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腐敗感知與腐敗的民間傳說
——基于C市城區公眾腐敗感知調查的一項研究

袁柏順

公眾腐敗感知與腐敗的民間傳說
——基于C市城區公眾腐敗感知調查的一項研究

袁柏順*

【摘要】作為腐敗量度的重要方法,腐敗感知及相關的腐敗印象指數常被廣泛運用,但公眾的腐敗感知很大程度上屬于民間傳說,具有夸大甚至無中生有的特性,而并非親身經歷的腐敗事實。通過腐敗感知可以量度“腐敗傳說”的流行程度?；贑市城區居民925份問卷調查的數據,確認了“腐敗傳說”的存在。但不同于已有研究所認為的那樣,“腐敗傳說”與其觀念持有者的年齡和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并無明顯的相關性。有無遭遇腐敗的親身經歷則與腐敗感知、反腐敗成效感知呈現出顯著相關性,有腐敗經歷者對腐敗普遍水平和嚴重程度的評價更高,對反腐敗成效的評價更低。反腐敗工作致力于降低腐敗發生率并因此降低民眾遭遇腐敗的概率,應為關鍵,但并不足夠；通過各種措施降低“腐敗傳說”的流行程度,本身亦應成為反腐敗的努力方向。

【關鍵詞】腐敗感知腐敗傳說腐敗測量反腐敗政策

一、腐敗感知與腐敗傳說：概念辨析與問題的提出

(一)問題的提出

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腐敗水平的重要方法是民意調查。在民意調查中,受訪者本人或其親屬有無“親身遭遇過”腐敗案例(Personally Encountered Corruption),以及對一個社會腐敗狀況的整體感知或評價(Public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往往都是調查問卷中較多問及的兩個問題。調查者往往試圖通過上述問題的設定及對受訪者相關回答的分析,分別了解民眾的腐敗感知與真實的腐敗狀況。雖然有少數研究認為腐敗感知與腐敗真實狀況是一致的,如有研究通過對基于歐洲24個國家85 000名受訪者而收集的調查數據,發現實際報告的腐敗與外部專家的感知及本土居民的腐敗感知存在高度的一致性(Charron,2016),但更多的研究質疑以主觀的腐敗感知量度客觀的腐敗狀況這一方法論的局限性(Gutmann et al.,2015),并進而批評以腐敗感知代替腐敗真實狀況的可靠性與準確性(肖漢宇、公婷,2016),而當中一些研究更開辟了除通過親身經歷之外的途徑確定真實腐敗狀況,對比發現通過腐敗感知測量腐敗的效用與局限(Olken,2007)。

表1　廉政公署民意調查中的腐敗觀感與親身經歷

注：2012—2015年各年度調查的受訪者當中認為香港腐敗情況普遍或比較普遍的數字分別為25.4%、29.1%、27.6%、28.1%,但親身經歷腐敗情況的數據未得獲取,因而未予列表。

資料來源：根據香港廉政公署2008—2011年民意調查報告摘要數據匯編。

① 2007—2009 年期間的數據，與2010—2011 年數據本不可以直接進行比較。這主要不是因為調查方式由此前的電話調查改為入戶調查，而是因為在2010 年之前，周年民意調查當中只有一個題目問受訪者自己或其親戚朋友在過去十二個月內有否遇過腐敗情況。而2010—2011 年原有題目一變為二，分別問及受訪者自己的情況及其親戚朋友的情況。通過設置最高值的方式，我們仍可以找到一個大致的范圍，從而不影響比較。這一最高值以受訪者與其親友所遭遇的腐敗情況完全不重合從而可直接相加，從而得出。

