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里的“話語權”

張墨寧

有那么一段時間，女性有獨立的經濟能力才可能有話語權是一個共識。這是“男主外、女主內”家庭模式被顛覆之后，女性的自覺。而現在，獨立的經濟能力已經不足以支配婚姻中的性別格局了。城市各階層中，夫妻之間的“博弈”具有更多的復雜性，所謂的“話語權”也不僅僅是誰掌控家庭收入這么簡單。從家庭內部的“戰爭”，我們可以看到，支配人們安全感、幸福感的力量正在發生變化。

夫妻權力

最近，王寶強離婚事件已經壓過了奧運會的熱度，成為全民話題。

從他們決裂后暴露出的婚姻關系來看，“郎財女貌”這種在當下觀念里最為上乘的匹配并不具有天然穩定性。按照這個社會最通行的婚姻規則和家庭分工，倘若男人在外面拼事業，是家庭收入的絕對提供者，全職太太應該做的就是幫他撫養孩子、孝順父母，享受一定程度的財務自由。這樣的婚姻模式當然有存在合理性，一方在經濟能力和獲取社會資源上有掌控力，而另一方在親情和對家庭的經營能力上更有支配地位，“制衡”就可以保證相對穩固的關系。從他們此前的公開互動和采訪來看，王寶強的婚姻并不是這樣，他的妻子雖然沒有自己獨立的事業，但卻是感情、財產和婚姻走向的主導者，加上她在學歷、外貌上更有優勢，很容易使婚姻觸礁，這樣長期處于傾斜狀態的婚姻在走向破裂后給一方帶來的毀滅性打擊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次事件已經超出了娛樂圈的范疇，從婚姻層面，有更多的啟示意義。一個人即使身家過億，有聲名有地位，也必須不斷學習如何調適婚姻過程中的力量比對，令夫妻權力關系達致平衡。

“夫妻權力”是美國社會學者布拉德和沃爾夫于1960年提出的概念，基于大量的實證研究，他們提出了“資源理論”，丈夫和妻子的相對資源決定了他們的相對權力，配偶中具有教育、職業和收入等主要資源優勢的一方，將擁有更多的決策權。對這種解釋的批評從未間斷，因為它很難包容所有的婚姻模型，此后有西方學者補充，夫妻之間的權力不僅取決于丈夫與妻子的比較資源，還受特定的文化與亞文化中普遍盛行的夫妻權力規范的影響。還有一種較為主流的觀點是，賦予婚姻關系以及對方提供的資源以更高價值的一方將處于弱勢權力地位，而付出較少感情的一方往往可以更自由有效地控制和利用自身擁有的資源，從而占據優勢權力地位。

無論之后的觀點如何挑戰“資源理論”，在中國社會中，教育、職業和收入仍然是家庭決策權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對于中產家庭來說更是如此，因為這些因素是決定他們所能達致社會階層的主要力量來源。在房價還沒有成為社會之痛的時候，教育、職業和收入是組成家庭之前最基本的衡量，除了愛情之外，最普遍的擇偶觀念正是以此為參照，尋找另一半。而現在，這些顯然已經不足以主導擇偶和婚姻關系中的強弱對比了。工薪階層、普通白領夫妻已經完全無法獨立負擔房價，如果沒有原生家庭的幫助，無論在幾線城市買房，都是一個很難在短時間內實現的夢想。由于城市就業機會的擴大，中國傳統社會中依附于父權的家庭模式瓦解，年輕人有了更多獨立生活的意愿和能力，而在高房價的壓力下，他們不得不重新引入原生家庭的力量，來獲得基本的生活水準。從努力獨立于原生家庭，到更加依賴原生家庭的支持，這樣的轉變決定了一個小家庭內部會有更多“暗流”，而且，這種現象已經越來越普遍。

