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話詞匯限定成分的后置

植文婷+植美昌

【摘 要】標話里有部分詞匯使用了限定成分后置的構詞方式，這些詞匯當中沒有明顯的后置標志，所后置的限定成分都是一個字，出現后置現象的大多集中在形容詞上，少部分是名詞和數詞，只有極個別是動詞，而且限定成分與中心成分之間結合得較緊密，不能在兩者之間再插入其他成分。標話中出現限定成分后置的詞匯，涉及到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與壯侗族語言有語音對應規律的。

【關鍵詞】標話；限定成分后置；古漢語

中圖分類號：H31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5-0246-03

一、引言

我國語言種類繁多，各地方言的差異古已有之，早在東漢王充《論衡》中就有“古今言殊，四方談異?！钡挠涗?。[1]在語言交流使用過程中，由于經濟狀況和使用人口數量的差別，部分語言在交流中處于弱勢地位，進而逐漸處于瀕危狀態，標話就是其中之一。標話是主要使用于廣東省懷集縣西南部詩洞和永固兩鎮，在大崗、梁村、橋頭等鄉鎮部分地區和封開縣與上述地區毗連的長安、金裝、七星等鄉的一些村莊中也有使用的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侗水語支的一種獨立語言[2]，該種語言被《中國的語言》一書列入中國境內129種語言之一。[3]

在偏正結構中，起修飾、限制作用的部分在語法上稱作修飾限定成分，而被修飾、限制的部分稱作中心成分。在現代漢語中，修飾限定成分一般處于中心成分前面。而標話在語法方面的特別之處在于，部分詞匯存在修飾限定成分后置的形式，比如說普通話中的“晚飯、大雨、棉衣”等詞都是偏正結構，其中“晚、大、棉”是限定成分，“飯、雨、衣”是中心成分。但這些詞匯在標話當中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飯晚、雨大、衣棉”，同樣的意思，只是限定成分位于中心成分的后面，與現代漢語的語序存在很大差別。

二、標話限定成分后置的甄別

關于定語后置的說法，早在馬建忠的《馬氏文通》里就以“加語”的形式提出過；[4]到了1956年，楊伯峻先生在《文言語法》中正式提出了“定語后置”說法。[5]由于定語起的是修飾、限制的作用，且后置的定語沒有改變詞匯本身的含義。因此判斷標話詞匯是否使用了限定成分后置的構詞方式，主要從兩方面著手：其一，觀察后置成分能否無條件地還原到中心成分之前；其二，還原前后的語義是否不變。若以上兩者都是肯定的，即可判斷該詞匯使用了限定成分后置的構詞方式。而由于偏正結構中，作為限制性定語的詞性不一樣，本文把后置結構分為體詞性和謂詞性兩種類型進行甄別、判斷。

（一）體詞性偏正結構

1.名詞作限制性定語成分

在標話中，名詞作限制性定語成分時后置的情況不多，主要集中在時間名詞和五官的分泌物等方面。上面表格里的標話詞匯都是偏正結構，修飾限制成分位于中心成分后面，跟現代漢語的語序相比存在差異。在標話里，“早、午、晚”等時間名詞作為限定成分被放置在其中心成分后面，但表達的意思跟現代漢語一樣。作為后置的限定成分“早、午、晚”等名詞，若把它們還原到中心成分“稻”或“飯”前面（標話里“稻”和“飯”兩個詞的讀音是一致的），變成“早稻、晚稻、午飯、晚飯”等詞，還原后的語義并未發生改變，由此可判斷這些詞匯都屬于限定成分后置。同樣，把限定成分“眼、鼻、夢、耳”等還原到中心成分之前，則變成“眼水、鼻水、夢話、耳話”，其基本語義也不變，同樣屬于限定成分后置。

2.數詞作限制性定語成分

表示親屬排行時，標話里的數詞一般放在相應的親屬稱謂后面作限制性定語成分。標話的稱謂方式習慣于把排名最前、年齡最大的用“大”[lu?5]來表示；而排名最后、年齡最小的用“幺”[la：i3]表示。以上的標話偏正復合詞都可以還原成“大伯、大兒子、二娘、二女兒、三女婿、四叔、幺妹、幺兒”，還原后基本語義沒有發生改變，屬于限定成分后置。這種情況只適用于人類的親屬排行，不會用這種構詞方式來區分動物的大小，因此也沒有類似于“狗二”這樣的說法。

