初，胡德偉把這一研究結論介紹給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由此，以增稅來控煙的觀點逐漸出現在輿論關注的視野之中，理論界的相關研究也積極開展起來。

2016年，全球煙草流行仍在危害全球公民的健康。中國的控煙措施正在一步一步加緊，并且走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關口。在研究控煙二十余年的胡德偉看來，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不得在學校、醫院、體育場館、公共文化場館、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煙的公共場所吸煙，在其他有禁止吸煙標識的公共場所要帶頭不吸煙，這大大推進了中國控煙履約的進程。

那么，他對中國煙草稅制改革有哪些建議？為什么提高煙草稅是最有效的控煙工具？中國控煙到底被哪些因素拖了后腿？帶著這些問題，《小康》雜志記者對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衛生經濟學榮休教授胡德偉進行了獨家專訪。

調高煙草稅會令百萬人戒煙

《小康》：您曾說過，中國調高煙草稅一定要體現在消費環節上，那么結合現在的中國控煙情況，您對此怎么看？

胡德偉：我所了解的加稅，平均是一塊錢，差不多10%的增長，消費量大概是減少3%。和我們所預期的是相吻合的，現在問題是具體的數字是多少，大概是三億包，我想在一兩天之內，我們做研究，減少消費量到底是多少人戒煙，這個我們還沒有一個具體的資料，這實際上是要調查的，到底實際上有多少人戒煙，我們不知道，年輕人是不是因此戒煙，我們也不知道，這是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們想在短期內通過調查得到結果。

從統計模式來講，我想我們估計，大概有一百萬人會戒煙，在一年內。戒煙之后，到底怎么樣呢，是否會因此挽救人的健康。這個我們也是可以從模式來估計的。

大概有五十萬人可以延長生命，這是我們的估計。

《小康》：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胡德偉：是的，到底多少人戒煙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素。我們過去做的都是以統計資料為主的，2015年，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到底我們的政策對社會健康的影響有多大？消費量要增加多少稅率？

25年前，我的研究是從美國加州開始的。1988年，全民投票，煙草加稅，2毛5一包，加稅的目的是減少吸煙率，從22%減少到17%，大概是2毛5一包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加稅后，我們做了兩年的分析，發現沒有達到這個目的。從22%到20%。我們做了研究后，就要到州議會作證，所以我們就提出要加到5毛錢一包?，F在加州是11.5%。當然也有很多其他原因。為什么我要舉加州的例子，因為加州是第一個在美國實施這個措施的州。不只加稅，而是把這個大餅分了好幾塊，有50%可以給州政府當稅收，其他的可以幫助低收入孕婦，或者是用這個錢幫助沒有保險的人，還可以用于保護環境衛生等等。

后來加州做了示范后，其他的很多州也開始學習。不只是美國，還有澳大利亞。

《小康》：誰拖了中國控煙的后腿？哪些因素是阻礙中國控煙的關鍵？

胡德偉：兩年之前我就考慮，為什么中國有這樣的障礙。

第一個是政策上的因素。第二個是經濟上的因素，會影響到就業，煙農就業的問題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市場，煙草公司不希望加稅后，市場銷售量減少。第三個是社會風氣，風氣很難改，幾十年來，送煙在中國是一種生活習慣、交流方式，送禮、過生日、結婚、過節都送煙。

風氣要改的話很難。但是在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不得在學校、醫院、體育場館、公共文化場館、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煙的公共場所吸煙，在其他有禁止吸煙標識的公共場所要帶頭不吸煙，這個是很大的轉折點。

《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發布之后，我就意識到加稅有望了。2015年5月10日，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聯合下發提高卷煙價格的通知，調整后，以零售價計算，煙草稅率從49%增加到約54%，此次調整將會促使大約350萬吸煙者戒煙。不過，與食品、茶、飲料、酒相比，中國的煙草稅仍偏低。

中國煙草還有14%的加稅空間

《小康》：減少煙草消費會對煙農及煙草產地經濟發展產生影響嗎？

胡德偉：我們確實要替煙農想一想，加稅后給他們帶來的損失。我們算過，整個產業，大概只有1600人會失業。

我們也對上千個煙農進行了調查，很多煙農其實并不喜歡種煙。有的煙農種煙是因為煙草公司給了他補助，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煙葉稅，可以給地方增收，地方政府鼓勵煙農種煙，這就導致了煙草過剩。

所以，很多煙種了后，價格降低了，他們寧可種別的。煙草總公司給地方有配額，每個縣都有配額，只要達成配額，就會有獎金。我們把這筆賬算出來，我們看到很多的例子，煙農假如不種煙、種水果，收入會更多，但是地方政府可能會給煙農壓力。把增加的稅收從生產價/批發價轉移到零售價，對低收入吸煙者的支出、煙草工業的就業和煙農的收入等帶來的影響非常有限。

把增加的稅負轉移到零售價上，這是一個雙贏的選擇。

《小康》：所以，我們還需要繼續加稅？

胡德偉：所以我想說的是，我們加的稅還是不夠的，我們醫改的費用很大，吸煙對健康有害，所以應該提供資金給社會健康，我們還可以用這部分錢給煙農轉產。至于加多少稅，如果我們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全球的煙稅中位數是70%到75%的零售價，中國現在的稅率大概是50%左右，煙草公司的經濟學家說現在已經大概是60%了，我們開過一個會，開誠布公地說，他們的算法包括所得稅，但是不應該算在里面。所以，去年的加稅，加了一塊錢，變成了56%。換句話說，我們還有14%的空間。在我看來，至少還要加一塊錢。

我們研究了中國的稅制，加稅有兩種，一種是從量稅，還有一種是從價稅。從出廠價來看，從量稅就是一包一毛錢，從價稅一個是56%，一個是36%，所以應該提高從量稅。

《小康》：像中國香港的一些煙盒包裝，有些圖片表現的是患有癌癥的身體狀況，這可以影響消費者對煙草的消費嗎？

胡德偉：有影響，比如直接對健康有警示的煙盒包裝，消費者在看了之后，可能就會三思而行，特別是對年輕人可能會更有用。并且在中國，這不能再作為禮品煙送人了，也就減少了流通卷煙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