本文無意對上述腐敗測量方法之準確、可靠與否展開研究,僅關注上述調查中一個普遍存在的十分矛盾的現象：即大部分受訪者本身(或包括其親屬)并無遇到腐敗情況的經歷,卻往往認為所在國家或地區腐敗普遍存在或腐敗程度嚴重。觀念上所認為的腐敗(Perceived Corruption)與實際發生的腐敗(Actual Corruption)之間往往產生巨大的鴻溝。這種情形并非個例,而是十分常見于世界不少地區(Zhu et al.,2013；Clausen et al.,2011:218)。如對墨西哥腐敗狀況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將賄賂包括在腐敗之內,只有約1/4的人有過直接的腐敗經歷,但大多數人卻堅定地認為腐敗狀況十分普遍(Bailey et al.,2006)。對于俄國腐敗狀況的一項研究表明,只有5%的人有行賄警察的經歷,認為大部分警察最為腐敗的比例卻高達89%(Rose,2011)。上述鴻溝不僅發生在被公認為腐敗程度較高、腐敗發生較為普遍的國家或地區,也發生在被公認為較為廉潔的國家或地區,如香港,雖則其中有直接經歷者相較于其他地區比例遠低,而真實遭遇的腐敗與觀念上認為的腐敗情形相比,其差距同樣十分巨大(參見表1)。

關于腐敗的事實與觀感方面的上述鴻溝存在的普遍性表明,一個社會的腐敗普遍程度往往被夸大。這種失實本身或許就是腐敗狀況的規律性特征,即令各種研究所揭示的失實程度存在具體數據上的差異。事實上,在“腐敗感知”的概念流行之前,繆爾達爾(Karl Gunnar Myrdal)所提出的“腐敗傳說”(Folklore of Corruption)概念已經指出了民眾腐敗感知與事實相背離的特征(Myrdal,1972)。

一個問題隨之而生：到底是哪些因素影響了受訪者的腐敗觀感,而使得受訪者可以在僅僅基于個體經歷甚至在完全沒有經歷相關事實的基礎上對腐敗情形做出判斷并形成“腐敗傳說”？

(二)概念辨析與文獻回顧

根據繆爾達爾,“腐敗傳說”指的是民眾關于腐敗的看法(Belief)及與之相伴隨的情感(Myrdal,1972)。作為一種看法,它指人們對腐敗盛行特別是在高級官員中間盛行“產生一種夸大的印象”；作為一種情感,它指人們對腐敗行為者羨慕、嫉妒或是痛恨。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腐敗傳說”這一概念能夠包含當前學界普遍使用的“腐敗感知”和“腐敗容忍度”所量度的觀念事實與價值?！案瘮「兄?腐敗觀感或腐敗印象)是對腐敗的范圍與程度的看法,關涉的是對腐敗狀況的評判,而“腐敗傳說”所指的民間關于腐敗的看法,其核心內容包括了對腐敗的范圍與程度的判斷?！案瘮∪萑潭取标P涉的是對待腐敗的價值與態度,而“腐敗傳說”所指的民間關于腐敗的態度,不管是羨慕、嫉妒,還是痛恨,其本身表征著民眾對于腐敗是容忍還是不容忍,以及容忍程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腐敗傳說”在特定社會的流行程度,可以從特定社會民眾的“腐敗感知”和“腐敗容忍度”得以量度。不過,由于人們對待腐敗的態度、情感的復雜性*一般來說,如果對腐敗絕不容忍或低度容忍,會對腐敗持痛恨的態度與情感；而對腐敗高度容忍,會對腐敗持羨慕的態度與情感。但是,對待不同情境、不同形式、不同對象的腐敗,主動行賄與被索賄,人們對腐敗的態度與情感具有復雜性,而未必與容忍度相對應。,使得以腐敗容忍度來量度人們對腐敗的態度與情感或具爭議。因此在本文中,“腐敗傳說”的流行程度主要通過“腐敗感知”中所發現的民眾認為的腐敗普遍與嚴重程度來體現。