房子與心理優勢

30歲的涂雨是北京一家央企的職員，和朋友相比，她的工作很不錯，月均收入9000元左右，每年還有機會外派出國一段時間。不過，她對自己的現狀并不滿意，半年前，她決定開始準備司法考試，如果拿到律師資格證，就可以換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有了這個想法之后，她每天都要在地鐵擁擠的人群中找到一個立足之地打開書復習，早上不到七點的時候，她從位于西北五環的家里出發，乘坐地鐵到南四環豐臺科技園上班，九點鐘到單位之前，是她最重要的學習時間。下班后，她不得不減少陪小孩的時間，常常熬夜到凌晨一點鐘，周末為了更集中地復習，一個人躲到咖啡館繼續奮戰。

不過，這一切的努力并不是出自于對事業的更高追求，或者說，提升自己只是一個很小的原因。更重要的動力來自于她想扭轉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令她感到無足輕重的直接原因是房產證上沒有她的名字。

2012年，涂雨跟何逢結了婚，他們是中學同學，何逢研究生畢業來到北京后，原本沒有太多聯系的兩個人漸漸有了更多交往，雙方的父母早就想促成這段關系，他們也就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買房、結婚、有了小孩，像這個城市里所有的中產小家庭一樣，每天花很多時間奔波于地鐵上，對于頻繁的加班也早習以為常，早一點從房貸壓力中解脫，讓小孩有更好的教育環境，是他們的一致目標和夢想。

然而，隨著何逢父母從老家過來常住后，涂雨漸漸感覺與他的步調不那么一致了，更多的不適感縈繞著她的生活。家里的很多事情，都由公婆拿主意，而不會問她的意見，雖然公婆承擔了所有家務，幫忙照顧還不到3歲的女兒，但她總有一種外人的感覺。一方的父母帶小孩已經成為城市中撫養子女的主要模式，在高強度的工作和生存壓力下，對中產家庭來說，妻子已經很難再通過自我犧牲承擔更多的養育責任。這種讓父母分擔壓力、降低成本的選擇是很多小家庭面臨的最大考驗。與對方的長輩共同居住，對于80后、90后來說，幾乎需要一場自我重塑才能和平共處。

這一點上，涂雨卻不需要太多的心理調整，她原本是一個極好相處的人，從來不會跟別人爭執，她秉性和善、熱情，寧可自己節儉，也會給家人買貴重的禮物，對公婆也不會計較金錢上的付出。但她也有“軟肋”，強烈的自尊心讓她對家庭中的“話語權”格外敏感。孩子感冒了是在家里吃點藥還是立刻去醫院，買菜的時候是不是非要挑最便宜的，自從公婆來了之后，這些瑣事幾乎都由他們來決定，涂雨只有聽從的份。這讓她感到不快，有時候甚至不愿意在家里多待。她把這一切都歸結于自己從一開始就沒有心理優勢。

他們的住所幾年前買下的時候不足兩百萬，何逢的父母出了100多萬首付，何逢用公積金貸款80萬。雖然結婚之后兩個人共同承擔家庭支出，但涂雨總覺得因此而沒有底氣。原本只有兩個人生活的時候，這種感覺并不會凸顯，而公婆到來后，有意無意之間露出的優越感讓她開始估量自己的處境?！扒安痪脤殞毐还艓Щ乩霞易×?，過了一個月，我們都希望能讓寶寶回來，老公給他父母打電話說要接回來，他媽媽卻說這個家到底誰做主?！蓖坑暾f，她當時很生氣，但是又不敢辯駁。

按照一直以來的社會習俗，男方提供婚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它并不會成為決定婚姻關系中話語權的主導因素，而當房子的價格足以使一個普通家庭傾盡所有時，無論是贈予的父母一方，還是受惠的小夫妻，都不可能再以“平常心”看待社會習俗支配下的財產讓渡。

所以，無論是涂雨、何逢，還是他們的父母，在心理上都會自動站位，并且不斷強化各自的強弱處境。2011年新《婚姻法》出臺，一方的婚前財產不再為雙方所共有，父母買的房子另一方無權分割，這是對婚姻價值觀和家庭權力關系最大的影響。對于名字沒有在房產證上的一方來說，很難獲得安全感。有不少情侶會因為加不加名字而翻臉，房產加名仿佛成了愛情魔咒。

