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公正”與傳統文化的關系

趙曜

（湖南科技大學法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公正”與傳統文化的關系

趙曜

（湖南科技大學法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當今中國所面臨的是一個巨大的機遇，更加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經濟發展領域更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隨著近幾年來西方社會思潮的不斷東漸，在國內形成了不小的思想沖擊，正式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黨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正是要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制度自信，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大國，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吸收和發掘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中國文化自我認同的方面有著重大的意義，同時能夠結合傳統文化發展現代中國的建設，也有著巨大的積極作用。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公正；傳統文化

一、核心價值觀的提出

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在歷經了眾多的亂象后，逐步走上了現代意義的正軌，社會的進步、國家制度的完善、民眾思想的開化和自由，似乎已經成為了當下時代所彰顯的一大特點。而針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與發展，中國共產黨更是在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主要內容有“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十二條價值的倡導與要求，而在這十二條不同的價值觀念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很多核心價值在我們固有的傳統文化中早已有其深厚的歷史傳統與文化內涵，在這個角度和意義上來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僅是建立在中國特色的國情與現狀，更加是建立在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厚文化土壤之上，沒有對優秀的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的發展和吸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和發展也是偏離了正確的軌道和方向的，也就像馬克思主義最初傳入到中國一樣，在當今時代的大背景下，我們不僅要重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而且應該反向的去思考、發掘，真正的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體現出來，而最佳的發展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之上，而指導我們建設和發展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與價值觀念也就自然與傳統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正確的認識這一聯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否做到深入人心、廣為認可的前提和條件，也是我們積極投身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觀念保證。

二、“公正”的歷史沿革

公正一詞并非是外來詞匯，在中國古已有之，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中，對于“公”的概念更加是推崇備至，沒有為天下公的思想，也就無法成為濟民救懷的士子典范。在古代的中國，公與正又通常是作為兩個概念來進行社會一般的價值倡導，但是如果深入的理解其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內涵，我們會發現二者之間的關系其實一直就是一種密不可分的和諧統一的關系。在《尚書·周官》中，就最早提出了“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的思想，在《周官》一篇提出，可見在古代的政治倫理體系中，所謂“公”的思想，是放置在一個極為重要的地位?！抖Y記·禮運》中也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論述，“天下為公”，也幾乎成為了中國人立身處世的積極態度，從這個文化維度來講，中國是歷來講究公天下的文化集群，不論是一種文化現象還是一種精神體現，這樣的思想，在我們的文化記憶中是有著深刻的烙印。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中，也有很多人在用自己的一生來踐行這樣的一種文化心理和質量?！渡叹龝分杏休d，時任秦國國尉的景監，對商鞅有這樣的評價，“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也是從商鞅的變法開始，中國自此走上一條所謂的法治之路，舊有的價值體系和政治倫理也在頃刻間徹底崩塌。不論是儒家的天下為公，還是法家的“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韓非子·五蠹》），都是在強調一種文化的內核，也就是我們所一直在倡導的文化認同與心理質量，這是文化所帶來的一種內化的結果，也就如同儒家理學所提倡的“發用”一說，在中國的文化體系中，任何行為的導向和發生，必然是與一種文化的涵養息息相關的。不過卻也有人批評國人之劣根性，剖析其深刻的內在原因，如魯迅先生就曾經尖銳的指出所謂“麻木不仁”的國人，也可謂一陣見血，但就國人是否自私自利，抑或這是中國文化基因而導致的一種行為偏差，倒是值得商榷。

論到公私二字，只是中西人表見的各有不同。從一處看，中國人不如西洋人之公；但從另一處看，西洋人又不如中國人之公。讓我說一句直截了當的話，中國人的生活重心靠“家”，而外國人的生活重心靠“團體”。西洋人團體強大，反映出個人而淹沒家庭關系，中國人缺乏團體，亦見不出個人，唯家庭關系顯得特重。中國人心目中所有恒為家庭、天下，西洋人則為個人及團體。（《我們如何拯救過去·梁漱溟談中國文化》）

