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片女”的“隱秘江湖”

?

“卡片女”的“隱秘江湖”

事實上，即便與“黑社會”或“賣淫團伙”五五分賬，也比提心吊膽地單干掙得多、掙得輕松、掙得安全。在性工作非法化的語境下，實際的“掃黃”力度越大，性工作者對“黑社會”的依賴就越強，“黑社會”的生存發展空間也就越大。

“和頤酒店女孩遇襲”事件已經淡出人們的視線。不過，對于“卡片女”問題，卻為我們留下了諸多值得思考的疑問。

“卡片女”怎么會這么多？

“卡片女”當然不是什么新的社會現象，但其“風行”到普通居民也能通過自家門縫享受“賓館待遇”的程度，“風行”到分發卡片需要“黑道保護”、大搞惡性競爭的地步，卻是最近幾年的事情。按“理”，這一現象是有違“常理”的。一方面，2010年以來，以北京為代表，“掃黃”聲勢一浪高過一浪，性工作者應該越打越少才對，在“群眾基礎”堪稱翹楚的朝陽區尤應如此；另一方面，同一時期微信等社交軟件的普及，也應極大壓縮“卡片”這種前數字化信息承載工具的使用空間。

然而，現實并沒有按照“常理”出“牌”。性工作的存在有其深刻而復雜的社會原因，只要社會條件不改變，只要需求與供給的基本面不改變，就總會有一定數量與規模的人群進入這個產業。這與它是否合法，警察實際執法力度的強弱沒有必然聯系。

所謂“犯罪飽和法則”、“氣囊效應”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不過，前期主要針對色情場所的“掃黃”盡管不可能從整體上消滅性產業，但卻足以改變性工作者的從業地點和從業方式。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卡片女”這種從前性產業中的“非主流”從業方式逐漸走到了前臺，其數量、規模以及競爭激烈程度迅速步入“上升通道”。

和頤酒店女子遇襲，只是“卡片女”市場競爭白熱化所引發的一起“烏龍”事件而已。

她們為什么會受控于“黑社會”？

與預先存在一個十惡不赦、貪得無厭的“黑社會”，然后通過引誘、脅迫、綁架、販賣、暴力、甚至毒品等非法手段無情控制、壓榨“小姐”賣淫的“劇本想象”不同，現實生活中的“雞頭”（男朋友/老公）、“皮條客”（老板/媽咪/司機/中介）、賣淫團伙（公司）更是為了滿足性工作者諸多地下生存需求而存在的。性工作的非法化導致了性工作的地下化。在地下化的產業環境下，性工作者不得不依靠這些同處社會邊緣的群體力量為自己開拓市場、提供最基本的安全庇護。

事實上，即便與“黑社會”/“賣淫團伙”五五分賬，也比提心吊膽地單干掙得多、掙得輕松、掙得安全。在性工作非法化的語境下，實際的“掃黃”力度越大，性工作者對“黑社會”的依賴就越強，“黑社會”的生存發展空間也就越大。這條規律在幾乎所有將無被害人的市場行為非法化、犯罪化的社會治理實踐中被反復證明，美國當年禁酒令的實施與黑手黨的成長就是一個極為著名的實例。

她們為什么更容易被害？

大約在2005年到2009年之間，大眾傳媒曾密集報道過一系列的“小姐被害”案件。2010年之后，該領域的報道被“掃黃”、“打黑”、反腐等內容取代，“小姐被害”問題逐漸淡出公共話題空間。但就的調查而言，“小姐被害”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反而一直都是困擾警方的一種極為典型的類型化罪案，相關預防和偵破工作均極為困難。

在《邊緣的權利》（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中，筆者用回歸方法計算出了不同類型“小姐”在不同工作情景中的不同被害風險。模型數據表明，性工作者離開所在場所為客人提供性服務的可能性每上升一個層級，其實際被害的發生比將上升至3.466倍。用日常生活語言表述就是，對色情場所的打擊會迫使性工作者脫離傳統的色情場所，轉向類似“卡片女”這種更為“靈活”、“流動”的性服務模式，這種轉向在增大警方查禁難度的同時，也必然會增大她們從業過程中的被害風險。

她們的生死為何難引“主流”關注？

和頤酒店事件這個“烏龍事件”的真正要害與核心：性工作者所面臨的巨大被害風險及其極為邊緣化的權利狀況，卻難以引發主流社會的關注與討論。如果沒有“烏龍”，如果當天在和頤酒店被打的真是一名“卡片女”，這個公共事件就不會“存在”了。這反映的不僅僅只是現代法治意識的淡?。ㄐ怨ぷ髡叩暮戏ㄈ松頇嗬餐瑯又档梅杀Ｗo）、社會問題意識的缺乏（性工作者被害只是諸多亟待解決之深層社會問題的征表）或某種悲憫弱勢之“人文情懷”的丟失，它更反映了經過持續經濟增長和急劇階層分化之后的巨大社會變遷。今天，我們不可能再基于共同的底層草根生活經驗而“笑貧不笑娼”，不會再像解放之初的那一代革命者將鬻入勾欄的妓女視為需要“拯救”的“階級姐妹”，甚至都不會用八九十年代的“家國情結”或“主人翁”姿態去探討反思“小姐”們所遭遇的問題?！拔覀儭钡膶氋F資源應該用來關注“我們”的問題，“她們”的問題不需要、不值得“我們”去看見、去聽見，除非因為某種“烏龍”關涉到了“我們”。但其實，這種將“他們/她們”隔絕于“我們”的心態，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遭遇的最大、也最為棘手的問題。

“呼吁中”的“嚴打”有用嗎？

既然“烏龍”到了我們，我們當然就不能袖手旁觀。我們需要安全的消費場所，我們需要干凈而沒有“卡片”的酒店環境，我們需要能讓我們的妻女被優雅對待而不被誤認為“小姐”的生活空間。于是，質疑酒店及警方管理不到位，呼吁加大“掃黃”力度的聲音，順理成章、乘勢而來。

在“民意政治”的邏輯下，警方對包括“卡片女”在內的性工作者的新一輪打擊是必然的，但問題是，這能夠解決哪怕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嗎？它會不會成為某些新問題的開端？一個原本折射“卡片女”人身權利狀況惡化的公共事件，最終卻以對這個群體的“打擊”而收場，這其中有無潛在的悖論？在政治學和大眾傳播領域有一種廣為人知的理論叫“沉默的螺旋”，說的是那些自認為正確且廣受歡迎的觀點會在輿論空間被持續放大，而那些即便合理但卻可能遭到攻擊的觀點，則會被人們以沉默的方式對待。這就為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決策風險——僅僅依據表面的“意見氣候”，未必能做出符合社會客觀需求的正確選擇。在有關性工作的社會治理上，我們或許還需要更詳盡、更深入、更理性的經驗研究。在此意義上，和頤酒店事件所帶給我們的這些“冷追問”，即便沒有答案，也有其存在的價值。

（新浪網2016.4.25、《晶報》2016.4.1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