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天與地》中的音樂功能探析

牛莎莎?

摘 要：電影《天與地》是美國導演奧利佛·斯通執導并擔任編劇的“越戰三部曲”的完結篇，在喜多郎的操刀下，影片中的音樂在電影的形態構建、敘事強調和情感表達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與畫面完美結合的同時，更賦予影片更加豐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本文旨在通過對影片《天與地》中音樂的分析，論述其在影片中的功能和作用。

關鍵詞：音樂功能；形式構建；敘事強調；情感表達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6-0101-02

電影《天與地》是由美國導演奧利佛·斯通執導并擔任編劇的“越戰三部曲”的完結篇，不同于前兩部電影《野戰排》和《生于七月四日》的男性視角，《天與地》是從東方女性的角度來考察戰爭，呈現出一種極具溫柔神秘的東方色彩，給人以一種委婉而又壯美的感受。同時，影片中的配樂在電影的形態構建、敘事強調和情感表達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得整部影片彷佛是一曲歷史與現實的合奏，帶給人靈魂深處的震顫。

一、形式功能——塑造電影形態，構建敘事結構

彼得拉森在《電影音樂》藝術中認為電影音樂的形式功能重在電影音樂在構建電影形態和結構上的作用，音樂能使電影連貫起來，賦予電影以整體感，在《天與地》當中，主題音樂《heaven and earth》貫穿于整部電影，并在不同的階段反復出現，根據劇情發展的需要變奏，將不同的片段場景統一于同一個主題下，通過闡述戰爭所造成的人性悲劇傳達對戰爭的控訴和對和平的追尋。同時，喜多郎還采用樂旨來構建電影音樂的連貫性，在《天與地》中樂旨即為戰爭與人性，它貫穿整部電影配樂，將不同的場景音樂片段包括越南家鄉、美越戰爭、黎麗的愛情、西貢的生活、回歸故土等連接起來，凝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影片配樂采用運用管弦樂的磅礴和古箏、笛子、二胡之間的柔美來形成戰爭和生命兩個形象上的對比，既構造主題之間的統一性，又加強各音樂片段之間的聯系和辨識度，使受眾形成視聽感知上的一致性。

除了構建電影形態，音樂還能夠幫助構建影片的整體敘事結構，電影音樂可以幫助受眾正確對影片中的信息進行歸類。比如每當黎麗愛情主題曲響起時，受眾自然會預感到黎麗即將與當下的男主人公發生感情糾葛，而當悠遠蒼涼的二胡笛聲旋律響起時，受眾則會聯想到黎麗的故鄉越南。同時音樂的變化標志著不同敘事段落的銜接和轉換，比如在五邦參軍，黎麗的父親和她在田野上交談后，影片的音樂開始從遼闊廣遠的柔和風格轉為帶著激昂鼓點的進行曲，伴隨而來的劇情則是殘酷戰爭的開始。音樂之間連續性又暗示了兩個段落之間的聯系，使受眾的情緒得以連貫，不會產生斷裂和突兀的感覺。

二、敘事功能——強調敘事元素，調節敘事節奏，塑造人物形象

電影音樂敘事功能即電影音樂在敘述故事時所起到的作用。這也是《天與地》中音樂所起到的最重要的功能。電影中的配樂總是會帶有特定的地域人文色彩和不同的時代特點。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天與地》中在表現黎莉的家鄉越南時，所采用的是溫柔的管弦樂配以二胡、古箏、笛子和越南民族樂器，塑造出的是一種遼遠凄涼的氛圍。而當黎麗來到美國生活，場景音樂則變成了節奏明快的鄉村搖滾，充滿了時尚和摩登的氣息，黎麗在超市一臉滿足的看著商品時所配的歡快的《藍色多瑙河》交響曲，映襯著美國富足的物資和優越的生活環境，這同時也與貧苦的越南生活形成鮮明的反差，形成“天”與“地”的對比。此外，電影音樂可以用于強調和預期電影當中的單個事件。有時候，電影僅憑借一小段旋律的變化就能引發人們做出相應的反應和猜測，比如斯蒂文在自殺前打電話給黎麗，這時音樂旋律變得低沉恐怖而詭異，受眾立刻就可以預感到某種不祥的訊息。因此音樂獨特的音色、音調和旋律能夠刺激受眾的聽覺神經，調動受眾的注意力，令他們產生心理上的期待，從而積極調動他們的情緒感受。

此外，在電影敘事中，音樂還能起到調節影片節奏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功能，在對電影的敘事節奏進行調控和構建上，影片中常常出現大段場景描繪越南自然風貌的鏡頭，如果是單純的畫面呈現，縱使畫面再震撼，受眾也很快會感到枯燥，但是配上音樂則不同，波瀾壯闊的旋律以其自身的魅力使受眾在視聽共享中忽略了影像的單一和緩慢的節奏，從而調節了受眾的心理時間，“加快”了影片敘事的進程。而在黎麗和斯蒂文家中遇襲再到西貢團圓這一段里，電影音樂有效地調節了影片敘事的張弛程度，在家中遇襲時，影片并沒有采用快節奏的配樂來激發更為緊張的氣氛，而是運用磅礴低沉的管弦樂來調節畫面中的激烈沖突，呈現出一種情緒上的壓抑，這種壓抑感在黎麗帶著孩子邊逃難邊找丈夫的過程中持續加深，一直到受眾也開始絕望的時候，音樂的旋律突然開始逐漸上揚，隨著一聲“Daddy”鏡頭隨后轉到從遠處走來的斯蒂文身上——原來他還活著。這個時候音樂旋律達到高潮，前面的失望，痛苦，在重逢這一刻中的得到完全釋放，迸發出一種巨大的幸福和喜悅感。雖然影片中的畫面和演員表演所帶來的信息量與信息質已是這段情節形成基本敘事節奏的基礎，但若僅憑借畫面和演員的動作，這種內在洶涌的能量依然難以得到釋放，但是配上電影音樂就可以表現敘事節奏內部潛藏的所有能量。