但另一方面,不同于“腐敗感知”“腐敗容忍度”等中性的、可用以測量腐敗的名詞,“腐敗傳說”實質上表明了民眾觀念中“腐敗感知”夸大事實或者無中生有的性質和關于腐敗的民間傳說之流行性存在這一事實。民眾的腐敗感知或者來源于直接經驗,或者來自間接經驗。對于無直接經驗者來說,其腐敗感知完全來源于間接經驗或非親歷因素,可以稱之為“無中生有”,是純粹的關于腐敗的民間傳說。而對于有親歷腐敗的直接經驗者來說,他或她的腐敗感知則可能是“一葉知秋”“管中窺豹”所得,親歷的腐敗事件只是其對腐敗程度與范圍做出判斷的來源之一,甚至可能不是主要的來源,親身或周邊事實的個案驗證卻能使其有更為充足的理由相信他或她對所在社會總體腐敗狀況的看法。表面看來,“無中生有”實未有,“一葉知秋”秋未至,我們可以確定腐敗感知的主觀性及其與腐敗的客觀事實的背離。但是,無中有既生,葉落即秋至,我們無法否認“腐敗傳說”在特定社會的流行本身作為事實存在的客觀性。腐敗傳說雖然正如一般的民間傳說一樣未必且往往不真實準確,但它“本身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社會事實,值得深入研究”(Myrdal,1972)?？v使它充滿主觀與偏見,它卻對特定社會中每一個體的行為,以及民眾看待政府的努力都會產生決定性影響。這其中當然包括對個體腐敗行為的發生及居民對政府反腐敗成效的評價的影響。

2015年12月湖南大學廉政研究中心組織的一次對C市城區居民腐敗感知的調查,其中的數據為我們進一步探討相關問題提供了基礎。根據該項調查所做的統計,發現只有21.3%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內他本人或他的親友曾遇到過貪污腐敗的情況,58.1%明確表示在過去一年內他本人或他的親友沒有遇到過貪污腐敗的情況,但是認為總體來看目前C市的貪污腐敗現象的普遍程度“非常普遍”和“比較普遍”的卻占66.8%,而認為“比較少”和“非常罕見”的只占12.5%。除去表示“不知道”的191位受訪者,在明確做出腐敗狀況評價的734位受訪者當中,認為腐敗“非常普遍”和“比較普遍”的比例高達84.2%,而認為“比較少”和“非常罕見”的只占15.8%。這一調查發現無疑再次確證了“腐敗傳說”的存在,也為進一步探究上述問題提供了數據基礎。

自1990年代以來,運用腐敗觀感量度腐敗的研究不勝枚舉,而即使回溯至繆爾達爾首次提出“腐敗傳說”概念的1960年代以來,運用“腐敗傳說”這一概念展開研究的卻只有蘭斯·李(Rance P.L.Lee)和墨寧(Melanie Manion)等幾位學者(Lee,1981；Manion,2004)。

在基于1970年代香港相關調查的研究中,蘭斯·李認為影響腐敗傳說的重要因素在于教育程度與年齡,他認為年齡越大、教育程度越低,就越容易受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影響,對腐敗的容忍度越高,從而越不會將腐敗視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即令在事實上腐敗情形已經十分普遍(Lee,1981.)。倪星和孫宗鋒(2015)基于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采用電話調查的方式在G省進行2014年度調查所做的研究雖未使用“腐敗傳說”這一概念,但提出反腐敗績效、文化、信息三種機制對腐敗感知的影響,指出年齡與總體清廉感知之間存在著U型關系,腐敗容忍度與清廉度感知存在正相關關系,而受教育年數、收入與清廉度感知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朱江南等的研究,則從信息來源的角度關注了腐敗經歷之外大眾傳媒對腐敗的報道與小道消息或謠傳中關于腐敗的信息對民眾腐敗感知的影響(Zhu et al.,2013)。

關于“腐敗傳說”影響因素現成的假設,是蘭斯·李所提出的教育程度與年齡,以及倪星所提出的收入、腐敗容忍度等。而本文尤為關注的,是親身遭遇腐敗的經歷與腐敗狀況及反腐敗成效的關系。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本文的研究是對上述既有研究相關結論的驗證與進一步探索。