所以，涂雨想努力再買一套房子，寫上自己的名字，她覺得只有這樣，才能有底氣地跟公婆相處。遇到他們獨斷的時候，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反駁，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連吵幾句都不敢。

何逢雖然也能接受這個目標方案，但他更希望還清所剩不多的貸款后換一套三居室，孩子很快就長大了，與父母同住需要更寬敞的空間。

涂雨偶爾也會向他表達自己的不安，在被父母左右這件事上，有時候兩個人也會有共鳴，父母太強勢的時候，何逢自己也覺得郁悶。但他并不覺得涂雨沒有話語權，理由是，很多事也都會商量著來，會問涂雨的意見。

在他看來，涂雨的這些“吐槽”帶有很大玩笑的成分?！八皇俏?，他不會懂的?！蓖坑觑@得很失望。所以，她必須努力讓自己賺得更多。盡管收入尚可，但在何逢父母眼中，她似乎是這個家里拖后腿的人，何逢的收入是她的一倍?！坝袝r候他父母會念叨誰家的兒媳婦掙很多錢，可能他們不是故意的，但聽起來總是不那么舒服?！蓖坑暾f，她的收入并沒有公婆一開始想的那么高，雖然在央企，但是基本工資并不高，一半收入要靠年終獎，但層層分發下來，落到她這樣普通職員手中的也就不那么可觀了。

考試在即，她已經把所有利用的時間都填滿了，上班比較清閑時，也會拿出書翻一翻，涂雨說道：“如果不是這個原因，我肯定會安心在央企一直混下去，但現在必須努力改變了?！?h3>平等與幸福感

在家庭權力關系中，心理優勢決定著夫妻間的相處方式和地位。表面上看來，大多數家庭都已經建立了較為“民主”的決策機制，如同何逢所說的那樣，很多事都會商量著來。

去年年底，全國婦聯主管的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曾經發布了一份《中國幸?；橐黾彝コ闃诱{查報告》，其中寫道，70后及更年輕的代際在具體事項中更趨向于與配偶商量。無論是經濟、孩子還是工作事務，“夫妻商量”都是最普遍的決策模式。但這樣的調查報告很難準確顯示婚姻中微妙的心理關系。占據優勢的一方，也很難體察到對方的真實感受。

那些曾經在婚姻中起絕對主導作用的教育背景、職業、收入等因素已經不足以塑造權力關系，不動產對于婚姻的重要程度遠遠超過了其他。

上述調查報告顯示，在家庭經濟管理方面，夫妻雙方共同管理家庭財產的比例最高，超過四成。在房產上，夫妻共有房產最常見，但男性個人擁有房產的比例相對更高。85及90后擁有自己名下房產的比例達60.2%。也就是說，適婚年齡趕上中國房價飛漲的80后在這個問題上面臨更多的窘迫，而85后和90后需要為結婚準備房子的時候，中國的城市家庭在高房價恐慌的推動下大多都已經完成了第二套購買。他們同樣擺脫不了父母的支持以及因此帶來的“控制”，但從心理上來說，房子已經不會再像過去的十年一樣，成為婚姻中的一個考驗。

要求在目前住所的房產證上加名，涂雨并非沒有想過，但她不愿意制造家庭矛盾，她知道，即使何逢同意，他的父母一定會阻撓。

“其實，房子本身并不重要，但自己有了產權，會讓我覺得在家庭中更平等，活得更自由?！蓖坑暾f。以最直觀的外在條件來看，無論學歷、相貌還是職業，她都不輸于何逢，唯獨沒有出首付這件事，讓她背上了心理包袱，重壓并非來自對未來隱患的擔憂，而是她無法因此將自己看成真正的女主人，更像是寄居的客人。

房子所有權已是她獲得幸福感的最大阻力，她希望能夠擺脫受制于人的狀態，獲得真正的自由和獨立，一想到這里，再枯燥的復習，她都有動力堅持下去了。