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沿襲“官本位”的特立獨行者

丁夏

·壹·

錢鍾書（1910—1998）今日自是大名鼎鼎，但三四十年前，知曉其人的還很有限。20世紀60年代初，美籍學者夏志清在其英文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里，對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等的小說大加推崇，這一看法與當時國內通行的現代文學研究結論相比，真如云泥相隔。不過，因為當時中外文化交流極少，這本日后被譽為“開創性”的著述，僅流行于港臺地區，大陸則基本不知。差不多二十年后，此書方傳入大陸知識界并引來相當的震動與共鳴，錢鍾書和他的《圍城》開始逐漸為普通讀者所知。

夏志清當初大半不會料到，他對錢鍾書小說創作的表彰給中國文學界和學術界竟然帶來了“雪崩”似的影響。嗣后半個世紀，錢鍾書先因《圍城》這部小說，再由于他在中國古典文學、比較文學、古籍研究等多個領域的杰出成就，得到中外學者的高度評價，其勢真如錢塘大潮來襲，一浪高過一浪，乃至有學者不僅驚其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結晶之一”，更痛惜“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國古典文化和20世紀同時終結”（余英時語）。在其同輩人中，得享此盛譽者屈指可數。當然，《圍城》究竟算不算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好的小說，恐怕還是且也應允許見仁見智；現代作家中舊學頗具根底，同時兼而受過西學熏陶，能夠在現代學術上有所建樹的，也并非錢氏一人。時至今日，也有學者批評說，錢氏是有學問而無思想，承認他的淵博而否認他有理論建樹。然平心而論，在整個20世紀，能瀟灑自如地出入于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兩個領域且卓有貢獻，能融匯古今中西之學問而別開生面，以前所未有的嶄新姿態風貌，對他人有開啟思路之功而絕無復制之可能，則除了錢氏的確沒有第二人。簡言之，《圍城》中的睿智幽默深刻，實來自作者作為罕見大學者的牛刀小試，如能因《圍城》生出興趣，進而去拜讀作者其他體大思深的學術著述，則受益更會多多。

可惜在筆者讀大學時，即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便是在國內最好的大學圖書館，能借閱的錢氏著述，也僅有《談藝錄》和《宋詩選注》而已?！秶恰泛湾X氏的散文名作《寫在人生的邊上》都只有港臺地區的盜版，國內的正版還未面世。所以筆者讀錢氏著述，是從偏于學術的《談藝錄》和《宋詩選注》入門，更富趣味性的《圍城》反而是后來才有機會閱讀。相對而言，《談藝錄》因為用文言寫成，當時讀來尚覺艱深，《宋詩選注》則明白曉暢，一卷在手，不但很快讀完，讀時更有“大快朵頤”之感。

之所以有“大快朵頤”之感，首先是來自錢氏識見的高明。歷來選一代之詩，首先看眼光是否全面，一般而言大家名家自然不宜遺漏，小家名作也應取舍得當，至于名聲不著之詩，可選也可不選。但錢氏在可選不選之間，拿捏的尺度就遠非尋常。比如所選第一位詩人柳開，其簡介說：

柳開（946-999），字仲涂，自號東郊野夫、補亡史生，大名人，有《河東集》。他提倡韓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把自己的名字也弄得有點兒像文藝運動的口號：“肩愈”“紹先”。在這一方面，他是王禹偁、歐陽修等的先導?！逗訓|集》里只保存了三首詩，也都學韓愈的風格，偏偏遺漏了他的名作，就是下面的一首。

須知柳開非但不算宋詩名家，而且主要成就也不在詩歌，存世詩作僅三首。但他是宋初文壇風格轉變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尤其在大力提倡師法韓、柳“古文”方面。歷史上的“唐宋八大家”雖然遲至明代才正式定名，然而韓、柳“古文”被視為散文正統，則是從中唐一直綿延下來的觀念。學韓、柳“古文”，也會有意無意地追隨其詩風，因而韓愈開創的“以文為詩”，對后來宋詩風格的形成至關重要。錢氏選了這么一位素被詩壇忽略的作者，對其介紹突出了看似與詩歌關系不大的提倡“古文”，指出他的詩“學韓愈的風格”，寥寥百余字，且語涉調侃俏皮，卻隱含了一個詩歌演變史上的大脈絡——宋詩緊隨唐詩而出，在詩史上卻以一變唐風、改以宋調著稱，宋調的來源，則伏脈于“以文為詩”。這是通過一人之詩揭示一代之詩的走向。歷來各種詩歌選本，不乏從挑選詩作上體現眼光品位的高明，可是還從未有人能從詩歌與詩史關聯的角度入手。傳統的詩歌評述，多半局限在詩歌本身的優劣上，殊不知詩歌的優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時代和風尚，錢氏引清代趙翼名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正說明詩歌成就遠不只是個人的因素。孟子曾說：“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意思是讀書應該了解作者，錢氏比孟子更進一步，不僅要了解作者，還要了解作者所處的時代，包括文壇的風氣與變化。很多人都稱贊《宋詩選注》的前言與每位作者的介紹，對其文字的扼要傳神尤加敬佩。在筆者看來，最值得稱道的，其實是錢氏在宋詩和每個作者的介紹評價里體現的對詩歌創作時代背景的整體把握。他選的是詩，又凸顯了詩背后的時代和歷史。