二、數據收集方法與變量操作

(一)數據收集

2015年12月,湖南大學廉政研究中心組織50名訪問員,對1 000戶家庭進行了入戶訪問,以調查了解中部某省會城市C市公眾對腐敗的感知和態度及其對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成效的評價。調查圍繞四個指標來測量與腐敗相關的感知與態度并評估反腐敗成效。首先是受訪者對社會整體的腐敗水平、定義以及容忍度的看法。其次是設計若干與腐敗相關的場景,用于測量受訪者對不同形式的腐敗做出怎樣的回應。第三,為了了解民眾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腐敗,測量民眾是否愿意采取具體行動來反對腐敗。第四,了解公眾對反腐倡廉舉措成效的評價。項目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選擇1 000位18—69周歲的C市市民進行面對面的問卷調查。為了控制調查成本,采用了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法在C市5個城區(YL、YH、FR、KF、TX)中抽取了10個小區,然后在每個小區通過系統抽樣抽取了100戶家庭。最后通過Kish grid(基什網格)技術,對選擇的家庭中的成人進行再次抽樣,確保被抽樣的成員能夠代表整體。Kish grid技術要求對所有在被選擇的家庭中符合條件的成員依據年齡進行升序排列,以確保所有人有相同的機會被選中。這一技術能夠避免由一些更容易被訪談的家庭成員(如家庭主婦)所造成的抽樣偏差。問卷回收后經過審核,共獲得925份有效問卷。

(二)主要變量的測量與操作

需要測量的主要變量為腐敗感知、腐敗容忍度、腐敗經歷、反腐敗成效感知。

表2　C市城區居民對C市腐敗的整體感知

注：在全部925份有效問卷中,有191人回答“不知道”。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表3　C市城區居民對C市各個領域的腐敗程度感知(%)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1)腐敗感知。對腐敗感知的測量通過兩種方法進行：一是對C市總體性的腐敗程度感知。問卷中詢問市民：“總體來看,您認為目前C市的貪污腐敗現象的普遍程度如何？”二是對C市各個領域的腐敗程度的感知。問卷中詢問市民：“你認為在C市,以下各領域的貪污腐敗嚴重程度如何？”每一問題中對腐敗普遍、嚴重的程度設定五個選項,即非常普遍,1；比較普遍,2；比較少,3；非常罕見,4；不知道,5。對一的回答情況見表2。對二的回答情況見表3。

(2)腐敗容忍度。問卷中直接詢問市民：“在你看來,貪污腐敗可以容忍嗎？”(“0”表示完全不能容忍,“10”表示完全能容忍)。得分越高,意味著市民的腐敗容忍度越高。被訪市民的容忍度得分均值為1.2分,容忍度很低。

(3)腐敗經歷。問卷中詢問市民：“在過去一年內,你或你的親友是否曾遇到過貪污腐敗的情況？”結果顯示全部受訪者當中,21.3%的市民表示在過去一年內他本人或他的親友曾遇到過貪污腐敗的情況,58.1%表示在過去一年內他本人或他的親友沒有遇到過貪污腐敗的情況,20.6%表示“不知道”。

表4　C市城區居民對反腐敗總體成效感知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表5　C市城區居民對三公消費治理工作滿意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4)反腐敗成效感知。對反腐敗成效感知的測量通過兩種方法進行：一是對反腐敗工作總體滿意度。問卷中詢問市民：“你認為,在過去一年,黨和政府對貪污腐敗的控制有效嗎？”回答的情況見表4。二是對三公消費治理工作滿意度。問卷中詢問市民：“你認為公務接待、公務用車、公費出國(境)治理有效嗎？”回答的情況見表5。在明確表態的受訪者當中,有78.55%的市民表示過去一年黨和政府對貪污腐敗的控制非常有效和比較有效,75.75%的市民表示對公務接待、公務用車、公費出國(境)治理非常有效和比較有效,可見市民對過去一年的反腐敗成效感知較高。

三、影響“腐敗傳說”、腐敗感知的相關因素

首先,表6報告了腐敗容忍度與腐敗感知的交叉分布情況。表6顯示,腐敗零度容忍、低度容忍、高度容忍與極度容忍的受訪者當中,并不存在對腐敗感知程度的明顯差異和規律性特征?？梢哉J為,腐敗容忍度與腐敗感知二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參見表6)。我們進一步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之后發現,兩者相關系數為-0.08,在5%水平顯著,Tau-b相關系數為-0.075(在5%水平顯著)。這表明二者只存在非常微弱的相關性。這一發現與倪星的相關研究發現有明顯的差異。他們發現,腐敗容忍度與總體清廉感知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倪星、孫宗鋒,2015)。