在此，壽銘公倒是作了一番較為中肯的評述，由此觀之，國人的天下為公思想，確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比之西方的“公”的思想要來的大氣。僅就大公之范圍而言，中國人的價值更加傾向于一種集散的普及狀態，是一種面向全民的價值導向，而在西方的價值體系中，這種大公的思想則更像是一種無奈政治博弈下的妥協，在此不作詳細論述，后文會對此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對于正的概念，傳統的思想和觀念也更多的是從對于個人的一種道德評價和要求出發。從《中庸》的“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到《荀子·天論》中“天不為人知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輟行”，正直的要求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對于個人道德修養甚至是能否成為一個合格的人所要考察的基本條件?！罢北旧硎桥c偏、倚、歪、斜相對立的一個概念，《說文解字》對“正”字的解釋是“是也，從止，一以止，守一以止也”，從對正的理解來看，傳統文化中對于正的定位其實是有主觀的約束性的，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便有“以仁安人，以義正我”的論述。

從古人對自身道德修養的極為重視，我們也可看出，在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中，仍然是以人為本，通過不斷的對自身的修養進行提升，以此來達到“兼善天下”的最終目的，“仁義之道，守正而不失；簡約之志，始終而不渝”，也由此而得出在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國人所理解的公正的含義，不僅是在制度與行為準則上的一種要求，更加是一種對文化認同和體用合一的體現。

三、東西方對于公正解讀的不同

自從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救亡圖存就一直成為了中國幾代人為之不懈努力奮斗的目標和最終的理想，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才能真正的讓中國富強起來，也成為了眾人的爭論話題，但似乎成為國人共識的一點便是，傳統文化不能要了，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西學東漸的浪潮里，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開始在中國大肆蔓延開來。而對從滿清政府和后來國民政府所實行的政策與法律體系來看，要求公正的呼聲也逐漸成為了新的文化訴求，但是鮮為人知的是，正是國人所推崇的所謂西方價值，其實早就是中華文化所一直倡導的，當一九四四年美國華萊士副總統來中國游成都時，發表有《中國民主的前途》一文，譯載于六月二十六日成都各報。文中指稱中國原是西方迷住政治的主要鼓勵者，而且是間接的創造者。最初領導革命并建立立憲政府的美國人，其思想與行動的基礎為西方政治思想家所奠定；而西方政治思想確實收到中國有利的啟發。（《中國文化要義·緒論》梁漱溟）

作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典范、法治社會的象征的美國，對于其基礎的法治精神依然有清晰的認識和理解，在這個程度上來講，中國的文化對于世界的進步和發展是做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具體來講，在一些現代國家和政治的形式與理念上，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如何將這一思想所體現的，政治之根本法則與倫理道德相結合，二者一致而不分，而倫理學與政治學終之為同一的學問——這是世界所知之唯一國家。此政治與倫理的共同基礎，在與眾人所稱之“天理天則”，理性于是對于君主的圈里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效果。他們看中國所謂天理天則，恰便是他們所說的“自然法”，因為相信中國之文物制度亦與自然同其悠久而不變。融國家于社會人倫之中，納政治于禮俗教化之中，而已道德統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氣氛特重，卻為中國的事實?！皞惱韺W與政治學知之為同一的學問”，于儒家觀念一語道著。孟德斯鳩著《法意》，論及中國文物制度而是譯者嚴先生不能不“低首下心服其偉識”者在此。梁任公先生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所謂提出“德治主義”“禮治主義”等名詞者在此。（《中國文化要義·緒論》梁漱溟）

中國文化的傳統，不僅僅是在一種制度的維度來談論和建立一種規范人們行為的法則，而是要通過文化的教化與傳承，進而做到國家的有序管理和發展，但為人所詬病的，是其沒有注重所謂的法治精神和依法治國，這些在當今看來十分時尚與前衛的詞匯，是否真的和我們的傳統文化有所出入，甚至是相抵觸和違背，其實通過梁漱溟先生的論述，我們依然了解所謂東西方對于法治精神抑或公正思想的理解，其實并么有實質性的偏差，但是作為東西方不同文化心理質量的體現，東西方對于公正的體現于具體的表現形式卻有著很大的不同。當然，當今社會是需要有一個法治的社會和健全的司法制度，但如果僅僅是盲目的追求西方式的法治標準，則不能從根本上來理解公正的含義，也就無從提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普及。