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錢氏對詩作者的介紹與眾不同，那就是僅言其姓名字號、生卒年月、籍貫著述，至于科舉功名、仕途官職、生平經歷等則基本略而不提。傳統詩歌選本習言之“王右丞”“杜工部”“岑嘉州”“高常侍”之類的職官之稱，在《宋詩選注》里統統消失不見。他沒有說何以如此，更沒有說這是有意為之。不是說詩人的仕途官職不重要，他們的生平經歷和詩歌創作直接相關，略作介紹也許更有利于讀者理解詩作。不過，錢氏顯然更重視對詩歌的評價，特別是在詩歌藝術層面上的討論批評。傳統的詩選總不忘提醒讀者詩人曾獲某功名，曾任某職官，錢氏則把讀者的視線聚焦在詩歌藝術得失上，他不會表彰某位詩人曾經身居高位，也不會憐惜某位布衣終身，他是一視同仁，既是詩選，也就只圍繞詩歌造詣的高下優劣立說。不管錢氏這樣做的初衷如何，現代讀者應該記得他的確是傳統的例外，是在詩壇打破或不沿襲“官本位”文化的特立獨行者。

·貳·

《宋詩選注》的鮮明特色，恐怕是注釋的征引繁富，其引書之多，詮釋之精，辨析之細，而且最特別的是不僅引用中國古籍，也涉及外國典籍，其注釋的深度、廣度和精度，堪稱有史以來詩歌選注本的一絕。這的確是錢氏作為學者的標志。所有錢氏的著述，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論文、專著，莫不以征引繁富為基本特征。即便不滿意錢氏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他的博學。學問淵博放在小說里，像《圍城》那樣連書名也取自國外的典故，人物開口就引經據典或暗含典故，描寫場面背景的寥寥幾句，也可能有顯赫的來頭出處，這種寫法究竟當如何評價，很難下個定論。但就《宋詩選注》而言，錢氏注釋顯然不是在炫耀學問，而是通過溯本求源、鉤玄提要、縱橫比較，為讀者搭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廣闊平臺，上面清晰呈現各種相關資料，這樣對詩意的理解和藝術的體會自然更加熨帖深入。例如對蘇軾詩歌的詮釋：

他在風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豐富、新鮮和貼切，而且在他的詩里還看得到宋代講究散文的人所謂“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稱道的莎士比亞式的比喻，一連串用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面或一種狀態。這種描寫和襯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舊小說里講的“車輪戰法”，連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應接不暇，本相畢見，降伏在詩人的筆下。在中國散文家里，蘇軾所喜歡的莊周和韓愈就都用這個手法。例如莊周的《天運》篇連用“芻狗已陳”“舟行陸、車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丑人學西施”六個比喻來說明不合時宜這一點，韓愈的《送石處士序》連用“河決下流”“駟馬駕輕車就熟路”“燭照”“數計”“龜卜”五個比喻來表示議論和識見的明快這一點。在中國詩歌里，《詩經》每每有這種寫法，像《國風》的《柏舟》連用鏡、石、席三個形象來跟心情參照，《小雅》的《斯干》連說“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翠斯飛”來形容建筑物線條的整齊挺聳。唐代算韓愈的詩里這類比喻最多，例如《送無本師》先有“蛟龍弄角牙”等八句四個比喻來講詩膽的潑辣，又有“蜂蟬碎錦纈”等四句四個比喻來講詩才的秀拔，或像“峋嶁山”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兩句四個比喻來講字體的奇怪。但是我們試看蘇軾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寫水波沖瀉的一段：“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彼木淅锲叻N形象，錯綜利落，襯得《詩經》和韓愈的例子都呆板滯鈍了。其他像《石鼓歌》里用六種形象來講“時得一二遺八九”，《讀孟郊詩》第一首里用四種形象來講“佳處時一遭”，都是例證。

蘇詩歷來注本多多，但從未有過這樣詳細深刻的解說，把蘇詩善用比喻的特點剖析得如此呼之欲出。同時，錢氏還打破了詩與文的隔閡，讓讀者了解“博喻”本為詩文所共有。

錢氏的解說注釋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特點，那就是他往往抓住某一詩歌藝術特色或手法，而結合中國詩歌的傳統或習尚，予以極富歷史縱深感的解讀。也就是說，他不僅僅是選詩、注詩、評詩，還進一步把詩歌放在歷史傳統背景中進行評論。針對宋詩好使事用典，講究學問，推崇所謂“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主張“無一字無來處”。他特別指出，好詩的主要特征就是“無復依傍”“自鑄偉詞”，那種以才學為詩，喜歡在詩里露學炫才、比賽僻字陳語的風氣，恰恰就是宋詩最大的毛病。宋詩名氣最大的兩位作者，蘇軾和黃庭堅，更集了這種毛病的大成，一個是“見學矣然似絕無才”“事障”“如積薪”“窒、積、蕪”“獺祭”；另一個是“讀者知道他詩里確有意思，可是給他的語言像簾子般地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聞聲不見面。正像《文心雕龍·隱秀》篇所說：‘晦塞為深，雖奧非隱；這種‘耐人思索是費解，不是含蓄”。兩位一代詩風的代表，其病患竟如此之深。但是，錢氏又提醒讀者，這絕不只是宋詩才有的毛病，而是中國詩歌的一種由來甚久的痼疾。他借對王安石詩歌的評論，筆墨洋洋灑灑，做了一番系統的剖析：