表6　C市城區居民腐敗容忍度與腐敗感知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對全部受訪者的受教育(文化)程度、年齡、收入水平等所做的相關性分析表明,受訪者對C市的貪污腐敗現象的普遍程度的看法,與其文化程度、收入、年齡亦并不相關(參見表7),至于性別等因素與倪星、孫宗鋒的相關研究發現一樣,與腐敗感知不具相關性。

表7　三種測量方法下文化程度、年齡、收入與腐敗感知的相關性分析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然而,如果將全部受訪者以是否本人或親屬遇到過腐敗情況區分為兩組,即親身經歷組、無親身經歷組,可以發現,訪者本人或親友在過去一年是否曾遇到過貪污腐敗,與他對目前C市的貪污腐敗現象的普遍程度的看法是具有一定相關性的。被訪者本人或親友在過去一年曾遇到過貪污腐敗的,認為目前C市的貪污腐敗現象非常普遍和比較普遍的達93.8%,而被訪者本人或親友在過去一年沒有遇到過貪污腐敗的,認為目前C市的貪污腐敗現象非常普遍和比較普遍的為79.9%(參見表8)。進一步對表8兩個變量做相關性分析,顯示兩者的Tau-b系數為0.12(1%水平上顯著),Spearman系數為0.13(1%水平上顯著)。也即是說越有腐敗經歷,越會感知整體的腐敗程度高(雖然兩個變量只顯示出非常弱的相關性)。事實上,上述兩類人群對在C市對黨群系統、行政機關、司法機構(公檢法)等各領域的貪污腐敗嚴重程度的感知均存在差異,有過親身經歷者認為非常嚴重和比較嚴重的比例都相對較高(參見表9)。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進一步對上表做相關性分析,顯示受訪者對黨群系統、行政機關和司法機構的腐敗程度的感知與腐敗經歷之間均未發現存在顯著相關。

表8　C市城區居民的腐敗經歷與腐敗普遍程度感知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表9　C市城區居民的腐敗經歷與對各領域腐敗嚴重程度感知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腐敗傳說”與觀念持有者的文化程度及年齡等項并無相關性的發現,與蘭斯·李的研究結論相左。之所以如此,其中重要的原因還在于“腐敗傳說”與腐敗容忍度是否相關的認識差異。蘭斯·李的研究認為之所以有民眾看法與實際狀況之間的背離,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越低、年齡越大的民眾越對腐敗高度容忍。換言之,蘭斯·李的研究中導致“腐敗傳說”產生的決定性因素是民眾關于腐敗的價值與態度。而本文的研究發現腐敗容忍度與民眾所認為、所相信的腐敗狀況無相關性,各年齡段、不同文化水平、收入水平的民眾都會有無親身經歷而認為腐敗普遍、嚴重的現象。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蘭斯·李所關注的“腐敗傳說”中民眾看法與腐敗事實的背離,其主要評判標準是民眾所認為的腐敗之少與法律規范所界定的腐敗之普遍二者之間的差距,而本文所評判的主要標準是民眾所認為的腐敗與親身經歷的腐敗之間的差距。

關于腐敗的親身經歷與腐敗普遍、嚴重程度的感知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而有親身經歷者對腐敗狀況的評價更為普遍而嚴重。其中最可能的原因,正如繆爾達爾所指出的,是親身經歷的事實進一步驗證了“腐敗傳說”,從而使得相關者關于腐敗普遍和嚴重程度的感知更形加大。

四、“腐敗傳說”與腐敗控制

對腐敗容忍度與反腐敗成效感知的相關性分析顯示,兩者僅有較弱的相關性(Pearson相關系數為-0.14,在1%水平上顯著)。這一發現與倪星的研究結論不同。后者認為“腐敗容忍度與反腐敗工作滿意度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倪星、孫宗鋒,2015)。綜合本文此前的研究發現,腐敗容忍度與民眾對腐敗的感知與對反腐敗成效的感知,均只具有較弱的相關性。

