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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對區域產業升級影響的實證研究

2016-06-12 04:41邱蕊
中國市場 2016年20期
關鍵詞:區位熵金融集聚誤差修正模型

邱蕊

[摘要]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有顯著影響,部分學者已對此進行了論證,但是研究結果因所選區域不同而存在很大差異。合肥、蕪湖作為兩大區域性特大城市,二者在省域內具有很重要的戰略地位。文章從微觀區域層面入手,通過引入區位熵,從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三方面對合肥和蕪湖金融集聚水平進行測度,然后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實證檢驗合肥、蕪湖金融集聚對區域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最后得出相應結論,并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金融集聚;產業結構升級;區位熵;誤差修正模型

1引言

近年來,在國家中部崛起戰略的支持下,安徽省經濟金融快速發展,金融集聚現象日益明顯,并對區域產業結構升級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外學者Goldsmit[1]創立了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的基礎,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之間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Vicente Galbis[2]修正了Shaw,E.S[3]的一部門模型(One-Secto:Model),提出兩部門模型(Two-Secto:Model)。劉世錦[4]是國內較早關注金融與產業問題的學者,之后,范方志、張立軍[5]、陳志楣、楊德勇[6]、滕春強[7] 、劉紅[8]、石沛,蒲勇健[9]等通過研究指出金融集聚可以對金融業本身和其他產業產生正的效應,促進該地區金融業的良性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之后丁藝和李樹成[10]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孫晶[11]通過面板數據模型實證分析了全國各?。ㄖ陛犑校┙鹑诩叟c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本文則選取中部重點省份安徽的“雙核城市”合肥、蕪湖為研究對象,采用區位熵法對合肥、蕪湖金融集聚現狀進行測度,然后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實證檢驗二市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2研究區域金融集聚現狀及測度

2.1研究區位概述

合肥市是安徽省省會,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信息、金融和商貿中心,具有承東啟西、貫通南北的重要區位優勢。蕪湖市位于安徽省東南部,是全省的經濟、文化、交通、政治次中心,國務院批準的沿江重點開放城市、南京都市圈成員城市。合肥—蕪湖雙核在省域內整體實力雄厚,兩市面積僅占安徽面積1.7%(按2013年行政區域土地面積計算)、人口僅占安徽總人口的15.8%,而地區生產總值超過全省的1/3(2014年安徽省生產總值20848.8億元),占35.8%。

2.2研究區域金融集聚現狀

2.2.1合肥金融業總體發展狀況

合肥現已成為中部地區重要的金融中心、商貿中心和科技中心,除了擁有四大國有銀行的分支機構外,還擁有南洋商業銀行、瑞穗實業銀行等4家外資銀行和多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截至2014年年末,合肥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9269.58億元,比上年年末增加940.21億元,增長11.3%;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8666.79億元,比上年年末增加1220.75億元,增長16.4%。

2.2.2蕪湖金融業總體發展狀況

蕪湖市堅持先行先試,推動金融創新,目前全市已擁有各類金融企業338家。截至2014年年末,蕪湖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2322.95億元,比年初增加146.98億元;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2182.60億元,比年初增加232.56億元。

2.3基于區位熵法金融集聚水平的測度

本文選取區位熵指標從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三方面測量比較合肥、蕪湖市金融集聚程度。

2.3.1銀行業集聚區位熵

銀行業的發展水平本文選用銀行當期期末存款余額來代表,因此測度銀行業集聚的區位熵公式為:

2.3.2證券業集聚區位熵

證券業的發展水平本文選用A股籌資額來代表,因此測度證券業集聚的區位熵公式為:

2.3.3保險業集聚區位熵

保險業的發展水平本文選用保費收入來代表,因此測度保險業集聚的區位熵公式為:

根據式(1),計算得到 2006—2014 年安徽省合肥、蕪湖兩市銀行業集聚區位熵,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第一,2006—2014年,兩市銀行業集聚區位熵均值都大于1且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說明兩市銀行業集聚程度相對較高。第二,2006—2014年,兩市銀行業集聚區位熵呈現下降趨勢,可見其銀行業發展勢頭不足。第三,合肥銀行業集聚區位熵不論是均值還是統計各年都高于蕪湖。這是因為作為安徽省會城市,合肥在資本積累、人才建設、市場化程度和制度改革方面都優于蕪湖,有利于資本的集聚。

根據式(2),計算得到 2006—2014 年安徽省合肥、蕪湖兩市證券業集聚區位熵,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第一,2006年,兩市均沒有發行股票,因此區位熵為0,其余年份合肥、蕪湖兩市證券業集聚區位熵均值都大于1且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說明兩市證券業集聚程度相對較高。第二,2007—2014年,合肥證券業集聚區位熵指數波動上升,總體比較穩定;蕪湖證券業集聚區位熵波動較大,2007年、2008年、2012年三年區位熵指數明顯高于其他年份,這主要是因為這三個年份蕪湖多家上市公司大量增發A股,如海螺水泥、鑫科材料、蕪湖港、精誠銅業、鑫龍電器等且籌資額較大。

