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中政府公共投資與人口遷移的相關性分析

吳新+林炳華

摘要：人的城鎮化是我國推進城鎮化的核心，居民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則是實現人的城鎮化的核心環節。本文采用2003年-2013年的中國30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研，究城鎮化中政府公共投資和城鄉人口遷移的相關性，分別運用靜態面板和動態面板的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本文研究結果發現城鄉人口遷移和公共產品供給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但在東中西部則存在較大的區域性差異，而提高城市公共供給水平可以有效促進城鄉之間的人口遷移。

關鍵詞：城鎮化；公共投資；人口遷移；區域差異

中圖分類號：F320.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6-0000-03

一、引言

城鎮化是當代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潛在推動力，因為城鎮化的過程能夠激發巨大的內需潛力。內需的潛力（特別是農村地區）需要在城鎮化過程中逐步的釋放。而我們所定義的人口城鎮化的過程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并融入其中的過程。重視和推動人的城鎮化，重要的是讓農民在城市中和其他市民享受同等的權利和義務，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繁榮，從根本上保障城鎮化的順利推進。

人口遷移是一種經濟現象，它是同經濟發展緊密相聯的。人口流動和人口遷移兩者并不等同。人口的流動是指人口在區域間的流動，不涉及居住地的變動；而人口遷移則是居民改變其居住地的流動。[1]西方學者關于遷移個體空間行為的研究中比較成熟的理論和模型就有10余種，而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是其中得到廣泛認同和應用的理論，它有效地解釋了人口流動遷移的原因和特點。特別是該理論在我國根據人口流動的特點又得到一定的發展，是解釋我國人口流動的核心理論。我國的很多學者對人口遷移的推-拉力理論也進行了許多結合中國實際的發展和推動。

史清華、程名望（2005）等研究了中國農民進城的農村影響因素，發現農村的推力和拉力作用都有所減弱，阻礙農民進城的農村因素也在弱化中。[2]。對于影響農民工進城的城鎮因素，程名望、閔遠光、史清華（2006）等認為城鎮的推力和拉力因素有所增強，城鎮的因素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影響在增強中[3]。而最近的研究，許多學者將關注點著眼于公共產品對于人口流動和人口遷移的作用上，而公共產品的各個部分對人口的影響顯示了明顯的差異性。湯韻、梁若冰（2009）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省際居民遷移和地方公共產品的相關性在不同時間段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和結果，2000年之前公共產品對人口遷移具有拉力作用，而2000年之后則表現出相反的推動作用。[4]董理（2013）則認為公共產品的規模和人口遷入之間是倒U型關系，人口的遷移在長期來看和政府的公共支出并沒有顯著相關性，而短期的公共支出水平則會對人口遷移產生推動（或拉動）的作用。[5]

從大部分學者的研究來看，帶來人口遷移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等方面，但具體到城鄉人口遷移的因素，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及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差距則是其主要動因。從城鄉人口遷移來看，農民把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水平來作為選擇居住地的最總要參考因素。本文以城市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量來進行分析，而城市公共品（公共服務）主要來自于政府的投資，政府的公共投資的合理配置將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實現城鎮化，特別是人的城鎮化。

二、模型、變量和數據

2.變量的選取

（1）政府公共投資的定義和變量選取

研究如何推進人的城鎮化，需要著眼于在城鄉之間的人口遷移和政府公共投資之間的關系，為了更精確地度量城鄉人口遷移，所有的樣本數據的統計口徑必須限定于城鎮（本文中的“城市化”和“城鎮化”為有著在相同的內涵）。對于變量數據的選取，本文將城鎮人口定義為“市轄區的非農業人口”，而相應的公共服務變量的數據的統計口徑也限定為市轄區的統計數據，而做出這樣定義是基于樣本數據的可得性的考慮。

在選擇公共投資（公共服務）變量時，本文綜合考慮了樣本數據的可得性和相關性。公共服務變量從統計數據中看，可以大致分為教育資源、交通資源、文化資源、醫療資源、環境資源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具體來說，以上幾個社會保障的相關統計數據在不同年度的統計口徑不同，并且統計指標在不同年份有很大的變動，無法獲取完整的數據，在此不作考察。以上幾個不同部分的公共投資的變量又細分為更詳細的二級指標。

在二級指標的選擇上，本文不同于以往一些學者的做法，對指標的選擇做了一定的調整。在基礎交通部分的指標選擇，基于政府公共投資的定義，本文剔除了并非由政府財政支持的人均出租車數量。文化資源中的劇場和影劇院也是有社會投資來主導的，不屬于政府公共投資。而在環境資源的部分，部分學者把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和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等由企業自主決定的變量納入到公共投資的研究范疇，但并不符合本文的政府公共投資的定義和內涵，所以也予以剔除。