（二）謂詞性偏正結構

1.動詞作限制性定語成分

標話的偏正結構里，動詞作為修飾限定成分的情況較為罕見，只有在詞匯“開水”中才會出現?！伴_水”在標話中被稱為“水滾”[na：m4kwan1]，這不是指主謂結構的“水開了”[na：m4kwan1lo1]之意，而是偏正復合詞的“開水”之意，限制性定語成分“滾”放在中心成分之后。當把它的限定成分還原到中心成分之前便成為“滾水”，形容的是沸騰的、剛剛燒開的水，雖然普通話中沒有“滾水”這樣的表達方式，但在粵語、閩南語、四川話和湖南話等方言中會用“滾水”來表示“開水”之意，而且這個詞語流通范圍很廣，不影響理解。把標話“水滾”還原成“滾水”后語義沒有改變，因而也屬于限制性定語成分后置。

2.形容詞作限制性定語成分

標話中的形容詞作為限制性定語成分時，大多都使用后置這種構詞方式，幾乎在日常生活各個方面都有涉及，以下分類選取部分詞匯進行甄別。

（1）自然事物類：晴天（天晴）[man1hoi1]、大雨（雨大）[tshan1lu?5]、干土（土硬）[phen1pha：?1]、圓石（石頭圓）[lak8p??2win4]

（2）動物類：公豬（豬公）[ki4ku?3]、母牛（牛母）[m?4pi?6]

（3）食物類：瘦肉（肉瘦）[?a：u4su5]、糙米（米粗）[kau3thu3]

（4）服飾類：棉衣（衣棉）[tan3m?n4]、花布（布花）[pu3fa3]

（5）家具類：長凳（凳長）[ta?5w?i2]、尖刀（刀尖）[tso4θ?m3]

（6）人物類：大人（人大）[lan2lu?5]、老人（人老）[lan2lao2]、聰明人（人精）[lanθi?3]、蠢人（人傻）[lan2s?2]

在標話的偏正復合詞中，形容詞作為限制性成分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后置于中心成分，只有當形容詞作為描寫性成分來修飾中心成分時，修飾成分才能放置在中心成分前面，如“漂亮的女孩”[net8nem5k?6lak8n?3]語序就跟普通話的語序一致。上述詞匯同樣可以把限制性定語成分還原到中心成分之前，變成“晴天、大雨、硬土、圓石、公豬、母牛、瘦肉、粗米、棉衣、花布、長凳、尖刀、大人、老人”等詞匯，限定成分還原之后，復合詞的基本語義沒有發生改變，不影響人們對它們的理解，由此可以判斷這些詞匯同樣使用了限定成分后置的構詞方式。

三、標話限定成分后置的特征

（一）從上文提到的例子可以發現，標話后置的限制性定語成分都是一個字，中心成分與限定成分之間結合很緊密，而且標話復合詞中的限定成分后置現象沒有明顯的標志。不像古漢語中有“之”或“者”顯而易見的定語后置標志，使人一目了然。也正由于其沒有明顯的標志，標話的限定成分后置很容易被人忽略，若非使用標話這種語言的人經過認真觀察和分析，確實難以辨認。

（二）從目前分析的情況發現，標話詞匯中出現限定成分后置現象的大部分是形容詞，少部分是名詞和數詞，只有極個別是動詞。

（三）形容詞作限定成分時，出現了大量的后置現象，具體可以分為事物和人物兩類。當形容詞修飾事物時，會在表現物體的大小、厚薄、長短、花紋、公母情況或干濕狀況時把修飾成分放在中心成分后面起修飾限制作用，如“大雨”（雨大）[tshan1lu?5]、“長褲”（褲長）[hu5w?i2]等。當形容詞修飾人物時，若詞匯是泛指某一群體時，限定成分后置于中心成分，如“大人”（人大）[lan2lu?5]、老人（人老）[lan2lao2]；若是特指具體的某個人時，限定成分就要放在中心成分前面，如：“恩人”[jan3njan4]、“仇人”[sau4njan4]等。但是也有特殊情況，比如標話里“好人”和“壞人”兩個詞匯的限定成分前后置皆可，“好人”可以用“好人”[l?1lan2]或“人好”[lan2l?1]來表達，同樣“壞人”也可以用“壞人”[wa：i6lan2]或“人壞”[lan2wa：i6]表達。

