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里的文學文本和譯本對比模型

金曼

摘 要：吉迪恩·圖里（ Gideon Toury） 的描述翻譯學理論涉及到三個重要概念：文本要素、充分翻譯和偏離。本文圍繞這三個概念來介紹圖里的文學文本及譯本對比模型，并嘗試運用該模型進行翻譯批評實踐。所選源語文本為弗朗西斯·培根的Of Studies，目標語文本是王佐良譯本，再對源語文本的句式結構這個方面進行文本要素分析的基礎上，對比分析王佐良譯本，探討其充分性與可接受性，找出其偏離源語文本之處，剖析原因。

關鍵詞：文本要素；充分翻譯；偏離；對比模型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7--02

圖里作為描述翻譯學的領軍人物，提出了翻譯規范理論，大家運用該理論也做了大量的翻譯評介工作。但是其文學文本與譯本的對比模型對于翻譯批評研究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卻少有人研究，理論和實踐資料也比較缺乏。所以，本文希望對該模型一探究竟并選取了培根的一篇散文及兩個中文譯本進行翻譯批評實踐來驗證該模型的價值。

1.圖里的文學文本和譯本對比模型

1.1文本要素（texteme）

本文提到的源語文本即文學文本，組織結構基于兩種代碼，一為語言代碼，二為文本代碼。未融入文學文本時，語言元素擁有語言代碼和文本代碼所賦予的功能。但當融入文學文本后，文本會將其結構化，語言元素通過一系列關系從而轉化為文本元素。文本的關系體系會賦予文本元素語篇功能以及其他不同功能。而每一個擁有文本功能的元素則被定義為“文本要素”。 因為翻譯活動的復雜性，運用文學文本和譯本對比模型進行對比也只能是局部對比，因此須選取文本要素進行局部對比。

然而，任何類型的符號融入文學文本后都可能具有語篇功能，所以任何類型的元素都可能成為文本要素。如歐根·貢林格（1969：39）的圖象詩“WIND”中，每一個字母都具有語篇功能，則字母構成文本要素。但在其希伯來語譯本中，為了達到詩的高文本要素價值，不得不犧牲了詞的語義。所以識別文本要素是解碼分析文學文本的首要之舉。

1.2 充分翻譯（AT）

根據圖里的初始規范，譯者要么以原文為準，遵循源語的語篇關系和規范，要么遵循譯語及譯語文學多元系統的語言和文學規范。但是大部分的譯作都不會處于兩個極端，而是處于兩者之間的某一個位置，也就是說，會犧牲某些源語文化的“規范”，同時也會打破某些譯語文化的“規范”，具體位置在譯者考慮過“首要規范”后決定。從而，較少犧牲源語文化規范的翻譯是一種“充分性翻譯”，而保留了較多譯語文化規范的翻譯則是一種“可接受性翻譯”。

但是必須強調，這里的充分翻譯（AT）并不是上文提到的“充分性翻譯”。圖里（1980：116）認為，充分翻譯有兩個概念，一個是翻譯理論中的理想型譯文的概念，而另一個則是一個假設構念，在描述翻譯學中充當一個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實際對比的中間標量。因為翻譯對比研究就本質而言是間接的，所以運用文學文本與譯語文本對比模型進行對比時，必須通過比較標量來進行間接對比。相對于這個比較標量而言，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都是變量，而標量的選擇則是通過比較項的選擇來決定。比如對比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中修辭的效果，則對源語文本進行修辭分析時，所具有的特點和重點形成比較標量。

1.3 偏移（shift）

上一段提到將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對比時，對源語文本進行文本要素分析時會形成充分翻譯這個比較標量，因此譯文跟這個標量對比時，如果情況不符合則是發生了偏移。

顯而易見，偏移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實際翻譯過程中。偏移分兩種：規則性的和規范性的。規則性的偏移即翻譯時必定存在的偏移，不會干擾譯語的充分性，因此可歸于充分翻譯模型內。而規范性的偏移，可合理假設，通常比較譯語和源語會顯示充分性程度較小，可接受性程度較大的趨勢。但是，原則上，偏移也可能發生在相反的方向。無論出現哪一種趨勢，都是由解釋充分性翻譯中提到的規范決定。但是該對比模型只是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方法，一種思路，我們真正要做的是找出規范性偏離的這個規范是什么，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此在對比學習中，偏移是關注點，偏移背后的動因則是目的。例如，在不同譯本與源語文本比較時出現的不同程度的偏移，可能出于其奉行的翻譯原則的不同，而這個翻譯原則就是偏移背后的動因。

1.4文學文本和譯本對比模型

圖里提出該模型源于其構建描述翻譯學的三步驟的第二步： 比較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辨識譯語文本偏離源語文本的動因，從而抽象概括出翻譯行為規范。圖里于1976年提出這個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對比研究的模型并不是為了要提出一個明確的翻譯理論或者文學文本理論。在我看來就是提供了一種翻譯研究的方法來供大家進行使用，框架已經構建，需要的是大家運用理論進行大量實踐，用實踐成果來填充框架，最后，總結抽象升華出其精華。