（2）控制變量的選取

根據人口城鄉遷移的理論，人口的城鄉遷移的規模是城鄉收入水平差距、城市就業水平和城市消費水平的函數。有研究認為，不同區域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容納人口的能力是正相關的。但是實際上每個地區的人口規模差異巨大，實際上人均變量更具有代表性，本文選擇人均收入水平來衡量更為合適，此處選擇城鎮職工平均工資（萬元）作為代表變量。而人均居民消費水平衡量的是各地區的生活成本，人均居民消費水平越大，各地區的生活成本越高，因此對遷入人口有負的影響，在現有的消費結構中，商品房無疑是城鎮居民消費的最大的支出，因此本文以城市商品房實際銷售價格來度量消費水平，商品房銷售價格越高對人口遷入是具有負影響的。失業率越高，遷入人員獲得工資機會越少，對遷入人口有負向的影響，本文中的失業率由城鎮登記失業率來表示。

3.樣本數據來源

（1）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數據為2003-2013年中國30個省市①的樣本，相關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等。

（2）人口遷移率

在本文的模型中，被解釋變量用城鎮人口的凈遷入率來衡量。我們將“凈遷入人口”定義為“城鎮新增人口總數”與“城鎮自然增長人口”之差，“凈遷入人口貢獻率”則指“凈遷入人口”在“城鎮新增人口”中的比例，“人口凈遷入率”則等于“城鎮的凈遷入人口”占“上年度城鎮總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等于“人口凈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之差）。

三、實證分析及其結果

1.基于主成分分析數據的實證研究

基于主成分分析結果的模型回歸分析：

我們首先以主成分分析估算出的城市公共品供給水平為主要解釋變量，對其分別進行靜態模型分析——混合OLS和FE（固定效應）模型回歸和動態模型分析。

表3-1回歸結果顯示，混合OLS的多個變量的系數估計均不顯著，而固定效應影響的模型變量的系數估計中教育、衛生醫療和交通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檢驗結果中顯示，AR（2）檢驗的P統計值大于0.05，Hansen過度識別檢驗的P統計值大于0.05，表明所選取的工具變量有效，本文的分析可以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梢钥闯?，而動態面板模型（系統GMM）中變量的系數估計效果較好，大部分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失業率的系數估計不顯著。

由表中結果可以看出，被解釋變量的系數估值具有較好的顯著性，體現了城鄉人口的遷移過程中存在著路徑依賴。城市公共品供給水平與人口遷移變量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也就是說提升城市的公共產品共計水平可以影響城鄉人口的遷移，而該結果基本符合以往研究的一些觀點，驗證了城鄉人口遷移中最優公共產品供給的理論在國內的適用性。

教育和衛生醫療在三個模型估計額估計結果都顯示和因變量顯著正相關（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這和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保持一致，說明城市公共醫療衛生和教育水平改善能夠促進農民的鄉城遷移?，F實中，教育和衛生醫療水平在人口遷移中是十分重要的考慮因素，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而文化在混合OLS和固定效應影響的模型中均顯示和人口凈遷入弱正相關（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而在動態面板模型（SYS-GMM）中是弱負相關，可見文化類的公共投資在人口遷移中影響不顯著，因為中國的人均收入雖然剛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但貧富差距很大，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或者遷移時還無法考慮文化類公共物品的影響；環境和交通主成分變量和人口遷入呈現出負相關，這與選取人均鋪裝道路面積作為該變量的衡量指標有關，雖然中國城市人均鋪裝道路面積有了顯著增長，但和國外城市人均道路面積相比還是很低，大部分城市的道路容量是嚴重不足的，而這種不足使得現有的城市道路變得混亂且低效率。同時，城市交通管理技術水平低下、交通資源短缺等外部約束進一步導致城市交通出現不同程度的擁堵問題。上述的這些給新進城的居民生活不同程度的不便，減少農民進城的意愿，阻礙城鄉人口的遷移。

為進一步考察上述的研究結果，本文分別對中國東、中、西部的樣本用靜態模型和動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分析城市公共品供給對城鄉人口遷移的影響的區域性差異。

根據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公共投資主成分變量和城鄉人口遷移之間的關系表現出較明顯的區域性差異。東部地區的教育、文化和環境公共品對人口遷移的拉動作用較為明顯，但衛生和交通的作用則不大。中部地區的教育公共品的系數估計是負的，對人口凈遷入是有阻礙作用，文化公共品對人口遷入則是推動作用的。西部地區的教育和衛生醫療主成分和城鎮人口凈遷入是顯著正相關的，交通和因變量則是顯著負相關，這和西部地區的發展現狀有著密切關系。西部地區的經濟處于起步階段，教育和衛生醫療對于農民的吸引力作用更大，而西部地區的交通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發展，整體水平較低，交通設施建設的投入還無法對人口遷起到拉動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很大的區域性差異，東部地區相較于中西部具有明顯的優勢，而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也與此緊密相關，本文的研究結果也驗證了公共品對人口遷移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