同時，《天與地》中的配樂在影片中亦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的“代理功能”，作曲者喜多郎借助聯覺將聲音的特征與人物的外形、性格、心理等特征聯系起來，從而用音樂來描繪人物。正如前面提到的，影片主題曲《heaven and earth》不僅是對戰爭的控訴和人性的關懷，同樣也是黎麗個人命運和形象的寫照，而她的命運亦是越南的命運。二胡、笛子、古箏所奏出的細膩而又傷感的旋律刻畫出黎麗的女性氣息以及苦難陰影所帶來的憂郁特質，而磅礴深沉的管弦樂則體現出黎麗柔弱外表下堅韌不拔的性格，用她的寬容和堅強以及雖然減弱但從未消失的信仰來承受一切苦難。這種信仰來在于父親從小對她的教誨。而在影片中，父親形象出現時往往會伴隨著清凈祥和旋律音樂，黎麗在結尾處再次夢見了她的父親，此時的音樂是伴隨著鐘聲的女生哼唱，帶有一種佛教特有的安詳色彩，烘托出父親的慈愛和如水一般澄澈寧靜的品格，而隨后的畫面則是黎麗在祥和的樂聲中給全村死難者上香，這也是父親從小教給她的為人向善的道德準則的體現，父親對她的影響早已滲入骨髓，永遠不會磨滅。因此電影音樂可以深入挖掘演員內心的情感，表達“演員所不能表現、講述的東西[1]”。

三、情感功能——塑造氛圍，傳遞情感

彼得·拉森認為，音樂能“在作為一個整體的敘事中，或者在單個部分內部，塑造出‘情感和‘氣氛……有時，音樂能夠積極地塑造敘事的氣氛，更準確地說，向觀眾指示出某一特定場景應該怎樣理解和體驗。[2]”在影片《天與地》當中，電影配樂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并能言說畫面言外之意，因而在渲染氣氛，揭示人物內心世界，調動受眾情感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整體上而言，《天與地》的電影配樂屬于“交響樂散文詩”曲調舒緩而寬廣，散置的長氣息樂句鋪滿了整部影片，渲染出整部影片遼闊博大的氛圍。整部影片的音樂并非是亦步亦趨的刻板的音畫同步，而是以俯瞰的姿態，游離的方式審視畫面，正是因為和畫面保留著一定的審美距離，使得影片的音樂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包容性，賦予影片史詩般的情懷。而同時在劇情范圍內的相對不確定性又能夠提供給觀眾更加豐富的情感，比如在黎麗偷偷回到家鄉看望父母時，她走在家鄉的田埂上，一路上看著被戰爭摧殘的故土和貧苦的村民，背負上叛徒的罵名過得異常辛苦的父母，伴隨音樂《walk to viliage》響起，低沉緩慢的管弦樂和渾厚的圓號，凄涼的簫聲交織在一起，傳遞出主人公內心難以名狀的復雜情緒，對滿目瘡痍的故鄉的心痛，對同胞的同情，對自身悲慘命運的感慨，對心中信仰的懷疑和失望，對戰爭的憎惡…….這種復雜的心理活動如若僅靠言語和動作必然會顯得單薄無力，但是音樂所具備的多義性和高度概括性使之能夠喚起受眾豐富的聯想，賦予受眾以高于情感認同體驗的理解能力，此時的電影音樂“不僅是影片整體情緒基調的顯示器，它更作為一種獨立的理性意念而積極地參與到畫面的造型中去。[3]”

導演自身對于影片的多義性情感亦通過影片配樂得以抒發，影片中富詩意的交響樂與東方式的唯美感傷與越南戰場的殘酷形成反照，戰爭場面并非音樂的著眼點，導演想要借音樂闡述的是戰爭背后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和人性的追尋，在戰爭面前，人的命運，國家的命運如同坦克底下的一芥野草，在一種文明的過程中顛沛流離，而喜多朗的音樂則融合了對歷史、自然、文化的思考和感悟，將斯通這個越戰老兵內心對于越戰的憤怒和批判以一種“無言”的方式表達出來，同時也讓斯通內心強烈的負罪和愧疚感得到釋放。

四、結 語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影片《天與地》音樂有著重要的地位，整部影片的音樂在喜多郎的操刀制作之下具有鮮明的個性，西洋管弦樂、越南民樂，以及中國和日本的民族樂器的綜合運用對電影的情調和氛圍予以了恰如其分的渲染。真正 “在內容、形象、形式、風格上與影片相一致、融為一體”[4]。同時，影片中的音樂在構建影片整體結構形態、參與敘事進程、強調敘事元素、塑造人物形象、表達情感、渲染環境氣氛、升華主題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一方面取決于作曲家深厚的音樂功底，另一方面也是導演個人追求寫意藝術形式的表現，作為一個浪漫主義的導演，他習慣于將自己的個性和思考融入電影的創作，因此，對于音樂的主觀性運用亦使他對視聽語言的處理超越電影了文本，為《天與地》這曲戰爭中的女性悲歌增添了更多獨立美學上的色彩。

參考文獻：

[1] （挪威）彼得，拉森.電影音樂[M].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

[2] 王云階.論電影音樂[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4.

[3] 郭小櫓.我的兩種電影音樂觀[J].北京電影學院報，1994（2）.

[4] 丁潔.電影音樂類型探析[D].天津師范大學， 2010.

[5] 閆彩蝶.自由國度的牛虻[D].南京師范大學，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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