對C市城區居民調查的結果表明,在過去一年是否曾遇到過貪污腐敗的市民,對在過去一年黨和政府對貪污腐敗的控制有效與否的整體感知存在差異。無親身經歷者認為有效和比較有效的比例達85.1%,而有過親身經歷者認為有效和比較有效的比例相對較低,僅為67.2%(參見表10)。對上表中的兩個變量做相關性分析顯示,兩者的Tau-b相關系數為-0.20,在1%水平上顯著。也即是說,越有腐敗經歷,越認為政府的反腐敗成效不好。

表10　C市城區居民的腐敗經歷與反腐敗成效感知的差異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表11　C市城區居民腐敗經歷與三公消費治理成效感知的差異性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三公開支的治理是近年能見度最高的反腐敗舉措之一。雖然關于三公開支的治理這一具體工作成效的評價與對于腐敗控制的整體評價之間存在差距,但親身經歷的有無影響對于反腐敗工作成效的感知的基本結論仍然一致。在明確表態者當中,無親身經歷者認為反腐敗工作非常有效、比較有效的比例達79.6%,而有過親身經歷者認為非常有效、比較有效的比例則僅為65.9%(參見表11)。進一步的相關性分析顯示,二者的Tau-b相關系數為-0.12,在1%水平上顯著。也即是說,越有腐敗經歷,越認為政府的三公消費治理成效不好。這一發現驗證了倪星研究的結論,后者認為“腐敗經歷與反腐敗工作滿意度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有過遭遇腐敗經歷者比無相關經歷者相比,“有更低的反腐敗工作滿意度”(倪星、孫宗鋒,2015)。

以上,文章分析了腐敗感知與一些變量的兩兩相關關系。接下來,文章進一步采用OLS回歸分析對上述結論進行檢驗。因變量是腐敗感知水平(1—3,3表示腐敗非常普遍),自變量包括腐敗容忍度(0—10,10表示非常容忍),腐敗經歷(0—2,2表示有腐敗經歷),反腐敗的整體成效(1—4,4=非常有效)。我們也控制了教育水平、收入和年齡對腐敗感知水平的影響,以及來自不同小區可能在這些問題上有較一致的看法的影響?；貧w結果顯示,腐敗經歷與腐敗感知水平顯著相關(系數為0.07,在1%水平上顯著),也即是說越有腐敗經歷越認為腐敗普遍。對反腐敗成效的評價與腐敗感知水平顯著負相關(系數為-0.23,在1%水平上顯著)。而其他變量均沒有表現出顯著的結果。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C市城區居民流行的“腐敗傳說”中,對于C市腐敗狀況的看法,具有明顯夸大的成分；而關于反腐敗成效的看法,具有明顯的更為保守的看法。而遭遇腐敗的親身經歷者當中流行的“腐敗傳說”,上述特征表現得更加明顯。上述發現對于腐敗控制工作的開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繆爾達爾曾經指出,“腐敗傳說”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因為它所關于腐敗所體現的夸大的看法容易使人們認為這種非法行為是正常的(繆爾達爾,2001)。但本文認為,“腐敗傳說”的危害還不僅于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腐敗傳說”實際上在兩個方面助長了腐敗一方的力量,并不利于反腐敗。一方面,對腐敗范圍與程度的夸大,可能影響人們的價值與態度,以眾之是非為是非,習焉不察地以非為是。同時,如墨寧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腐敗傳說”中包含了從事腐敗行為的收益預期和尋找到腐敗交易同謀者的機會,“腐敗傳說”的流行使從事腐敗交易的行為者有容易找到腐敗交易的同謀者的預期,從而更容易傾向去從事腐敗交易(Manion,2004)；另一方面,“腐敗傳說”的流行使得人們傾向于認為腐敗的強大、難以攻克,從而對反腐敗工作的成效產生更低的評價,即使反腐敗工作取得事實上的巨大進展,也可能易對反腐敗成效“視而不見”,低估甚至不愿意相信這些事實，而不僅僅只是存在倪星相關研究中所認為的“滯后性”(倪星、孫宗鋒,2015)。