把古典成語鋪張排比雖然不是中國舊詩先天不足而帶來的胎里病，但是從它的歷史看來，可以說是它后天失調而經常發作的老毛病。六朝時，蕭子顯在《南齊書》卷五十二《文學傳論》里已經不很滿意詩歌“緝事比類……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鍾嶸在《詩品》里更反對“補假”“經史”“故實”，換句話說，反對把當時駢文里“事對”“事類”的方法應用到詩歌里去。唐代的韓愈無意中為這種作詩方法立下了一個簡明的公式：“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币苍S古代詩人不得不用這種方法，用記誦的豐富來補救和掩飾詩情詩意的貧乏，或者把濃厚的“書卷氣”作為應付政治和社會勢力的煙幕。第一，從六朝到清代這個長時期里，詩歌愈來愈變成社交的必需品，賀喜吊喪，迎來送往，都用得著，所謂“牽率應酬”。應酬的對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質愈低，他應酬的范圍愈廣，該有點真情實話可說的題目都是他把五七言來寫“八股”、講些客套虛文的機會。他可以從朝上的皇帝一直應酬到家里的妻子──試看一部分“贈內”“悼亡”的詩；從同時人一直應酬到古人─試看許多“懷古”“吊古”的詩；從旁人一直應酬到自己─試看不少“生日感懷”“自題小像”的詩；從人一直應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陽賞菊、登泰山、游西湖之類都是《儒林外史》里趙雪齋所謂“不可無詩”的。就是一位大詩人也未必有那許多真實的情感和新鮮的思想來滿足“應制”“應教”“應酬”“應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龍·情采》篇所謂“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懶取巧，羅列些古典成語來敷衍搪塞。為皇帝作詩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漢武帝的軼事，為菊花做詩免不了扯進陶潛、司空圖的名句。第二，在舊社會里，政治的壓迫和禮教的束縛剝奪了詩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寫的自由。譬如他對國事朝局的憤慨、在戀愛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罵槐或者移花接木，繞了個彎，借古典來傳述；明明是時事，偏說“詠史”，明明是新愁，偏說“古意”，甚至還利用“香草美人”的傳統，借“古意”的形式來起“詠史”的作用，更害得讀者猜測個不休。

從南宋開始，已經有人斥責本朝詩人“以才學為詩”，卻沒有人知道，這不是本朝特有的流行病，而是流傳了千余年的詩壇痼疾；同時，這種痼疾也絕不因詩人個人愛好而起，而是與中國詩歌本身的性質功用，以及社會的病態分不開。

·叁·

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所謂“原典”有限，而各種注本、選本則大行于世。研究中國文化，“原典”當然不可忽略，但很難繞過各種注本、選本。無論經史子集，皆有大量的選本注本，既涉及對文字名物的訓詁詮釋，也是學者對內容意蘊的發掘研究。這是中國古代著述和文化傳播的一大特色。晚清張之洞說：“前代經史子集，茍其書流傳自古，確有實用者，國朝必為表章疏釋，精校重刻”，所謂“表章疏釋，精校重刻”，遠不只是清代如此，而是長期如此并成了慣例。以詩歌而言，最早的《詩經》，在漢代就有各種注本流行，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家詩”，即“魯詩”“齊詩”“韓詩”，此外還有一家“毛詩”?！叭以姟焙汀懊姟币龑Я藘汕Ф嗄陮Α对娊洝返慕庾x，其影響可謂至深至大。后世詩壇大家的詩作，最為學者所重視的，也是各種選擇精當、注釋恰切、解說公允之作，如楚辭有漢代王逸注本，李白詩歌有清人王琦注本，杜甫詩歌有清人仇兆鰲注本，等等。為了注釋精確，學者甚至不惜窮盡畢生之力。這是中國學術的重要傳統，是綿延兩千余年的文化。好的選本與注本，是原著與研究的疊加，往往凝聚了兩者的精華，因而也是經典賴以傳世的最基本形式。所以進入20世紀以后，各種古籍的選本和注本仍層出不窮。不過，在錢氏《宋詩選注》面世以前，雖然也有一些較好的詩文選本注本，但基本不出舊著的格局，雖有進步，終究有限。像《宋詩選注》這樣融選詩、注詩、評詩為一體，熔中西文藝批評于一爐，既展現一代之詩的風貌，囊括其中的名作佳篇，又高屋建瓴，系統揭示其中的優劣長短，并給予酣暢淋漓的分析總結，不能不說是極富創新意義的創制。此書出版已逾半個世紀，也得到很多人的好評，但迄今尚無合格的后繼者，這更可看出錢氏的難以仿效，正所謂“知之易，行之難”。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