根據式(3),計算得到 2006—2014 年安徽省合肥、蕪湖兩市保險業集聚區位熵,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第一,2006—2014年兩市保險業集聚區位熵均值都大于1且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說明兩市證券業集聚程度相對較高。第二,就全省范圍看,2006—2014年,全省銀行業集聚區位熵最大,保險業居中,證券業最低。第三,2006—2014年,不論是全省還是合肥、蕪湖保險業集聚區位熵變化都比較穩定,各年波動不大。

3合肥、蕪湖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的實證研究

3.1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3.1.1產業結構升級指標

本文根據合肥、蕪湖的實際情況,選用第二、三產業產值之和占安徽省生產總值的比重(記為y)這一指標來衡量。

3.1.2金融集聚指標

如前文金融集聚水平的測度所述,本文使用區位熵指數來衡量合肥、蕪湖的金融集聚水平。

3.2模型設定

考慮到合肥、蕪湖數據統計的實際情況,本文選取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合肥、蕪湖兩市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通過修正,各變量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明顯提高,可決系數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方程的顯著性檢驗F值也提高了很多,使得回歸方程的解釋能力得到增強,方程更加顯著。

3.4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

為了進一步探究各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本文采用目前學術研究中普遍使用的Granger因果性檢驗來驗證協整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5中Granger檢驗結果表明,合肥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發揮了作用,同時產業結構升級是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集聚的原因。這與合肥作為安徽省會城市,在發展金融業上具有絕對優勢有關。蕪湖產業結構升級是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集聚的原因,但是保險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這可能是由于蕪湖的金融業尤其是保險業仍然處在初步發展階段,金融集聚效應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4結論與政策建議

4.1實證結果分析

文章首先利用區位熵法對合肥、蕪湖雙核城市2006—2014 年的金融集聚水平進行測算,結果兩市金融業存在集聚趨勢。隨后誤差修正模型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方法對兩市金融集聚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合肥、蕪湖金融集聚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在長期和短期內都存在均衡關系,但由于合肥、蕪湖經濟金融發展水平有限,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還不是特別突出,同時合肥、蕪湖兩市金融業內部的發展以及兩市分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都存在很大差異。文章最后針對問題,提出相關建議。

4.2政策建議

4.2.1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集聚總體水平

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優化效應明顯,因此,合肥、蕪湖應抓住有利時機,充分發揮地理位置、經濟政策等優勢,吸引金融工具、金融人才、金融機構和金融信息等金融資源的不斷聚集,提高集聚水平,深化集聚層次,以更好地適應并滿足產業結構優化在金融方面的需求,最終實現皖江地區經濟高速增長。

4.2.2優化金融生態環境,維持金融集聚秩序

一個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可以減少社會信息的搜尋成本,增強資金的使用效率,促進主體之間的有序競爭,形成金融集聚的重要保障。合肥、蕪湖兩市政府可從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優化司法環境等方面入手,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維持金融秩序穩定。

4.2.3強化金融行業自身實力,并逐步尋求協調發展

近年來合肥、蕪湖兩市在銀行、保險和證券三大傳統金融行業中都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合肥、蕪湖總體金融實力還有很大差距并且在金融行業內部,二市銀行、證券、保險的發展也不均衡。面對復雜的內外部環境和經濟下行壓力,合肥、蕪湖兩市應主動適應新常態,大力推動金融業改革;保持證券業平穩發展,不斷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進一步提高保險服務保障水平,規范金融市場,促進金融行業協調發展。

4.2.4加強地市合作,加快推進合肥、蕪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產業整合力度

合肥是典型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城市,具有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文化產業的絕對優勢。蕪湖則在發展現代工業上具有明顯優勢,而智力和資金相對缺乏。通過加強兩市合作,加大相關產業重組力度,可以有效避免兩市相同項目的重復建設和盲目扎堆,從而可以減少對有限金融資源的無端浪費,降低發展成本,加強各地市間的有效溝通和協調發展,化無序競爭為合作共贏,增強產業間協調性,推進產業結構升級。

參考文獻:

[1]劉世錦.增長模式轉型與發展戰略選擇[R].“廣東學習論壇”第十九期報告會,2005-07-27.

[2]范方志,張立軍.中國地區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研[J].金融研究,2004(11):36-48.

[3]陳志楣,楊德永.產業結構與財政金融協調發展戰略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

[4]滕春強.金融企業集群:一種新的集聚現象的興起[J].上海金融,2006(5):5.

[5]劉紅.金融集聚對區域經濟的增長效應和輻射效應研究[J].上海金融,2008(6):14-19.

[6]石沛,蒲勇健.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的空間關聯機制研究[J].技術經濟,2011(1).

[7]丁藝,李樹成.金融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省級數據的實證分析[J].保險研究,2012(2):20-30.

[8]孫晶.金融經濟與產業結構升級——來自2003—2007年省級經濟數據的實證分析[J].經濟學家,2012(3):80-86.

[9]Goldsmith R..Finance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10]Shaw E S.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11]Vicente Galbis,Gary A.S.Cook,G.M.Peter Swann.A Comparison of Clustering Dynamics in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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