（四）標話中出現限定成分后置的詞匯，幾乎涉及到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比較原始的老詞匯。雖然在標話使用者與周邊漢語方言使用者的長期接觸下，標話受到漢語的影響較深，但仍保留著一定數量的固有詞，其中與壯侗語言同源的詞超過一半。這些同源詞的語音面貌雖然差別較大，但它們之間仍有不少語音對應規律[6]。而且標話中出現限定成分后置現象的詞匯在讀音上跟壯侗語十分相似，由此可見這些限定成分后置現象跟壯侗語有一定的聯系。比如同樣是“水”字，標話里讀[na：m4]，侗語念作[nam4]；而同樣是“大”字，標話中讀[lu?5]，壯語中念[lu?1]。這樣的例子還能找出不少，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梁敏、張均如先生提出的標話屬于壯侗語族一種獨立語言的觀點。[2]

四、標話限定成分后置的原因初探

古漢語中的“定語后置”大致有兩類情況：一類是遠古漢語遺留下來的中心語在前、定語在后的句法模式；另一類是出于表達的需要將定語倒置于中心語之后的用法[7]。標話里目前只發現限定成分出現后置現象，后置的成分既簡單又短小，還沒發現描寫性定語后置現象的出現。在藏語中就有少數詞匯是用后一個語素修飾前一個語素，處于后面起修飾限制作用的是形容詞和數詞，如拉薩的“開水”（水開）[t?ukΦ：]、“新橋”（橋新）[samsar]。而在壯侗語族當中也有限制性定語成分后置的現象，如侗語的“新屋”（屋新），壯語的“大樹”（樹大）[fai4hu?1]。由此可見，限定成分后置的構詞方式，在漢藏語系諸親族語言中是一個普遍存在的語法規則。[8]

除此之外，限定成分后置這一現象在我國南方大多數方言中都有存在。南方地區在歷史上作為古百越之地，少數民族種類較多，這里的方言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部分詞匯保留著上古漢語中修飾成分后置的構詞方式。比如同是“母?！币辉~，在潮州、福州叫“牛母”，溫州叫“牛娘”；而“干菜”一詞，在南昌、梅縣、福州、溫州叫“菜干”等等。限定成分后置現象一直保留在我國現代南方的多數方言中，許多物名都是用這一構詞方式。[9]只是隨著文化交流的頻繁，普通話使用的普遍性以及南方方言使用人群的小眾性，導致方言里面曾經大量存在的限定成分后置詞匯已經極少使用，只能在一部分日常經常使用的詞匯中偶爾能看到限定成分后置的痕跡。

注：文章寫作過程中，徐天云老師對本課題進行了悉心指導，在此謹表謝意。

參考文獻：

[1]王充.論衡[M].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社，2015：85.

[2]梁敏，張均如.標話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1-116.

[3]孫宏開，胡增益，黃行.中國的語言[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175.

[4]馬建忠.馬氏文通[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56.

[5]楊伯峻.文言文法[M].北京：中華書局，1983.78.

[6]張均如.標語與壯侗語族語言的比較[J].民族語文，1989：42.

[7]趙世舉.關于“定語后置”問題的新思考[J].襄樊學院學報，2000：59.

[8]王興業.古漢語定語后置探源[J].河南大學學報，1999：67-69.

[9]袁家弊.漢語方言概要[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34.

作者簡介：

植文婷（1992-），女，廣東肇慶人，漢族，肇慶學院文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中國語言文學類；

植美昌（1992-），男，廣東肇慶人，漢族，肇慶學院化學化工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中國語言文學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