圖里的文學文本和譯本對比模型，即源語文本和譯語文本對比主要基于三個步驟：

a.對源語文本進行文本要素分析，構思充分翻譯規范，識別源語文本中的文本要素。

b.比較源語文本單位與譯入語文本要素，辨識譯入語偏離源語文本處。

c.基于對應的獨個文本要素對比之上，對譯語文本和源語文本的實際對等與充分翻譯的距離做出概括總結。（1980：117）

2.Of studies 文本要素分析

Of studies 是英國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傳世佳作，文風典雅明快、語言凝練簡潔、修辭生動形象，警句迭出、寓意深刻，其平衡對稱的文體效果也是其他語言形式很難替代的。本文選取了其中闡述學習之用途部分從句法結構、遣詞、音律和修辭四個方面來進行文本要素分析。原文如下：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For expert men can execute， and perhaps judge of particulars， one by one； but the general counsels， and the plots and marshalling of affairs come best from those that are learned.（弗·培根，1998：168）

2.1句法結構

2.1.1 基于語料庫分析

語料庫一詞在語言學上意指大量的文本，通常經過整理，具有既定格式與標記。語料對齊的單位從大到小，有篇章、段落、句子、短語、詞等不同的層次。粒度越小，提供的語音信息就越多。下面將從句和詞兩個層次對源語選文進行分析。

選段共3個長句。三個長句分別由3個、6個和5個小句構成。共用詞66個，每長句分別用詞9個、26個和31，小句用詞數主要分布在2個到5個之中，可見原文之簡潔。

2.1.2 基于形態學分析

英語中句子注重科學性和邏輯性。從形態上來看，英語的句子主次分明且主謂明顯，句子之間表示邏輯關系的連接詞，不僅種類和數量比漢語多，而且使用頻率也比漢語高（連淑能，2010：35）。

閱讀選文便能發現句子主語如studies、expert men等都與句中謂語呼應組合。句中也多次使用for和and來連接句子以表邏輯關系。同時，選段第一句總述學習的用途，第二句詳細闡述具體用途，第三句則通過expert men和the general counsels的對比進一步說明。

2.1.3 主/被動語態

人們表達思想的時候，通常使用主動句。但當主動句的施事由于以下原因（如：施事未知而難以言明或施事從上下文中可以不言自明等）而不需要或不可能志明時，英語往往采用被動句（連淑能，2010：118）。如上所言，選段中每句施事主語明確，并非難以言明之類，所以選文多使用主動語態，使語義顯得精確。

3.Of Studies 王佐良譯本和水天同譯本分析

培根的Of Studies 譯文眾多，達十一種以上。鑒于王佐良譯本的經典性，因此選取此版本的譯文進行比較。

3.1 Of Studies 王佐良譯本分析

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長才。其怡情也，最見于獨處幽居之時；其傅彩也，最見于高談闊論之中；其長才也，最見于處世判事之際。練達之士雖能分別吃力細事或一一判別枝節，然縱觀統籌、全局策劃，則舍好學深思者莫屬。（王佐良， 1997：536）

王譯本共3個長句。三個長句分別由3個、6個和3個小句構成，總計91字，與源語文本基本一致。文中隨處可見“其、也、之、于”之類的文言詞，使文章語言凝練、古雅，與原文的簡潔之風相符。

英語重形合而漢語重意合，王佐良深諳英漢語的間的這一特點，在雙語間游刃有余、技巧嫻熟地將源語文本或拆或合，用漢語讀者易于接受的形式譯為漢語。

王佐良的譯本與八十年代發表，采用了文言文與白話文相結合的方式。他主張“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卑凑赵牡难潘?、深淺、口氣和文體，選擇簡練的文言文來闡釋，使譯文的文風與原文相吻合。

源語文本首句3個for字排比連用，并在其后省略serve。王采用了原文一樣的排比結構，用3個文言詞“足以”來對應3個for。共用字14個，在使用漢語習慣說法的前提下，不僅句式上與原文保持一致，并兼具其修辭效果。

結語：

圖里的文學文本和譯文對比模型兼具優缺點，但優還是遠大與缺，不足也供大家進一步進行研究。

該模型的優點體現在以下幾點：其一，翻譯批評的發展空間很大，很多方面需要發展，圖里的圖里的文學文本和譯文對比模型為翻譯批評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和方法，大家可運用這個方法、這個工具進行進一步研究偏離動因等。而且該對比模型提供了詳細的研究步驟，實用性非常強。其二，文中提出的文本要素，充分翻譯等概念都屬于假設構念，為大家提供了一個框架，但是并沒有提供填充的內容以及具體的依據，這個需要研究學習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內容做出具體判斷來進行填充，因而非常具有啟發性。

然而，雖然文學文本和譯本對比模型為翻譯批評提供了一個有效途徑，其中仍存在一些缺陷。其一，對比模型著重于分析和總結語言和文本的規律性，這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具有封閉性，還應充分考慮譯本的時代、政治、文化等因素來進行翻譯批評研究。其二，圖里所說的文本要素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因此在進行實際翻譯對比研究時對于如何選取、選取哪些等存在著含糊之處，若能形成選取文本要素的一些標準或明確的依據，則對于翻譯批評研究的作用更為有效。

參考文獻：

[1]Toury， Gideon. 1980.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M].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2]陳德鴻、張南峰，2000，《西方翻譯理論精選》[M]。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3]陳海倫、王占斌，2009，培根散文Of Studies及其譯文的賞析[J]，《邯鄲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四期，81-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