2.基于政府公共投資替代變量面板數據的分析

為了使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更好的穩健性，本文進一步考察城鄉人口遷移和公共服務供給的性關系，參照已有研究的方法選擇城市教育、文化、衛生醫療、交通設施及環境等五個方面的單項指標變量來度量公共品供給并進行分析。

由實證分析的結果可知，城市教育（此處選取的變量代表的基礎教育——小學和中學教育）公共品供給和城鎮人口凈遷入率是顯著正相關的，和上文的分析基本一致，促進基礎教育的公共投資有利于促進人口的鄉城遷移。城鄉人口遷移和城市衛生醫療公共品供給水平之間顯著正相關，由此可見提高醫療衛生水平可以拉動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交通設施公共產品投資與城鎮人口遷入之間依然是負相關的，城市交通管理技術水平低下、道路存量不足和交通資源短缺等因素導致城市交通擁堵，減少農民進城的意愿，阻礙城鄉人口的遷移。而環境公共品和城鎮人口遷入呈負相關，但系數較小，本文認為是環境因素在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中并不十分重要，而且良好的環境建設對于農民主觀上而言意味著更高的生活成本，從而環境方面的公共品供給并不能促進人口遷移，反而會減少遷移，這主要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的，環境因素還不是農民遷移進城的動力，農民對于諸如教育和衛生醫療等方面的政府公共投資更為看重。

四、政策建議

我們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關鍵要著眼于解決人的城鎮化，而實現人的城鎮化的核心在于實現公共產品的全民化、均等化，在經濟不均衡發展的背景下特別是政府投資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均等化。本文的研究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發現鄉城人口遷移和政府公共投資（公共產品）之間是顯著相關的，但是還存在比較明顯的區域性差異。中國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因此造成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存在巨大的區域差異，部分區域的公共品供給和城鄉遷移并不相關。

綜合上述的研究和分析，結合中國現狀，本文給出了如下的建議：

第一，加快推進城鄉居民公共服務的全民化和均等化，以解決城鎮化進程中，人口過度遷移造成的城市容納能力不足和農村貧困化加劇的問題。

第二，中、西部更應重視公共品均等化供給問題，東部由于經濟發展的優勢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上具有明顯的優勢，若中西部地區不重視加大公共產品的均等化供給，則會出現人力資源向具有公共產品優勢的東部地區轉移并且難以逆轉，從而產生馬太效應。

第三，從上述的分析結果，醫療衛生和教育公共品供給對城鄉人口遷移有著重要的作用，對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有著顯著的拉動作用，當然在東、中、西部之間還存在著區域性差異，東部和中部的教育和醫療衛生公共品對人口遷移表現出更明顯的拉力作用。政府制定政策時，應該把農村勞動力作為重要的資源要素來看待，并通過促進其流動以實現要素的最優配置。

第四，進一步發展公共交通，擴大城市的道路容量，因為基礎交通設施已經成為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遷移重要的阻礙因素。改善現有交通基礎設施的不足，不但可以為農民工進入城市后的生活提供方便，而且為人口的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提供潤滑劑。

第五，應重視文化公共產品的供給和配置，文化公共品在現階段對于人口遷移的作用并不顯著，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對精神文明的追求將逐步成為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既推動對人口的城鎮化，也可以從根本上發揮提高全民素質的作用。

注釋：

①由于西藏地區數據的缺失，故樣本剔除西藏的數據。

參考文獻：

[1]辜勝阻，簡新華.當代中國人口流動與城鎮化：跨世紀的社會經濟工程[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2]史清華，程名望，趙正龍.影響我國農民工進城的農村因素的調查分析[J].開發研究，2005，（6）：118-121.

[3]程名望，史清華，閔遠光.影響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城鎮因素的調查分析[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3）：13-19.

[4]湯韻，梁若冰.中國省際居民遷移與地方公共支出——基于引力模型的經驗研究[J].財經研究，2009，（11）：16-25.

[5]董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對勞動力遷移的效應分析[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6（4）：536-542.

[6]Charles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64（5）： 416-424.

[7]張嵐東.地方公共產品供給研究綜述：蒂布特模型及其他[J].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10，（01）：45-49.

[8]李強，等.多元城鎮化與中國發展——戰略及推進模式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作者簡介：吳 新（1987-），男，福建福州人，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林炳華，男，福建龍巖人，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生導師，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金融、金融制度、投資經濟。

課題基金：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城鎮化、結構轉型與政府公共投資”（項目編號：13FGL001）。

福建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重點項目“提高城鎮化政府公共投資效率研究”（項目編號：JA12039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