單從法律的角度來說，要真正做到所謂的公正其實也是很難的，在西方英美法系國家所實行的法律制度與體系下，其凸顯的是程序正義的體現，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證程序的公正和公平，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程序正義”，但是就連這樣的基本正義，在美國早期的法律制度中都難以保證和實施，根據多年的經驗，即使是最杰出的立法者、法學家的不斷努力合作，再說明不同法典或司法機構的適用對象和限制范圍上，同樣是不成功的?！虼?，事物定義模糊不準確的根源有三個，一時事物本身的模糊性，而是人類認識感官的缺陷，三十思想表達的載體不足。任何一項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模糊。（《聯邦黨人文集·制憲會議設計適當政體的困難一》）

深入的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我們會發現，整個西方制度體系其實是建立在一套對抗與妥協的思維架構的基礎上的，這與西方整體發展的歷史有關，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建立，也都是經過了對前有價值體系的否定與推翻而來的，而在具體的政治實踐與法治操作中，與固有政治力量之間的對抗也就成為了主要的內容，而要實現其最終的政治目標，也只能通過妥協來完成，所有的目的是非常單純的，但同時也是簡單粗暴的，沒有共同文化教化與道德內涵的滋養，形成一種和諧共生的政治生態和法治理念也就變得不太現實。而僅僅通過一種制度的模仿或是體系的構建，也是無法完成公正價值的最終實現。西方價值的延展，與其文化心理的產生是有著深刻的關系，西洋人始終過的是集團生活；不過從前的集團是宗教教會，后來的集團是民族國家。（《我們如何拯救過去梁漱溟談中國文化》）

在這樣一種有著小集體、團體色彩下生活和成長的環境中，一種小范圍的對抗和所謂的平衡必然成為維系這個小團體或是小集團的主要方式，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人在社會生活中講法律不講情面，維系西方人群秩序的是國家法律，針對這種社會法則的公平正義，顯而易見，是不難做到的，但是從根本上卻無法解決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就是這種簡單的制度構建能否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公正問題”。

四、在傳統文化的體系中“公正”價值的實現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其不僅要強調制度的建設和完善，最為重要的是要完成國民精神的塑造和培養，簡言之便是國民性的再造。這又回到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是要德治還是法治。當代社會的主流思想便是建立一個完善的法制社會，但究其根本，是簡單的建立一個制度體系還是需要構建一種基于法治精神之上的法治國家，這個問題很多人并沒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其實關鍵性的問題便是我們所追求的法治要帶來的最終目的是什么。法治國家或法制社會帶給人們以公平正義，而正義的實施方式我們知道也就有“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之分，在當下的國際社會中，為民眾所普遍接受的就是以“程序正義”為代表的英美法體系，但從上一章節我們可知，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簡單的制度移植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公正問題”，這也向我們昭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僅僅依靠法治，法制社會的最終目的，也就是公正的價值是無法實現的，其實這一點，在傳統文化中，也早就有所體現，在位非其仁，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上皇帝萬言書》王安石）

盲目的西化，其帶來的不僅是原有價值體系的崩潰，同時給民族自我價值的實現也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也正是對這種工具意義上的所謂公正平等的幻想，使得國人的價值出現了真空，在接受西方真善美的價值構建時卻發現比不如其所宣揚的那樣，道德的逐漸淪喪，沒有底線，社會的價值倡導日趨庸俗和物欲，如今的公正問題已不再是簡單的制度公平與程序的正義，而是能否重塑國民性，重建作為國人價值體系信仰的一種全新精神，而不再停留于一般意義上的法治概念，從書本上真正走向人們的生活，這個才是公正所應該具有的時代意義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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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864X（2016）08-0113-02

趙曜（1989-），男，彝族，貴州盤縣，哲學碩士研究生在讀，湖南科技大學法學院，中國哲學轉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