基于C市城區居民腐敗感知與“腐敗傳說”所作的分析,以及此前倪星和孫宗鋒的研究表明,有親身遭遇腐敗的經歷,相比無親身經歷者,對腐敗狀況的評估更為普遍和嚴重,對反腐敗成效的評價則更為保守。如果上述結論具有一般性,有理由認為,反腐敗戰略的重心確實應該放在減少民眾的腐敗經歷,也就是說要致力于降低腐敗的發生率。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腐敗懲處與預防戰略所發揮的主要作用,以及其他一切有利于減少腐敗存量、抑制腐敗增量的戰略,其出發點與最終結果均在于降低腐敗行為的發生率,從而切實減少腐敗感知中腐敗親歷的數目,這一戰略可以認為是抓住了關鍵。

但另一方面,“腐敗傳說”的存在,使得切實抑制腐敗的發生率遠遠不夠。即使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克服反腐敗資源的有限性,通過打擊腐敗與預防腐敗實現了控制腐敗發生率的目標,仍然不能說有效解決了腐敗問題。其原因至為明顯：即使特定社會中民眾無親身遭遇腐敗的經歷,同樣會“無中生有”地相信、認為腐敗的存在。而“腐敗傳說”的存在就意味著腐敗機會和腐敗意愿的存在。因此,單純控制腐敗的發生率,對于控制腐敗來說顯得遠遠不夠?！案瘮髡f”是主觀的,但其流行性存在具有客觀性,其本身應該成為反腐敗面對的斗爭目標。如果對權力的不信任是人的天性,如果不可能人人親身行使每一項權力是人類社會的宿命,那么消除“腐敗傳說”的存在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不過,反腐敗仍然可以選擇降低“腐敗傳說”的流行程度作為努力的目標。因此,通過各種方式抑制“腐敗傳說”的發生和有害作用的發揮,顯得十分必要。不管這些方式是通過一般理論與實務工作者所主張的那樣通過信息的公開與政務透明度的增加,還是通過塑造反腐敗神話(袁柏順,2012),抑或是通過規管大眾傳媒當中關于腐敗信息的傳播,或抑制小道消息及謠言中關于腐敗信息的傳播(Zhu et al.,2013；Weber Abramo,2008)。

五、結論

“腐敗傳說”作為民眾關于腐敗的看法與情感,無疑是主觀的。但對于反腐敗實務工作來說,它與實際發生的腐敗事件一樣,同屬一種客觀存在而需要認真對待?；贑市城區居民腐敗感知調查所做的分析,可以發現它的存在無關人們的年齡、文化程度、收入水平、性別,而具有十分明顯的普遍性。親身遭遇腐敗的經歷會強化“腐敗傳說”,即令人們并無遭遇腐敗的親身經歷,純粹的“腐敗傳說”同樣能夠產生腐敗感知,并影響人們的行為,從而容易使“腐敗傳說”客觀上成為腐敗一方的同盟軍。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抑制“腐敗傳說”的發生及其有害作用的發揮,實屬必要。另一方面,對于反腐敗的努力,遭遇腐敗的親身經歷會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反腐敗的效能感。從而,有效降低腐敗的發生率和遭遇腐敗的概率,更顯關鍵。這一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反腐敗的這一戰略提供支持：即可以通過打擊與預防,減少腐敗的實際發生率,來作為降低“腐敗傳說”流行程度的突破口。同時也可以表明懲治與預防戰略的不足,彰顯反腐敗宣傳與教育戰略之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本項研究的數據來源,當前仍限于截面數據。時間序列數據的缺乏,使得進一步的分析缺乏基礎。此外,本文中重點考察“腐敗傳說”中涉及腐敗感知的部分,而對其中涉及腐敗容忍度及相關影響因素尚未展開研究,尤其是腐敗容忍度與腐敗感知、反腐敗成效感知的相關性問題仍待進一步驗證并做出解釋。對“腐敗傳說”流行程度的具體測量亦有待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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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香港反腐敗經驗的適用性研究”(13YJAZH124)。

【中圖分類號】D6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486(2016)03-0056-14

* 袁柏順,湖南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湖南省廉政研究基地、湖南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感謝匿名評審人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